《大江东去》：追忆三十年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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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追忆三十年改革历程  

2009-7-1

  
                                                                                                   文/雷达
     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三卷本、长达一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作者阿耐，并非知名作家，而是一位有多年职业经纪人生涯的、主要在网络上写作的女作者。其《不得往生》、《食荤者》等书，曾在网上很受欢迎。这部《大江东去》是她构思十年，耗时三年，反复修改的最新作品，被人称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记忆之书”。尽管如此，却不能不看到，现在的读者对写改革开放三十年史的、正面攻坚、“宏大叙事”式的多卷本小说并不感兴趣，去年以来这类书出了不少，大同小异，令人称赏的并不多，所以，如此不惜血本和风险地出版这么长的一部书，且首印几万册，是不同寻常的大动作。但究竟有多大价值呢？——这可能是悬在每个读者心头的疑问。　
    没有想到，我竟是津津有味地读完了此书。我认为，别看作者不知名，别看它的篇幅长，别看它用写实色彩的本色笔法和编年体的叙述过于“传统”，不太讲究小说的技巧和炫人眼目的结构，然而，它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能给人以置身于历史进程中的现场感和回忆录式的亲历感；在“还原”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生活、矛盾、人情、风俗甚至话语方式上，这部小说达到了惊人的逼真度，使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记忆力和表现力。它具有唤起人们自身的记忆并引起共鸣的魅力。对于这样一部书的特点和它的前景，有必要略加总结。　
    这部书，没有摆出正面写史诗的架势却达到了呈现史诗的效果。作品只是着笔于江南基层社会的一些国企的、集体的、个体的经营者和领导者们，一些普通的各具个性的男女青年，他们共处于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中。作品写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间，从改变个人命运的目的出发，展开了形形色色的奋斗，挣扎，沉浮，觉醒和变异。这个时段，正是从拨乱反正的1978年到中国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1998年；这里的几个主要人物：宋运辉、雷东宝、杨巡、梁思申，分别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几种主要经济形式——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国资本，其他如宋运萍、水书记、徐县长等，也各有代表性。这些人物的“代表性”并不是作者人为分配和先入为主的结果，而是来自现实生活本身，非常符合生活逻辑，这些人物关系富于张力，沟通了与乡村、大企业、高校、海外、官场、市场的种种联系，这就通过诸多的个体的活动，无形中达到了展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迁的概括作用。人都有直观自身的欲望和需求，这样的“重温”会使读者感到亲切。　
    对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而言，人物形象是根本，归根结底要看人物的真实性、典型性、深厚度、概括力和他们身上涵括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广度。这方面若站不住，整部作品将无所依附。现在看来，作者没有强加给人物某种外在的思想意义和理性符码，仍然是靠本色的，本真的，以揭示其命运感为主的叙述，其思想意味是命运的自然延伸和联想。“出身不好”的宋运辉，从敏感、刻苦、真纯的技术知识分子，逐渐演变为一个圆通的官僚；具有苦斗精神的雷东宝，在小雷家村上演了惊心动魄的改革大戏，却因其“霸气”而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再如杨巡、梁思申等人的经济活动，他们的胆量和智慧，都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从历史潮流中汲取的。　
    这部书的又一特点是好读，有趣味，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冲突波澜迭起，有一种始终吸引人读下去的魅力。这可能与作者擅长网络写作有关，它需要不断地剌激阅读期待，不断地“突转”，以故事性抓住人。如此看来，编年体并没有使小说变得沉闷呆板，年代只是标记，作者有自己的一套叙事逻辑和叙事伦理。这部书如果改编为电视剧肯定叫座。因为它有丰富的故事元素，有活生生的人物及其冲突，而且有广阔性，涵盖的社会面很广。巴尔扎克所说的做“法兰西的书记官”，关于托尔斯泰的“一面镜子”说，均被认为过时了，现在看来不一定，编年体的、史诗型的、试图概括一个时代的宏大叙事，未必就不受欢迎。关键在于怎么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江东去》是近年出现的一部以朴素现实主义为其特色的、具有史诗性的概括力的长篇小说，应该得到文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