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孝感文史资料专辑》

教师之友网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孝感文史资料专辑》
                                                 征　稿　启　事

    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孝感市政协决定编辑出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孝感文史资料专辑》，从即日起面向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县市区政协、社会各界人士，专题征集文史文献资料。

    本专辑以纪念辛亥先烈、追忆辛亥历史、弘扬辛亥精神为主题，全方位、多视角地宣传孝感在辛亥革命的地位、作用和贡献。征集内容：与孝感有关联的辛亥革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提供的稿件，可以是在原有的或已发表的史料中精选的，可以是从本单位本地区档案馆、图书馆等部门搜集的，可以是新撰写的。

    来稿要求所叙事实准确、客观，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可读性强，尽量附相关图片资料。文字简洁清晰通顺，一般不超过3000字。截稿时间是2011年5月30日。来稿一经刊用，将给付稿酬，并赠阅《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孝感文史资料专辑》。

投稿邮箱：稿件务必以电子版形式投至xgzxwsw@163.com。

联系人员：施双桥   

联系电话：0712-2855069

        



                                                                                  孝感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011年5月3日

教师之友网

友情转帖==
《教师之友网》见[雁过]则[拔其锦毛]，
意在公益服务同道，传扬孝感文化。


http://xnjyw.5d6d.com/thread-20665-1-1.html
http://xnjyw.5d6d.com/thread-20665-1-1.html
http://xnjyw.5d6d.com/thread-20665-1-1.html
http://xnjyw.5d6d.com/thread-20665-1-1.html

教师之友网

http://xnjyw.5d6d.com/redirect.p ... o=lastpost#lastpost

教师之友网

http://xnjyw.5d6d.com/thread-769-1-1.html

教师之友网

http://xnjyw.5d6d.com/redirect.p ... o=lastpost#lastpost

教师之友网

征集“辛亥革命与孝感”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孝感市纪念活动方案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宣传和弘扬革命前辈伟大的献身和革命精神，振兴中华，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和民权，建设民主富强的国家和城市。本会将组织重要纪念活动，通过纪念，挖掘和宣传孝感以及孝感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联络中外，怀古思今，继往开来，把孝感建设成为一个发达的民主富强的中部城市。

   特公开征集“辛亥革命与孝感”-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孝感市纪念活动方案。

请邮寄goccn@yahoo.cn
孝感市翻译家协会
                                                                  电话：2839711



注/该协会有位网名为[光洋]的先生曾与《教师之友网》创站者管季超先生打过两次电话，此后即无音讯。

教师之友网

辛亥革命老人李文田事略
　　　　　　                 刘少峰

   李文田，字瑞蓉，号镜蓉（1881——1930），出生于孝感县原郭下乡（原白沙铺严李湾）的一个农家。幼时苦读经书，爱习诗文。青年时期，胸怀大志，关心国事 。他目睹清廷腐败，曾写一首五绝《感世》以明志：“多少兴亡愤，凄凄无所支，愿将身世泪，化作杜鹃啼。”这是他以身许国的誓言。
    为了寻求救国富民之道，1904年，他响应张之洞的号召，瞒着父母，向族人借贷（后卖田还债），离开妻子和年仅几岁的儿子，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实业（他的孙子李仲华先生记述在明治大学）。留日期间，他不仰人鼻息，不盲从日本的主张。1904年，他参加了当时留日学生“反对日军侮辱中国留学生”和反对日本政府颁发《取缔留学生规则》的罢课活动。赴日初，写有《游上野博物院》一诗：“一池一院一亭台，石肖人形水自来，林木依然吾国景，江山别样动离怀。”他认为，日本的“池”、“院”、“亭台”式样不过仿我国之造型。这说明，他对日本并不盲目崇拜，相反地由此更激发了他赤热的爱国之情。
    他游览了日本许多地方，感到最伤心的地方莫过于马关。在那里，他看到日本政府挂有清政府向日本求和的牌子，上面写着：“中国李鸿章求和处”。他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因而恨透了卖国贼李鸿章。他在游马关时，写了《李鸿章抽赌》一诗：“外患无如内患艰，防倭奇策粤先颁。敢将赌国输孤注，战后留名立马关。”借诗以讥讽李鸿章。他在这首诗后自注：“‘公’督粤，患盗，思治之。有军无饷，乃抽赌，盗益盗。于是各行省采票大出。是皆‘公’以粤东赌风易天下也。甲午中日战争，‘公’治外寇之策反穷，所练二十年之海军，全覆于一旦。日久不决，反乞和于马关。马关在日本海滨。山上建一高楼牌，横直十余丈许，上书‘中国李鸿章求和处’。令人至今过马关，观之泣下。”
    他除学习功课外，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根据辛亥革命后《稽查开国于军事上建议画策或奔赴运动成绩卓著者》表里“起义前运动何种会党”栏中，李文田填有：“甲辰年十月入日本青年会，后入秋睿卿（秋瑾）女士音乐会，邀留学诸同志，于中国留学生会馆开会，著有二十世纪支那新闻，发行湖北学生会刊，以饷内地人士……”他热爱音乐，常求教于秋瑾女士，并加入了秋瑾女士举办的音乐会，他们之间交往甚密。在经济上，他也得到了秋瑾女士的多次资助。1905年，他与秋瑾女士一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倡立的同盟会。
    回国前夕，有日本友人劝他不要回国时说：“你留在日本吧，回国后，战争狂人是不会让你安宁的。”他深表谢意后说：“清廷腐败，中国兴亡我也有责啊！”在离开东京前夕，他写了十首《客燕》，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桑田沧海有西东，远志当归各不同，莫道似曾相识久，也应展翅弄秋风。”这首诗表达了他急切的报国情怀。1906年，他与秋瑾、郭定安等一道回国后，清政府欲赐以“进士”学衔，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愿作痴农，不当学士”。并在住宅大门的横额上大书“痴农屏翰”四字。
    李文田回国后，旋即投入到国内推翻清朝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中。他在《自传》中写道：“首先入皖省运动军学两界，继由皖至豫返鄂。”传中还说“寄居学务处，向各师范学堂演说。”他以内黄学堂为立足点，一边教书，一边运动军学两界，鼓吹革命。在内黄学堂时，人们都蓄着辫子以示忠于清廷，而他却剃成光头暗示不服清规。当时，他的家乡附近有几个保皇派向清政府献媚求荣，以李文田不蓄清式发辫为借口，控告他“心怀异志”。于是，数人聚谋，教唆被清廷贬谪下台的旧知县出面到黄州控告他。李文田当时辩驳说：“我不蓄清式发辫，属今不从古；然清兵入关，以干戈而有天下，今用枪炮，亦今不从古，皆异志之有乎？”由于他的雄辩，幸得无恙。
    在这一段时间，他写了大量的传播爱国主义和宣传革命道理的诗文，出版了诗集《国魂》。他在《咏古诗四十首》序中写道：“仆居黄州内黄学务处，因以诗文会友，完成运动军学两界任务。翻阅群书，聊仿文通咏古之意。任我情性，发其旨趣，略咏断句四十首。”这四十首诗中有《陈涉起兵》、《赵复阻兵》、《文文山不屈》、《林则徐禁烟》、《秋瑾唱歌》等等。这四十首诗，在运动军学两界、组织反清力量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在内黄学堂散发传单时，被内黄一些忠于清廷的顽固派所发觉，他们秘密上告清朝当局，幸亏部分倾向革命的师生设法营救，他才幸免于难。秋瑾女士知道他艰难的处境后，即通知他转至河南内黄任豫鄂皖学务委员。他到开封、萦泽、安阳、南阳等地，继续坚持鼓动军学两界。当他获悉秋瑾遇害的消息时，乃潜回湖北乡里。这时，他写了《闻秋瑾女士临刑噩耗》：“梦魂何日伴江东，秋风秋雨泣无穷。解识干戈为社稷，断金心事断头同”。（意谓从此断绝了秋瑾女士对他的帮助，故倍感痛心）
    孝感知县徐冠瀛于光绪二十一年（1904年）在文昌阁内开办了孝感工业预备学堂，设立新课。留日归国革命志士李文田以及诸多爱国名士曾被聘为教习（教师）。该学堂培养了许多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如石幼年、王华章等毕业生均是辛亥革命首义的中坚力量，有些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文田潜回湖北后，多次到逸园及其附近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避开清廷耳目，他曾多次在这里以赏菊的名义召开秘密会议。1910年，他曾以一首《逸园赏菊》（五言古诗）作为一次会议的纪实。其内容是“……自昔来逸园，三至罕佳作。书生苦戎马，心同叶交错。聊学惜花人，吟哦深寄托。园逸兴亦逸，花开多于昨。为山功未亏，此意堪领略……。”他在诗后还特地注释：“逸园为李华堂君讲农之所，余同周绍先（平林警署）、叶炎生等赏之。”在那时，他只能用含蓄或双关的语言表达心境。
    1911年夏，他潜回花园，秘密侦察清军活动情况。同年8月在本乡办理团防，准备武装起义。友人刘至阶警告说：“清军风闻吾乡革命党，以弟为最，宜慎之”。后果遭清军缉捕，遂潜赴省城帮办军务，与学界同仁陈次宗、李青山、沈登滨、李树胜（均为孝感人）等志士，参加了武昌首义。起义后，他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获得了“稽查开国时于军事上建议画策或奔赴运动成绩卓著”之嘉奖证书。孙中山先生在他的起义证书上亲笔题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八个大字。
    武昌起义议和后，李文田在王德明、黄奠绅、王安澜等名下任书记长，随军驻德安、平林、随县、襄阳等地。他在随军纪实诗《军次安州以竹根自制马鞭戏题》中写道：“惯伴从军客，吟鞭独著先，风尘劳指点，戎马趁丁年。”籍以抒发从戎之乐。他自注道：“民国元年，军驻安州城里盐局，局后小院多竹，取根制马鞭成后作。”驻扎平林时，他写了一首《题女士扇面图》：“丈夫名誉传巾帼，巾帼何曾不丈夫？设使女权全世界，还将虚位席于吾。”
    1913年，他随军驻随县时，还写过《宿营随县》，其诗曰：“年来山邑患难平，捧檄西行又远征。不负随民全喝采，孤军还敢守孤城”他在诗后自注道：“随州步兵单薄，余炮兵至，随民唱采迎之。步兵出防后，炮兵无掩护，城廓危极。”当年五月，一小股清军不甘心失败，在厉山一带为匪，抢劫民财，进行顽抗，随民不得安居乐业。王安澜先命令一个团进剿，结果全军覆没，团长胡炳南被俘。后又命王德明带兵前往，王借故未去。李文田当时是书记长，代王行使军令。在这次战斗中，他成为不是指挥者的指挥者。他带兵开往厉山时写了一首五言古诗《随州拔营厉山途中有感》：“北来才旬日，秘命飞轻电。转檄晓全营，行伍戒游宴。……执辔出北门，卧见棺堆遍。惨祸胡为乎，闻之堪悼唁。君等忠于随，我辈欺再战。晚抵神降地（传说厉山为神农氏所生之地），宿营为独殿。清卒告零星，山民免鼓煽。寄语八口家，从此可安奠。”从这些诗文中，略可看出李文田在戎马倥偬的生活中对革命胜利抱有乐观之心，他的胆识和谋略也由此可见一斑。
    厉山之战后，他随王安澜驻军襄阳。他在《从军襄阳题画朱介甫》诗中有“书生戎马度襄阳，案牍劳形不自由”的警句。他在悼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悼词中写了“身葬黄花骨也香”的壮烈诗句。
    袁世凯为了圆当“洪宪皇帝”的美梦，妄图用武力扑灭革命火焰。1913年9月，他攻陷南京后，竟下令通缉孙中山和黄兴两位开国元勋，并将鹰爪伸向湖北，捕杀了2000多名革命党人，李文田先生亦在缉捕之列。恰逢此时，他接阅家书，言及父亲病危，他只好请假回家探视。当他乘火车行至花园至陆家山之间时，被袁的爪牙发现，他急速跳车，因此摔折了左腿，昏倒在路旁，幸被同村农民李友伦路经其旁时发现，李友伦急将他背回家中，又转移到亲戚家中隐蔽治伤。从此，他结束了戎马生涯。
    当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举起护法运动的旗帜时，他又燃起理想之火，无奈身残难赴，乃作《哀国》诗以抒怀：“学得颠狂杜牧之，干戈落落写新诗，奇材未必埋残骨，皇帝犹有倒运时，汉苑名花齐吐飞，满城秋色压眉低（喻袁贼嫉妒革命党人），东南半壁江山好，谁把偏安天下私。”（赞扬孙中山先生有“天下为公”的奋斗目标，决不会只图偏安而已，定会兴师北伐以成大业的。）可是，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北京与北洋军阀谈判中病逝了。李文田内心十分悲痛，写了《吊孙中山先生》诗五首，其中二首是：“两行热泪共潮生，洒到珠江海若惊，寄语九泉无处去，春风送信问离情。”“太牢有意敬先生，欲叱群羊怕石惊，倘得金华山上术，朝朝暮暮展芳情。”
    当他得知曹锟、段祺瑞之流竞选伪总统时，就以《食用瓦钵》为题写了一篇日记，对曹、段之流进行痛斥。这篇日记是：
   “余冬日临飧，喜用瓦器。家人恐其不雅，为戚友人笑，屡易新式瓷碗，余心不许。夫瓦钵胜金玉，古人垂为家训。近人金玉其面，败絮其中，遇事好异惊奇。不曰维新，则曰复古；不曰复古，则讲求新式。豪商巨富，下箸百万，研究烹调，非酒楼之残羹冷炙，即妓馆之醋海酸汤，求其如吾之乡味真索，驼峰冬筍，尽储于一钵中也，岂可得乎？”
    “至于宪法实行，上下行贿。谚云：‘官家一席酒，百姓半年粮。’自民国以来，朝总统府，夕即荷台城；朝贿议员郎，夕呼囚阶下。如此者不知凡几？在彼辈梦想，必以总统议员，为终身铁饭碗之可靠。观夫曹、段之流，其视余之用瓦钵也何如？记余癸亥汉皋之游，同孙、汤二议员宴大旅馆，耗番饼十元，只食用瓦钵饭一飧，汤等赞赏。是我之可弃，人竟取之；乡曲为常，城市为异也。先儒顾炎武比较城乡习气，谓“人聚于乡则治，聚于城则乱；乡民有恒心，而城民无恒心。’余今犹是乡民也，马齿加长，无状足述，依然书生之样，能食用瓦钵而不自谦于心。知我者，作一有恒心之乡民以观我也可。”
    因足疾随军不便，李文田乃重返教育战线。他除精通中文外，还熟悉日、英两国文字，先后在北京、开封、武汉、广州等地教书，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热爱教育事业，在其《咏教徒乐》中写道：“不似山农曝背耘，舌耕笔耨水来汾。砚田哪止箪瓢乐，弟子争先听异闻。”他曾以《论政》为题，引导学生做文章。开篇点明中心的几句是：“政者，正也。先正己，后正人。己所不正，焉能正人……”
    他晚年返回家乡设帐教书，先后在塔儿潭、严李湾、唐家河、宁家河等地设馆教私塾，就读者甚众。他改变了一般私塾的教学形式，按学生程度编班级，排课表，以当时最新教科书为教材，传授中外文理各科知识，并教日、英两门外语。
李文田先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有教无类”，他非常关心贫困子弟。他在塔儿潭社庙教书时，看见一老乞丐领着一个面黄肌瘦、鹑衣百结的孩子，来校门求乞，先生连忙叫学生们为他俩烧火取暖，给以饭食，并劝老人将孩子留在塾中免费就读。这孩子就是后来成为当地有名塾师——张锦屏。
    １９２８年，李文田应聘到河南开封任教，一年后因病回家。由于医治不愈，他于１９３０年２月与世长辞，享年５０岁。遗著有杂文《痴农集》八卷、《东渡日记》、《归国日记》各二卷、诗集《国魂》等。生前著作有《国魂》、《秋瑾传》传于世。



                         参考文献：
              刘企贤先生的《辛亥老人李文田》
               李仲华先生的《忆我的祖父辛亥革命老人李文田》
              鲁鋆的《纪述1903年——1933年孝感留学日本的著名人士》）

教师之友网

读史常犯的错误：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纯属偶然


--------------------------------------------------------------------------------


作者：金满楼





说武昌起义是一场偶然性的胜利，很多人会不服气，如果更进一步的说，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由偶然性决定的，更多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无法理解，因为与长期教育下的正统历史观比较起来，这种听起来近乎突兀的观点更像是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考虑到武昌首义的爆发正处于清末革命党的最低潮期间，由此也很难推定武昌首义和之前的革命进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在武昌起义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已经举行了不下十次的起义，但就历史事实而言，其最后一次起义，1911年4月27日在广州举行的黄花岗起义非但没有把革命推向高潮，反而是损失惨重，如孙中山所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举义的失败损失了革命党极其宝贵的人才储备。如果说，之前的大多数起义失败，原因在于过多的依靠无信仰、无组织、无纪律的会党分子，而这一次起义的失败，只能说光凭革命党的血气之勇依旧不能成事。

依靠会党不能成气候，依靠革命党不能成势力，有人会辩解说，武昌起义与之前的两种类型大不相同，因为这一次是新军起义。但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新军起义就一定能成功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在辛亥年前已经有过两次新军起义，而且时机都比武昌起义更好：一次是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当时正值慈禧太后崩世，而南洋各镇新军又被拉到安徽太湖举行秋操，省城（当时的安徽省城在安庆）空虚，时任炮队军官的熊成基率马营、炮营千余人在攻占了菱湖嘴弹药库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攻打安庆城北门。按理说形势好到非常，革命队伍有领导、有组织、还有弹药，但安徽巡抚朱家宝在起义当天闻讯赶回安庆，闭城固守竟然成功，起义军久攻不下，最后溃散，熊成基亡命日本，后在东北被杀。

另一次是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当时的组织策划也是按部就班，次序井然，同盟会员倪映典成功的打入广州新军并当上管带（相当于营长，中级干部了），朱执信等人也通过陆军中学堂等渠道发展了不少同盟会员。但在一切准备妥当后，就在准备起义的前几天，突然发生了一个极其偶然的事件，广州新军的部分士兵与巡警营发生打斗，事态的扩大令两广总督袁树勋怀疑有革命党人在中煽动，于是下令收缴部分新军的枪械弹药。倪映典见情况紧急，随后也下令提前发动起义，但在进攻广州城的时候遭到水师提督李淮等部阻击，结果起义在次日即告失败，倪映典被乱枪扫死。

有人或许会说，武昌起义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原因是领导不在。因为领导往往想得太多，结果反而不好，倒是年轻不懂事的革命士兵不怕死，凭着一股子冲劲，事儿反而办成了。武昌起义的最初导火线，系因孙武等人在俄租界造炸弹不慎爆炸，结果起义的名册被搜，湖广总督瑞澂处置不当，其公然拿着名册大肆捕人（革命党领导由此逃避一空），而且在10月10日也就是起义爆发当晚前的凌晨（与起义爆发大概相差10小时）在辕门外杀了三个革命党。消息传出，新军营中震动，谣言四起，说瑞澂已经在按图索骥（确实又有三十多名革命党人陆续被捕），逐个抓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搏，干他娘的。于是，起义爆发了，起义成功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被打散，迫使革命士兵主动的站出来发动起义并在乱中取胜，从这个角度来说，武昌起义的胜利岂非偶然。

清朝覆亡后，本已是四品京堂、官做得好好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大骂瑞澂小子，说武昌起义本是星星之火，只有两营起事，但瑞澂搜得叛军名册后操切从事，处置失当，使得营中士官害怕被株连，未变之军，全部叛变，起事乃被逼而成，遂致燎原而不可收拾。曹认为，如果瑞澂将名册销毁（如曹操烧信、慈禧焚书），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瑞澂怯懦无能，实堪痛恨，而兵变后又仓卒逃入兵舰，只顾性命，不能收拾时局，可恨可恨，该杀该杀。

新军起义，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兵变，武昌起义当然也跳不出这个范畴。据统计，清末十年有大大小小的两千余事变，当然，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一年发生两百余事变（譬如烧了税务所、砸了学堂等）并不算多，但“兵变“事大，不能与普通的社会危机相提并论，朱家宝、袁树勋的危机管理能力固然是高明，但不等于其他总督如瑞澂之流能应付得来。所以说，历史的偶然性不偶然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背后亟待提高的危机管理能力。这，才是王道。

把历史的结果当成“必然”，是一般人读史时常犯的错误，这其实是一种以“结果替代原因”的逻辑错误。进而推之，革命发生并成功了，便轻率的把革命当成唯一的时代选择，这样的思维极容易走向狭隘的误区。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也曾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就事论事，武昌起义的炮声原本不在同盟会的谋划之列，但这场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偏偏发生在革命党人到处失败的低潮时期，这何尝不是历史的吊诡与偶然性在背后起作用。

天下太平，所以要居安思危，突发性事件考验的是当政者的智慧与应变能力，平时功夫不做足，遇变势必惊慌失措。值得重复的是，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偶然性来决定的，任何对偶然性事件的忽视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如清末时节，看似革命党屡屡失败，不足为意，实则火山的喷发只需一次足矣。


（本站声明：以上文章和观点仅供学术参考之用，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管季超0712

温家宝谈辛亥百年:发扬"天下为公"精神

2011年04月30日
人民网-《人民日报》


“最好的行动就是奋斗”

——温家宝会见辛亥革命先驱后代和华文媒体代表侧记

　　百年沧桑曾有这样一段悲壮的历史：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5次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在这里，他策划组织黄花岗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

　　海天苍茫传唱这样一个个动人故事：无数华侨华人不顾身家，倾囊相助，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献身于民主共和的理想，至死不渝。

　　4月28日，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紧凑的日程中专门抽出时间在吉隆坡会见了辛亥革命先驱的后代和华文媒体代表，与他们一起缅怀先贤的光辉业绩，共话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展望中马友谊的美好未来。

　　吉隆坡香格里拉饭店会见厅，玫瑰火红，百合飘香，具有马来风情的地毯和壁灯营造了温馨而富有生机的气氛。参加会见的17位代表中，有辛亥革命先辈的后代，有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学者，有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的负责人，有华人社团领袖，还有当地华文媒体代表。他们为维护革命历史遗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发扬光大中山精神、传承中马传统友谊倾注了大量心血。一落座，温家宝就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这让他们既感动又兴奋。

　　温家宝与大家一起深情回忆起孙中山先生在马来西亚的革命岁月。温家宝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开启了民主革命的新起点。1905年至1911年，孙中山先生在马来西亚从事革命活动。在槟城，他干了几件大事：成立同盟会马来西亚槟城分会，创办了报纸，策划组织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72位烈士有多位曾长期在马来西亚从事过革命工作。

　　言简意赅，看得出温家宝对那段历史稔熟于心。

　　温家宝接着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要思考的是，今天应该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马来西亚总理府部长许子根，曾经主政槟城。2001年，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开馆，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亲临开幕式。2006年，在许子根的努力下，中马两国第一次合作拍摄了电影《夜·明》，意思是黑夜过后是黎明，反映孙中山先生在槟城的奋斗事迹，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许子根说：“孙中山的革命足迹遍及马来西亚许多地方。我们要通过两国政府的支持，把这些革命遗址保护好、传承好，更希望借此加强马中两国友好合作，为两国关系揭开新篇章。”

　　温家宝感谢马来西亚政府保护孙中山及同盟会在马来西亚的革命活动遗址。他称赞道，这不仅连接和加深了中马两国友谊，而且宣扬了中山先生毕其一生倡导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署理馆长林玉裳，致力于孙中山革命活动和华人文化研究。她动情地讲述了华人华侨支持革命的故事，很多人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倾家荡产，不少人为民族而牺牲，长眠于异国他乡：吴世荣说服妻子将市区五层洋楼变卖资助革命活动，晚年一贫如洗；黄金庆千金散尽，客死他乡……他们以纾国难为己任，谱写了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诗。

　　听了这些感人的故事，温家宝动情地说：“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先生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林玉裳回应道，革命者的牺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希望海内外中华儿女能够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领会团结的真谛，了解两岸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更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

　　温家宝思考片刻说，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振兴中华”就必须反帝反封建，建立独立解放的新中国。他提出了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目标，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曾经说过，统一是国家之福、分裂是国家之祸。他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国家统一。这些，我们今天纪念中山先生时都不能忘记。

　　温家宝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同盟会会员后裔代表余添山也在座。余添山的外祖父原名林尚节，因崇尚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改名林博爱。辛亥革命之前加入同盟会。林博爱除了捐款资助，也撰写文告等，担当同盟会的文化先锋，宣扬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余添山现在是一名医生。他说，在先烈们的内心深处，孜孜以求的是一个不受外强侵略、废除封建、国富民强的新中国。身为革命先烈的后裔，我们以先辈们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而自豪，更要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尽绵薄之力，以告慰先辈在天之灵。

　　温家宝听后十分高兴。他说，今天之所以来看望大家，就是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的战友，没有忘记为辛亥革命捐躯的先烈，以及他们的后代和继承他们事业的人。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就是要发扬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和“博爱”精神，齐心协力把中国建设好。

　　1910年，孙中山先生在槟城创办了《光华日报》宣传革命理想。“光华”，就是“光复中华”之意。如今《光华日报》日均发行量达到10万份以上，已经成为北马地区最大的华文报刊和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之一。《光华日报》董事骆南辉回忆了《光华日报》百年来的艰辛发展史。如今，《光华日报》与广东省中山市的《中山日报》结为姊妹报。去年，他们驾车从槟城出发，千里迢迢开往中山市展开寻根之旅。今年，他们将驱车赶往武汉，在10月10日参加在当地举行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盛会。

　　骆南辉说，作为华文报纸，我们依然关注着中国发展，希望她富强。近几年，每当中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光华日报》的读者都解囊相助。我们将弘扬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山精神，为马中友谊继续努力。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集团执行董事萧依钊也谈了对孙中山革命理想的理解。

　　温家宝听后说，《光华日报》留下的墨迹，记述了中国苦难的历史。近代中国灾难深重极了，唯有民主、科学、求是的精神才能救中国。今天的中国站立起来了，但要实现真正振兴尚需时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我们要推进科学发展，促进公平正义，推进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改革，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

　　最后，他加重语气说道，孙中山先生去世时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纪念孙中山先生最好的行动，就是奋斗、奋斗！孙中山先生遗愿一日不能实现，我们就奋斗不止。

　　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达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本报吉隆坡4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赵承、冯坚、颜亮，本报记者蒋安全)

管季超0712

一本研究辛亥革命史不得不读的书(黄柏军)
2011年05月04日
新华副刊　黄柏军

一本研究辛亥革命史不得不读的书——陈占勤著《陈少白年谱》特色谈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过去写作出版的、研究辛亥革命前后史事人物的著作再次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的回归书店的书架和读者的眼帘。

　　近日，我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拜访了原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会长陈占勤先生。已经八十高龄的陈占勤老师不但是位孙中山研究专家，而且是民国另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孙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挚友陈少白研究专家。陈占勤先生送我一本他撰写的专著《陈少白年谱》，回家后细细品读，不禁击节赞叹：“研究辛亥革命，不能少了一个陈少白；研究陈少白生平，不能缺少这本《陈少白年谱》。”

　　的确，这本《陈少白年谱》，1999年8月由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时光流逝，事过境迁，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近十年时间，但是“姜老越辣，酒陈越香”——这本《陈少白年谱》也一样，十年之后阅读这本史学著作，我们依然感受到她字里行间所蕴含的独特的魅力。

　　许多专家认为这本《陈少白年谱》很有文献价值和参考价值，是研究孙中山、陈少白和辛亥革命前后史事的重要参考材料。笔者不才，在这里我只想谈谈这本书的几个鲜明亮丽的写作特色。

　　　(一)修订错误，精益求精。

　　陈占勤老师的这本《陈少白年谱》最早写作完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991年曾经作为内部资料编印出版。

　　在以后的八年里面，作者陈占勤对该书的某些不确定条目不断进行考证、重写和修改。尽管这种自我推翻自我否定是痛苦的，但是陈占勤坦然处之，目的就是尽最大力量还原最真实的民国元老陈少白的真实面目。

　　作者陈占勤表示，漫长的”自我否定“也是收获巨大的，例如他在许多陈少白许多生平史料的进一步考证、研究中，不断采集到最新的研究成果来印证一个新的观点，藉此也纠正过去了一些笔误，这种收获令人兴奋，其乐无穷也！

　　例如后来新版的这本《陈少白年谱》就把旧版(内部版本)中的三处讹错纠正过来，这三处讹错分别是：

　　其一，关于陈少白与郑贯公因为抵制美约事情意见不合，孙中山路过香港时候，令其和解一事的时间的史实考证。

　　其二，关于陈少白先生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到浙江杭州西湖游览的时间史实考证。

　　其三，关于陈少白为宫崎寅藏琵琶题词之史实考证。

　　从以上三点自我纠正自我增删看来，可见陈占勤对这本《陈少白年谱》的郑重其事和耗费心血。先生对陈少白生平史料研究之深入，用功之勤奋，治史之严谨，令人肃然起敬深为折服。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在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似是而非的假象和迷雾，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更要求研究者要有不怕失败追踪到底的毅力和恒心。陈占勤老师这本《陈少白年谱》从1991年写到1999年，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了，难怪这把“宝剑”长啸出鞘光芒四射技惊四座，在民国史学学术界赢得满堂掌声。我想，陈占勤老先生这种精益求精的做学问的态度是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纵横交错，述评结合。

　　《陈少白年谱》一书吸收了近年来一些人物传记的优秀写法，采用了纵横交错的排列形式，使《陈少白年谱》一书有效、简明、深刻的勾勒出陈少白精彩丰富的人生轨迹，同时也透视了陈少白所在的社会背景，点缀出中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现实和历史风云。

　　《陈少白年谱》一书以时间(即陈少白年龄)为纵向线，在叙述少白先生事迹的同时，作者也别出心裁，特别注意横向联系——适当在同一时间、年龄段适当介绍与陈少白同一时期的相关历史人物、相关的历史事件。这样一来，读者在阅读陈少白事迹的同时，对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也有了感性认识和深刻理解。这种“纵横交错”的写法是新时期以来，年谱类读物写作中一种有益的也是成功的探索。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现象的内因外因、主观客观，彼此渗透。人物和人物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好像是链环紧扣、不可分割。所以，在历史时间、历史空间、历史事件中的陈少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单一的陈少白，在写作《陈少白年谱》一书的时候，如果作者采用“厚此薄彼”的手法来处理陈少白先生个人与其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者和其他历史群体关系的话，那么这本书给读者的印象肯定是枯燥的理想概念，失却了对中国近代史整体的更好认知和把握，也大大消弱了《陈少白年谱》的艺术吸引力。所以说，作者对该书的结构处理也是相当符合读者阅读心理相当成功的。

　　另外，陈占勤老师在《陈少白年谱》一书中的用语措辞也是字斟句琢，尽量做到有述有评、客观公正、恰到好处。陈占勤先生不满足于“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的这种传统的人物年谱的撰写手法，寓述于评，寓理于叙，寓教于文，寓赞颂于篇章；而且作者用语精辟有力，刀砍斧削，诚有汉代司马迁太史公史笔之遗风。

　　如该书121页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叙述评论文字：“先生病延绵数月，其长子君景，曾在香港电平，欲北上伺疾。先生复以：孝思可感，有职务在身勿远来。寥寥数字，其公而忘私精神，至老不衰。”

　　哦，好！好一句“其公而忘私精神，至老不衰。”短短的简单的一句述评，写出了民国元老陈少白先生的感人精神和高尚品行，也表达了作者的褒扬、钦佩之情。

　　(三)精华荟萃，博采众长。

　　新版本《陈少白年谱》一书比旧版本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除了陈少白本人生平事迹、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之外，该书附录部分还收录了《东亚联合要旨》、《哀徐桂》、《外海杂志发刊词》、《桂游鳞爪录》等4篇陈少白先生生前所写、第一次公开披露的珍贵遗稿。又收录了作者陈占勤几十年来苦心收集到的、陈少白先生生前创作的几篇鲜为人知的诗词、粤曲、谐文等作品，令人目不暇接惊喜连连眼前一亮。

　　另外，该书还收录了陈占勤先生以孙中山和陈少白为研究对象写成的论文《陈少白与孙中山》。

　　这样的推陈出现、精彩荟萃，使《陈少白年谱》一书富有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陈少白先生的确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全心全意辅助孙中山先生反清救国，推翻帝制再造共和；早年浪迹香港日本，无畏艰难困苦，创造革命团体，身体力行实践革命理想；革命成功后，他不为官位不恋官职，实行实业救国，大办公益事业，倡导新道德，造福家乡和乡亲。还有他总结和开创的革命新闻理论新闻思想、他的诗词艺术等，都是值得我们今天进行研究和探讨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陈少白先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显赫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今天的关于他个人的研究现状相比并不对等和协调。关于陈少白生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开拓。

　　我相信，《陈少白年谱》一书蕴含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依然是史学界一座有价值的丰碑，值得我们探寻和借鉴；希望在《陈少白年谱》一书的引领下，在未来，中国近代史学术界能迎来一个陈少白研究的春天！

2011年4月25日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江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