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当代社会需要文化理想

管季超0712

谢有顺:当代社会需要文化理想


    近几年，中国文化的命运和断续问题，又一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好事，所谓“天不灭斯文”。文化的力量是柔韧而有力的，凡有人心的地方，就有文化；中国文化从来不怕外来文化的冲击，怕的是自己不珍重，陷入“自亡”的境地――中国文化一度确实有一种“自亡”的危机，因为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国人对自身文明血脉的漠视和践踏，在过去的这一百年达到了顶峰。所以，哲学家牟宗三说，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知识分子，内心不一致，生命分裂。
   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牟宗三语）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的确，社会再怎样变革，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生命和性情的展开，都和中国的文化相关，诚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中国人给儿女取名字，给街道、楼房取名字，都很讲究，常常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找寻灵感。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人生几乎都纳入了传统文化之中，并与其融为一体了。
    可是，经过二十世纪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和摧毁之后，中国传统以来的文化人生、士人精神，濒临断绝。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层面，普遍失去了文化理想――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实用主义潮流盛行，和这种文化理想的失落，是密切相关的。在文化理想消失的地方，实用主义必将大行其道。
    所谓的文化实用主义，说的就是文化的价值指向已经丧失了超越精神，也不再被视为是提升自身修养的一门学问，它的所有的意义实现，似乎都是为了服务于现世的、世俗的生存目的。比如读书仅仅是为了拿学位、找工作，却不再追问读书人自身的人格塑造；日常的文化消费，也以生活和工作的实用目的为最终旨归――它看起来合乎情理，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文化危机。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的意思是，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修身养性而读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人格塑造而研究学问，可现在的学者呢，是为了别人而读书和研究学问。现代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在为自己内心的需要、为自己人格塑造的需要而读书的？太少了。多数的时候，我们读书，仅仅是为了应付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困难。
    因此，这种文化实用主义的盛行，将会使我们的心灵变得庸常，无法在精神上飞升起来。必须警惕，我们正在成为工作的机器。在工作上，我们可能是很有效率的，但在人格、心灵上的光辉，却有日益黯淡的危险。
    必须看到，一种有质量的人生，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还需活出一颗优雅的心灵。优雅的心灵从哪里来？只能在践行一种文化理想的过程中产生出来。文化除了实用这一面之外，还有非实用的这一面――非实用的这一面，就是关乎自身心灵建设的。毕竟，我们这个民族光生产财富和物质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向人类贡献更多伟大的心灵――而伟大的心灵，只能出现在一个有文化理想的民族之中。因此，在这个消费社会，在物质主义思潮日益一统天下的今天，警惕过度的文化实用主义潮流，重新张扬一种文化理想，重新召唤一种心灵责任，重新接续上中国人的精神血脉，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是一个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文化才是中国人的宗教。按照林语堂的说法，古代的诗歌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而谁都知道，诗歌是不实用的，是一种性灵的抒发、活跃的情愫，但它却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美、优雅和智慧――所以，中国人教育孩子时，都不忘让小孩背诵唐诗；我想，设若大家能将自己热爱唐诗这种文化情怀，进一步扩展到日常生活、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国文化的全面苏醒便是大有希望的。（2006年7月28日作,谢有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