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历史课本”，不妨说说《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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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论“历史课本”，不妨说说《要论》
　　
　　胡洪侠
　　
　　我上中学那个时候（1970年代后期），老师和学生都不重视历史课，认定那是可有可无的科目。一个好老师，是要教语文、数学、物理或者化学的。如果这几科你不懂或者轮不上你教，对不起，教历史吧。课程表上的“历史”因此常常就是自习时间，大不了老师过来交代几句说，今天看“秦末农民起义”或“隋末农民起义”那一章，然后就没人影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相识一笑，纷纷拿出数学教材用起功来。我呢，常常就“起义”了，沿固定线路去供销社图书柜台租小说去也。因为要写“历史课本”，我想起这些，自己都大吃一惊：我完全想不起中学时代哪位老师教过我历史课，也回忆不出任何一种历史课本的模样。那已然是历史作为“副科”的年代了，是人人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年代。
　　我因为死活学不好数理化，高考一来，即沦为文科考生，终日在“文科即文盲”的气氛中自谋生路。学校倒是有个“资料室”，设在校长的宿舍，架上箱里堆了有那么几百本书。我从中翻不到任何历史复习资料，只好借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谭其襄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我哪里啃得动竖排繁体的《中国通史》，乱翻一通罢了。可是我对《中国历史地图集》印象深刻：精装十六开本，绿色布面精装，七大册，每册均配硬纸壳函套。如此一来，翻这套书变成了又麻烦又有趣味的事情。我每次去借这套书，校长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几眼，那意思是说：“你还用得着看这书？看这书也能考上大学？”不管怎么说，翻这套书是我中学时代读书生活中难得的快乐记忆，最直接的后果是：如今我的书房里已经有三套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了，其中1974年“内部发行”的那套四开本图集，堪称“文革”时期出版物精品。无正式定价，版权页说明是“收部分工本费”，第一册的“工本费”是38元。想想吧，1981年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38元。
　　哦哦，对啊，说“历史课本”，怎么说到“历史地图”上去了。可是我的记忆中没有历史课本，这个题目又该写什么？现在我最感兴趣的领域，竟然就是历史，这与当年没有机会好好上历史课有关吗？关系似乎不大。当初我都没有好好研读历史课本，以后也永无可能再与历史课本结缘。说起来真是幸运：我对历史的兴趣是乱买书乱翻书培养起来的。
　　我开始买书时，专捡便宜的小册子，定价不超过一块钱的那种，最好是在五毛以下（这算不算是那个年代的“五毛党”？）。1980年，我在衡水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蔡尚思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薄薄一册，仅仅141页，定价0.30元。这正是我可以付得起的价钱，相当于我一天的伙食费。此书的吸引人之处，是列出一堆人名、书名，涵盖工具书与语言文字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思想、医学和科技等领域，极为简明扼要，真正一目了然。这本书我翻了不知多少遍，尤其文学史部分，读得相当仔细。此刻这本书就在手边，原来洁白的封面已变黄变暗，郭沫若题写的烫金书名却依然金色饱满，亮泽充盈。再翻到文学史部分，见这几页的黄斑明显多于其他部分，铅笔打的勾、划的线历历在目。我在《诗经》、《楚辞》、《文心雕龙》、《庾子山集注》、《李太白集注》等等书名的前面都打了勾，表示需要找来读一读。可是，《陶渊明集》、《杜工部集》、《白香山诗》、《苏东坡集》、《李清照词》、《胡适文选》等书名前却没有打勾，真不知当时我是怎么想的，简直莫名其妙。
　　非要举一种“历史课本”的话，这本《要论》就是了。当时并不知作者蔡尚思是何方高人，但以我十七八岁的“见识”，我相信既然一个人能写书出书，那一定就是很有学问的。当然后来就慢慢明白了：原来他是王国维、梁启超的学生，是大学问家，是历史学家，是思想文化史专家，是研究孔子的大家，是复旦大学教授。《要论》对他而言不过是厚积薄发的“小菜一碟”，其他重要著述有《中国思想史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孔子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蔡元培》等等。学界曾有“北钱南蔡”的说法，“北钱”是钱锺书，“南蔡”就是蔡尚思了。他2008年去世，享年104岁。看看，我误打误撞选的这册“历史课本”还是大有来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