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友敬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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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友敬兄

王尚文

2008-05-02

我和友敬兄是在编写《新语文读本》中学版时认识的，相交时间不算太长，但我们一见如故，相知甚深，交往甚密。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成为我们各自生命中一个非常珍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早在参与编写“新语文”之前，我已读过他的文章，文字自然质朴，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挚的感情，蕴蓄着渊博的学识。在“新语文”同仁中，他是唯一一个自己“挤”进来的。因为他认同、赞赏“新语文”的理念，认为是一个值得做、应该做的事业，表示“即使自付经费也要参加”。大家都被他的精神感动了。的确，他是把它真正当作事业来做的。我和他一同被分在文言部分，其中颇得好评的“杜甫与家”这个单元，就是他出的点子。在中学版之后，出版社接受钱理群先生的建议，让我与方卫平等主持小学版的编写，自然也就邀请了他，他也很高兴地答应并积极地参与了。总之，在整个编写、出版、传播的过程中，他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最主要的编委之一。

我们因“新语文”而相识，很快成为可以相互交心的朋友。每次见面，彼此都像过节般地快乐。他为人随和、潇洒，听他聊天，可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文坛掌故、名人轶事、天下名胜、各地风俗，等等等等，张嘴就来，左右逢源，滔滔不绝。他说得有声有色，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其中有的故事真的很有意思。上海有位中学校长，每天都早早赶到学校，恭立于校门口，一见老师进来便深深鞠躬，一边说“拜托，拜托了！”这是解放前的故事。“文革”结束后，友敬兄被抄的图书侥幸能发还一小部分。所谓“发还”者，根本不可能一一对号地物归原主，而是根据所估的数字从一个堆放被抄图书的仓库里胡乱取回一些而已，必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从发回的书中发现一本有某人的签名，此人虽不太熟，还是非常热心地托人登门送回。谁料这位老兄收下后居然说：“我有一只从英国带回来的煤油炉，当时也被抄走了，请他也还给我吧！”――友敬兄居然被误认为当年的红卫兵了。这真是历史的误会！

他在“文革”结束前受尽磨难，应该说是被误会最深的一个。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消沉，一次他被拉到某地批斗，中饭时押送他的人把他绑在一个街口示众。他吟诗一首，只是不能出口。这首七言绝句，他背给我听过，当时我也记住了，只是没有及时记录下来，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末句有“从容”二字，背诗时的神情也历历在目，活灵活现，在劫难中，“从容”二字谈何容易！劫难过后，他仍旧一如既往地相信人、宽容人、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而且活得更明白了，心胸也更开阔了，对事业的追求也更坚定、执着了。

他关心我，总是一直不断地鼓励我。我的《语感论》初版，他一口气买了二十本，主要用以送人，那时我们还远未结识。后来我出的每本书，他几乎都发表了书评。书评难免有溢美之词，但我相信他是真诚的，除了惭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动、感激。说到买书，那是他一生唯一的癖好。我去过他的书房，对于自己藏书之多之精，他脸上不无得色。在我看他的藏书时，若发现我对某一本特有兴趣，就会主动提出送我。想起他当时既慷慨又难舍的复杂神情，至今还让我动容。我自己没有几本破书，觉得多少有点价值的是解放前出的现代作家的几个初版本。我觉得理应由他收藏，就送给他了，他也爽快地收下了，没说什么客气话。为此，我很高兴，因为对我，他并不见外。向我推荐好书好文章，是我们电话的重要主题。由于我僻处金华，有的书不得不托他购买，有的文章不得不托他复印，每次他都一一照办，从不厌倦。

他也爱我的学生，04年他到杭州开会，会后特地赶到金华来看我，当晚并与我的学生座谈，到深夜11点多，兴犹未尽。他和我的大部分研究生都成了忘年交。他关心他们的学业，也关心他们的生活，甚至热心地做月下老人。他深深地赢得了他们的敬重、爱戴。这次开追悼会，孙芙蓉、陈开玖特地从温州坐夜车赶去参加，周文叶发着高烧也去了，而郑飞艺则在上午就过去了。只是我这个于情于理都更该去的人却没有去。

他热爱学生，眷恋讲台，他对语文教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感悟，因而也就有自己独到的成就和境界。王遽常先生从他的学生处了解到他的教学情况，颇为震撼，特地写了一条横幅送他。他非常珍惜，一直挂在书房，视之为镇斋之宝。即使在他退休之后，大江南北也有许多他的私淑弟子，其中有的还是全国名师。

去年7月我在老家一座山上接到他的电话。他以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他得了食道癌。但谈话的重点却在劝我不要为他担心，乐观依然！由李海林、王丽红两位安排，去年11月间我由儿子陪侍去上海看他。一到他家，他就拿出他写的一首《知己行》送给我：“人生贵知己，莫如王与商。京华一握手，衣襟十年香。君每发高论，尝令众山响。我虽小土丘，闻之亦神旺。读君《语感论》，句句入衷肠。读君《对话论》，视域顿宽广。走进《语教门》，入室又登堂。田园与花园，处处皆芬芳。我今卧病榻，劳君来探望。千里不辞远，更感情意长。唯愿‘哥俩好’，与日俱康强。明日隔山岳，电话长来往。”凑巧那天去看他的还有韩焕昌、王荣生、温泽远、何勇、周文叶等人。他谈得最多的还是语文教育以及语文教育界朋友们的近况。我出门下楼上车前，他还在六楼窗前向我们依依招手，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见面！此后有一段时间，他恢复得相当理想，只是胃纳不佳。我们大家都几乎坚信他一定能闯过这一关。回到金华后，我勉强写了一首和诗：“友朋难相见，真如参与商。风浪聚飘萍，清茶胜酒香。君也世家子，气质异凡响。腹笥既丰厚，激情如火旺。谈吐挟风雷，令人断肝肠。囹圄十六载，心胸益宽广。信念本坚定，器宇自堂堂。舌耕走南北，东西播芬芳。文苑赏奇葩，教坛称德望。握手 ‘新语文’，情谊江水长。君今遇二竖，淡定比药强。昨夜又结梦，步韵遣心往。”我们间的电话明显密了许多，除了他的病况，每次谈得最多的依然还是他在写的文章，在读的书；告诉我某篇文章“精彩之极，非看不可”，“某某书好得不得了，一定要去买来看看”等等。后来他再住院了，又转院了。病情几乎急转直下。4月初，医院又为他做了一次检查，我打电话去询问结果，是他夫人接的，说他正睡着了，告我“结果是还好的”――我知道情况不妙！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时，他告诉我“吃什么，呕什么”，我只能说一定要听医生的话，会好起来的。他对我说：“你放心，放心！”这是他最后对我说的话。

他病情恶化后，和我联系最多的是吴国平先生。我原曾答应友敬兄会再到上海去看他的，现在是到了该去的时候了。因有去年早已约定的温州之行，就和儿子商定于4月22日成行。可4月20日晚我还在温州时突然接到玉峰兄电话，告诉我已回天乏力，只等那个时候了，并劝我不必赶去上海。这时，夜空大雨滂沱。22日一大早接到国平兄电话，得知他已于21日晚10时零9分去世。右眼半开。从国平兄的电话、短信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平兄对他老师的敬重、关爱。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平兄高尚的人品。在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两条短信：“我只是向友敬师学习，尽力学一点做一点，还要好好努力呢。这是我们学生对老师最根本也是最起码的回答。”“王老师，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有友敬师，让我又有机会得到你们那么多真正的老师！这是我的造化。”有其师，必有其生，友敬兄也是幸运的。

他眼半开着，他一定还有所牵挂，有所不舍，甚至不甘！就在一个月前，3月21日，他还在上海师大发表了诗一般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远未实现；在语文教育之外，他早有计划写一本《白茅岭纪事》，可是一直忙着没有来得及动笔――我知道这将是一本极有份量、极有价值的书，一本无从替代的书；他也还在想着他的学生、他的朋友，在他离去前的几天，他还和我的学生陈开玖谈起我，说：“我真想他！”他当然也想着他的亲人，特别是女儿商墒，栋生兄告诉我，在他已不能说话时，最后给女儿写了三个字，“我爱你”！商墒非常优秀，也很坚强，但毕竟还在读大二呵。4月22日我打电话去想和商墒说几句话，他的夫人告诉我商墒到派出所注销他父亲的户口去了。我想像商墒去办这一手续时的心情，不禁流下了眼泪。

国平兄最后替他闭上了眼睛。我以为这一动作其实是一个承诺，庄严的承诺：我们，包括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一定会为实现他的梦想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而继续前行！



附王尚文老师小诗《四月十九日与小平、开玖游江心屿》

世事多纷扰，江心一岛清。幕天皆绿叶，扑面是松声。月上谢公意，潮来信国情。参商今聚首，相对话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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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

商友敬

     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所有的老师都爱他的学生，他的每一个学生；我梦想所有的学生都爱他的老师，不是害怕，不是崇拜，不是感恩，也不是迎合和奉承，而只是爱，单纯的爱。
     我梦想所有的语文老师，都能给孩子打开一片语言的空间，我说的主要是汉语，我们的母语，我们朝夕与共、血肉相连的母语。这个空间，无限广阔，无比深厚，有无穷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母语的空间里，精神得到自由的飞翔，情感得到健康的成长，智慧发出闪耀的光芒。他们能用母语营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唱歌、跳舞、吟诵、思考、对话和交流。
     我梦想古今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优美的诗歌，能大量地进入小学的教材和课堂。让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一起沉浸在这优美、生动、形象而有韵律的，更充满了情感和想象力的语言世界里。正如梅子涵先生所说的：“要点亮他们心上的灯。”只要点亮就能照彻人的一生。孩子长大了，到了中年，老年，他会记点亮自己心上的灯的――小学语文教师。这就是我们最高的荣誉和最大的收获。
     没有梦想的人生是灰色的人生，没有梦想的教育是黑色的教育，没有梦想的教师是可怜的“口力劳动者”。
     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曾经带着梦想，走上讲台，如今，又将梦想留在讲台。你们，还幸福的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你们的孩子，年轻的老师们，请珍惜你们的梦想，一步一步实现你们的梦想。
     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谢谢大家！


二00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上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