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革命：不准革命与静悄悄的革命

管季超0712

教材革命：不准革命与静悄悄的革命
文/子虚

  2008-11-14







    世界上存在过“被准允的革命”么？启动大脑生物芯片，费时0.N秒，快速搜索，结论是，没有。泛泛说革命，抑或不准革命，显然比较空洞。于是，我想到了阿Q先生，以及他的革命境遇与革命道路。
    在我看来，阿Q先生的革命愿景，并非单纯的拿东西、报私仇、找女人。内中，颇有些相当意识形态的东东。譬如，获得姓赵的权利；譬如，享受未庄威权人士赵太爷等称呼一声老Q的快意，不一而足。总之，阿Q先生蠢是够蠢，但作为一个人，饮食男女之外之上，总还是有些“精神追求”的。
    当然，我们大可以自由设想一个“不蠢不穷”的老Q去革命。问题时，如果那样，他就不是阿Q了，没准，改名叫黎元洪，《阿Q正传》里假洋鬼子称洪哥的那位。小说人物形象最可贵的“这一个”，也就不存在了。没钱，没性，没尊严，阿Q俨然一个“三无人员”，构成了他“革命”的最强大原动力。
    原动力接近于本能，与智商无干。于是，阿Q死乞白赖要革命了。尽管，革命的结局不很美妙——革了自己的命，但阿Q参与了“革命”，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我是要说基础学校教师的——大学老师咱不说，没成想，阴差阳错，居然想到了阿Q。首先要解释一下下的在于，中小学教师诸兄诸弟诸姐诸妹们看到这里，千万别动火，千万别以为俺大不敬。破除了必然论之后，俺的大脑便信马由缰了——据说这就是混沌学，怨不得咱呀！
    中学教材需要革命么？废话！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物件，总是，一部分人希望革命，一部分人不准革命，包括目下的房价都一样一样的。去年高峰时段花天价买了房子的住家炒家，无不心急如焚，巴望着房价涛声依旧来着。而一些没买房或没有房的主儿，无不盼着房价跌了再跌，最好跌到地下室，咱再去从容扫货。坏啊！
    既然，“被准允的革命”属于废而又废的废话，那么，何妨置之不理，当其透明的好。我要说的其实只有两点：其一，指望教材的出笼方出台“革命号召”，无异于指望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别指望啦！其二，就教师而言，教材本来就是一件“混饭吃的行当”，饭碗无异，于是，如果真有教师居然“冒饭碗之大危”，思谋革教材的命，没准，其中还真有着大智慧大高尚在。
    欲扬先抑了半晌，图穷匕见，还不是要吹捧咱老师自个儿？嘿嘿！与阿Q先生比照一下，不难发现，教师们基本温饱，有钱——虽然不多！有尊严——老师好！有性——包括其升华物爱情，多好啊！按照阿Q的革命愿景，老师们实在没有必要去革教材的命。由此可见，老师们的“革命动机”确和阿Q先生不同，简直太不同啦！



    俺向来反对“我代表”之类大而化之言之不详形迹可疑之说辞，且明确界定，没有明确授权之前，俺不会让任何人代表俺，也不会去代表任何人。于是，尽管，俺轻而易举地把关于教材关于革命的话题——不显山不露水——忽悠到了教师头上，但是，下面的话，还是自说自话的好。
    新世纪以降，中国教育部终于承认自己的大一统教材不怎么样，还给了一个具体形象又颇具概括力的界定——繁难偏旧！如果说中国教育曾经有过传说中的“自我批评”的话，我乐意推此条为“最深刻”的自我批评之一。也正是那样一个时候，推出了新课程，推出了校本课程授权。我曾经写过《教什么比怎么教更重要》等一干雌雄文字，表达由衷的欢呼。心想，这下好了，我们的教材，很快将和欧美比肩，自由之花开遍课堂！
    不久，就发现俺看走眼了。看走眼，不是眼睛的错，问题还在大脑。不过，俺和阿Q先生的大不同，就在于，面临挫败的时候，俺并不指望凭几句“妈妈的”落个精神胜利完事。XX教育出版社天大不乐意，因为，全国统编被好几套省编教材替代了，为人民服务的范围缩小了，从全国人民那里拿利润的空间也缩小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最不喜欢考试改革的，没准就是大大小小的教育局与教研室——疑为“考研室”之误，都“革命”了，谁还会拿他们当根葱呀！诸如此类。

    利益分析，是任何社会、政治、文化分析的前提，哪怕高贵如“教育”也不能豁免的。按照这条“利益线索”顺藤摸瓜，上穷碧霄下黄泉，结论的灵感，还是那句伟人语录给的——谁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想想也是，便不再指望，便不再期待。咱不是一方诸侯，不可能掂起高音喇叭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怎么办？怎么办的意思，首先在于排除了“不办”。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发动一小场静悄悄的革命。嗨！


    如果说“教材革命”属于一种恶习，那么，就我而言，这种恶习由来已久。我是1980年代的中文系毕业生，那是一个全民“搞文学”的时代——当然，绝大部分参与者的悲惨结局是，被所谓文学给搞了。刚教书的时候，便开始给学生们印发诗歌——顺便发表发表自己没处发表的歪诗，呵呵！现在看来，那不就是校本教材么？不过，当时，并没有校本课程这个概念。自己喜爱，所以推荐给学生，“很教育”的理由嘛，永远站得住脚的理由。
    坚持下去的理由，并非只来自自个儿，更重要的支撑，在于学生喜欢。就以《每周一页》作为教材的总标题，主要是，杜绝自己偷懒。当时没有电脑没有喷墨打印机的，钢板铁笔蜡纸，一张张地刻写，手腕酸痛。印刷的时候，弄得满手油墨。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惠特曼海明威聂鲁达北岛舒婷顾城，顺便发表自己，和一些学生的习作。居然，耽误了相当一批学生跟着我瞎折腾，成了不可救药的文学少年文学青年。
    来到广东以后，恶习难改，继续折腾，继续蒙受学生的青睐。不过，范围还是局限在文学里，名曰《文学欣赏》。直到有一天，校长发现了，便叫时任语文组组长的我推往全校。推广的时候，颇有点失落，大家都做了，我便觉着不那么好玩了。其中的心路历程，不做分析。总之，是推广下去了。于是，前面的课程，其实叫做“我本课程”，现在，才算是“校本”了。不过，教材还是不予统编，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大一统”。依据是，老师们自己喜欢的，才值得推荐，才能够讲出彩儿来。
    当然，这种静悄悄的革命，大部分语文教师都玩过的。不足为奇。



    我向来认为，教书是一桩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一个教师自己的成长道路，往往，会成为他教书生涯中最重要的参照坐标和职业资源。我自己从小就不幸蒙受文学的蛊惑，后来上了中文系，更是变本加厉。初入行，脑子里根本没有教育，只有文学。后来，渐渐地滋生了教书育人的感觉。当然，这与我从事语文教学有莫大关系，并不冲突嘛。
    一个人正常人的生命，总是会由局部走向开阔，呈持续开放态。文学不只情感，慢慢地，你会开始琢磨书里书外人物的命运。这时，世界与历史，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你面前铺展开来。哲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军事学甚至经济学，在你的眼前此起彼伏，身形踊跃。你会发现，人类文明过程中创造的所有学问，都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呈普遍关联态存在。我想，这大约就是一个职业人的教师走向一个文化人的教师的过程吧。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学校设立了教科室。我开始有了相对自由而充裕的时间，思索并筹划一些教材改革的事情。说起来，得感谢我的校长，或许，她并不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什么正规系统的教育理论来，但凭着她自己成长和领悟，凭着她对我的“核心竞争力”的判断，授权让我开始课程改革的工作。当时，新课程还在朱慕菊等人的案头上，校本课程概念还闻所未闻。我呢，便成了学校专职开课的人了。开出的第一门课，就是专题讲座，后来正名为《高中文化专题课》。记得，那是2000年秋天。
    作为文科出身的我，开出的第一批课程，竟然是《信息论》、《控制论》与《系统论》，还有《热力学第二定律》与《耗散结构理论》。自然科学的窗口，是兰州一位名叫张志国的英语教师给我打开的。1980年代，经由与张志国若干次持续的聊天之后，我知道了孟德尔、爱因斯坦，破除了“惟有文学高”的偏见。以后，离开张志国了，但关注自然科学经典与新进展的好习惯却养成了。便想，世界本来就是混沌的、偶在的，如此，为什么不能“有意”地打开好多好多扇窗户，让每一个学生都来探头探脑，万一“王八看绿豆”对上眼儿了，不也就蛊惑终身了么？



    以上，可以视作我从事“教材革命”的自发阶段。渐渐地，便发展到了“自觉”阶段。比如，学校参加“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课题，我便策动课题组专家，成功地运作出了一门《可持续发展》课程，在初一开设。到了2004年，新课程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并没有像一些人一样，只是感到“新”。因为，经过多年的思索和实践，新课程理念在我心目中，早已成为应有之义，该做，但不新鲜。于是，积极投入。
    文件上说，国家课程之外，校本课程拥有20％以上的空间。政策啊！政策是什么？就是空子。空子不就是用来“钻”的么？这里，我义无反顾地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得抓住来之不易百载难逢的机遇才好。于是，综合拓展课、英语特色课，学科前备课、学科拓展课、综合活动课一并出笼，丰富多姿，异彩纷呈。下面，举几个例子吧。
    文化专题课，给学生以课程选择权，无疑有其价值。动员数十位老师参与，为学生提供 “可选择的商品”。在“宗教与文化”栏目下，列出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品牌定位——广告的奥秘、摇滚神话”等一干专题；在“流程管理”栏目下，列出了“流程的要素、流程程序化应用举例、大型活动背后的流程管理、4R流程管理”等管理学专题；在“中国著名企业与世界级著名企业的差距”栏目下，列出了“从核心竞争力战略角度对比联想与戴尔的差距、从持续战略角度对比华为与思科的差距、从竞争战略角度解析格兰仕与沃尔玛的差距”等案例剖析；在“透过心理学之眼”栏目下，列出的是“人是如何感觉这个世界的、思维、你的情绪、爱与依恋、愤怒与攻击”。文化专题课涉及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文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学前沿等数十个系列数百个专题。
    英语特色课，构建和优化。在核心课、听力阅读和口语课、口语活动课课程格局的基础上，引入朗文英语教材和全国外语学校协编教材，达成英语教材教法的校本化努力。为了强化学生的国学底子，开设高一语文拓展课，开讲《老子》、《论语》、《庄子》、《韩非子》和《墨子》。为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在初一年级开设了《科学发现史话》，从科学史上选取重大而有趣的科学发现为教材内容。在学生进入物理、化学课学习之前，初二、初三分别开设《趣味物理》和《趣味化学》等学科前备课，以诱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初二开设《国际理解》课程，通过“雅典城邦——民主的雏形、光荣革命——明智的妥协、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以色列——犹太人的2000年复国之路”、“印地安人——美洲的中的本来的主人”等16个专题，荟萃世界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培养学生的世界视野和现代意识。



    伟人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明白的还有，我绝非“客人”。如果说中国会存在所谓“教材革命”，那么，在“肉食者鄙”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不能从一个个我们开始呢？等着“上面”发话，不错。问题是，如果上面不发话呢？是否，我们就只有怨天尤人的份儿了？我不认为。无论在教师岗位，在主任岗位，在校长岗位，只要想做事，我想，还是有事可做的。即使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准革命”的借口，但我们还是要寻找“革命”的理由，制造“革命”的契机，哪怕“革命理由”多么勉强多么微茫，哪怕“革命前景”多么黯淡多么有限！
    一句话，现实就是用来不满的。另一句话，现实就是用来改变的。“国家意志”背景下的大一统教材，使得每一位教师不得不沦为某种意义上的“传声筒”角色。国家意志，听起来很是堂皇，其实，不就是几个盘踞着某个位置的人在“决策”么？问题是，他们一定比我们的聪明么？他们一定比我们有学问么？未必。即使真比我们强那么点儿，是否一定就有权力替代全中国的教师来思考来判断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物种多样化乃生物界欣欣向荣的奥秘，那么，教育呢，中国教育呢？我的意思是，让每一个教师的脑袋都得到尊重，让每一个教师的学养和判断力都得到尊重，中国教育才有盼头，中国学生才可能真正受益。
    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说没有意义。比如，毕竟，校本课程这个概念已经出笼。至于往这个“空筐”里填什么货色，那还真是有赖于基础学校校长和教师的眼界和智慧。在镣脚铐手的情形下，是否就只有混吃等死呢？我的结论是，不必。中国教育本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改变中国教育，必须包含改变中国教材。而这项伟大光荣的革命，请从我们自身做起。我很会原谅自己，也很会迁就自己，但我相信一句话——“寻求可能的改变”。好吧，让我们开始吧！并不敲锣打鼓，推动静悄悄的革命。从细微处，开始我们最神圣的工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