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三个版本与“意义”的转译

管季超0712

《春天里》，三个版本与“意义”的转译

李祖德



　　从当初的鲍家街43号到现在的独立音乐人，汪峰可谓完成了自己的转身，从一个摇滚音乐分子蜕变成一个流行音乐人。这倒并非在贬低汪峰，也并不代表我不喜欢汪峰现在的部分作品。事实上，汪峰一直都有许多作品深深打动着我。汪峰的蜕变，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摇滚快成气候但又旋即成为浮云的缩影。摇滚（Rock&Roll），尽管只是一种音乐潮流、类型，或者风格样式，但在摇滚乐的历史发展和实践中，它的“形式”可以说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文化的和精神的意义，那就是它的批判性、抵抗性。相比其他音乐类型，摇滚的“意义”要大得多。或者说，摇滚，在人们的经验中，它更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在中国大陆，恐怕只有崔健仍在“坚持”。
　　
　　这不是为了谈论汪峰和摇滚，而是想说一说那首曾经打动我的《春天里》。据悉，关于这首歌，作者已经终止了对旭日阳刚的授权，据说是为了版权。但我想，除了版权之外，这首歌在传播的过程中，不同媒体和介质的转译所造成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从法律意义上说，作为著作人，作者本人完全有理由终止这首歌的授权。从这首歌的“意义”蜕变来说，我认为，作者终止授权是对的。
　　
　　现在公共媒体（包括唱片、电视、电台和网络）上，有三个重要的演绎《春天里》的版本：汪峰原唱、旭日阳刚的网络版、旭日阳刚在央视春晚演唱的版本。同一首歌，在不同的语境中，在不同的条件下，在不同的演唱者哪里，它发生的“意义”是不同的。或者说，这首歌“本身”的“意义”已经退居其次，它已经蜕变成一个能指，被不同的“意义”所争夺。
　　
　　汪峰的原唱，可以说是讲述了一个中年人成长的创伤经验，作品以今昔的对比和反差，流露出对过往青春和生命的伤感，同时也流露出在现实中的迷茫与失落。曾经年少的孤独与贫穷，但还尚存理想与激情，而今的优裕与富足，却并不能获得完满的意义。失去与获得，追求与失落，生活总是在别处的荒谬感与虚无感，流淌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唯有“春天”，这重现生命、季节与时间的镜子，是梦想的宿命。拔高一点说，这首歌表达了一种人到中年的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症，蕴含了一代人（一个人）成长的创伤记忆。说的不好听点：无病呻吟，一派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调！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曾为旭日阳刚网络版的《春天里》“眼泪忍不住地流淌”。刹那间，那粗粝的声线像子弹，击穿了我麻木已久的灵魂。甚至，死去已久的良知与感动在旭日阳刚那放肆的歌声中复活了。它讲述了底层人的奋斗与挣扎，痛苦和辛酸，快乐与幸福，以及对现实（社会）无奈的认同（屈服），但它更充满了一种抗议与呐喊。坦白说，我更喜欢这个版本，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音乐”。歌声与话语，可以成为重构现实的力量，可以成为抵抗绝望的武器。在这里，《春天里》这一文本本身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叙述者——“农民工”和歌声叙述的环境。显然，这个版本的《春天里》讲述的已是一个“阶级”（属下阶层、贱民）的故事，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社会变迁）的故事，而不只是一个有关“成长”的故事。
　　
　　然而，很不幸，“旭日阳刚”很快被绑架了，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人质。央视春晚的版本，“旭日阳刚”不再是原先那个叙述者，歌声的环境与条件也脱离了原先的语境。他们的歌声不再放肆，不再肆无忌惮，不再呐喊，已化作默默的倾诉与告白：在这美好的春天里，我们一起承担苦难，默默地奋斗，终有一天会实现我们的梦想，有人解释说。这个梦就是所谓的“中国梦”，无数的“旭日阳刚”共同支撑起了这个宏伟的历史之梦，朴素的生活理想，是大国崛起的原动力。这是对的，在央视春晚的语境中。在这样的语境中，那些来自边缘和底层的呐喊，已然变奏成和谐的祝福，淹没在一片绚丽的梦想之中。可那个梦想，在哪一个“春天”才会出现呢？对于真正的底层和边缘人群来说，这恰恰是真正的乌托邦，当然也是最狡猾的意识形态。
　　
　　通过不同的媒体和介质的转播和转译，《春天里》已被演绎成许许多多的互文本。或许以罗兰·巴特的话来说，文本诞生了，作者死了，我们只需关注其本文就足够了。可在这个话语与权力相裹挟的世界，在各种微观权力无处不在的世界，恰恰不是这样。
　　
　　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是谁在唱，是为谁唱，是在哪里唱，我为什么要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