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去的往日与重建的今朝

管季超0712

拆去的往日与重建的今朝

作者：石世豪



我出生在上海原来的南市区。
原南市区所在的地域是上海最早形成的聚落所在。北宋天圣元年 (1023年)前已设征收酒税的机构，1193年至1267年间上海正式建镇，1291年在南市境内设上海县，归属南直隶松江府下辖。1553年建造城墙，范围就是现在人民路、中华路环绕的地区，一直是上海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842年根据《南京条约》上海开埠后，英国在新开河北岸至苏州河南岸设立租界，而新开河南岸则为上海老城区。上海人将英租界称为北市（今黄浦区、静安区），而老城华界称为南市，南市区由此得名。
南市区原来被黄浦江分为东岸和西岸两部分，1993年，东岸部分并入刚建区不久的浦东新区。南岸部分面积仅6.85平方公里，却居住着38万多人，而且彼时四层楼以上的水泥公房比较少，绝大多数都是两、三层自建的私房，因此真正的居住面积相当紧张，其住房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常常是一个十来平米的房间，住着一家三口，里面放着全家所有的财产，这个房间既是客厅，又是卧室，既是厨房，又是厕所。
现在这些私房一般被言简意赅地称作危棚简屋，这是针对它们的建筑材料而言的。一般比较讲究的是完全用砖砌起来的，砖为黑色或红色。在那些比较低矮的砖块表面，常常可以看到小孩子刻下的歪歪扭扭的字。室内则漆成白色，有时候再铺上一层墙纸，墙纸上一般会有几片因漏雨而形成的水渍。另有许多情况，为节省材料费用，人们会在一楼的砖房上再用木板搭建出二楼。这就是说，不仅地板，连墙都是用木板拼装起来的。这样的房子，一般会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二楼上有人走动，一楼总是能听得清清楚楚。其次，因为木板通常不可能拼合得天衣无缝，总免不了漏进些风风雨雨。此外，虽然为了防雨，人们总会在木板外侧涂一层油漆，但天长日久的，总免不了洇水腐烂，这时候就必须换一块木板。当然，这些小修小补的事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就驾轻就熟。于是虽然有那么多不便，一带又一代还是不断地在这里出生和成长。当时，看着那些临街新漆过的红色木墙神神气气地招呼着人来人往，有时候让人觉得，那里面的生活虽然简陋，但仍然像模像样地过着。
如今在原南市区小南门一带还有很多这样的建筑。一样的破旧，一样的拥挤，不同的是，一幢幢光鲜的大楼纷纷破土而出，鹤立于白墙黑瓦的老街。于是在这场猝不及防的对峙里，“危棚”和“简屋”们显得局促了，比以往多出一份等待的焦虑。“动迁”这两个字萦绕在人们又盼又怕的唇边，然而一切却仿佛僵持住了，不见半点进展。
“唯一知道的就是这里肯定是要拆的”，我一个还住在那里的初中同学说。“周围都拆了，就我们那一片没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不过搬估计要搬到比周浦还远的地方去了，现在市区房价又那么贵。”他又叹了口气。
在这个僵持的时刻，我试图回到记忆里那个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再陪它走一遍来路，去寻找这一切纠葛的线索。

1985年，当我的母亲刚来到小南门附近的黄家路122弄7号时，她还并不确定这里就是她未来的家。那时候她面对的是这样一幢屋子：厕所加厨房一共5平米，一个8平米左右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一个17平米左右的大房间，大房间上搭了一个10平米左右的阁楼。在这幢屋子里住着我的爷爷奶奶、姑姑和表姐、还有我父亲三兄弟一共7个人。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宽敞的了。不久之后，为了给我的母亲和尚以一种可能性存在的我腾出空间，他们在原来的屋顶上又搭出一个15平米左右的新房。在那个时候，因为家里人口增加而加盖楼房是非常普遍的事，也从没听过有“违章搭建”这么一说。
当然这样的搭建时常会引起邻里间的纠纷。据说家里的阁楼刚建成的时候开了个窗户，正巧对着邻居家的一个院子。那时节老式里弄里都没有浴室，洗澡一般是去几百米外的公共澡堂。有些人家怕麻烦，比如那户邻居，就在夏天的时候把澡盆放在院子里洗澡。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我家开这个窗户。一来二去，两家互不相让，邻居就用一块木板档住了那扇窗。父亲正是年青气盛的年纪，拿起榔头就往邻居家冲，要敲了那块木板，全靠奶奶拦着才没造成更大的麻烦。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在我的记忆里，阁楼窗户外的木板一直没有拿掉过。
对于那片老式居民区而言，弄堂始终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弄堂有的宽敞，有的狭窄，有的笔直，有的七弯八拐，有的是死路一条，有的则四通八达，不熟悉的外人走进这片曲折纠缠的弄堂很容易迷路。小时候，每次穿行与这个复杂的网络，都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骄傲，仿佛是走在自己的地盘。
许多弄堂之所以狭小曲折，多半是由于住房拥挤的缘故。为了尽可能扩大居住面积，那里的房屋很少是方方正正的，常常东凸出来一块、西插出来一片，再加上有些人家把杂物堆放到弄堂里，使得许多小路只有一人多宽，连推自行车都显得很局促。这也许正是上海人“小气”脾性的来源。
当然，弄堂最主要的功能在于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这么说或许有些不确切，因为那里人们对于公共空间的感觉和其它地方是不同的，或者说，在弄堂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划分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它似乎处于一个中间地带。举例来说，当谈到街心花园或公园的时候，它之所以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在于它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没有谁拥有它，它被你我之外的谁经营和管理着，目的是提供给你我一个休息和歇脚的地方，但我们谁也无权去处置它、改变它。这与现在新建小区中的会所、绿地等等公共空间类似。因此说它是一个公共空间的原因是，我们都只是外人。而弄堂则恰恰相反，它既是你的，也是我的，谁都可以去处置它，只要不损害到他人。它是弄堂里的人们所共有的，没有在我们之外的谁去管理和经营它，在这里人人都是在自己的地方，都是在家里。因此常常可以看到傍晚人们把桌椅搬到弄堂里（当然是比较宽敞的地方），端出一碗碗热腾腾的菜，一家人有滋有味地吃着。遇上下班回家的邻居经过，都会客气地招呼着，一起喝上几口小酒。这样的桌脚下一般会盘踞几只家猫，盼着吃剩下的鱼骨头，而它们又给整个弄堂捉老鼠，并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我家的弄堂口有一棵粗壮的梧桐树，由于弄堂里的人家一般都会把鸡蛋壳扔在树下的泥土里，因此它长得十分枝繁叶茂。夏天的时候，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会搬一把躺椅到树下乘凉。大人们多半会摊开一张桌子斗地主，孩子们喜欢轮流讲鬼故事互相吓唬，老人们则常常是摇着蒲扇闭目养神，或者看着年轻人们，一言不发。
现在回想起这一幕，我想，也许这种弄堂文化的形成与当年上海逼仄的居住空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正是弄堂这一处于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空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它在事实上成为了每一户人家的外延，这种外延不仅仅是空间性的，也是心理性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建立了一种比“社群”更为紧密的关系，因为他们并不仅仅是共享一条路，而是共同拥有一个并不完全是比喻意义上的“家”。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强调的是这种外延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当然是它也造成了一定的邻里纠纷，但这样的纠纷通常与外延后面那个狭小拥挤的、私人的家直接联系在一起。
似乎可以说，弄堂让90年代以前那个居住环境拥挤不堪的上海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了，与此相关的是，它使得人们对于家以外的空间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兴趣，也许上海人饱受诟病的爱管闲事和爱看热闹，与这种弄堂文化息息相关。

大约是在95到96年间，“动迁”这两个字进入了这一带人们的话题。那时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对于动迁的最初印象是雪白的墙上用红漆赫然画着的、滴着血的“拆”字。
1997年的时候，我家弄堂对面的花园弄几乎已成一片废墟，那时候我踏着满地的木板和破砖头一脚高一脚低地去上学，心里有一种新鲜的喜悦。此时，整个老城区隐隐地笼罩着一种骚动。小南门地区的许多人家纷纷开始往原来的老屋上加盖楼层，沿街的住户则开出店面，以此获得更多动迁的补偿。从那时起，有一种“违章搭建”的说法同时出现了。
1998年，动迁组正式入驻小南门地区，开始动迁。
在我的印象和父母的叙述里，似乎从一开始，几乎就没有人相信动迁安置是公平的，而坊间流传的各种说法更是把动迁组描述为地痞流氓。好像有无数个漏洞可以滋生中间的不公，使得差不多没人愿意立即搬走。
动迁的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在拆迁的消息确证之前，这一地区的户口就已经全部冻结。但确实有在此之前就提前得到风声并大举迁入户口的情况。因为动迁的补偿不仅要算居住面积，户口人数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此后，动迁组进驻，开始挨家挨户地测量居住面积。一般这是最不容易动手脚的。
接下来动迁组公布政策，并上门谈判。这是公认的浮动最大的部分。凭关系，塞红包等等，通常都会左右最后的补偿结果，而这结果是不公布的，就是说没人知道别人拿了多少以作为参照。
动迁的补偿结果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
1， 原拆原还。居民按情况补贴一部分费用，然后在楼房建成后搬回这里。由于当时这个工程是旧区改造的一部分，属于半政府行为，因此可以原拆原还。而一般商品房动迁则没有这个选项。
2， 分配安置房。当时所分配的安置房主要是在浦东的南码头地区及上南地区，距离小南门地区的车程在45分钟左右，在当时已经接近市郊。一般这样的安置房朝向或者楼层总是不大理想。
3， 补偿现金。
经过动迁组的走动，很快就有第一批住户搬走。这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通过关系和红包获得了比较优厚的补偿。二，认为补偿的条件尚能接受，并不愿与动迁组过多纠缠，或是抢中了安置房中比较好的房源。
我们弄堂里也有几户人家第一批搬走。动迁组一般是搬一户拆一户，人一走先敲门窗，然后拆墙面，名义上是赶工程进度，其实更重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影响没搬走的居民的正常生活。记得有些弄堂，由于拆房子砸破了水管，导致很长时间都是一片泽国，却一直无人问津，不见有关部门去处理。
1999年，对面的花园弄建成，傲然对视着残破的这一边。坊间流传那里的许多住户都是原区政府的领导，而这套房属于单位的福利分房。与此同时，老城区的大多数居民由于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无力原拆原还，纷纷向市郊迁移。
1999年秋天的时候，留在弄堂里的钉子户已经不多了，加上提着铁锤来来往往的民工和周边的废墟，使夕阳里的老房子多了几分萧瑟和不安。半夜里经常会有来历不明的敲门声响起，而附近废墟上的粪便也使这一带弥漫着一股恶臭。
有一天我的母亲目睹了在别处强拆经过：
警车、救护车、搬场车等在门口，警察冲进去把人拉出来，一群民工一拥而上，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搬到搬场车上，然后搬场车就载着失魂落魄的居民和他们的全部财产开往分配的安置房，同时在动迁组的安排下，民工开始砸房子，老规矩，先门窗，后砖墙。
虽然在今天听起来，这实在谈不上惨烈，但当时，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还是让人十分震撼。
2000年，我家也离开了老城区，搬往浦东。那一年，南市区并入黄浦区，同时旧区改造的步伐全面加快。从此，一波又一波的居民从市中心迁往市郊，与此相对应，市郊不断地向远处推移，城市开始迅速膨胀起来。
这种膨胀所伴随的是弄堂式空间的缩小，和公园式空间及私人空间的扩大。或者说，私人空间和公园式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弄堂式空间，而这种替代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现在，绿地、花园常常作为赠品为楼盘提高价值，而成为合格赠品的条件是，它必须是绝对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严格的公共空间，必须由开发商或者物业来设计、安排和管理，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它的稳定性，使其长久具有观赏价值。而像弄堂这样具有一定含混性的、高度依赖每个人参与和管理的空间，则因其不稳定而很难成为卖点。

目前，在小南门地区林立的楼房间仍然残留着一些老式里弄，这些地方似乎成为了动迁的瓶颈，一直少人问津。这大概是由于以下原因：
1，目前残留的里弄大多是之前几批开发商挑剩下的鸡肋区域，地形不适于开发大型建筑区，常常不是一些两条街道之间的狭长地带，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小角落。
2，这里的人口密度相当高，而现在的动迁成本又早已今非昔比，每户动辄上百万。同时，早年通过促进公共交通的建设，客观上还能够缩短动迁安置房与市中心间的车程，但由于城市的膨胀，如今的动迁安置房已经离开市中心十万八千里，超出了许多居民的心理底限，因此动迁也变得更加困难。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开发商望而却步。
于是这新与旧仿佛被强硬地拼贴在这块土地上，既使那崭新的楼房在这混乱的背景中失色，又为那陈旧的砖墙平添了临时性的氛围。往日的空间早已被破坏了，新的空间却迟迟不来，这正是仍住在老式居民区里的人们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