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逗乐

管季超0712

陈佩斯逗乐[z]


  

1

我老了，胡子白了，身上的毛病也多了。小蛋糕就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只能看着，就这么看着—你瞧，上边还有香甜的奶油。

但我仍然在表演。一年365天，我用一大半的时间奔波于全国，一场接一场的表演。我的身体很累，却很享受。笑声灌耳、掌声如雷的刹那，总会将我所有的苦累瞬间击溃。我喜欢沉浸于表演过后的酣畅，那一时刻，感觉身体里所有筋骨都在开花鸣谢。我舒了一口气，上台前的石头算是卸下了。我一边走下舞台，一边问自己，演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有学会卸下压力？每场表演开始前，它们都会找上我，从未改变。不过，一场接一场，我都扛下来了。

我喜欢演喜剧，就像别人喜欢问我当年为什么离开央视，真是一个执着而如影随形的老问题。13年了，我一次又一次听到，一次又一次回答。我不厌其烦。

对于我和央视的那场纷扰，我已经浓缩成一句话做了回答—一个男人，离开了“体制”也要能活。就像中国儒家教给学生“六艺”。种地种庄稼养活自己，善骑会射保护自己。进一步，能写会算小唱娱情，这才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儒家叫它修身齐家治国，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大写的人。我立身为人，我说意见给你听，听则听，不听我就走。我跟他们打交道那么多年，我觉得我必须提醒他们，那些小品是我和朱时茂所写。他们得告诉观众创作人是谁，省得他们不知道，写成别人。我很像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小商小贩，吃官场俸禄不一定算好。时代变了，我自己出来做小买卖，一样能行。那时是我的原始积累阶段，名和利不过是副产品。别看我现在说的那么潇洒，我也曾经特别在乎过这些东西。那时候我还没什么名气，挣钱特别难，几块钱几块钱的攒。从解决温饱，到奔向小康，说着简单，奔着难。就是因为我曾经特别在乎过名和利，所以现在，特别不在乎。名利就像点心，含高蛋白，人到了这个年纪，更不敢多吃一口，怕得糖尿病。有些人存折上的零多了，又有什么用，零始终是零。所有都过去了，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的作品，我要做什么。



2

我已经离开了大银幕14年，离开了春晚13年，我已经离开了干扰。“如果时光倒流我会怎么选择？”废话！我还是会这么选择，我留恋掌声，但我不留恋三十年前的掌声，我期冀于明天的掌声。你或者可以说，我也是个享受当下的人。我现在天天做着喜剧表演，这已经足够。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让我愿意每天都花费时间去想去演去践行的一部分。它已经融入我的血肉。我只上过五年半学，对于一个只上过五年半学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太太把我评价得很好，她说我是个干净、纯粹和尽兴的人。其实我就是个很倔的人，经常一头扎过去拽都拽不回来。我还一直不自信，自信对人那么重要，我没有。于是，我就去寻找。寻找的过程需要勇气，我也很痛苦。慢慢地，我学会了品尝，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祖宗八辈儿都这样过来的，相信这个你就行，猿人都能过来，何况我们。我已经年近六十，不表演的时候，我开始写写画画。我喜欢画山水、别人看着丑、别扭但我看着特美。它们是只属于我自己的山，我自己的水，是独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就像我最喜欢的明朝四僧和黄宾虹。他们的画有境界。因为不是为了卖，而是完全属于自己。能让我喜欢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所幸去年的时候，我还是迷上了一位福州画家的画。他没名，作品全是灰黑白，拿出去卖还老被人嫌，说一看就不吉利。我一看，嘿！被震撼了。他的山水不大，只比邮票大点—你想想，一团气场就聚在那丁点儿大的地方，哎哟喂，我寻思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他怎么下的笔，这样的人就把我给唬住啰。



3

为了重新回到喜剧舞台，我也砸过锅卖过铁、也妥协过很多。我终究不愿意妥协于游戏规则。男人就应该有自己的态度，我演过很多小人物，他们没有智，有点笨有点愚，但他们心地善良。他们或者就是个开小餐馆的人，起早贪黑给人做早点，中午给人做小菜，晚上经营到很晚。但他们的生活一样多姿多彩，不信你去问，他们有自己的幸福和立场。有时候，我想我应该去鞭策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其实，“笑”本来就是人类的劣根性，看到别人哭，你才会笑。而大家一起笑就成了另一回事。愚和智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笑和不笑之间也有一个辩证关系。能把大家逗乐，就是我的态度。

我至今没有后悔过什么。没有留下太大的遗憾。我只是一次次拷问自己，比起国外小镇上那些说学逗唱、连蹦带跳、拿起小号就能吹、拿起大鼓就能敲的滑稽表演艺人，我的技能在哪里？我也是个喜剧艺人，如果我站在他们的舞台上，我能吗？我想，我得饿死。这是我一直在思索、实践和痛苦的事情。也有人说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其实本身就很痛苦，在台上我们笑，在台下我们哭。其实这都是在忽悠你。你以为周星驰私底下的沉默寡言是在痛苦，他那是在琢磨下一个镜头怎么唬弄你。每一个镜头对他来说都是技术劳动，都是体力活儿。演出时没什么可乐，上台我也不乐，那是痛苦的劳动。台下我才乐，想出个包袱时我比你们还乐。



4

在中国做喜剧有另外一番痛苦。外国人的笑点特别低，轻轻一逗就笑了。中国人不一样，笑点特别高。中国社会复杂，说和做不是一回事，我们得猜。社会的起伏变化发展也快，人们经常有一种有了今天没明天的惶恐，这使得要让中国人笑，真不容易。所以有些时候外国人会笑得前翻后仰，我们拿来一看，这什么东西？这群傻冒儿有什么可乐的？

就好比法国大餐，听着是世界第一，但中国人一去吃，那太平淡了，太不是东西了！亚洲人的味觉本身就优越于白种人，白种人只有亚洲人百分之四十的味觉，差得太多。就像狗和狗，有的狗能嗅出炸药、毒品，有的狗就不行。人也一样。所以，在中国做喜剧，往往要狠劲地加重口味，做个麻辣锅底大蒜料，才适合现代中国人的笑点。我生活在中国，我就是别人的笑点。我经常寻思怎么把别人逗乐，能把你逗乐的事基本也能把我逗乐，我就是一个除了下雨天都穿着老北京布鞋的普通艺人。朱时茂说，我这样的人注定只能演一辈子喜剧，根本演不了悲剧。那老小子，这是污蔑轻视还是瞧不起我，他说演不了，那是因为我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