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歌唱音韵论著五十年 文/崔同庆

管季超0712

我读歌唱音韵论著五十年（1）



题记



（1）



漂泊京城近十年，不断搬家迁居，八宝庄、万寿路、老山、黄亭子、亦庄、广安门……每次搬家都要处理掉一批自己的藏书。今年春节期间搬家，颇感疲劳，遂去三亚休息。其间，弄清了一个问题，亦即这次搬家颇感疲劳主要是年纪大且打包书籍所致。于是，我决定在今年将书籍全部处理掉，或卖废纸，或送他人，今后不再因搬家而为书籍所累。



不久前，在清理书籍的同时也对几十年来的信件进行了清理，做销毁信件的准备。除有个别书信具有保留价值（如南京大学李廉教授在20多年前刚离休时写给我的一些信件至少具有书法欣赏的审美价值）而予以保留外，其他均准备销毁。不予保留的信件中有一件是1994年北京一位声乐研究专家写给我的回函。重读此函，浮想联翩，于是便产生了写一组博文的打算，并拟定了总的题目《我读歌唱音韵论著五十年》，用以对我国学者50多年来关于歌唱音韵问题的研究谈些看法。



1994年，我从《音乐周报》上获知北京一家专门研究咽音歌唱技法的声乐研究培训机构搞了一些研究资料，我希望能够得到这些非出售的资料。由于在这家研究所里没有熟人，所以我就给研究所的负责人，一位咽音歌唱技法研究专家，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具体内容，因年久多已忘记。现在还有印象的是，我对这位专家所写的声乐专著中出现的一些语言学常识错误提出了意见。现在还记得那些意见中有一个是关于汉语中的元音a的性质问题。这位专家在其专著中说汉语的单韵母a是前元音，我在信中指出了这一语音常识错误。所提的其他语言学常识错误的明显程度类此。我本想用此信件来讨好这位专家，以便在第二封信中再提出索要声乐资料的要求。未曾想到，这位专家对我如此友好的表示不屑一顾。他在三页纸的回复中，只字不提我所指出的那些常识错误，把我看作是一个普通的音乐门外汉，声乐门外汉，咽音门外汉，给我上了一堂声乐理论课。



这件事使我感到费解：一位知名的声乐研究专家和歌唱家竟然如此顾及面子，竟然如此缺乏谦虚的精神，竟然如此缺乏严谨求实的学风！在我看来，这位专家的专著中的常识错误导源于其学风，或者说其学风是主要原因之一。



类似上述著作中的语音学常识错误在50多年来出版的声乐研究专著（包括高校声乐理论教材）和学术论文（包括学位论文）中屡见不鲜。此外，50多年来，歌唱音韵的研究进展极其缓慢，可讨论的与待解决的问题数不胜数。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的途径，将是《我读歌唱音韵论著五十年》一组博文的主要内容。



（2）



所拟定的这个题目中有歌唱音韵的概念。为何选用这个概念？众所周知，研究歌唱的语音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歌唱家的演唱能够使听众听清唱词的内容，能够充分表达作品的感情以感染听众。而这样两个任务恰恰是主要从歌唱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方面来研究歌唱语音的，不是主要从生理学和物理学方面来研究歌唱语音的，所以我们选用歌唱音韵这一概念。



至于题名《我读歌唱音韵论著五十年》中有“我读”一语，是因为我将写的博文不是规范严格的学术论文，题中写上这一短语可以使我在行文方面随便一些，不受文体约束，消除自我拘谨感。



而“五十年”一语说的是实际阅读情况，所举的例子自然也要涉及50多年来出版的关于歌唱音韵问题的论文和专著。



（3）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在学习音乐理论和乐器时，我对声乐也颇有兴趣，抽时间学唱汉语和俄语的一般歌曲，也偶尔学唱几首意大利语和德语的艺术歌曲。大概是这种兴趣使我在学唱歌曲的同时也读些声乐理论方面的文字。1956年第一次接触歌唱音韵问题的研究文字。那时，我订阅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院报《音乐教学》。1956年的《音乐教学》有一期刊出了汤雪耕教授论述歌唱的咬字吐字问题的研究文章。我阅读歌唱音韵论著由此开始，持续了50多年。



记得1957年~1959年间，当时《中国语文》等学刊刊出了京剧、昆曲领域中一些表演艺术家和语音学界的一些学者讨论京剧音韵问题的文章；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音乐建设文集》，其中一些文章或多或少地讨论了歌唱音韵问题；还有一些音乐刊物、音乐论文集和声乐专著中也有些文字曾论及歌唱音韵问题，如《人民音乐》《戏曲研究》等期刊的文章，《声乐论文集》（1959年）等论文集中的文章，《声乐研究》（吕白克著，1957年）《京剧字韵》（徐慕云等编著，1959年）等专著，以及《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1957年），等等。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歌唱音韵的文字，我都一一阅读，并记了许多笔记。



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笔者到文艺团体搞音乐创作工作。由于本人读过不少关于歌唱音韵研究的文献并做过一些研究工作，所以单位决定让我兼职做歌唱音韵指导教师，以帮助演员学习元明清戏曲音乐学者燕南之庵、魏良辅、沈宠绥、李渔、徐大椿等人所著的古典唱论著作以及当代有关歌唱音韵问题的研究论著。由于要做兼职教师工作，所以当时（1960年~1966年）所能找到的文献（包括国外的文献）也都一一阅读。与50年代不同，这一时期的《文汇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刊出了不少讨论歌唱音韵问题的文章。这一时期讨论歌唱音韵问题的专著有《京剧声韵》（苏雪安著，1963年）等。这些文献都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966年~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基本没有新出版的讨论歌唱音韵问题的文献。1957年汤雪耕教授的著作《怎样练习歌唱》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1974年）出版了修订后的例证等符合文化大革命要求的《怎样练习歌唱》一书（应算前者的修订版）。这是文革中出版的唯一讨论歌唱音韵问题的文献。在这10年中，我只读《怎样练习歌唱》和《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二书，并结合二书的阅读听了许多当时出版的唱片。此外，由于文革期间基本无书可读，所以打发时间的是阅读手头保存的罗常培的《普通语音学纲要》《汉语音韵学导论》，王力的《汉语音韵学》《汉语音韵》，以及《中国科学》学报上刊出的实验语音学论文，等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实验语音学家周殿福的《艺术语言发声基础》（1980年）出版。接着，应尚能教授的《以字行腔》（1981年）和文艺团体声乐教师许讲真的《语言与歌唱》（1982年）相继出版。此后至今，有关歌唱音韵问题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包括高校声乐理论教科书）大量问世，令人读不胜读。



在90年代的阅读过程中，我还结合阅读旁听了几位声乐教授的歌唱教学课程，以了解声乐教师在歌唱音韵方面的一些教学情况。例如，1994年~1997年，我听了歌唱家赵新先生的60多次声乐教学课，其中有为报考音乐学院的学生所上的备考课，有在东京和维也纳读硕士的学生回国请赵新上的课，也有先生为声乐系毕业生所上的进修课，等等。我记了不少听课笔记，特别是关于歌唱音韵方面的笔记。我也向他请教过一些歌唱音韵方面的问题。大约是1995年~1996年，赵新担任歌剧《苍原》声乐艺术指导工作期间，有一次他告诉我舌面后高元音u完全可以展唇开口唱出，并且接着在中音区作了发音示范。他还用园唇敛口和展唇开口两种口型唱u元音，作对比。我的还算比较灵敏的听觉竟然难以区别用两种不同发音方法所唱出的u元音的音色。他说，这是歌唱与说话不同的一个例子。赵新先生已经驾鹤西去，我永远失去了向先生学习请教的机会。



初步估计，从1956年至今，我阅读了专门研究歌唱音韵问题的专著和有关歌唱音韵问题的声乐理论著作大约有50种，专门研究歌唱音韵问题的论文和涉及歌唱音韵问题的论文大约有300篇。说到这些数据，说到大量地听唱片，还说到旁听赵新等教授的声乐教学课，一是要说明我对歌唱音韵问题颇有兴趣，且几十年来这一兴趣丝毫不减；二是要说明我不是一般的声乐门外汉，而是一个多少有点儿声乐常识的门外汉，我这样的门外汉所提出门外之见未必毫无价值。我希望《我读歌唱音韵论著五十年》这一组博文所提出的门外之见，能够引起行家里手的关注。

管季超0712

我读歌唱音韵论著五十年（2）



抄袭：歌唱音韵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从我所读的50多年来出版的300多种歌唱音韵研究文献中，我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50多年来歌唱音韵研究进展缓慢，迄今为止尚未建立起一个基本像样的歌唱音韵理论。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有：

     1. 对中国古典声乐理论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因而不能批判地继承和科学地发展古典唱论。

     2. 深入研究歌唱音韵并建立汉语歌唱音韵理论对于建立中国声乐学派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

     3．歌唱音韵研究是涉及声乐学与语音学、音韵学（音位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者普遍缺少被交叉学科语音学、音韵学理论的基础知识储备。而这种缺陷必然导致一个像样的歌唱音韵理论无法建立起来。

     4. 歌唱音韵研究中存在一些方法论缺陷，比如研究工作是从概念出发还是从歌唱实践出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5. 歌唱音韵研究者理论思维水平不高，缺少基本的逻辑训练，致使研究工作和结果表述中概念不清，逻辑混乱。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许多论著作者辗转抄袭成风也是一个原因。抄袭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抄来据为己有，显然这种“研究”不能为歌唱音韵研究增加任何新的知识，新的见解，因而就不能对歌唱音韵研究的发展有任何促进作用。

    在这里，我们简单讨论一下抄袭问题。



    最为典型的抄袭是把别人的论著完整地或基本完整地抄下来，署上自己的大名，作为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世。下面举个例子。

    江苏盐城师范学院姜美君、刘大巍二位教授的论文《论歌唱语言发声技巧—兼论歌唱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差异》刊发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2年第1期。东北大学艺术学院王冬弘讲师把上述论文的主要部分的文字抄下来，以《论歌唱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差异》为题名，署上自己的大名公开发表。此文刊发于《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月号上。

    后者80%以上的文字抄袭自前者，只要对照阅读一下两篇论文就一目了然了。这篇抄袭的论文有一个特点，即被抄论文中的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均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王冬弘的抄袭论文中。

例如姜美君、刘大巍二位教授说：

    子音是语音的最小基本单位——音素中的一个种类，是构成语言表达系统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材料。子音在不同语种的语音系统中的具体名称、种类和数量，乃至子音的使用方面均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比如，子音在英语中被称作辅音，而在汉语中则称作声母。子音在英语中是以音素为单位，一个子音只代表一个音素；而汉语中的声母则可以包含一个以上的音素(如zh、ch、sh、ng等)。英语中的子音在音节中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它可以置于母音之前，亦可置于母音之后或两个母音之间;汉语中的声母(主要指“汉字音节开头的辅音”①)在音节中的位置是固定的，它具有“前声后韵”的特征。英语中，子音可单独或组成子音群与母音结合;而汉语声母则只能单独地与韵母结合。即便是zh、ch、sh、ng这类有两个音素的子音在与韵母结合时，也都是以单一子音发声形式出现的。

上述二位教授的文字中的主要错误是把汉语中的声母概念与辅音概念混为一谈（“子音在英语中被称作辅音，而在汉语中则称作声母”），又把字母概念和音素概念混为一谈（“汉语中的声母则可以包含一个以上的音素(如zh、ch、sh、ng等)” ；“即便是zh、ch、sh、ng这类有两个音素的子音”）。这种常识错误被抄袭者完全抄在其抄袭文章中了。抄袭文章说：

    子音在汉语中被称做声母，是语音的最基本单位，是构成语言表达系统的基本材料。子音在不同语种的语音系统中的名称、种类、数量以及使用方面均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比如，子音在英语中是以音素为单位，一个子音只代表一个音素；而汉语中的声母则可以包含一个以上的音素(如zh、ch、sh、ng等)。英语中的子音在音节中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它可以置于母音之前，亦可置于母音之后或两个母音之间；汉语中的声母(主要指“汉字音节开头的辅音”)在音节中的位置是固定的，它具有“前声后韵”的特征。英语中，子音可单独或组成子音群与母音结合，而汉语声母则只能单独地与韵母结合。即便是zh、ch、sh、ng这类有两个音素的子音在与韵母结合时，也都是以单一子音发声形式出现的。

两段文字一对照即可看出抄袭文章把被抄文章的错误也全部据为己有。类似错误还可以再举一例。

姜美君、刘大巍二位教授说：

        如汉语母音中就有由两个或三个母音构成的复韵母12个和韵尾带鼻音的“鼻韵音”15个……

这些数据本来就是错误的，而王冬弘的抄袭文章却将之全部据为己有。抄袭文章说：

       如汉语母音中就有由两个或3个母音构成的复韵母12个，韵尾带鼻音的“鼻韵音”15个……

因为抄袭者实际上并不想去研究歌唱音韵，所以抄袭者不会用《汉语拼音方案》查检复韵母和鼻韵母的具体数量。实际上，复韵母是13个，鼻韵母是16个。亦即：  

复韵母：ia,ua,uo,ie,üe,ai,uai,ei,uei,ao,iao,ou,iou,  

鼻韵母：an,ian,uan,üan,en,in,uen,ün,ang,iang,ang,eng,ing,ueng,ong,iong



    除了上述这种抄袭情况外，更多的抄袭情况是抄袭别人的观点见解，而文字不是原封不动地抄袭被抄文章或著作。这和前一种抄袭一样，显然也不能为歌唱音韵研究增加任何新的知识。下次我们再来讨论这种情况。

管季超0712

说抄袭



把他人的论著或其中的某些话语原封不动地抄来，作为自己的东西（即不说明来源）公之于世，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直接抄袭方式。把他人的未进入公共知识领域的观点见解用自己的话语叙述出来，并且不用任何方式说明其来源，就作为自己的观点见解公之于世，这是更为普遍的一种非直接抄袭方式。前者上次已经约略提到，现在举例说说后者，一种依然不能为歌唱音韵研究增加任何新的知识的情况。



现代汉语普通话是我国法定的通用语言。在一般情况下，歌唱等艺术表演者必须使用普通话语音进行表演。因此，讨论歌唱音韵问题的论著绝大多数都是讨论的普通话语音范围内的问题。这里涉及的论著也是讨论以普通话语音为标准的歌唱音韵问题的。



郑茂平教授在其专著《声乐语音学》（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7.4第一版）中讨论汉语普通话元音分类时说到鼻化元音问题。郑茂平在第53页中把汉语元音划分成单元音、复元音和鼻元音三大类。接着，在第54页中，把汉语普通话中的前鼻元音概括为“8个：an、en、ian、in、uan、uen、üan、ün”，把后鼻元音概括为“8个：ang、eng、iang、ing、uang、ueng、ong、iong”。这就是说，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存在鼻化元音（也可译为鼻元音、鼻母音）。这个错误的观点是郑茂平创造的吗？事实表明，这不是郑茂平独有的观点，其他学者早已有此观点。由于郑茂平未对此观点的来源作出任何说明，因此我们认为鼻化元音的观点是抄袭而来的。



我们认定鼻化元音观点是抄袭来的根据是：



1．1993年出版的《歌唱的理论基础》（梅学明、张庆朗著，济南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中有鼻化元音的讨论。作者说：

  “前鼻母音共有八个，它们分别是an、ian、uan、üan、en、uen、in和ün。”

  “后鼻母音共有八个，它们分别是ang、iang、uang、eng、ueng、ing、ong和iong。”（p.33—p.34）



2. 1995年出版的《声乐教程》（汪明洁等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3月第一版

也持汉语普通话中有鼻化元音的观点。作者说：

   “前鼻母音只有八个，它们分别是an、ian、uan、üan、en、uen、in和ün。”

   “后鼻母音共有八个，它们分别是ang、iang、uang、eng、ueng、ing、ong和iong。”（p.79）



两种引文只差一个字，因此后一著作显然是直接抄袭了前一著作。郑茂平是否抄袭了上述两种著作，现在无法断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鼻化元音的观点是抄袭了他人的观点，不是郑茂平的独创。



我们初步推断，鼻化元音的观点来自于沈湘教授。沈湘教授的教学音像资料由李晋玮和李晋瑗二位教授记录整理后，以《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为题名，先后由华乐出版社（2004年）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出版。《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中有关于鼻化元音问题的讨论：



  “鼻化元音由元音和鼻音n，ng复合而成的，如an、en、ian、in、uan、ang  eng、 ong。”（P．32）



尽管《沈湘声乐教学艺术》一书在新世纪出版，但是沈湘的观点是早就存在了。也就是说，鼻化元音的观点在其逝世之前早就存在了。沈湘教授逝世于1993年10月。逝世之前，沈湘教授于1993年5月1日为其弟子的《歌唱的理论基础》一书的出版题词。该书作者张庆朗为沈湘教授的学生，而另一作者梅学明是沈湘的学生杨比德教授的学生。从学术渊源方面看，鼻化元音的观点来源于沈湘教授的推断可能是符合实际的。亦即，《歌唱的理论基础》《声乐教程》二书中关于鼻化元音的观点来源于沈湘教授。



不管郑茂平的鼻化元音观点来自何处，他和上述《声乐教程》的作者都是抄袭了他人的观点。



应该指出，含鼻韵母的字（如安an）在引长时，这个元音a必须带有鼻音色彩，否则

听起来就不像“安”的音了。我的一个学生曾怀疑鼻化元音观点似乎来自赵元任先生的“半鼻音”的说法。这个学生曾撰文说：



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大师、著名作曲家赵元任先生就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将这种在歌唱中出现的带鼻音色彩的元音称为“半鼻音”，并举例与法语中的鼻元音做了比较。 可能是对这一歌唱语音现象的强烈印象使作者做出了普通话中存在鼻元音一类元音的断定，并把普通话中的所有鼻韵母归入“鼻母音”一类。



关于赵元任“半鼻音”的说法，请参见《赵元任音乐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第27页）。



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中没有鼻化元音在语音学界是普遍的共识，是毫无疑义的符合普通话语音实际的科学观点（上海方言、杭州方言、山东方言等一些方言中存在鼻化元音则是另外的一种情况）。在歌唱实践中，引长的带鼻音的主要元音也不是真正的鼻化元音。歌唱时引长鼻韵母an中的带鼻音的a与鼻化元音a是有区别的。其区别是：1. 鼻化元音比鼻韵母的鼻音要重一些（请聆听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的网上教学视频《法语语音教程》）。2. 发鼻化元音时口腔通道和鼻腔通道自始至终是打开的，而普通话的鼻韵母的元音开始时是不带鼻音的，亦即鼻腔通道开始时是关闭的，以后再打开。例如an，一般情况下a和n二者的时长为6 : 4。这是实验语音学的科学实验已经证明了的（参见《北京话复合元音的实验研究》，载于《中国语文》1984年第四期）。



总之，鼻化元音的观点的传播是存在抄袭问题的。



事实上，歌唱音韵研究中大量存在着抄袭问题，而且有些抄袭则是抄袭错误的观点的。上面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抄袭他人观点的问题。



许讲真所著的《语言与歌唱》于1982年出版以后，关于三个韵尾（i、u、o）的错误观点就曾反复出现歌唱音韵研究论著中。许讲真在书的第28页中错误地提出了收音的三个韵尾（i、u、o）问题以后，许多论著都说普通话中有三个韵尾（i、u、o）。例如，余笃刚教授的专著《声乐艺术美学》等等。这种重复肯定有些是抄袭，有些不一定是抄袭，但是我们估计大多数是抄袭，因为只要是认真研究歌唱音韵问题，这种常识错误是可以比较容易避免的。



三个韵尾的观点之错误在于论者不了解ao、iao中的o不是言语中实际发音的音素（实际发音为音素u），而是拼音方案的拼写规则所规定的字母写法。这是查检任何汉语语音学著作即可弄清的常识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作进一步讨论。

管季超0712

我读歌唱音韵论著五十年（4）

从《声乐艺术美学》中的语音学、音韵学常识错误谈起



《声乐艺术美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10，第一版）的作者湖南师大教授余笃刚，曾经在其20余年前的一部声乐艺术语言专著的后记中说要建立声乐语言学学科。据此可知，余笃刚教授应是声乐学界在歌唱音韵研究方面下过功夫的学者之一。因此，就《声乐艺术美学》中的语音学、音韵学常识错误讨论歌唱音韵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现在，先举例讨论上述著作中的常识错误。



作者余笃刚教授在第276页中援引了明清古典唱论和汉语音韵学中的五音概念于表格中，并对五音概念作了随意的错误的解释。如古代所说的牙音实指舌根软腭音g、k、h（参见王力《汉语音韵学》一书），但余笃刚教授随意将之解释为舌面音j、q、x。更有甚者，将清音s误释为浊音，将边音l误释为鼻音，等等。



作者余笃刚教授在第293-296页中还援引了古典唱论和汉语音韵学中的四呼概念，但是作者根本没有弄懂这个概念的内涵，对四呼作了随意的错误的解释。例如，作者说：

唱“海”（hai）字，韵母ai就要变两次口形，即从开口呼的a变为齐齿呼的i。而唱“怀”（huai）字，韵母uai就要变三次口形，即从合口呼的u变为开口呼的a，再变为齐齿呼的i。

由于作者不了解四呼是根据介母和主要元音的性质对韵母分类的结果，而不是对元音分类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如上的常识错误。



既没有弄懂五音概念的内涵，也没有弄懂四呼概念的内涵，更不了解古典唱论和汉语音韵学关于五音概念之错误所在，作者就在p.296中做出了如下判断：《乐府传声》关于五音四呼的论述“说明了两者的辩证关系”。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辩证关系？这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



作者在p.281-282中认为：

          韵母=韵头+韵腹+韵尾

字头=声母，声母+介母

          字腹=韵腹（主要元音）

          字尾=韵尾

但是，在p.285中又认为：“对于没有声母的零声母字，即实际上没有字头的各类韵母自成音节的字，在演唱时，为了字音的清晰，要根据词的表现需要，不妨适当加强韵母中韵头的弹性、力度或音长。”



由于作者忽略了古典唱论和汉语音韵学中的头腹尾三分法的理论缺陷，上述叙述中就产生了矛盾：介母（韵头）既是声母组成部分又是韵母组成部分。



余笃刚教授在p.282和p.289中指出：元音“韵尾由三个母音i、o、u”充任。                                                                                      

这也是常识错误。作者不了解汉语拼音方案中ao、iao中的o的写法的由来和历史背景。第一，拼音方案制定时有个背景，即汉语拼音方案除了作为拼音注音的工具外，还要考虑汉字改革走世界文字拼音化共同道路的问题，因此当时就把au写成ao，以避免u与n书写时易混淆的毛病。同样，ung韵母也是为了避免u与n书写时易混淆的情况而写为ong，不按实际音素写为ung[uŋ]。就此而言，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音注音工具显然是有缺陷的。第二，从语音学理论和汉语普通话语音实际看，二合元音的韵母au是从a向u方向滑动，其动程具有不确定性，即可以滑到u，也可以滑到o，因人因时而异。因此，用国际音标来描写ao和iao时就分别写作[ɑu]和[iɑu]。动程的终点写为[u]，实际上，一般在次高舌位时动程就终止了，因此通常用严式国际音标将之描写为[ɑʊ]和[iɑʊ]。以上情况均为实验语音学的实验所证明。事实上，在演唱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ɑ有时滑到o、有时滑到ʊ的情况。例如汤灿演唱的《兰花花》（网上可以找到录音）中的韵母ao在艺术表现需要不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韵母ao动程不同的事实。



应该顺便指出，由于余笃刚教授不了解韵母ong中o的写法的历史由来，所以余教授就在p.293中错误地把韵母ong归为开口呼之列。实际上，ong读为ung[uŋ]，是合口呼韵母-。类似的常识错误还有韵母iong的问题。韵母iong的实际读音为üng [yŋ]，因此它属于撮口呼之列，而非齐齿呼。余教授恰恰在p.294中把它归为齐齿呼之列。



上述三个韵尾i、o、u的错误说法（这种错误影响演唱中的收音方法）、五音和头腹尾的错误说法等绝非《声乐艺术美学》一著所独有。这类问题在我所读过的数百种专著和论文中几乎都普遍地存在着（约99%的论著中存在此类问题）。



众所周知，某一交叉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对该学科所涉及的几种相关学科具有深入的了解，必须具有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否则研究者无法解决这一学科应该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歌唱音韵问题研究至少涉及声乐学、一般语音学、现代汉语语音学、汉语音韵学、中国古代歌唱理论等学科。如果缺乏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那么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进行歌唱音韵问题的研究。50余年来，歌唱音韵问题研究的文献不算很少（我读过的就有三四百种），但是研究工作的进展很慢。其根本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歌唱音韵问题研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的了解不够深入，缺乏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必要储备。



如果余笃刚教授能够读读王力的《汉语音韵学》，那么《声乐艺术美学》中还会出现随意解释五音的错误吗？如果余教授认真地读读现代汉语语音学著作，那么《声乐艺术美学》中还会出现三个母音韵尾i、o、u的错误吗，还会错误地把韵母ong归为开口呼之列吗？



事实表明，有的歌唱音韵问题研究者在所涉及的相关学科下过一些功夫，所以其著作中出现的语言学知识错误也就少一些。许讲真在其著作《语言与歌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中说到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著名实验语音学家吴宗济和周殿福的帮助和指导。显然，要向专家请教必须在请教之前较好地了解所请教的问题及其相关的问题，这样就要读一些有关的著作，较深入地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这样，许讲真著作中的语言学知识错误自然就少一些。



《语言与歌唱》在歌唱音韵问题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高兴，这是作者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相关学科（如语音学）的学习研究仍欠深入，所以其著作中仍出现了一些知识错误。例如，作者绘制的13辙舌位图中存在一些错误：ian中的a是前元音[iæn]，但是错为央元音a（üan的错误类此）：uang中的a是后低元音[uɑŋ]，但是错为央元音，等等。在我看来，《语言与歌唱》作者是比较努力地学习研究了相关的语言学科知识的歌唱音韵问题的研究者，但是其著作中仍有语音学方面知识性错误。这说明歌唱音韵问题研究者普遍存在语言学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



与《《语言与歌唱》类似的著作是郑茂平教授的专著《声乐语音学》，其中语言学知识错误较少，说明作者在语音学、音韵学等的学习研究方面下了功夫。我们以前的博文中曾提及该书中鼻元音错误问题。



应该说，许讲真、郑茂平是歌唱音韵问题研究者中比较认真下功夫学习研究语音学、音韵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学者。尽管如此，其著作中仍存在知识错误。更多的研究者的情况是没有认真地下功夫研究歌唱音韵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因此，其论著语言学知识错误随处可见，俯拾即是。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在歌唱音韵问题的研究中，50余年来，研究者一直没有解决好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交叉学科的研究者必须深入学习研究该学科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的知识，从而具有这些相关学科的坚实的理论知识基础。这是影响歌唱音韵问题研究工作获得较大进展的重要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