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都市中国//转载

管季超0712

从乡土中国到都市中国//转载

    价值是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是我们在心里看重、认为值得以行动追求的东西。我们看重的东西不止一个，但我们常常还是能够理出持久和非持久之别、根本和非根本之别。不同人的价值追求也会有所不同，但在人性的深处还是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是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重视或需要的。不少进饭馆的人可能永远不会进书店，而所有进书店的人都还会进饭馆，所以，饭馆的数量远比书店要多。或者说，价值追求还会有多数和少数、比较广泛和不那么广泛之别，在一个社会里，就会形成主流或非主流、支配或非支配性的价值追求。我应当追求什么？或者更进一步说，一个社会应当主要追求什么？按休谟的说法，这种价值的要求是无法从事实引申出来的，无法从事实给出论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对人们事实上在追求什么做一种客观的观察和描述。

不谈超越的、精神的追求，人们此世的、或世俗的价值追求可能主要有三种：权、钱、名。而其中对钱的追求又是最普遍的，因为“钱”还包括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即便钱“不是万能的”，但完全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都有这个意思。但这一最广泛的价值要求能否成为一个社会最高的、或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却是不一定的。相反，我们倒是可以从漫长的中国以致西方的历史中看到，传统社会一般并不以满足经济欲求为中心。

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会始终在人性中根深蒂固地存在，但是，一个社会张扬那一些价值、尤其是从制度上张扬，则决定了那一些价值能够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这种张扬其实又反映了权力者的价值观。这样说，权力又是更关键或更紧要的了。从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他处在一个“权力本位”而少制衡的社会里，获取政治权力也能成为获取金钱的手段，甚至是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来说更可靠、更有效的手段。但是，在有些制度下，比如就说中国自两汉到晚清的社会，获取某种文化名望又成了获取权力和官职的先决条件，或是通过在民间养望而得到察举，或是通过考试而金榜题名，官员的主要来源是来自有一定文化能力的有名之士。

如此看来，中国传统的社会就像是一个“权名社会”了，到了近代和西方相遇，虽然开始力求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富强”，但在长达百多年的过渡期里。似乎还是一个“权名社会”，只是这里的“权名社会”是一个很特殊的“权名社会”，尤其是“名”改变了，从社会的角度看，不再是尊崇儒家的文化，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诸神之争”最后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定于一”。中国社会在此期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举之路的功名道断，价值的社会基础从乡村移到了城市。

传统社会主要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欲获取功名和官职的人主要是耕读传家的农家子弟，只要有相当的聪明，他们在乡下读私塾甚至家教就足可应对以人文经典为主要内容的考试，所以，他们进城也主要是短暂的赶考而非长期的求学。根据何炳棣等学者的研究与统计，古代官员大多是来自散布在乡村的子弟而非城里的仕宦之家。而官员退休后也多重返乡里。中国的这种城乡格局和乡村状态多少年来也没有大的改变，甚至我们看费孝通先生1948年写就的、篇幅不大但却具有经典意义的《乡土中国》，其中描绘的还是这样一个古老的乡土社会：固守土地，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等。

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状况却是大大的不同了，几乎可以说是“不离乡无以发达”，“不进城无以出头”。这在1949以后的前三十年就已经很明显了，城乡差别与户口隔离一度发展到了凝固的地步，我们从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可以看到：一个农村的有志青年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要克服多大的障碍，他必须首先跳出“农门”，而仅仅要走过将吃农村粮变为吃商品粮这一步就有无比的艰难。我1976年在内蒙的驻地附近还曾访过一位穷老汉，他49年已是解放军的连长，但因为渴望着“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在分田后选择了离开部队回乡务农，于是最终过上了一种贫困的生活——但这也就是当时农民所过的普通生活，只是他的战友后来多是师、团职、与他就有天壤之别了，转业到城里的也远比他生活好。他总结他的教训是：一是离开了军队，也就是说离开了一个权力的系统；二是没有到城里而是回到了乡下。当然，他也没有料到后来政策的变化。

在建国一甲子的后三十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流动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但各种资源也更多地聚集到了城市。今天的“城市” 作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凝集了多种多样人们渴望追求的价值资源：权力、财富、名望、物质文明的便利、文化生活的丰富、精神交往的宽广等等。而乡村地区的变化则呈两极：要么大规模地都市化或城镇化，要么衰落、萧条甚至被遗弃。比如，我少年时所居住的距省城十八公里的乡野现已和都市联成一片，连过去的大湖也被填平变成了楼房林立的居住小区。而我童年时所居、离城市较远的园艺农场则渐渐抛荒，连附近给了我许多幼时憧憬的的铁路小站也被取消和拆除。农村也盖了许多新房，一问都是从城里挣来的钱。年轻人大都到城里打工或做生意去了，留守乡村的是老人和儿童。开明的老人也早已不希望子女“父母在，不远游”，而是说：“孩子走得越远越好，越远越有出息。没出息才守在家里。”“头等上京城、中等去省城，最不济也要到县城。”看来，今天的社会学家亟须有人写一本言简意赅的《都市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