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文语境下高等书法教育的转向与思考

管季超0712

推荐蔡显良《当代人文语境下高等书法教育的转向与思考》一文。

现摘录几段供大家阅读：

当前急务是要从这种过分重视形式与技法的基础教育环节 足够快的摆脱开来，尽快转向技法与精神并重、形势（式）与内容兼具、技术教育与素质教育同行的更高层面的艺术教育，走上国学传统底蕴与优秀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更高境界的发展道路，从而使新世纪的书法艺术教育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局面。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文中把中国书法看作是中国艺术的源泉和基础：“书法提供给中国人民以基础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的形态的基本概念的。因此，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中国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严谨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的基础。”试想一下，当书法摆脱了汉字基础，搞成了抽象绘画与现代构成式的东西，那么它还能成为中国人审美概念的基础吗？还能以此为基础的谈论其他的中国艺术吗？在这里，引用那句著名的已经引用得有些泛滥、却未必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领悟其内涵的名言是再恰当不过了：“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

从结构主义的立场来看，文化不仅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且是一种意义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一个完整的意义网络。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人正生活于一个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及文化转型的历史嬗变时期，在外来文化冲击之下，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受到强大的冲击，有些人因此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社会生活中道德评价的失范，价值取向的多元，传统价值与精神境界体系出现令人伤感的裂痕。书法艺术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艺术，作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其传统价值和意义结构均已收（受）到很强烈的冲击和挑战。书史上被奉为经典的“晋韵”、“宋意”等评价体系日益受到有些书法爱好者与实践者的怀疑甚至抛弃。不讲究笔法，无所谓审美，“丑怪恶札”之作日益充斥书坛。而更为隐蔽、更具蛊惑性的一种行为，便是假借中国书法要与时俱进、走向国际化与全球化之名，打着变化创新的幌子，抛弃书法艺术本身的游戏规则，甚至剥离与汉字的亲缘关系，解构、变形、夸张、抽象‘能玩得西方现代派手法都去玩个遍，当然还要美其名曰“现代书法”，显然这已经与汉民族的书法艺术拉开了天壤之别的距离。艺术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即打着反传统、追求现代性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吞噬着高雅艺术的原有地盘。讲究所谓形式构成、肢解传统技法的现代书法即是西方的某些哲学观念与中国笔墨实践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怪胎。有些人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的现代派书法探索走得太远，已经基本上没有书法什么事儿了。如果邵岩等的书法主义作品承接日本的可识读的少字数，还依赖于传统书法、中文字造型的概念来书写，只是造型上比传统书法形式的追求者拆解得更为彻底的话，那么洛齐和邢士珍的作品用水墨方式来处理作品，文字已不可识读，已经达到书法的最边缘状态，与抽象水墨画难以区别。更有甚者，越过书法的边界，用行为和装置的美术方式来展示书法，如王南溟的《纸球》，徐冰的《天书》，朱明的人体书法等已完全游离书法的本体概念，已不能再将其看作是“书法”了。而有些现象的产生之源头不是来自社会，反而是源自高校，如此而论除了无语还能说什么呢？这种不断扰乱人们的视线、麻痹书法艺术的神经的现象，在新世纪的书坛依然没有销声匿迹，还在通过一些不明就里、喜欢猎奇的媒体，肆意地捕获普通老百姓的纯洁目光，满足市民大众的偷窥心理。所以，高等院校的书法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选择属于本民族艺术该有的健康发展之路，实在是义不容辞有任重道远。



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用于作品形式的开掘之上，追求形式感的新鲜与刺激，强调所谓的展览效应和视觉冲击力。可以这样说，其后出现的“广西现象”和“学院派”创作，就是这一“形式主义”的审美思维所直接催生出来的产物。



蔡显良《当代人文语境下高等书法教育的转向与思考》（《书法导报》 2011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