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命而写作

管季超0712

为生命而写作
                                          ［德］马·瓦尔泽   张晓静译

所有写在这本书上的事情都是真实的。然而可能会有一些读者，在阅读时不由自主地想到小说或者电影。这并不是由书中对于特定生活内容具体而客观的描写所致，而是其整体自然。人物的状况、事态的发展——如此清晰明了，如此刺人耳目，以至于我总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宁愿将它看作是创作出来的，是一个作家或者导演虚构的故事，为的是表现纳粹统治下的恐怖世界。就是说这种虚构有着最值得称道的动机。如果读者在阅读时能够退守到这样一种艺术的角度，那么这本书最终还有令人欣慰之处。可是如果我将它当成小说来读，我会抗议。除非作者能够证明所有的叙述来自他本人，来自他个人的经验。一个作家弄来尽可能耸人听闻的材料，然后进行值得称赞的艺术加工，我对此感到厌恶。我决不会读一个训练有素的作家创作的斯大林格勒小说。瓦尔特·肯波夫斯基挖掘历史真实的作品例外。叙述的内容越痛苦，个人苦难的部分就越少被技巧替代。

可信度产生自本身，并不是通过艺术。

《一颗破碎的心》是一本由二百五十封信件组成的书，是女儿们——伊尔瑟、约翰娜、艾娃——和儿子哈德写给他们的母亲莉莉的信。第四个女儿多萝特阿，也叫多萝，出生于一九四零年。在最可怕的事情发生时，她还不会写字。一九四三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三月，母亲莉莉被关押在布奈特瑙（卡塞尔南部）的劳教营，一九四四年三月，她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一九四四年十月，孩子们接到一份通知：“女医生莉莉·萨拉·扬，娘家姓施吕希特勒，无信仰，居住在卡塞尔市莫茨大街三号，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是十一点二十五分在奥斯威辛兵营大街死亡。”莉莉在被囚期间只能一个月写一次信，在布赖特瑙时她还可以在包装纸或者药物票据的背面写信，然后通过危险的非法的渠道传递出去。

......

读过这本书和这些信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将这些故事与德国历史联系在一起。由这些信件产生的客观性，直接达到了历史性的层面，并有着一部小说所没有的效果和表现力。即使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描述也无法达到。历史学家会想尽一切办法证明事情和他的描述也无法达到。历史学家会想尽一切办法证明事情和他的描述一致，但他不会告诉读者他的描述是有自己的立场的。如果他将自己的立场表达得更清晰一点，那么他的描述对于我来说会更可信些。我知道用这本书信集的可信性来为难历史学家有所谓不公平之虞。我同样也认为这本书优越于所有的小说。在我看来可以作为历史性描述而加以严肃对待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战争与和平》。对于书中的场景和细节，托尔斯泰并没有自己的观点，观点只在读者那里出现。同样，在这本书信集里，作者个人立场的参与也是零。这些信件中的句子来自苦难中的正当的自卫，对纳粹德国的描述再也没有比它更准确的了。专制的特性通过它对这个家庭的影响而被完全地展现出来。没有描述目的，因此描述的内容是可信的。所有的描述都只来源于个体的困苦。

在这里我必须要说，这本书是一本教科书。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评价过一本书。它是历史的讲述。当我读这本书时，流行语在资料和描述之间造成的差别令我感到迷惑。这就是历史叙述，和科莱姆佩勒的日记、博歇特的信件一样是历史叙述。这些随着时间流逝变成了资料的讲述，对于我来说乃是了解历史最受欢迎的读物。“哦，这是多么奇怪的题目！”十四岁的伊尔瑟在被要求写一篇关于“礼仪”的作文时这样写道。这些孩子和他们的母亲都是完全无意识的伟大的修辞家，他们的笔触敏锐而精确。在恐怖的环境中他们温柔依旧而且充满深情，人性的语言丰碑就此形成。如果这些孩子和大人不是这么无私、这么充满爱意地完成这些信件，而且是在并非刻意的状态下，如果他们不是一幕家庭悲剧的受害者，体现了而且是无意识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的话，这本书就不会出现。他们为了他们的生命而写作，而我们从中认识到了我们的历史。

                         （选自2009年《世界文学》第3期  原刊责任编辑：焦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