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精神与散文创作

管季超0712

自由精神与散文创作
             ——对话《南方周末》记者夏榆先生



编者按：夏榆先生之前有过苦难的矿工生活经历，黑色，构成了他生命和作品的沉实而鲜明的底色。年久的矿井、曲折的巷道、频发的事故，使他感到压抑和恐惧，同时产生对自由和光明的强烈向往。他的作品内容充实，语言沉着有力。

本期“对话”敬请关注夏榆先生谈“自由精神与散文创作”。



本刊记者：夏榆先生，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散文世界》的采访，首先要问您的是您个人对散文这种文体是如何理解和界定的？

夏榆：我也高兴进行这样的对话。写作对我来说，有公，也有私。我的职业是记者，新闻写作就是公文写作。文学写作对我而言，属于私人写作。对散文的看法，我可能更加私人化。我知道散文有伟大的传统，有非凡的历史，但此刻，就个人来说，散文就是更靠近我内心的一种器物，因为它的自由、真切和非虚构性。它离写作者的内心近，离读者的内心也近，这是我经常使用它的缘由。就功能而言，散文也是我得心和应手的一个工具。我经常把写作看成是被我们需要的某种工具，比如老人的手杖，工人手里的锹镐，农民手里的锄头，这些工具帮助人更好地走路和生活。文学也是。它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认识生活，也认识世界。

本刊记者：您的名著《白天遇见黑暗》是我们所喜欢的，我们也知道您有过真实的矿工生活经历，那么您对自己的矿工生活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和感受呢？

夏榆：谢谢你的厚爱。对我而言，矿工的生活如同别的有意义的生活，它是一种磨砺，是淬炼我的炉火，锻造我的车床。《白天遇见黑暗》是我对黑暗体验的一次集合性书写。因为自小生活在矿区，从少年到青年做过矿工，我对黑暗有完全不同于常人的感受和体察。还有灾难、伤残、死亡，这些事物是我早年学习的功课。对我而言，《白天遇见黑暗》的写作如同一次清洗和涤荡，我让自己的意识在多年之后重回矿场，重入矿井，重新去寻找和呈现那些活着的或者死去的窑工兄弟们，我使他们的音容永久地留在纸页上，被人阅读和审查。

我觉得那些黑暗被我体验尽了之后，我的人生就全部是光亮；那些苦辛和艰难被我阅历了之后，我的人生就全部是幸福。是的，经历过黑暗的生活之后，我有个人非常独特的对于光明和幸福的体验方式。比如，我现在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能自尊而自由地生活、思想和书写，这就令我感觉光明和幸福。

本刊记者：人在黑暗中对自由的渴望一定更加强烈，在黑暗的矿井里能感受到自由吗？如果有，您是如何在黑暗中体验自由的？

夏榆：黑暗中没有自由，只有压迫。我想我在黑暗中体验到的不是自由，是对压迫的反抗。黑暗是矿井里的颜色，在那里时间是停滞的，漫长的时光就是无限的寂静。当你进入到矿井的时刻，也就是你进入到世界底部的时刻。黑暗也是矿工身体的颜色，他们的眼睛和牙齿，鼻孔和嘴巴，手臂和脚趾，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黑色的，跟这种颜色胶着在一起的，还有强权的侮辱、欺凌和侵犯。与其说我在黑暗中体验自由，还不如说是在体验对强权侮辱、欺凌和侵犯的反抗。

本刊记者：那么精神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精神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夏榆：反抗是对自由精神的一种怀念和追寻，我以为自由的精神是人应该具有的精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人，不自由便是在非人的状态，这是这世界普遍的价值，虽然有人否认有普世的价值。但这不奇怪，就像有人睁着眼睛，可是说出来的就是瞎话，你不能责怪他什么。

本刊记者：有人说，苦难是一笔财富。苦难的经历对您精神气质的形成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而您又是怎样把苦难转化成精神资源的？

夏榆：苦难的经历塑造了我。虽然我现在很怀疑我是否真正经历了苦难。跟那些常年奔走在上访道路上，如同驱赶瘟疫般受到驱赶的老人比；跟那些用汽油瓶武装自己，捍卫家园，顽强抵抗暴力拆迁的妇女比；跟那些在矿难中失去生命的窑工比，我真的不敢说，我就经历了苦难。甚至我们说得再远一些，我去过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是德国纳粹制造的人间地狱，跟那些囚室里的囚徒比，我很怀疑我经历了苦难。还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地区持久性的冲突，跟生活在那里的民众比，我真的没觉得我经历过什么苦难。

但是跟那些生下来就享有特权的权力者比，跟生长在温室里的花朵比，跟那些只能在网络中浸泡的孩子比，我确实是经历了苦难。这种苦难让我对人世保持警觉和适当的情感温度，让我知道正义和公理在哪里，它们的样貌是什么。就像食物被吃进去，自然会分解和转化，苦难也是一样，你经历了，自然会分解和转化为必要的精神和心灵的营养品，变为你最宝贵的资源。

本刊记者：对于当下的散文热，您有什么看法？

夏榆：老实说，我并不关心所谓的散文热，热与不热跟我都关系不大。我并不依靠散文写作谋生，也不依靠散文写作博什么声名。所以我几乎不介入散文的圈子。我写类似“散文”的文字，因为它们跟我内心亲近。

本刊记者：热爱文学的人大多都有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您呢？您有非常喜欢的中外散文作家吗？能不能谈谈呢？

夏榆:我尊敬和热爱那些真实、勇敢、同时又仁爱有见地的写作者。我不知道他应该是什么家，因为他写散文，也写小说。我喜欢的作家名字列出来，你的纸页会放不下。但是为了表达我的尊敬心，我愿意列出他们的名字：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茨威格、杰克·伦敦、海明威、卡夫卡、库切、萨义德、薇依、苏珊·桑塔格。

本刊记者：在您已完成的散文随笔中，您认为最好的是哪几篇？

夏榆：我不习惯这样的鉴定。好跟不好，都是相对而言。我只能说，哪些文字更真切更深入地表达了我想表达的。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特别不满意的，因为我不用强迫自己写作，我写下来的，总是我愿意写的。但是让我怀有感情的有《黑暗之歌》《白天遇见黑暗》《黑暗在黎明中升起》《悲伤的耳朵》《失踪的生活》《我目击美感从一座村庄中消失》《在天之上，地之下》《我们身体的莲花》。这些文字呈现的是文学，但更多的是生活的现场，我使更多的人看到了人们不一样的生活，这样的看见有利于人们对当下生活感知的完整，不至于迷失在虚假的繁华和暂短的荣光之中。是的，当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幸福的时候才能说这个国家是幸福的。否则，我们所谓的幸福就是残缺的。

本刊记者：21世纪的散文创作，已突破了主题的单一性，向多主题、广阔性发展。您认为我们的时代最需要什么样的散文作家和作品？

夏榆：我不知道。时代有时代的要求，我不能代替这个时代发言，说它需要什么样的散文作家和作品。散文是一个集合概念，而作家是个体的劳动者，每一个作家都跟另外的作家不同，思想、志趣、抱负和才情都不同。但有一点我敢说，任何的时代都不需要虚假的和伪饰的文章，也不需要制造愚蠢和蒙昧的文章。虚假是可恶的，虚假的文人和蒙昧文章尤其可恶，这是在任何时代都被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