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汉语史稿》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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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汉语史稿》摘抄


作者：陈岸瑛





王力，《汉语史稿》（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6月新1版

（一）汉语研究的三个阶段
中国历代学者的汉语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语义研究阶段，语音研究阶段，全面发展阶段

“中国的语言研究是从汉代开始的。因为国家统一已久，所以学术空气较浓。当时的研究工作主要在语义方面，因为汉代崇尚儒术，提倡读经，每一个儒生都要求有阅读古书的能力。汉代语义方面的代表作品是：（一）尔雅；（二）方言；（三）说文解字；（四）释名。”【P5】
“中国最古的字典是尔雅。尔雅和后代的字典不一样：后代字典是按部首排列的，把同一个意符的字排在一部；尔雅的字则是按意义分类的。书中共分十九章，就是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释诂和释言两章所讲的基本上是形容词、动词和抽象名词，释训基本上是连绵字，其他分类都容易了解。前三章占全书三分之一，它的做饭是把许多同义词排在一起，最后用一个常用词作为解释，例如释诂第一条是‘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其他各章是事物名称的简单分类，并加上定义。相传尔雅是周公的著作，那显然是伪托。尔雅主要是为解经而作的，这部书的完成一定在汉武帝提倡经学之后，而且是经过许多人补充的。但汉书艺文志里已有尔雅，那么，尔雅的成书也必在西汉（公元前3－1世纪）。晋郭璞作尔雅注，甚渊博。后代模仿尔雅的书很多。最早的是魏（220－265）张揖的广雅，书名是‘尔雅的扩大’的意思。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方言在字典中属于特殊的类型，它是中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书。……按字的偏旁排列的第一部字典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公元100）。全书分成540部，共收9，353字。这一部书决定了将近两千年汉语字典的命运……稍后于许慎有刘熙（公元二世纪）。刘熙写了一部释名。释名也是按意义编排的字典，在编排上很像尔雅（甚至沿用‘释诂’、‘释训’等分类法），所以后代有人把它叫做逸雅。但是，就内容的性质上说，释名跟尔雅大不相同。刘熙企图探寻每一个字最初命名的原因，所以他的书叫做释名。他以为自古以来有许多事物的名称，有雅的，有俗的，而且因方言而不同。老百姓每天都说话，都把事物叫出名字来，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它这么个名字。他的书就是要追究这个‘为什么’。刘熙以为语音和语义有必然的联系，从语音可以追寻语义的来源。这是中国语源学的第一部书。……注解古书的工作也可以追溯到汉朝。汉朝最有名的经学大师郑玄所作诗经、周礼、仪礼、礼记的注解，都是很重要的著作。”【P5－7】

“南北朝（420－589）以后，语言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语音方面。这不是偶然的。当时诗律学逐渐发达，为了研究韻律和节奏，需要明确地分析语音的构造，发现声调的特性。由于佛经的翻译，中国语文学者认识了印度的语音学。远在第二世纪（东汉），中国人已经能够把每一个音节分为两部分，就是现代所谓声母和韵母。相传沈约（414－513）写了一部四声谱，当时诗人们已经注意到汉语里有四声，并且把这种认识用在诗律的实践上。字典之外有韵书，其实韵书也是字典之一种，不过它是按音编排的字典罢了。陆法言的切韵（601）是现在能看见的最早的一部韵书。……从十三世纪到十七世纪（元明两代），中国的语言研究，主要是在北方话的活语言方面。”【P7－8】

“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清初到太平天国）是中国语言研究最有成绩的时代。满清统治对文化思想的控制最为严厉，一般学者多被迫离开现实而从事于古书的整理和考证，汉语的古义和古音在这个时代都有很大的发现。这种作风很像汉儒，所以叫做‘汉学’；因为这种学问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又叫做‘朴学’。……”【P9】

（二）语音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又称藏缅语系，印支语系）。汉藏语系包括汉台语群和藏缅语群。汉台语群包括汉语、暹罗『xianluo泰国旧称』侗傣语族、苗瑶语族、越南语、其他；藏缅语群包括藏语、彝语族、缅甸语、其他。【P25】

“汉族的文学语言自始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论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实‘雅言’就是‘夏言’。夏族最初在陕甘一带，但是后来所谓‘诸夏’是指黄河南北各国。‘夏言’应该就是北方话。……扬雄方言里有所谓‘凡语’和‘通语’都大致等于现在所谓普通话。可见在方言分歧的同时，也有共同语的存在。……中国政权统一的时候，一向是建都在北方的。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其中应该特别提出北京来说。自从1153年金迁都燕京（即今北京）以来，到今天已有八百多年，除了明太祖建都南京和国民党迁都南京共五十多年以外，都是以北京为首都的。这六百多年的政治影响，就决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础。用北方话写出的文学作品，对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也起了非常大的作品。……五四以后，‘白话文’在书面语言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逐渐取代了‘文言文’。到了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文言文’就在书面语言中绝迹了。另一方面，近百年来，社会发展很快，新产生的复音词层出不穷，这种词都是超方言的，所以对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是有利的。……现在国务院已经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明白规定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样，我们的民族共同语就有了明确的定义。”【P36－37】

“文字是语言的代表，因此，古代一切用汉语写下来的文字记载，对汉语史来说，都有作为资料的价值。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近口语的作品。就先秦来说，诗经的国风就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载；论语也可能是孔门弟子所记录下来的当时的口语。当然，其他还有许多接近口语的作品，例如易经的彖辞和象辞就有许多俗谚在内。直到汉代，许多作品还是接近口语的。史记汉书里面有很多生动的描写，也大多数用的是活生生的口语。……自从南北朝骈文盛行以来，书面语和口语才分了家。……从汉以后的情况看来，诗歌往往比散文更接近口语。古诗十九首就很浅白通俗。六朝的民歌，在骈文盛行的同时，更是汉语史的主要根据。唐文和唐诗相比，接近口语的程度相差太远了。到了宋代，找口语不要向诗中找，而应该向词中找；到了元代，找口语不要向词中找，而应该向曲中找。”【P23－24】

“文字是语言的代表。……古人把文字和语言混为一谈。因此，他们把语音的变迁误认为字音的变迁，把语义的变迁误认为字义的变迁。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缺点：假定语音或语义变了之后同时换了一个字来做代表，单纯从文字上看，就看不出语言发展的过程。”【P39】

（三）文字
“大致说来，汉语的古今字体只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刀笔文字，其笔划粗细如一，不能为撇捺；第二类是毛笔文字，其笔划能为撇捺，粗细随意。甲骨文、金文、小篆等，都属于第一类，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都属于第二类。……写字的工具的改变，大大影响字体的改革，相传蒙恬造笔，蒙恬正是秦代的人。造字和造笔一样，都是人民的创造，不能说是蒙恬个人的发明。但是说秦代才有毛笔是近于事实的，先秦书籍中没有‘笔’字。也可能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毛笔，但不如秦汉那样广泛应用。有了毛笔，文字的姿态大大改变了。”【P39－41】

“汉语的文字像其他文字一样，在远古时代是由图画过渡到文字的。不但结绳不是文字，图画也不是文字。当图画只表示一件事而不是表示固定的词的时候，那还不是文字。等到‘图画’能表示每一个词的时候，不但笔划简单了（只剩主要的，最能表示事物特性的轮廓），而且更主要的是‘图画’和有声语言联系起来。拿汉字来说，就是每一个原始的字都代表着一定的声音。有人以为象形文字直接和概念相联系，而不和声音相联系，那完全是错误的。”【P41－42】
“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文字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语言的改革。”【P44】

“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几千年前的字式，大多数保存到现在，使我们从此看见一些社会发展的事实。例如甲骨文中有‘刀牛’字（犂），可见殷人的农业发达，已经晓得用牛耕田了。……由小篆到隶属，不但字体变了，连字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简易，有时候就得牺牲了‘六书’的原则。况且文字只是一种符号，用字的人并不要求知道语源，因此，对于某些从一般人看来是来历不明的偏旁，也就无所爱惜了。……从隶书到楷书，字式很少变化。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科举制度要求正字法，字式更是基本上稳定了一千多年。……但是，文字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起初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后来文字学家也不能不跟着走。群众的创造有两个方向：第一是类化法，第二是简化法。”【P42－43】

～～～语义：本义和引申义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修订本（1980年），中华书局1981年4月第2版
第一册，古汉语通论（四）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所谓词的本义，就是词的本来的意义。汉语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在汉字未产生以前，远古汉语的词可能还有更原始的意义，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今天我们所能谈的只是上古文献史料所能证明的本义。了解这种本义，对我们阅读古书有很大的帮助。一个词往往不只具有一个意义。当它们有两个以上的意义的时候，其中应该有一个是本义，另外还有一个或一些引申义。所谓引申义，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即从本义发展出来的。举例来说，‘向’字的本义是‘向北的窗户’（《说文》：‘向，北出牖也’），《诗经·豳风·七月》：‘塞向墐户’（塞好朝北的窗子，用泥涂好柴门）。由向北的窗户这个本义，引申为‘朝着’或‘对着’。……清代的文字学家如段玉裁、朱骏声等，都非常重视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彻底了解词义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方法。……文字学家凭什么辨别本义呢？主要是凭字形。……除了本义和引申义之外，还有假借义。朱骏声在解释词义的时候，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依照《说文》的解释（有时加以订正），作为本义；第二部分是转注，即引申义；第三部分是假借，用朱骏声的话来说，即所谓‘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朱骏声的办法是对的。假借的意义和本义是不相干的，我们仍以‘解’字为例，《辞海》认为‘解’字同獬，同蟹，通嶰（地名），通澥（海），同廨，通邂（解后即邂逅）。这些都是假借。‘解’字之所以具有这些意义，只是借用，而不是从本义引申出来的。”【《古代汉语》P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