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萍：说谎的历史教科书与遮蔽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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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萍：说谎的历史教科书与遮蔽的历史真相

作者:张正萍


　　就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来说，或许历史并不漫长；但对美洲这块土地来说，历史却要复杂得多。书写合众国的历史，完全反映了历史编撰者以及历史教育者的心态。除了书写，这种心态还通过各种媒介输入到读者和观众的思想之中，好莱坞电影《飘》、《与狼共舞》等影片中不断流露出白人对黑人、土著人的想象，灌输着美国式的意识，也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可不可以说，历史从来都不是完整地出现在普通大众面前的？


　　历史碎片在经过不断的筛选之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教科书的编写更是经过了精挑细选，而且，它也可能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方式之一，通过历史老师的讲授和灌输，在学生心中形成所谓的“历史印象”。在美国，历史课不仅是一门通识课，也是一门“政治教育课”。它在历史讲述中展现这个国家的由来，适时地塑造不同的英雄形象，当然，还要体现美利坚合众国的价值观——比如平等、自由、民主，培育良好的美国公民。好公民应该具有怎样的本领呢？“他们必须批评地阅读，必须去伪存真，并且能够理解历史的前因后果。”（《老师的谎言》，2009 年，7 页）在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洛温看来，称职的历史课就该将这些本领的培育放在核心位置。但是，美国历史教科书不仅没有做到这些，反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谎言；如果不是谎言，也是被遮蔽的历史事实。当谎言成真，遮蔽的历史不再被人们重新认识，美国公民会变成怎样呢？詹姆斯洛温虽然将《老师的谎言》的读者对象定位为历史教师，不过，除了历史教师，每位学习历史的学生，每位清醒而具有判断力的公民，都应该是这本书的读者。


　　说谎的美国历史教科书


　　美国素来都称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国度，称自己是价值多元的国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教科书没有话语霸权。正因为有了这些，历史教科书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好莱坞式”的英雄——比如美洲早期史的哥伦布形象；又或者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比如当代的伊拉克战争；甚至直接选择遗漏、沉默——比如越南战争。在《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中，詹斯洛温考察了美国 18 本历史教科书的谬误，指出其中明显的错误，以及为了取悦读者而对历史文本所作的掐头去尾的工作。就像老师拆穿学生的谎言一样，洛温帮助我们拆穿了教科书中的一个个谎言。


　　历史越久远，撒谎越容易，并且还能编造地生动形象，就像历史事实一样。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最为著名的谎言便是哥伦布这位英雄形象的塑造，他被描绘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英雄。为了突出哥伦布筚路蓝缕拓荒者的形象，历史书还对哥伦布航行以及生平采用了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处理。为了刻画哥伦布坚忍不拔的品质，教科书详细地描写了哥伦布远航的资金来源、航海过程，以及发现陆地时的言行，甚至强调哥伦布因没发现新大陆在凄苦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如此一来，类似于“好莱坞”悲剧人物的“哥伦布”形象足以在青少年心中激起崇敬之情。然而，这样的描写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真相是，哥伦布在航行中意志不断摇摆，晚年也过得风光无限，自己的兄弟和儿子在美洲土地上分封做王。这些描述对哥伦布的歌颂是明显的。但历史书只字不提欧洲人向美洲扩张的重要内容，也就省略了哥伦布这个人在美洲历史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哥伦布的真正意义是双面的：对于此前居住在美洲的土著来说，他的到来是一场殖民主义的血腥掠夺，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对美洲殖民的历史，本身是在一场残酷的杀害和血污中形成的。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抹去这段历史的血污，还将这段历史绘制成灿烂的“花朵”，对土著美洲人、对于每一个试图弄懂美洲来历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弥天大谎。


　　另一个谎言是关于“定居”时间的问题。在洛温考察的 18 本历史教科书中，大多数教科书将“定居”时间确定为 1620 年，只有 2 位作者提到西班牙定居者。洛温指出，在多数教科书中，西班牙人总被视为入侵者，而英国人则被视为定居者。事实上，真正定居的人是谁呢？在西班牙人、英国人没来之前，土著印第安人就开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他们到来之后，印第安人甚至帮助英国人如何开始定居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美洲的农作物输入到欧洲，对欧洲的生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历史教科书却用“文明的”或“文明”这样的词汇来解释欧洲对美洲的占领。要知道，并不是使用了这两个词，就能完全忽视“野蛮人”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的文明水平。在双方的对峙中，争夺土地导致的战争结果，在历史教科书中变成了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来源；土著人没有实现相应的文化转型，则被视为欧洲人“文化优越性的自豪”。掩盖事实的谎言便是由此产生的。


　　这样的谎言让美国人遗忘了很多历史：在他们之前，这块大陆的文明是怎样的；在他们迁移到这块大陆之后，历史又是如何发生的。当然，没有人愿意把记住一堆充满血污的历史，尽管这些血迹并不沾染在自己的手上——反正祖先干的事情，但是，美国人至少得知道，在这片血污中，有些历史并不是那么值得自豪和吹嘘的，有些历史是需要后代了解真相的。


　　而关于近代的历史，撒谎则显得不太高明，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在文献记载中找到历史的来龙去脉。但是，历史教科书依旧谎言不断。洛温分析了历史教科书树立的英雄形象，政治人物如杰斐逊、林肯、威尔逊等，在“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下，要么截取他们言行的片断，作为历史的佐证，要么完全抹掉他们不光彩的一面。而身残志坚的海伦凯勒，作为励志典型，则完全忽视她一生的其他事业。“为尊者讳”的现象同样也会出现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


　　与近代历史相关的，是美利坚这个民族认同感的形成以及“他们”所鼓吹的价值观念的认同。渗透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观念，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价值观念。所谓天赋人权，并不包括美洲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居住者。黑人、印第安人被排除在白人之外——尽管“华盛顿和杰斐逊有心促进印第安人接受白种人的生活方式，印第安人却一概置之不理，所以他们就被搁在神奇的进步光环以外了。印第安人对于美国定义的个人自由与生产效益都无动于衷，因此他们也就没有资格参加科学与历史揭示的改进人类福祉的大计划”。（《历史的真相》，1999 年，90 页）他们被想象为穿着草皮裙、拿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狩猎武器、躲在原始森林中生活的一群人。只有接受白种人的生活方式，走向白种人，才能说明他们走向了文明——这种价值观念在著名的梅尔吉布森导演的《启示》中十分明显。


　　至于黑人，教科书可写的似乎更少，虽然黑人的自由涉及的历史极其复杂：南北战争，南方的重建等等。但在这段历史中，教科书书写的依旧是白人，比如那些“掮包客”——他们“用一块毯子包裹起自己的全部家当”，像冒险家一样来到南方“淘金”。教科书这样的口吻表现这段历史有何不可么？洛温认为，“我们的教科书应该表现他们的理想主义，让我们能够珍视自己的这种传统”，而不是泯灭“反种族主义的理想主义”。（《老师的谎言》，2009年，216 页）一直以来，“平等”这种观念都是美国人高调宣扬的理念，但是，千万要记住，平等，绝非人人平等；美国并非机遇之地。教科书“强调美国与欧洲国家如何不同，美国的阶级分层如何更细微，经济和社会流动如何更通畅”。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出头之地，好莱坞的励志电影对于教育青年人自然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幸福来敲门》中，从一个卑微的推销员到亿万富翁这样的奋斗史只见于个别，而不是一般。洛温指出，美国历史课承担的任务是，告诉中学生，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他们所在的群体和所生活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但历史教科书却在社会阶层的分析上缺失。让未来的社会公民对自己的位置处于无知状态中，不仅不光彩，而且掩盖了教育的真正目的。


　　而对于当代的历史，美国实在干了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勾当，这一点洛温直言不讳。比如，伊拉克战争，教科书给出的理由难以服人。对于越南战争，教科书选择保持沉默。而对于冷战时期，这位“老大哥”自己的历史更是遮遮掩掩。尤其是外交政策上，美国的中学生被教育要忠诚，是“盲目的忠诚”。总不能让美国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无论如何，承认错误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而很多当事人依然健在，回忆失败的、痛苦的历史，在情感上总有些不太自在。这种历史编撰的问题在大多数民族国家中都是存在的。可是，结果又会怎样呢？“我们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最大限度地降低人民的潜在力量，尽管这带有种种爱国主义的努力，但实际上采取了公开的反民主立场。”（《老师的谎言》，2009 年，263 页）洛温道出了这样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后果。谎言的力量终将危及国家的命运。


　　遮蔽在历史之中的真相


　　说谎总有各种理由，有些原因是技术上的，有些则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有些或许要归因于历史本身。在《老师的谎言》一书中，詹姆斯洛温更多地提到了前两者。当那些挂着大牌历史学家名字的历史教科书都充满着谎言的时候，读者自然会怀疑，严肃的历史学家们怎么了？事实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也会出现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历史教科书与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似乎相距甚远。严肃的历史学家对于编撰历史教科书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似乎把力气都花费在历史真相本身的探讨上去了。


　　所以，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教科书出版商的意图、社会公众的舆论、教师的教学过程、各州教科委的意旨以及采纳教科书的过程、教科书编写人员的水平等等诸如此类，都影响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以及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接受。是谁决定了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与讲授？无论如何，教科书中出现的每一种谎言，都不会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和普通百姓开的玩笑。谁敢拿别人的智商开玩笑？所有这些谎言——撰写者和讲授者所讲的谎言——无不渗透着一种“话语霸权”。言论自由在美国并不是处处都行得通的，即便偶尔有些教师会说出一定的真相，但却可能因此而被解雇；于是，依据教科书讲课，老师和学生都会比较省心省力，自然也不会触到一些禁忌。


　　这个“话语霸权”的背后是强大的社会，或者说是美国的政治社会。它决定了历史教科书写什么，决定了历史老师该教什么，不该教什么。在美国，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数学教科书和数学学科的关系，虽然都会有错误，但错误性质却是截然不同的。


　　洛温指出，只有针对历史与社会课，只有在历史课堂上，“准确性才如此关乎政治。”（《老师的谎言》，2009 年，361 页）历史课的准确性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历史“切片”。


　　作为一位社会学家，詹姆斯洛温在《老师的谎言》中列举了 18 种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并提到了这样书写、讲授历史给美国公民教育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样的批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老师的谎言》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仅仅就历史教科书的错误而论，以技术和意识形态作为理由，似乎就可以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是，到此问题还没有结束。读者可能还想沿着历史教科书中的“谎言”再深入一点思考。《老师的谎言》作为美国的历史通俗读物，给读者的思考并不仅限于此，我们不得不多思考一点，历史究竟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毫无新鲜感的问题了，因为它总是关乎人——研究历史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洛温在大量采用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之后，却很少提及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虽然洛温以极其尊敬的口吻提到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成就，不过，在这里，他还是将书写历史的权利交给了每个有理性、有判断力的人，交给了每位公民。“公民就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他们愿意去识别谎言与曲解，能够运用材料判定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人将成为民主的力量。”（《老师的谎言》，2009 年，400 页）洛温在这里所指的“公民”似乎并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而是“能够运用材料判定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人。这样的人，若不是职业历史研究者，那也算是业余爱好者了。一句话，是那些尝试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群。


　　洛温对民主的展望自然是能鼓舞人们的探索的。不过，民主与历史一直以来的关系却不那么鼓舞人心。历史学家们却并不这样认为。《历史的真相》的作者们认为：“民主和历史从来都在紧张状态下并存。一个国家会利用历史来建立国家认同感，吸收能促进团结的故事，却不欢迎无限制的学术探索，因为后者会践踏极受国家珍爱的假象。”（《历史的真相》，1999年，271 页）如此看来，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谎言似乎在这样的解释下都可以理解了——因为教科书编造的谎言无不迎合这个国家所要树立的各种幻像。


　　美国似乎是一片适于“造梦”的国土，如“梦工厂”一样。美丽的幻像总是不忍心被戳破，而且，常常是由严肃的历史学家们制造出来的。就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民族认同感一样，它很大程度上是在历史书写中形成的。“撰写美国历史的过程中，自由搜寻历史资料的人撞上了爱国自尊的严格把关者。后者要求，一定要把开国元勋描写成负有使命感的人，满怀启蒙的理想与无畏的精神，如此才足以表现美国是可贵政治理想的实践。”（《历史的真相》，1999年，90 至 91 页）与此无关、或者有损于开国元勋的英雄形象的历史素材都将被舍弃。严肃


　　的历史学家们非常努力地担任“公正的旁观者”，以书写他的历史，但更多时候他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一个最著名的美国历史书写的例子是，特纳的边疆理论。就像洛温特地用一章的标题注明，“进步是我们的重要产品”，“历史是在说进步的故事”，因而，在“进步”、“文明化”、“进化论”等各种理由下，“始祖移民”的故事有了新的说法。特纳“对印第安人不恨不骂，只暗示了一个他们遁迹的原因，便免除了移民扫除印第安人的诸多暴行的道德责任”，而印第安人现在的存在便成为美利坚民族团结的绝好证明。（《历史的真相》，1999 年，101 页）


　　我们不得不去追问“民主的力量”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系，不得不重新思考严肃的或业余的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要知道，写进历史教科书的谎言并非一朝一夕就形成了，也并非编写教科书中的技术问题这一个原因，而是涉及思想史上更复杂的因素。历史本身复杂多变，而裹挟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体历史学家，要清醒地认识自身书写的时代语境、要辨清以往历史的细节枝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历史的真相，在不断地探索中会逐渐浮出水面。最可怕的是，当历史学家们都众口一词、认同一种书写方式的时候，美国人渴望的“民主”似乎就渐行渐远了。詹姆斯洛温的这样一部“反教科书”会不会也成为美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时“民主”的点缀。设想，当历史老师告诉学生，还有洛温这样一种批评意见时，学生的反应又会怎样呢？他们是在继续接受历史教科书中的同时，把这种批评当作一种说法、一种猎奇，还是谨慎地去求证历史的真谛？这一点，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老师的谎言》并不仅仅是“老师的谎言”，它的确关于严肃的历史学家的事情。一场严肃的历史学家之争，有助于民众对历史真相的了解。这方面，德国历史学家或许还算做得不错，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责的争论的确普及到了大众层面——尽管这里说的大众层面只限于能识字的大众，因为那场争论的诸多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这样的普通读物上。卷入这场辩论漩涡的均是德国的大牌学者，比如社会学家（如哈贝马斯）、新闻记者（如弗斯特）、历史学家（如诺尔特）。尤尔根柯卡也提到，“公众的讨论和对史学痴迷的动机不是想进行启蒙、批判未经核实的猜想，献身于解放事业，而是为了寻求建立民族认同的支持，寻求能赋予历史更多意义（建构历史身份）的因素。”（Forever in the Shadow of Hitler？ Original Documents of the Historikerstreit，The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Singularity of the Holocaust，1993，p.85）20 世纪 80 年代这样的时刻对于德国是具有特殊性的。这与美国建国的历史书写不太一样。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感失去支柱的时候，历史学家们的重要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对于大众的影响力对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民众对自己的历史也有着强烈的知情欲望，他们有权知道自己的过去，才能对自己的未来作更充分的判断。


　　历史教科书，作为对一个民族自我历史的认识，可能总有些谎言存在，比如我们常常提及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当然，日本可能也同样会指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毋庸置疑，对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问题是一面铮亮的镜子。虽然，我们也已经开始努力纠正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不过，这努力的步伐似乎应该更坚定些。套用詹姆斯洛温在《老师的谎言》中的结语：读罢掩卷，你也同样如此。祝你我一路顺风！


　　[美]詹姆斯洛温著：《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马万利译，刘北成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 12 月，48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