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锡良:中小学教材迫切需要改革
一、我国中小学教材迫切需要改革
中小学教材,也即俗称教科书,是影响一个民族基础教育的根本。我国的教科书,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几个特点是一以贯之的。第一,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所选择的内容主要是从革命斗争合法性来选择教材内容。第二,政府垄断行为。教材长期为政府所垄断与控制,教材首先考虑的是政府的安全,而不是学生作为人的成长。这是教育要政治挂帅的重要表现。这一点也表现在长期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课本都是由官方主要的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新课程改革后,这种情况稍有改变,但是根基并没有动摇。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第三,教材的编写、出版与审定,也是全国统一的政治要求。所反映的并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甚至也没有体现宪法的基本精神。也即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的基本要求。这种单纯以政治意识形态取向的教材,常常令学生感觉没有趣味性,也没有思想性,缺乏人性,有喂狼奶的味道。使学生一方面,感觉学习是没有趣味的,另一方面又体验到人的生命不重要。因为我们的教材,长期选择那些为革命斗争辩护的材料,使学生学会了在血腥与残酷中麻木不仁地生存。缺乏同情人与责任感,走上社会后,富有攻击性,缺乏对人的生命的敬畏感与同情心。
二,从我们怎样误解西方国家的教科书问题谈起
基于以上我国中小学教材的特点,我们一直以来,也以类似的心理与标准来判定西方国家的教科书问题。特别是日本的教科书修改的问题,这种误解,一直延续了好几十年。其实西方国家的教科书的出台,无论在编写、出版与审定方面,与我们的方式与方法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例。这些国家,已经把判定教育质量标准的权力下放给了社会。政府无权直接干预教育问题。教育质量的评判是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又主要是表现在市场对人才的甄别与筛选,另一个标准就是用以保护公民权力,限制政府权力扩张的宪法。因此,在教科书的编写问题上,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干预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理论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有编写教科书的权利,同时在不违宪的情况下,也有出版的自由,这些教科书的质量评价也主要是由市场去自由选择。当然正式出版前,也有审查,但是审查的唯一依据就是宪法。也就是说,只要不违宪,在思想言论自由的思想指导下,选择材料应该是自由的多元的。这里的思想言论自由,自然就包括了不能够在教科书中强行灌输信仰,不能够主张信仰某一种东西,也不能够歧视另一种信仰,在这里,信仰自由,价值中立,教材与教师的空间主要是思维方法与事实真相的探讨,而且这些过程也是开放的。因此,他们的学校与教师在对待教材的态度上,与我国的学校与教师也大不相同。他们主要是用教材作为一个蓝本,学会在知识上的延伸,在思维方式上学会独立思考。知识与能力的要求是国家的课程标准规定的,但是教材却是多种多样的。无论你用什么教材,你只要达到了那个能力水平,就是合格的教育,合格的学校。
中国在对教材的方式上,由于垄断利益集团的形成,同时也因为我们对学习与教育内涵的上的误解,基本上是把教材,当成是“考材”,也是考试结果的权威答案。由于,我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非常少,因此常常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误解与扭曲。比如龙应台谈到德国有历史教科书有关于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一段历史真相时,土耳其政府也表示了强烈的抗议。龙应台是这样评价这个问题的。她说:“不久以前德国的历史教科书里面,提到1915年土耳其屠杀100万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土耳其政府愤怒抗议,要德国修改教科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国际事件。但德国不会因为这个改写教科书,因为这不是政府行为,是民间历史学家写的,只要合乎大的原则,就属于学术自由的范围,然后看学校采用不采用,柏林很多土耳其学校完全可以拒绝使用这个版本.”
在使用教科书方面,我们也存在着严重误解。龙应台先生说:“我特别研究过,发现在德国的历史课里,所谓历史教科书并不像华人世界里,教科书被作为一个核心材料使用。他们是把所谓教科书当作"参考材料"来用的。历史老师会让中学生看很多图片,读很多一手资料,比如,读俾斯麦首相所做的发言,和他的对手的发言,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分析、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来。课堂里就有很多的辩论,学生和老师之间也有辩论。也就是说,他们的教育方式里,教科书的地位跟我们想像的完全不同,而教科书的撰写本身也留很多空间,让学生在课堂上辩论。”(龙应台:《教科书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发表于《南方周末》2007年8月1日)这样的方法意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判断能力,而不像我们那样把教科书当成背诵与记忆的对象,是中小学生的《圣经》与考试制胜的法宝。
再比如2001年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教科书问题,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等的严重误解的问题。那一年,在中国与日本,对教科书问题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两个国家都在强烈地反对右冀所编制与出版的歪曲与篡改历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但是,有趣的是,这竟然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日本反对,中国也反对,但是,无论是反对的方式与反对的程度都是不同的。
日本历史学家、著名学者不破哲三先生写的《历史教科书与日本的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4月版,15元)一书中详细批露了日本当年在对待右翼分子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所引起细节与真实的内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国民的良知击溃了《新编历史教科书》(也即篡改历史的教科书)”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是由日本扶桑出版社出版的,在日本所使用的情况极其有限,“主要是在东京都和爱嫒县管辖的六所残障福利学校、聋哑学校采用了这些教科书。”“此外,在私立中学里也仅有六所中学采用了扶桑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在全国中学历史教学中,仅使用了521本《历史教科书》(新编),使用人数仅占全国132万中学生的0.039%”(第171--172页。)不破哲三说“可以说,这是日本国民良知发挥作用的结果。尽管试图以《历史教科书》主导对青少年教育的势力在活动,但绝不允许他们得逞的运动也在学生的父母亲们以及教育工作者等当中展开,全国所有关心日本未来的人士汇集了强有力的声音。运动还引起了国民对战争的回忆,人们就日本国民应当对过去的战争持何种态度展开了认真讨论。”(172页)由这里可知道,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远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严重。但是,他们发自社会民间的反对声音,却是非常激烈的,致使这套篡改后的历史教科书,在整个日本当年中学生中所使用的数量不过是0.039%,全国使用这种教科书的数量只有521本,而且只是集中在东京都与爱嫒县管辖的六所残障福利学校、聋哑学校。即使这样,日本社会民间,对这种美化战争与歪曲事实真相的行为也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不破哲三是日本共产党的总书记,国会参议院议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在不破哲三的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歪曲历史事实真相的东西,在这里都不会得到社会的原谅,由于社会的多元与开放,思想言论自由,因此,任何歪曲事实的教科书,不仅得不到人心,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且,还会得到臭名远扬的下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改变历史教科书的力量是来自民间的。是日本“国民的良知击溃了《新编历史教科书》”,在这里,日本政府始终没有露面发表干预的言论。这主要是日本政府无权干预教科书的出版问题与使用问题。只要不违反宪法,教科书出版多元、自由,学校选择教科书也是多元,自由的。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结局来看,还是把教科书的编写权利、出版权利与使用权利回归给社会、国民自己去处理,反而会更为安全。不可想像,如果日本政府垄断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与使用权力,那么,这种新编历史教科书将会对日本的下一代产生多么可怕的影响。
2001年中国对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反应虽然激烈,但是,主要是政府行为,社会民间的力量微弱,而且也不像日本那样非常有理智的,如他们通过公正的学术思想争论,通过梳理历史真相,还在学校请一些有二战经历的老者来给中小学生回忆当年的战争悲剧,通过回忆唤起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良知,从而达到了有效抵制篡改了的历史教科书在教育中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强烈抗议来传达这样的信息。我们既没有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相关详细报道,也没有组织重新研究梳理当年二战历史的真相的方法,而是更为情绪化。这使得我们的抗议除了培养一批批愤青外,没有其他的作用。我们的许多缺乏理智的行为,也是在严重缺乏日本教科书制度了解的结果。使我们许多年青人,用自己所使用教科书的方式去理解日本,这样当然愤怒不已。如果我们知道,整个社会在反对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比我们还强烈,而且工作做得还仔细,也许我们会感觉我们的行为有多么荒谬。
龙应台先生说:“由此可见,在一个高度成熟的自由开放社会中,民间的力量强大,不太容许政府有操纵意识形态的空间。爱尔兰的例子则说明,在一个文化力量、财富充沛的现代化国家,其国家自信越强,对历史教科书的多元性态度越宽容,越敢于面对历史真实,而那些对历史教科书采取粗暴简单化处理方式的执政者,往往都是对自己的权力最缺乏信心的执政者。”龙应台先生关于西方教科书的问题的陈述,使我们长期以来被蒙蔽的眼界得以打开。我们的中小学教材需要改革的要害与弊端,改革的方向,其实也是一目了然了。教科书问题首先要解决办教育的权利问题,是政府有权办教育,还是社会有权办教育,是用垄断的灌输意识形态的办法办教育,还是回归社会,思想多元,本着严肃的学术思想探讨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其实是教育的不同轨道,不同方向。只有自信自强的国家,才能够对不同的思想观点越宽容,越理性,越敢于面对历史真相。求真是一切优良教育的起点,也是一切优良教育的基础,没有了历史真相,则其教育就是反教育,就是伪教育。而历史真相,一定要在理性的、宽容的、自由多元的社会条件下才可能得到。一切垄断之下,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历史真相的。
三,垄断利益集团是怎样扼住了教科书的咽喉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教科书,基本上是政治挂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后,教科书问题由政治意识形态的垄断走向了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垄断。通过编写权利、出版权利、审定权利与使用权利上的垄断,使教科书走向人性化,走向多元,越来越困难。如果说前者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维护意识的话,那么今天,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与发行使用,更多的是经济利益问题。这个时候,虽然也谈政治正确的问题,但是,其实隐藏在后面的主要是经济利益。这个时候,通过政府借用政治正确来打击那些持不同声音的教科书就显得顺理成章。名义上是违反了政治,实际上是在经济上威胁了垄断的需要。比较上海版历史教科书,本来是通过专家编写、合法审定、公开出版,视角独特的历史教科书,但是,由于其出版与使用的另类,破坏了“利出一孔”的垄断需要,很快就被垄断者借用政府权力将其灭杀了。教科书其实是可以用多元视角,多种途径来编写的。好坏优劣,应该让社会民间的历史来选择,同时,也允许专家学者与使用的教师,自由批评,充分博弈。而不应该用垄断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教科书问题的后面其实更多的是垄断利益问题。围绕着教科书的而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诸多垄断利益集团的一个。而且,这个垄断利益集团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垄断利益的后面是以牺牲数代人的思想与学习能力为代价。垄断条件下(包括教科书的垄断,与知识信息的垄断——评价与统考),最容易,也是最可怕的问题就是,通过意识形态控制人们的思想大脑,这也就是中国之所以会爆发“文革”这样的全民灾难的重要根源之一。
四,历史文化的惯性是怎样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从大一统的垄断状态,走向现代民主的多元、自由、开放状态,仍然有重重困难,这除了相关的制度制约外,还存在着严重的历史文化的惯性与民族价值取向的问题。从目前的现状到我们看到的西方国家的现状,仍然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拨乱反正,没有能够走在正确的改革道路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大一统的,垄断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在开放远远不够,信息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中国的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出版方式与使用方式会有什么问题,甚至在内容上受到社会人士的质疑的也很少。许多人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只是注意到了学校乱收费问题,注意到了师资素质问题,注意到了孩子的人身安全问题与食品安全问题,而很少关注到教科书对自己的孩子所起的作用会有什么问题。而且,孩子在学校受教育就是拼命记忆与背诵这些通过垄断与扭曲的事实与知识教条,消耗了孩子们最宝贵的生命,去迎接统一考试,以博取高分。这样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并没有多少父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这也使得教科书的改革,成为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不认为是一个问题的现象,要得到有效的改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因此,在教科书问题上,要重新梳理传统文化价值观对我们的蒙蔽作用。特别是要排除大一统的传统价值观,排除唯一正确答案的权威主义知识观。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就是“开放”,只有打开我们的眼界,了解外面更精彩的世界,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愚昧与无知,也才有可能有所改变。
五,教科书改革向何处去?
由上以的分析可知,中国的中小学教材问题,也就是中国教科书问题,有近邻的日本为鉴,有西方发达国家对待教育的方式为榜样。一个国家的教育能否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理顺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由社会来办教育,还是由政府来办教育?是由教育部办学,还是由社会、市场来选择?这其实也是还政于民的一个重要表现。小小的教科书问题,折射的其是整个教育走向问题,也是整个民族的走向问题。在教育改革过程,其实就是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价值观的消极影响的过程,是一个追求多元共存,自由博弈的过程。把教科书的编写、审定、出版发行与选择使用的权力回归社会民间,把教科书中有争论的学术思想问题,还给学术研究领域去探讨。政府则慢慢学会从教育中,退出来,成为一个小型而高效的政府。把不应该管,也根本管不好的事情,还给社会民间去做。而教科书的改革,就是重要的标志之一。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应该没有什么特殊利益需要维护。教科书改革向何处去,其实也是我们民族向何处去,我们的政治向何处去的晴雨表。
2008年10月26日
(本文发表于福建教育出版社编《明日教育论坛》2009年6月,总47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