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学视野中的司马迁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8-30 03:00:44

中国散文学视野中的司马迁

作者：罗书华

　内容提要：司马迁将文章的价值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心里文章就是历史与社会的命脉与维系，文章的写作乃是生命的目的。这种认识与选择对于后世文人自然是永远的激励。《史记》的实录奠定了中国散文学最为基本的品质：真实。而由事到人的变化，在文学序列中也是一场看不见的革命。作者自我的投入，观点、情感与忧愤的抒发，更是使史传真正赋予了文学的性质，使得“史家之绝唱”同时也成了“无韵之离骚”。不仅如此，《史记》以散为主，散中有骈；叙言引言，参差变化；文白相融，雅俗自适；有长有短，屈伸自如；文质彬彬，不腴不枯；有条有理，但又兼具情致。这些特点使得它成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崇高典范，后世散文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汉代散文学司马迁价值真实自我散文典范
　　“史汉”、“班马”说的是《史记》与《汉书》在史学上如日月双悬。“文章西汉两司马”说的是西汉文章雄霸古代，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两人的文章称雄西汉。这两种说法将《史记》的史学成就与文学分开来说，所以又不如鲁迅将两者合起来说得好：“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同一部作品，既是史著的巅峰，又是文家的绝响，既让史家高山仰止，又让文家击节叹赏。《史记》在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丝毫不低于它在史学上的地位与影响。如果说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它还有一些瑕疵受到论者批评的话，那么，从散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得到的几乎全是赞美。
　　一、文章重于生命
　　司马迁出身史官之家，远祖“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司马迁撰作《史记》，这个身世可以说是最初的机缘。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本来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史学气息的熏染，他在青年时期到长沙、齐鲁等地的游历，难免受到家庭的影响。父亲的临终嘱托，更是《史记》撰著的直接动因。据《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样的生死之托，司马迁自然会尽一生的气力去实现。
　　父亲逝后三年，司马迁果然如父亲所愿，做了太史令一职，使他有了“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有了撰作史书的权力、条件与机会。从后来班固私撰国史而下狱，以及蔡邕想续《汉书》而不许的情况看，直到东汉，史书的撰作对于个人来说仍然是一种不能触犯的禁忌。司马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职位，那么，哪怕他的心愿再强烈，也不可能从事《史记》的撰写工作。
　　不过，《史记》毕竟不是一般的官史。司马迁是在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撰著《史记》的，天汉二年（前99年）就祸从天降，因李陵事而被宫刑，陷缧绁。对于士大夫来说，这样的奇耻大辱，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除了以死相谢、以死相抗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的心迹多年仍无法涂抹干净。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表白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1]（卷六十二《司马迁传》，P2733）然而，司马迁最终还是让自己活了下来。对此，司马迁解释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所说的这点“私心”，就是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完成的《史记》。显然，在司马迁心里，《史记》根本就不是一部普通的官史，不是一般的职务著作。普通的官史与职务著作，哪里具有让生者死，让死者生的力量？对于《史记》，对于文章，司马迁有自己的认识，有自己的私心，有无限的寄托。
　　在中国古代，文章一直是多少有些怪异的东西，有时它一字千金，有时又一钱不值。在有的人眼里，它是经国的大业，在另外的人眼里，它又只是倡优博弈一类的玩意儿。即使是同一个人，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扬雄先是为，后又觉得这只不过是雕虫之技，壮夫不为。司马迁非常清楚世人对于史家与文章的认识，“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可是，在他自己眼里心里，文章却是神圣的。当壶遂问及“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太史公自序》）直将《春秋》看成是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法宝，无论君臣，不可不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一日不可或缺。仿佛一篇文章就可以左右社会，改变人性。仿佛不是文章生长在社会之中，倒是社会悬系于文章，成为了历史与社会的命脉与维系。一旦缺少了它的维系，社会与人就将坠落深渊。这样看待《春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这样看重文章的价值，可以说是后无来者。正因有了这样的认识，司马迁能够生而为之死，死而为之生，隐忍苟活，发愤而作，将全部生命寄托一书之中。
　　司马迁在散文学史上的贡献自然是多方面的，实录原则的确立，将叙述重心由事转变为人，事情理的结合，以及典范语体的构造等。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技术性的。将文章价值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将自己的生命投身其中，这才是司马迁在散文学史上的首要贡献。他的认识与选择不断地昭示后人，文章是一种具有巨大社会作用，也有无穷魔力，可以承载父命，可以满足自我，可以抒发幽愤，还可以使自己不朽的非凡之物、大用之物、神圣之物，将自己的生命投身其中，付出再大的代价都值。
　　二、实录的确立
　　史学是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史官，有史书，而实录从来就是史家的生命与基本品格。史书产生于实录，离不开实录，没有实录也就没有史书。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史家将实录作为写作准则，有的甚至为实录付出生命的代价，晋太史为记录“崔杼弑其君”，就先后牺牲三条生命。[2]（《襄公二十五年》，P1099）
　　不过，先秦史传毕竟还属于草创阶段，史家的工作主要是将身边的所见所闻直接记录下来，由于所站的位置与事实距离太近，视角较小，所看到、听到、记录下来的东西反而更容易失真。在此之后编撰的史著，则往往因其他撰述目的而影响到了实录。在这方面，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史著《春秋》及其三传，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春秋义法”，核心就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2]（《成公十四年》，P870），由此出发，就有了“为尊者讳”与“为亲者讳”。这显然与实录不相一致。实际上，就是被称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的董狐，所留下来的“赵盾弑其君”的史学佳话，正好是一个因撰著者的立场与方法而影响了实录的典型例证，这个记录不仅没有揭示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倒是遮掩了历史的真相。难怪刘知几会感叹说：“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实录之难遇”。[3]（《杂说》P197,P193）
　　司马迁作《史记》，有效法孔子撰《春秋》的意思。对于这点，他毫不隐讳：“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不过，司马迁只是在“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4]（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述》，P3296)方面继承了《春秋》，对于《春秋》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则不但没有继承的意思，反倒是想要避免与纠正。无论尊卑善恶，他都尽量做到客观、中正与全面，不将自己的好恶掺入事实之中。善者写善，恶者写恶。善者有恶，不忘他的恶；恶者有善，也不漏了他的善。对于“尊者”，包括“今上”汉武帝在内，他也能做到直笔书写，不肯包庇讳饰。比如《河渠书》篇，既写武帝“自临决河”，“令郡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寅决河”[4]（卷二十九《河渠书》，P1413）的壮举，又暴露了因田蚡的反对而放弃填塞瓠子决口的昏聩。对于“卑者”，哪怕是像游侠、货殖这种被人所苛责的人物，他也能不顾流俗，写出他们的闪光之处。对于像张汤一类酷吏，也是既写他们的酷与狠，又写他们的廉与清，在写他们“酷”与“狠”时，也不是一味地否定与批判，而是既看到酷与狠以及使“百姓不安其生”的一面，又看到在打击“豪强并兼之家”[4]（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P3140）方面有积极意义。与前代史传相比，《史记》确实更为“实录”。
　　《史记》不仅表现为客观、中正的立场，全面、辩证的态度，更主要地还表现为审慎的求真求实精神，以及对真实的敏感判断。对于成说，司马迁能怀疑，对于一事多说，他会作出相对合理的选择。凡事以实地考察为准，以耳闻目见身历为准，以最新的思想为准，对于那些无从确证的对象，则宁愿存疑也不肯下结论。《大宛列传》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岛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4]（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P3179）《货殖列传》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4]（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P3253）《刺客列传》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4]（卷八十六《刺客列传》，P2538）都体现了司马迁审慎的求实精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也知道知与不知的界限在哪里。《史记》对于早期历史的诸种传说材料，如庖牺蛇身人首，女娲蛇身人首，都弃而不取，也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正因为此，《史记》与此前相关史著相比，更为可信。
　　当然，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史记》中也有不少记载难说就是实事，简狄吞卵生契、姜原践迹生稷，就是突出的例子，而像鸿门宴这种掺入作者推断与臆测的片断，更是比比皆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鸿门宴沛公逃酒就难以置信。不过，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影响《史记》的实录。所谓实录，并不是说作品的每一笔记录都是绝对真实。事实上，史著本来就是由人所记，掺入了人的主观意志，有人的选择、补充与想像，而史著文本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与历史文本迥异的形态，这就决定了两者在根本上无法绝对等同。钱钟书以“上古既无录音之具”[5](P164)作为解释，固然极妙。然而，就算是有录音之具，有摄像之具，又能怎样？首先，哪里来这么多的录音师、摄像师？是不是所有的事件都可以拍录下来？有没有一种历史文本能将所有拍摄下来的音像用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都是问题。实录不是绝对真实，而是一种尽可能地追求、逼近真实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贯彻与落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史记》被誉为实录，可谓当之无愧。
　　《史记》的实录，不仅在史学领域具有深刻的影响，为中国史学树立了基本准则；对于中国散文学的发展也有巨大的影响。《史记》以前的散文学本来就有求实的传统，《史记》之后，论者更是将真实作为散文学的基本品质。虚假的内容、言辞、思想与情感，可以说是散文学最大的天敌。如果说将实录作为史学与文学的分界线还非常勉强的话，那么，用实录作为散文区分小说、散文区分诗歌的标准，则大致不差。真实虽说并不等同于实录，但毫无疑问，两者的精神血脉是相通的，对实录的追求，必然导致对真实的呼唤，真实既是实录的灵魂，也是实录的必然发展。
　　三、由事到人
　　从司马迁的撰作身份及初衷来说，《史记》的性质首先当然是“史”。《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6](P65)显然，无论将这个“史”理解为“史官”，还是“史书”，都是以“事”为目标，以“事”为对象。史官、史传的天职就是记事。史官是记事的职官，史书是记事的书籍，任务就是用合适的体例将现实中的事件用文字形式载录下来。在史传诞生之初，记事艺术处在发展初期，史官只能将现实人物的话语片断记录下来，这就有了史传中的记言体。随着人们对事件认识能力与把握能力的提高，发现了事件与时间的神秘关联，于是有了《春秋》、《左传》这样的编年体。记言体与编年体最为直接地再现了现实事件，除了事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内容与文字。
　　作为史传，《史记》当然也离不开事件。然而，与先秦史籍稍作比较不难发现，《史记》的中心已由事件悄然转变成了人。这种转变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体例设计上。《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五种形式。其中，十二本纪纪“王迹所兴”，三十世家纪“辅拂股肱之臣”，七十列传则是记“扶义做傥”、“立功名于天下”[4]（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述》，P3319）之人，它们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全书以人物为中心的篇章占据了全书85%以上，与先秦的编年体、国别体等以事件为中心的史著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体例，也是一个全新的体例。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它之所以被奉为“史家之极则”，“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7](P3)，原因就在这种以纪传为主，以表、志为辅，以人为中心，以事为背景的体例，找到了反映历史本然形态的最佳途径，体现了人是历史主体的现实。
　　《史记》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体例，当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有所继承。从《大宛列传》赞语中所说“《禹本纪》言”[4]（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P3179）等语可以知道，在《史记》之前，有一本《禹本纪》，两者之间应该有所关联。从《卫康叔世家》赞语“余读《世家》”等句子中可以知道，《史记》之前还有一本《世家》，它们之间也应该不会没有牵连。至于“列传”，从《伯夷列传》中“其传曰”一类句子来看，《史记》之前也有相近的体例。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著，如果将它们分割成片断的话，有些地方也可以看到人物的中心地位。当然，由于《禹本纪》等作品只是在《史记》中偶尔闪现，人们无法看到它们的真貌，因而，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史记》产生了影响还不得而知。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虽然已经有人物片断，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实现由事向人的转变。
　　由事到人的变化，无论在史学，还是文学序列中都是一场看不见的革命。编年是一本流水账。国别也是换一种角度的编年。它们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时间，事件与人的都放在这个巨大无比而又无所不在的框架之中，同时又被它切分成不同的部分。在这个无始无终的框架之中，任何事件与人物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填充物，意义、价值、目的、用心等都被切割成了碎片。史家的工作也相应的较为简单，所要做的就是将对象按顺序放进前前后后的格子中。读者所面对的不是人物，甚至也不是事件，似乎倒是奔腾不息的时间。事实上，这些作品本来就不是面向某个读者而作，如果说他们也有所面对的话，那么，也只是面向广邈的时间与空间。列传体则大不相同。在这里，叙述的单元由一格一格的时间变成了一个一个的人，叙述的起点由某时某刻变成了人物的出身、籍贯、性格，叙述的重心也就由事件的自然序列悄然转变为人的生平际遇、成败得失。读者关注的焦点则相应的从事件转向成败的因果，转向了性格与背景、个人与社会、人与天之间的互动。只要将《春秋》及《左传》的“隐公元年”与《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的首尾略作比较，就可以窥一斑见全豹。
　　在一般观念里，《春秋》、《左传》与《史记》都是史传，按理说它们的面貌不应相距太远。可是，在上述篇章中，哪里还可以找到《史记》与《春秋》、《左传》之间的任何相同点呢？如果不是头脑中事先已有它们都是史传的概念，谁会想到它们都属于史传，都属于史传散文呢？这样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与质的飞跃，原因固然有多种，但说到底是由事件中心到人物中心的转型带来的。正是有了这种转型，史学才兼具了文学的性质，知识才附着了审美的功能，封闭的文本才创造了阅读、交流与对话的价值。《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其他类型的史著人的因素虽然更多，但总体而言仍然不出以事件为中心的范畴，与《史记》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别。
　　四、自我的投入
　　相比于先秦史传散文，《史记》的突破无疑是多方面的，实录的确立，奠定了史传散文的基础，由事件中心到人物中心的转型，使得史传开始有了文学色彩。不过，人物中心并非只是文学的特权，文学是人学，史学又何尝不是人学？因此，准确地说，人物中心的转型还只是使得《史记》较之一般史传更具文学色彩，或者说有了向文学转型的条件。《史记》既被称为“史家之绝唱”，又被称为“无韵之离骚”，全面走向文学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作者自我的深度投入。
　　一般说来，史家总是要求冷静、客观，杜绝将自己的立场、观点、情感带到文本之中。即便是不可避免，也是尽量压制，即便是不可压制，也要以一种无我的面目出现。《春秋》的笔法，它的写与不写，实际上就是一种看不到自我的自我表达。《左传》等的“君子曰”，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作者的隐身、作者的代言。出身于太史之家的司马迁，当然知道史家的职责与要求，在《史记》的许多篇章之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作者压制自己的努力。即便是有立场，有观点，有话要说，也是尽力将它们隐含在客观叙述之中，隐含在写与不写之中，让事实自己说话。《平准书》中有一段元朔五年汉武帝用兵匈奴相关情形的记载，将自己对武帝穷兵黩武的批判与否定，不动声色地压缩进数字的对比之中。将前后两年数据相加，可以知道，两年间汉军共派兵约20余万，得首虏三万四千级，虏数万人，而汉军牺牲的士马数量是10余万，实在是得不偿失，这还没有将所耗费的财产计算在内。《封禅书》一篇的叙写实在是耐人寻味，让人哭笑不得。
　　不过，在很多时候，司马迁似乎对史家的隐身噤声法则不管不顾。他不但不隐身，反而大胆地从文字背后跳脱出来，不但不禁声，反而专门辟出自己说话的空间。不少篇章中，可以看到“余”急切的身影，一旦进入“太史公曰”之中，作者更是像一个压抑太久的人终于有了发言的场所与机会一般，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情绪。《屈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4]（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P2503）说的全是自己切身感受，无遮无掩，痛痛快快。一部《史记》130篇，几乎每一篇都有“太史公曰”，都是这种辞彩。“太史公曰”之外，正文中的感叹与评论话语也不在少数。
　　不仅如此，《史记》中有些篇章甚至目的就不在记述事实，而是在探究某种道理，抒发内心感慨，表达自己的观点。《伯夷列传》就是典型的一篇。按说，“列传”应该是以记人物事迹为主，可是这篇文章怎么看都像是一篇史论，而不像是传记。全篇总共只有200余字在叙述传主的生平事变，通篇都是作者的疑惑、感慨、思索与论说，核心是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叩问。文字层面是在对伯夷的人生选择感到震撼与不平，根底却是自己的满腔苦闷。行文到热烈处，作者禁不住跳脱出来，直喊“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4]（卷六十一《伯夷列传》，P2124,P2125）作为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这样深度地自我投入，可以说具有指标性意义。与《伯夷列传》相似，《游侠列传》也是以议论和感发为主，以记事为辅，事迹只是道理与感发的衬托。文章以“韩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开篇，通篇都在为人们对游侠的错误理解抱屈鸣不平，以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论说游侠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4]（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P3181,P3182）的社会现实予以了抨击与嘲讽。朱家等人的正传只是附在这番论述之后，匆匆对其行迹作简单介绍后，最后又是一段“太史公曰”，在议论中收篇。
　　读这样的篇章，人们面对的并非只是历史事实，慨叹不是从历史中来。读者面前所站的是一个血脉贲张的司马迁，他的慨叹感染了读者的慨叹。刘熙载说：“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8]（《文概》P12）鲁迅将《史记》称为“无韵之《离骚》”，都是指《史记》的悲愤情感而言。文章不仅有事之实，还有理之深，更有情之真。有道理来统率，有情感的点化，我入文章中，文章归于我。读这样的篇章，人们只会觉得是读文学，不会感觉是读史传。当然，司马迁的情感表达，都是以事实为基础，先事实，再情感，事实在先，情感在后，并未因情感的渗入而改变基本的事实，因而，自我的渗入并没有改变史传的根本性质与实录特色。
　　五、汉语文典范
　　历来论者在论述《史记》的时候，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实录与忧愤两个焦点上，少数论者对于人物中心有所关心，对于《史记》语体加以关注的论者则更少。事实上，《史记》在散文学史上之所以有它的重要地位，固然决定于它的实录、忧愤与人物中心几方面，然而，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应从语体的角度去寻找。
　　讨论中国散文学的时候，经常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从先秦至明清，古代散文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每一阶段的散文都有自己的面貌，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变动之中。甲骨文是汉语散文，楚简汉帛文是汉语散文，唐宋八大家文是汉语散文。不仅如此，散文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种种形态、体裁与类型，散行文属于汉语散文，骈俪文可以归为汉语散文，赋体文也可以是汉语散文。说理的是汉语散文，记人叙事的是汉语散文，写景状物的也是汉语散文，等等。那么，是否有一种理想的、大家都承认的、较少引起争议的散文典范？或者说，在这种种散文之中，是否有一种散文可以充当这种散文典范？换一种说法，当人们听到汉语散文一词的时候，是否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某种相对固定的形态？
　　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在大多数时候，当人们听到“散文”一词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想起这样一种文体：它首先是真实的，事真、理真、情真；它不仅是记事的，而且事中有理，而且事中有情，也就是说，它是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是有事有情有理的；文中既有散行，也夹有骈俪；既有长句，又有短句；既有作者的言语，又有人物的引语；文中的语言不是那么古奥，也不是那么俚俗，不是那么文，也不是那么白，而是在两者之间；它既有些文采，又不过分，有点文质彬彬的意思；语言的质地不要太丰腴，也不应太枯瘦；在篇幅上，它不能太短，也不致太长；篇章的组织，应该有相当的条理，但也不能给人机械的感觉……等等。散文中也许有虚假的事、理、情，但虚假、虚构却不属于散文，包含虚构因素的文章，至少还可以有其他的名字，如寓言，如小说。纯粹的记事、说理、抒情的文章也可以是散文，但肯定不是典范的散文，人们宁愿将它们看作为史著、哲学著作、诗，若要称为散文，也往往要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如历史散文、哲思散文、抒情小品之类。其他如骈散、叙引、文白、华质、腴枯、长短、理乱等方面也都一样，只具备一方面的特征，偏于一端，都不是典型的散文，最多只能说是某一类散文。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唐宋古文最接近这些标准。这样的印象固然不错，不过，唐宋古文其实却是西汉文章的追随，正如柳宗元所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9](P577)西汉文章的典型并非贾谊、司马相如、董仲舒、扬雄，而正是司马迁。他对真实原则的奠定，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型，事情理的相融合前已略有阐述。在语体上，《史记》的特点也正是：以散为主，散中有骈；叙言引言，参差变化；文白相融，雅俗自适；有长有短，屈伸自如；文质彬彬，不腴不枯；有条有理，但又兼具情致，并不机械。
　　《夏本纪》就是一个典型。该篇总的说来是散体文，但散句当中还是夹有一些骈句。是以散为主，散中有骈。全文主要由叙述构成，中间也直接载录了历史人物，如尧、四岳、舜等人的话语，可以说是叙言引言，参差变化。它的文字，现代人读起来还有些古雅，但却并不难懂，几乎与唐宋以后的所谓中古汉语看不出区别来，已经将文白雅俗的因素融合成一体。句式方面长到几十字，短到一、二字，已经做到能长能短，屈伸自如。文气充沛，质地厚实，丰腴简劲，弹性十足，可说是文质彬彬。整段文章次序井然。介绍夏禹的先辈一段，由近及远，逐一上推，一直到黄帝为止。叙述治水原委时，先说鲧，再说舜，在这基础上再说禹，以见治水的难度与大禹的功劳。介绍大禹的性格，先总说他的为人，再说德行，再说言语声音，隐隐然有一条线索。但中间又有回环，有倒错，有插入，并不是一条线到底，可以说是条理兼有情致。在这篇平平常常，并无特别之处的篇章所看到的语文特点，正是《史记》语体的普遍特点，也是汉语文的特点与魅力所在。
　　事实上，早在汉代，论者对司马迁文章的这种特点就已有所认识。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1]（卷六十二《司马迁传》，P2738）明人何乔新解释说：“如叙游侠之谈，而论六国之势，则土地甲兵，以至车骑积粟之差，可谓辨矣，而莫不当其实，是辨而不华也；叙货殖之资，而比封侯之家，则枣栗漆竹，以至籍藁鲐觜之数，可谓质矣，而莫不各饰以文，是质而不俚也。”[10]（卷二《诸史》，P120～P121）其实，“善序事理”说的就是有条理又有情致，“辨而不华”说的就是文质彬彬，不枯不腴，“质而不俚”则是说它文白相融，雅俗自适。《史记》的完成，可以说标志着古典汉语文的成熟与完备，后世一千年多年汉语散文的发展，几乎无不受到它的影响与滋润。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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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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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学视野中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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