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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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启蒙老师

施晓宇



中华民族自古有抓阄的风俗，我的江苏老家也不例外。待到孩子长到一岁，为了判断这个孩子长大后是否有出息，便把孩子抱坐到一个大竹匾里。竹匾中心放着书、笔、算盘、笤帚、纸糊的镰刀和各种玩具等，看孩子第一手抓到的是什么？如果抓到书或笔，家长就皆大欢喜，预示孩子长大后会念书、做大官。如果抓到的是算盘，则预示孩子长大后能发财，也不错。如果抓到的是玩具，说明这个孩子十分贪玩，没出息。如果孩子第一手抓到的是镰刀，家长就要长吁短叹，认为这个孩子没治了，长大后与自己一样——是种田的苦命。

母亲说我小时候没有玩过抓阄的把戏，因为我父亲是村里第一个考到上海大厦大学的大学生，也许不相信民间这种落后的迷信把戏。但是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喜欢读书，不知道是不是受了父亲遗传的影响。

１９６３年，我７岁了，到了上小学的年龄。那时我家住在福州市鼓楼区五一路水部路２６号，旁边有全市最好的小学之一福州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简称“福师一附小”。那时进这所名校得凭考试成绩，因为僧多粥少。于是机关宿舍里同龄的好几个孩子一起去考，只有我和一个叫蔡忠理的女孩子考上了。张榜公布录取名单的那一天，父亲去看榜，看见我的名字赫然在上，顿时喜笑颜开。父亲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认为施家的孩子只有会念书才能有出息。那时因为我年纪小，并不知道考上这所小学有什么意义？只是看见父母高兴，我也跟着高兴。

我上小学的第一个老师叫黄薇薇，她也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其时，黄薇薇老师刚刚从福州师范学校毕业，第一次走上讲台就教的是我们班的语文课。由于初出茅庐，没有经验，梳两根短辫子的黄老师曾经被我们班的调皮学生气得哭鼻子过。当时我是十分听话老实的好学生，很同情黄老师，同时也很佩服黄老师。因为，黄老师每节课教完生字，下节课必定抽查——点名部分学生上黑板听写。而且，听写时，你会写这些生字还不算，还必须笔划写得正确才能算合格。否则，即便字写对了，笔划写错了，仍然不算写对。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容易记牢学过的生字，容易巩固下来，基础打得扎实。我到今天，几乎不会写错字，归功于黄薇薇老师的教学严格和方法对路。

但是，小学阶段的读书生涯有一个痛苦的记忆至今挥之不去。这就是，这期间，父亲是我每天晚上做作业的督学先生。做好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不算，还要完成父亲额外强加的“家庭作业”。这样，功课就有些沉重，气氛就有些压抑。有时候，我拿眼偷偷察看坐在我桌子正对面的父亲在干什么，正碰上看报纸的父亲也在拿眼睛偷看我做作业老实不老实。父子四目相对，一瞬间的尴尬弄得大小两个男子汉都忙不迭把自己的眼光迅速腾挪开去。

常常，我瞌睡得不行，脑袋很响地磕到桌面上。父亲毫不同情，总是很粗暴地摇醒我，不到做完他规定的全部作业，绝不会放我去床铺上做美梦。这一点，使我在敬畏父亲的同时，常常心生不满。当然，父亲也有慈祥的一面。那就是，我读小学时候的铅笔，从来是由父亲包办帮削的，也一定由他负责采买。用的最多的，是如今已经看不见的上海生产的一种细杆香水铅笔。

在我的文具盒里，总是整齐排放着三支由父亲削好的笔尖短秃的上海细杆香水铅笔。逢到考试，父亲会多削两支给我备用。因为，那种短秃的笔尖写不了几个字就会磨秃的。父亲不肯把笔尖削长，显然是怕我写字用力把笔尖弄断了。父亲一生是一个节俭的人，在削铅笔这件小事上就能看出。直到今日，年过五十的人了，削铅笔还是我的弱项，这恐怕要归罪于越俎代庖的父亲。也同时，让我拥有了两个人生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