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深圳教育的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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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深圳教育的似水流年- 200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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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明按：深圳教育是深圳经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产物，了解深圳教育，对深圳教育进行深刻的理性批判与反思（批判在哲学中本身就有反思的含义），展望与探询它的出路，对于推进我校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推荐最近发表的《深圳教育的似水流年》和《深圳教育出路不明？》两篇文章，共大家阅读。希望大家结合我校提出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教育观”“都市田园教育”、公民素质教育和精英教育相结合的新的教育模式、“重建新的学术规范”、“课程改革的校本化”等主张，利用央校论坛、央校博客展开自由讨论。


首先声明，我所写的观点不属于官方立场，而是民间的、个人的、感性的。
我还要说明，激发我对深圳教育问题进行全面反思的不是哪次偶然因素，而是我作为深圳的一名普通市民长久以来的情愫。


还有，我对深圳教育提出了尖锐批评。不知对于听惯了赞美语的深圳人，能否宽容这突如其来的另类声音。


一、24岁，深圳教育还不能自立


1、两个“战略规划”和三个“历史阶段”


1980以前的深圳教育（确切说，应是占地2020.5平方公里的宝安县教育）和全国任何一个农业县的教育情况差不多：19所幼儿园，226所小学，24所中学，1所教师进修学校，而且经费短缺、校舍残旧、教育落后。[1] 幸运的是，当年邓公让历史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国家战略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了如今的深圳。随着深圳经济的超速发展，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相应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


截止目前，深圳教育界做了两个“战略规划”：一是1990年出台的《深圳市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报告（1990-2000）》，二是2001 出台的《深圳市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01-2010）》。由此，我将深圳教育的“历史”简单地划作三个阶段：1980年至1989年为第一阶段，1990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2001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作这样的划分便于更准确地对深圳教育做出判断和评价。


鉴于深圳这座城市发展的特殊性，我们对深圳教育应该采取“比较、批判、借鉴、融合、再比较”的态度。必须重视从“比较”的角度考察深圳教育，正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里的“比较”有三个维度：深圳城市自身的整体成长；全国各教育大城市的教育经验；世界经济强国的教育发展。


2、第一个十年的失误


24年前，一声军令下过，潮水一样的建设大军漫到了比邻香港的稻田和渔村，迅速从满眼的水塘、山丘、荔树、竹林和农舍上面矗立起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作为“特区”之首的新深圳诞生了！这阵势令九百年前遗落在此的南宋子民难以预料，更令几年前冒死偷渡到香港去的青壮年劳动力措手不及。一时间，深圳成了“热土”，来自全国各地的闯荡者落户在此。急需上学的适龄孩子也随之急剧膨胀——学校、学校、学校！赶快盖新学校，满足部分孩子上学；再盖新学校，再满足部分孩子上学……这种规模上的疲于应付状况一晃就过去十年。


深圳教育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到目前这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深圳这座城市，而要从深圳担负的实验性使命的角度看待它的教育发展。


那么，前十年的深圳教育有什么质量和特色呢？说起来惭愧，只有急匆匆地开办学校、收留孩子、招聘教师，并把那些曾经当过校长的人或者“老宝安”弄来当校长，以便迅速拷贝旧有的教育模式。


深圳教育，一张纯洁的白纸，绝好的改革时机，就这样倏忽间长到十岁。传统教育模式的大脚蘸着墨汁踩满了白纸——图画定了型，难以更改。然而，所有人把眼睛盯着经济，谁也没有注意到教育所受到的致命伤害。就像一个孩子，十岁以前的重要成长期被忙碌的父母忽视了、荒废了，成年之后的发展已不完整。

前十年的失误在哪里？窃以为，政府在根本意识上没有把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思想的革新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始终如一的方针；没有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依靠香港的优势，为中国教育发展做出榜样。虽然深圳市委、市政府于1982年做出过“教育与经济同步发展”的决策，虽然也把改革创新作为响亮的口号，但是具体的教育行为从来没有跳出传统教育的窠臼。


试以深圳人最为自豪的教育投入为例。“六五”期间，深圳教育总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622%，“七五”期间下降到2.073%，1991年该比例更是下降到了1.348%。[2]。前五年教育总投入超过了3%的原因是：被动大力发展学校的数量，而且还重点投资了一个深圳大学。[3]但是，当这种迫切的规模发展需要稍稍得到缓解之后，教育投入则立刻降低[4]。事实上，整个教育发展是被动的、依附于经济的，或者，与其说深圳在进行教育投资，不如说深圳在进行经济投资，与经济的地位相比，教育简直微不足道。这是政府的教育观念问题。前十年，市政府在举国瞩目的“深圳速度”中，没有拿出一个象样的教育规划，更枉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蓝图。


此状况也与当时全国形势有关。全国人民刚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来，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教育自然只是延续“恢复高考制度”的制度；而且，深圳也仅仅是“经济特区”，谁也不会因为深圳的教育问题而指责深圳。


3、第二个十年的再失误


1990年，深圳市政府拿出了一份未来十年深圳市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未来十年深圳教育事业发展应“适度超前发展，加强社会参与，加速模式转换，以法治教促教，优化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5]这时，终于明确提出了“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1989年，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同志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他建议把1989年作为深圳特区的“教育质量年”，而且指出深圳教育要办出自己的特色，要在“开放性”、“试验性”和“高标准”三个方面与众不同。特别对“试验性”提出要求：“我们不应该完全照搬内地教育模式，也不应该完全照搬香港和国外的教育模式。我们应该探索出自己的教育路子来。”[6]这是非常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
然而，《深圳市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在实施上述战略思想的部署中却出现了失误：第一，“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适度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现在看来，重点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正是追随当时全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风”的一个举措，对迅速发展的深圳经济对人才规格的需求缺乏前瞻性，导致“目前深圳中等教育供求结构的严重错位，既无法满足市民的需求，也不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7]。第二，“调整高等院校，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高等教育。” 确定该部署的出发点是，“作为地方高等教育，深圳高校条件有限，又有全国为依托，在专业设置上不宜全面铺开，只能集中优势力量，设置若干深圳发展需要的特色专业……”于是，重引进人才、轻培养人才；重应用性文理科，轻基础性文理科成为主流观念，终于导致如今深圳高校太少、人文基础学科太少、精英文化极度匮乏的局面。


另一方面，实施战略的具体部署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很好的改革思想，也在落实的过程中恰恰出现“失误”，遭到流产的命运。比如，“取消重点学校，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把九年教育真正办成公民教育和素质教育。”[8]“实行校长资格证书制度。”[9]“设立教育信托公司。”[10]“成立教育拨款委员会。”[11]等等。“确保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12]是本次战略部署的重点，但是，十年之后，基础教育却出现了教育投入比例严重不足、教育结构与教育需求错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评价标准过于单一等等问题。


以教育投资为例，1991年至1997年，深圳市总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991年1.348%，1992年1.366%，1993年2.191%，1994年2.097%，1995年2.349%，1996年2.505%，1997年2.324%，[13]这样低的教育投资比例与深圳经济发展极不相称，而且教育经费是否被有效利用也是个疑问。


事实上，教育投资不足是全中国的大问题，据报道，1988年-1999年，中国对教育的总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对有形资产的投入大约是它的15倍。在国际上，2002年土耳其对教育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印度为3.2%，俄罗斯为3.5%，菲律宾为4.2%，而美国是5%。[14]2003年，深圳教育投资居低不上的局面有所改变，全社会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3.42%，但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只有2.48%。[15]也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深圳似乎从不愿意争先。


再以“试验性”为例。改革和试验是“特区”的生命线，是“特区”异军突起的根本，然而，深圳教育的发展没有抓住这一点。像其它城市一样，深圳也在建市第五年就建立了一所“旨在探讨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一体（或称‘一条龙’）管理及改革”[16]的实验学校。该校首任校长，现在被认为深圳“教育功臣”之一的金式如谈到建校方略时说：“学校的实验性，首先应体现在其具有强烈的进行改革实验的意识和开展改革实验的巨大热情。”[17]可惜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谁也不知道这所学校实验了什么，甚至谁也没有感受到这所学校“开展实验的巨大热情”。实验是为了推广，可是据我所知，深圳再没有第二所中学或者小学，是因为深圳实验学校的实验而“推广”出来的。深圳实验学校给深圳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管理严格和细致，而高考升学率也在深圳市排名第二，金校长已经用铁碗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了一个不二法门的“实验帝国”。


可见，实验学校的“实验”只是宣传上的概念，真正的实验和改革并非因为学校的名称。这对于目前我国满天飞的“实验学校”无疑是一个警示。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有了一个发现：深圳教育发展并未起到“特区”的试验作用，处处跟着全国的大势走；看一看、走一走，没有超前性。


于是，第二个十年也就在失误频频的匆忙赶路中一晃而过了。


4、评价：“追赶型教育”还是“依附型教育”


满怀着对21世纪的憧憬和迎接“千禧年”的激动，深圳市政府批准颁布了《深圳市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01-2010）》，它对深圳20年教育的评价是：“深圳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成人教育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教育总体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列。”[18]什么叫“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是不是说，深圳教育发展很快，仅仅20年时间就赶上并超过了国内其它城市的教育水平。我很想知道的是，属于深圳的教育在哪里？在校舍建设和师资结构上吗？评价深圳教育的指标是什么？是学生的毛入学率、高考升学率，还是教育投资水平？


我以为，评价深圳教育是否“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应当在其办学思想及其实践当中去寻找。


深圳人喜欢和自己的过去比，很多人一讲到深圳取得的成绩，就赶快把深圳特区成立之前的各项数据摆出来；就像当年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总是喜欢把“新社会”和“旧社会”相比一样。事实上，只和自己的过去比，容易使人沾沾自喜，失去危机意识。


“从发展速度看，深圳教育属于快速追赶型。”[19]这是最新出版的《深圳市教育发展决策咨询调研报告》中的一句话，给深圳教育在全国的教育发展中指定了一个座位。无论如何，这算是第二个“规划”相对于第一个“战略研究”的可贵品质。但是，如果这个“快速追赶”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行动的话，倒还不错，最可怕的就是“复制”、“依附”，那是“无头神”的做法。


评价一个城市的教育发展既要视野开阔，又要着眼于它是否具有独立个性，以及有没有特色。这是教育发展的本质，也是城市发展的本质。


在我看来，所谓“深圳教育属于快速追赶型”只是表面现象，深圳教育的实质属于“复制教育”、“依附教育”。


恰恰由于深圳教育的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以致使它即使丢失了自我也不为人所知。现在，你问任何一个在深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什么是深圳教育特色？没有人说得清楚。你再问：深圳有没有一所个性鲜明的优秀学校？没有人能够指出来。


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复制这个做法，一会儿依附那个思想，深圳教育的年龄增大了，身体强壮了，然而思想还没有成熟。


《深圳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01-2010）》所提出的目标很大：2005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2010年实现教育现代化[20]，但仔细分析其实现目标的“主要标志”，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是上海市教育发展目标的明显依附，另一方面是深圳市城市发展目标的变相复制。一些具体目标和“教育现代化重点工程”也没有独创性的东西，对于深圳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对教育的需求并没有新鲜的预测，相反，随处可见保守的判断。比如，“复制”全国“大学城热”而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工程——兴建深圳大学城，但是，刚过去四年，它的命运就像全国的“大学城冷”一样，遭遇尴尬。再比如，“规划”不仅没有大胆提出在深圳建立新的高等学校，而且给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做出了“2005年，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到1.2万人以上”[21]的预测，实际上，2004年，该校的学生数已经超过了1.3万人。
胳膊指挥大脑，行政指挥科研，官员指挥专家，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以官为本”的现象，但是在最不应该发生此类现象的特区深圳却频频发生。教育科研人员本当是该领域的专家，真实地为领导者提供决策参考，不幸的是，他们提供决策参考之前先要图解领导讲话，先要侦察领导脸色，如此以来，缩手缩脚、明哲保身地弄一些“复制品”和“依附品”出来就是必然的了。


一旦教育被政治化，其专业化就意味着死亡。教育缺少了专业化，怎么能制订出科学的规划呢？


一眨眼，深圳教育长到24岁，像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欣欣然向我们走来，可是他仍然依赖父母生活，还没有自力更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