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薛忆沩小说时的狂喜

教师之友网

阅读薛忆沩小说时的狂喜

来源：刘再复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081e90100gzaf.html




    此次到岭南大学中文系“客座”，系主任许子东按既定项目的要求，让我和他及德国汉学家顾彬共同开设一门“中国当代文学”课。我因早已“返回古典”。这回只好临时抱佛脚，重新阅读一些当代文学代表作，也借此补课，浏览一下刚问世的作品。在阅览中，我读了薛忆沩的中篇小说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广东花城出版社），读得如痴如醉，“心潮澎湃”，陷入了狂喜，於是便想说话，想推荐给真爱文学的朋友也读一读。

    薛忆沩这部小说集，被收入刚刚出版的林贤治、肖建国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之中。这一“金库”，时间跨越现、当代共十一种。第一是鲁迅的《阿Q正传》，最后一种是薛忆沩《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中间选有柔石的《二月》、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湛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王安忆的《小鲍庄》、林白的《回廊之椅》、“金库”的编委是丁帆、王彬彬、孙郁、陈思和、肖建国、林岗、林建法、林贤治、洪子诚、钱理群、章德宁、谢有顺。编委之一、我的好友林岗告诉我，第一辑所选的十二个作家，有一个圣人（指鲁迅），十个名人，只有一个“凡人”。这个“凡人”是薛忆沩。只有他还没有被充分发现，还没有赢得超凡大名，但他非常优秀，非常精彩，非常特别。

    於是，我立即进入对薛忆沩的阅读，集子中除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之外，还有另外三篇小说：《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首战告捷》，除了第一篇，这“另外三篇”恐怕只能算短篇小说、我一口气读完，读后只觉得“凡人不凡”，金库编者能把薛忆沩小说视为近百年来中篇金库中的一块金砖，眼光也不凡。今年真是我的好岁月，第一个月就让我品赏到文学的真金子，就经历了一次类似阅读《尤里西斯》（乔伊斯）、《灵山》（高行健）那种沉浸於密集诗意语言的极乐体验。

    这几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革命者。无论是〈怀特大夫〉、〈将军〉还是〈黄党长〉，都是身怀革命理想（全部献身于革命），全都是有真性情的革命战士。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非常个人化的革命经历，但其个人，不是孤芳自赏、独往独来的个人，而是背负着中国现代革命大历史的个人。换句话说，这种个人，是历史大变动和个人命运紧连一起的生命存在。这种存在，既有个体的人性深度，又蕴含着国家的历史深度。薛忆沩也在《告别革命》，只是他并不是用逻辑说明告别的理由，而是通过命运的展示揭开残酷的革命斗争难以兼容个人深性的永恒密码。

    忆沩小说触及的是文学的经典母题即战争、爱情、死亡，既有“伊利立特”式的“出征”，有“奥赛罗”式的“回归”，但其叙述却是充分现代的。他不讲故事，也不塑造人物性格，通篇只见浓郁之情表述的丰富的内心，表述时又是那样充满哲学。我阅读中的“狂喜”，正是来自这些既有形上意味又有数学般准确的诗化语言，不管读哪一篇，我都感到忆沩小说超俗语言的魅力。

    小说是一门艺术，但真有“艺术意识”、“形式意识”的小说并不多（多数只有小说观念）。忆沩的不寻常，就在他的艺术意识特别强。小说语言写到如此精粹、如此沉炼、如此拥有密度，真是少见。

   听林岗说，残雪、艾晓明及德国汉学家彭吉蒂曾推荐过薛忆沩，可惜推荐的声音只有少数的“局内人”听到。今天，我写此文，虽是步先觉者的后尘，但也有我自己的心跳、但愿能有更多读者与我共鸣，让薛忆沩金子般的文字不再寂寞!


写于二0一0年二月三日


薛忆沩：一个迷人的异类
时间：2011-08-26   来源：深圳特区报 深圳特区报  作者：王绍培

--------------------------------------------------------------------------------
    0

[提要]  常年在加拿大读书、写作的深圳作家薛忆沩，前不久利用暑假，“回家看看”。我曾经说，写小说的人很多，每天跑１０公里的人很多，懂高等数学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一个人写长篇，每天跑１０公里，消遣时去解解高等数学题，那么，这样一个人，可能只能是薛忆沩。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绍培


　　常年在加拿大读书、写作的深圳作家薛忆沩，前不久利用暑假，“回家看看”。８月的一天，薛忆沩走进后院读书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他刚刚在台湾的《新地》杂志发表的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介绍创作的甘苦和读书的心得。

　　薛忆沩文学上的成就已渐渐被人认可，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不过，一般读者有所不知的是，薛忆沩的生活方式，其实也属于“迷人的异类”。

　　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

　　我最早知道薛忆沩是１９９６年。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叫“薛铁龙”的人的文章。编辑告诉我，这是深圳大学的一位老师。

　　２４岁时，薛忆沩写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然后，他陷入了严重的忧郁。跟着，写作的能力也丧失了。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甚至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一度认为，他可能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了。没有想到，终于，非常艰难地，他又开始可以写一点随笔。他因此欣喜得不得了。

　　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他写的长篇小说《遗弃》，在过去十年，只有过１７个读者。吸引我注意的不是“读者之少”，而是行文的语气，那是薛忆沩特有的表述方式，我无法复述。

　　第一版的《遗弃》主人翁叫“铁林”，其实他本来应该叫“图灵”。后来再版时，他终于叫回了“图灵”。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铁林说：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最初的１７个读者可能包括了何怀宏、周国平、艾晓明等等学者。他们对这部气质跟国内的文学大异其趣作品评价甚高。其中，艾晓明说，“如果不关注这部小说，我们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生活的了解，将是极不清晰的。”王小波的小说获得台湾《联合报》的文学奖那年，薛忆沩也同时获奖了。艾晓明一直推崇王小波。艾晓明也向国内的读者推荐薛忆沩。

　　另一个欣赏薛忆沩的人是林贤治。２００９年，林贤治编辑《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入选的１２个作家，鲁迅打头，薛忆沩收尾。薛忆沩的小说，似乎是偏于哲人气质的学者更易欣赏。刘再复就撰文说到读薛忆沩的“狂喜”。香港哲人李天命说“薛忆沩是一个天才”。据说，薛忆沩的朋友有时用“下一个”来指代他。所谓“下一个”，也就是，薛忆沩将会是下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用汉语写作的人。大胆地做出这样预言的人，他们掌握的根据，除了薛忆沩已经写出来的小说，最重要的是薛忆沩的生活状态。

　　我曾经说，写小说的人很多，每天跑１０公里的人很多，懂高等数学的人很多，但是，如果一个人写长篇，每天跑１０公里，消遣时去解解高等数学题，那么，这样一个人，可能只能是薛忆沩。

　　在蒙特利尔，在北京，在深圳，每天早上，或者是下午，他都坚持长跑。“希望在６０岁时跑马拉松。”他说。在我看来，长跑是薛忆沩的道德。因为，他把肥胖视之为一种堕落，长跑制止了这样的堕落。最近一次见面时，他又说到，长跑是他回到现实的一种方式。在写作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时，他常常恍惚，不能自拔，必须用长跑慢慢找到“在地”的感觉。他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本来是在加拿大读书时的“课堂作业”。他的写作课老师是一位在加拿大极负盛名的女作家。薛忆沩过去在深圳当老师时，他教的一门课就是写作。那位女作家当然不知道座下有一位这样的“学生”，不过，她一眼就看出这位学生的“课堂作业”非同凡响。

　　在国内，一个４７岁的作家可能已经“功成名就”，而在薛忆沩，他的写作好像是刚刚开始。见过他的人总是会好奇薛忆沩为什么好像是刚刚走出校门的样子。我的解释是这样：这其实是一种“初始状态”。十几年前，我见到薛忆沩时，他就是这样，一切都刚刚开始。在说到为什么要选择去加国时，他说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受不了公交车上的声音太大。“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那么大的声音。”薛忆沩说。

　　他也不用手机。不过，他倒是并不拒绝电话。他的一早就移民到英国的姐姐，在几十年间，每天都会跟他通一个电话，每天。

　　电话也是薛忆沩的一扇窗户。时不时的，我会接到他从蒙特利尔打来的电话。“刚刚从雪地里跑步回来”，一次，他说。每一次电话里，都是书。他刚刚读到的书，他昨天或者是前天读到的书。他记得的书。爱书的很多，但是像薛忆沩这样读书的人，我只见过一个。“你看，他是这样写的……”他在电话那一边念道。他总是能够找到了一句话当中一般人不大容易发现的精妙之处，开心地笑。当有些人试图用“背井离乡”来描述他的移民时，他就会说，对于作家而言，他的家乡在书里。你不难听出他的潜台词：一切放弃了阅读的人才是真正的背井离乡。他又这样解释“事业”，一切都是职业，只有文学才是事业。当然，“这不是我的原话。是一位台湾的诗人说的。”他补充说道。在蒙特利尔，他上课，读书，跑步，写作，跟有限的几个外国老头子交往――为什么不是女人呢？我没有问这个问题――过去，他生活里的谈话对象是他那位颇有音乐天分的儿子。不过，现在，儿子长大了，“他去找同学，或者呆在电脑上。”他语气里有不易觉察的失落。生活，被进一步简化了。

　　他对写作的认真程度，也常常令我叹为观止。他不会轻易答应你的约稿，因为，哪怕是一篇千字文，他也会来来回回地修改，把自己改得精疲力竭。他的《出租车司机》，就被某些评论家说，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但此说法违背了他的“信仰”。他相信改过的文章总比没改过的好。“我最近就在改《出租车司机》，我要推翻评论家的话。”他呵呵笑着说。“我还打算把《遗弃》里主人翁写的几篇小说，全部改写。我现在确实比过去写得好多了。”

　　他的生活像僧侣。他走过的道路，很像他在《遗弃》的扉页上写的话：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他不事喧哗，静悄悄地呆在他觉得舒服或者也许不那么舒服的世界里。“谁比谁活得更好，只有天知道。”貌似苏格拉底讲过这样的话。

　　薛忆沩小档案

　　１９６４年出生于湖南郴州。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５年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１９９３年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１９９６获文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２年起移居国外。

　　主要作品

　　中篇小说《睡星》

　　长篇小说《遗弃》

　　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长篇小说《一个影子的告别》

　　中篇小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获奖情况：

　　１９９１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薛忆沩：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9-17 　　责任编辑: 苏向东

“垃圾论”的“证伪”

德国学者顾彬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激烈批评是近年中国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多数中国学者为他的“垃圾论”所激动：赞同者拍案叫绝，反对者义愤填膺。与危言耸听的“垃圾论”相比，顾彬对中国作家基本修养和生活方式的批评可以说是逆耳的忠言。但是，当这些批评刚出笼时开始，一些学者就注意到顾彬的结论（如中国作家不懂外语、不耐寂寞、妄自尊大等等）很容易被“证伪”。薛忆沩如果不是唯一的例子，至少是可以“证伪”顾彬对中国作家的结论的最明显的例子。

去年底，薛忆沩中断他将近８年离群索居的生活，重食人间烟火，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与语言学系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访问学者。他的“回归”激起了批评界对他的写作新一轮的关注。批评家吴亮主编的、典雅的《上海文化》杂志在２０１０年第一期刊出了关于他的战争小说的长篇评论。而同时与顾彬教授主持岭南大学“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旅美学者刘再复教授偶尔读到了他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这部作品与《阿Ｑ正传》等１１种经典作品一起入选由林贤治、肖建国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兴奋之余，刘再复教授写下《阅读薛忆沩小说的狂喜》一文，称薛忆沩的小说用“金子般的文字”写成，似乎故意是与德国同行的“垃圾论”大唱反调。文章还为薛忆沩的“名”不副“实”鸣不平，称薛忆沩的写作有非凡的实力，却没有与之相称的超凡的大名。文章在香港《明报》月刊二月号发表后，又很快于《南方都市报》发表，引起了世界各地华文文学读者和学者的注意。接着，《明报》月刊又在五月号发表了《遗弃二十年：一份奇特的文学档案》一文。薛忆沩那部著名的“旧书”又再一次成为了“新闻”。而香港的哲学家李天命在读到薛忆沩的小说之后，直截了当称薛忆沩为“天才”。“他还有英式的幽默感，善于自我嘲讽和贬抑。这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也非常罕见。”薛忆沩的德国朋友有一次跟他讨论起卡夫卡的幽默，她说他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有幽默感的人。

中国文学的“博尔赫斯的高度”

事实上，正如刘再复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对薛忆沩的作品在国内外早有“先觉者”。作家残雪２００６年在北京《京华时报》上评论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时这样写道：“薛忆沩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是与众不同地内省的。他的感情真挚、细腻，具有很高的玄想的天分。读他的书，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永远生活在精神的前沿，对于世俗不屑一顾的真正的作家。”她不仅认为薛忆沩的一些短篇小说已经达到了“博尔赫斯的高度”，还认为中国官方文学界对薛忆沩作品的冷漠是“中国的羞耻。”

而批评家林贤治在去年接受深圳《晶报》采访时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所见到的中国当代为数极少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个人认为至少是１０年来极少数最好的小说……至少有两点它是非常优秀的，第一是在形式技巧上，它具备现代小说的许多优点，可以说它的形式和语言在当代文学中是上乘的。其二，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关于革命，这是一个传统的主题，小说却开拓出了一个更新、更广阔的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１９９７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上的著名推荐将被遗弃的《遗弃》带进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之中。这部仍然在等待批评的介入的作品为２０年来的中国文学留下一份奇特的档案。（评论家张守义在《夜无虚席——与文学大师交谈》一书中将它列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４９种“理想藏本”之一）。何怀宏教授去年又将《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推荐为年度好书。他称这部小说可以让人“读懂革命……读懂革命中最有魅力的部分”。

而评论过薛忆沩所有著作的英文《中国日报》认为薛忆沩的作品“着意于挖掘短暂的生命所承受的永恒的空虚”。在关于《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的评论中，它称这部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薛忆沩又是德国学者彭吉蒂十多年来关注的主要中国作家之一。她在几次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试图从“疯狂”的角度探讨《狂人日记》与《遗弃》的联系。

频繁越界的“迷人异类”

一位批评家指出薛忆沩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他的确有太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应该是中国作家中最特立独行的人物。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作家协会，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集体的文学活动。他习惯于离群索居。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为顾彬教授所不齿的“妄自尊大”。他的第一篇访谈的题目是《面对卑微的生命》。他相信卑微是生命的本质。而写作者是比常人更加卑微，因为他受制于一个更神妙莫测的主人。写作者是语言的奴隶，对语言的敬畏和“愚忠”是写作者的基本美德。

薛忆沩还会弯腰去捡起别人随意扔在路边的包装盒，将它扔回到垃圾桶里。他还会在汽车上请求年轻人给需要座位的人让座。他当年在深圳大学下课后会跑遍教学楼将空教室里的灯关掉。他还会兴致勃勃地倾听一个热爱文学的中学生对他的小说的批评。

应该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能够像他一样有实力和兴趣在西方的大学里以每星期２００页的速度啃读英语文学中的“天书”（《尤利西斯》以及《押沙龙！押沙龙！》），然后写出令洋教授赞不绝口的长篇论文。也应该没有一个中国作家会用演算数学难题来消除大脑的疲劳和生活的寂寞。

徒步和长跑是他著名的爱好。据说现在在深圳很时髦的“暴走瘦身运动”是源于他的不时从深圳大学走回罗湖区的经历。这次他回归香港的当天，早上７点钟在住地放下行李，马上就出发完成了第一次长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除了几乎每天长跑５公里外，每两星期都还有一次在大埔和沙田之间的１２公里长跑。

德国学者彭吉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薛忆沩大概是“越境”最频繁的中国作家。他的生活就是不断地跨越边境。他在长沙长大，在北京受高等教育。然后，又被分配到株洲的国营工厂工作。然后，又回到长沙，在政府机关工作。然后又脱离体制、南下深圳，在民办公司工作。然后，又折回广州，完成博士学位。然后，又回到深圳，在大学任教。然后，又离开中国，到地球的另一侧去做学生。他还跨越了学科的“边境”，２０岁弃理从文。他还跨越了语言的“边境”，从用中文写作到开始尝试用双语写作。尽管有如此频繁的“跨越”，他的生活又从来不变，阅读和写作一直是他的不离之宗。他信奉“简单的生活”。他将奢侈留给想象和意念，留给情感和思想。

“人可以两次当处女”

自《遗弃》成为知识界的话题并于１９９９年再版之后，薛忆沩出版了两本书：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２００６年）以及被收入“中篇小说金库”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２００９年）。在最近的几年，他的大部分时间被“英美文学”占用，每年只用中文发表一篇他的“深圳人系列短篇小说”。而每次发表都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他刚刚在《花城》杂志上发表的《母亲》尤其好评如潮。

事实上，近年薛忆沩写作的重点在随笔。２００７年他为《南方周末》、《随笔》及《深圳商报》撰写的专栏，引起了知识界的很大兴趣。他的随笔作品频繁入选各种“选本”。他是近年国内最引人注目的随笔作家。《中国随笔年选》２００８年卷没有选入他的作品，而主编者李静竟在该卷的序言中将他作为“文体意识和精神气质十分醒目的”作家突现出来，她这样写道：“薛忆沩是低调而出色的小说家，近年在《随笔》、《读书》等杂志发表了不少人物随笔和阅读随笔。他善于以小说家的敏感，抓住人物命运中脆弱易碎的部分，以之击中读者的良知；亦善于在读解文学作品时，高度精确地捕捉其诗学细节，彰显其哲学意味。他的文字饱蘸体恤慈悲，散发诗之光芒，对柔软灵魂的呵护凝视动人不已。”

“高度精确”其实是有识之士对薛忆沩写作风格的共识。在读完薛忆沩短篇小说《老兵》的英译后，他的美国文学教授卡罗琳·布朗称薛忆沩的作品“既贯穿着数学般的精确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

除了文体的拓广之外，薛忆沩还试图完成他的语言的转向。他除了每年要完成近百页的“英美文学”论文之外，还开始尝试用英文创作。他已经发表两首英文诗（《北京》和《巴黎》），他还完成了一部英文长篇小说。写的是两个中国家庭中的三个孩子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奇特经历。他盼望着自己的这部英文处女作将来能够出版。他幽默地说人虽然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却可以有机会当两次“处女”。

寻找文学的“最好的解法”

薛忆沩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揭示灵魂的秘密，而要揭示灵魂的秘密一定必须有智力和情感的高度默契。没有对个人生存困境智慧的洞察和深切的同情，一部作品就没有价值。对语言的精细的把握也是智力和感性的共同要求。薛忆沩不信任所谓情感的“自然流露”，在他看来，那不仅仅是陈词滥调，还是最不负责的行为。作家要用智力来节制情感和升华情感。

所以他很感激自己的数学训练。他在即将由《今天》杂志上刊出的关于７０年代的回忆长文中总结了数学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他这样写道：“数学教给我节制和逻辑，我相信这是文学的根基。写作是对语言的苛求，进而也就是对写作者自己的苛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强调‘我的一生将是这苛求的祭品’。这是７０年代对我的宣判，是无法推翻的宣判；数学还告诉我‘捷径’的奥秘。我相信在一道数学难题的所有解法中，一定存在着一种最好的解法：它最简洁、最漂亮、最令人意想不到。科学的目的就是寻找问题和解决之间的这种捷径。同样，在文字的组合中，也一定存在着对生活最准确的捕捉和对语言最到位的操纵。这文学里的‘捷径’是上帝的作品。不过，写作者可以而且应该怀着对语言的无限热爱和敬畏去努力接近那部作品。”

薛忆沩写得很慢，写得很精。他连写一张便条都要煞费苦心。他的每一部作品（甚至一篇短短的专栏文章）都是经过反复修改的结果。

来自深圳的“最不深圳的作家”

薛忆沩９０年代初已经在《收获》、《花城》、《作家》以及台湾《联合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已经获得台湾《联合报》的文学奖。但是，他的发表于１９９２年突然中断。当他于１９９６年“重返文坛”的时候，薛忆沩已经是深圳大学文学院的教师。深圳在他的创作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的《遗弃》是何怀宏教授在深圳无意中发现的。而他的《出租车司机》（２０００年中国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的灵感直接来自深南东路上的车流。收集在《流动的房间》里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那几篇被学者推崇备至的战争小说）也都是在深圳写成的。他甚至承认他在海外完成、以１９３８年的中国为背景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深圳有着神秘的联系。

薛忆沩走进深圳又走出深圳。而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却永远见证着他与深圳的历史关系。他无疑是至今为止与深圳有关的在中国文坛上最活跃的作家。同时，他又是深圳出品的最“不”深圳的作家。他的作品关注的是“普遍人性”，甚至他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味道。

一个“学生”的“别处的生活”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９年的八年间，薛忆沩主要在北美居住，他借用法国小说的题目称自己“生活在别处”。除了为国内写专栏的那一年多时间，他的身份是“学生”。最近的两年，他更是专注于“英美文学”，从“古英语文学”一直读到了“《尤利西斯》”。他以全优的成绩结束了他的学位课程。而且每年他的论文都被推荐为研究生最佳论文。他的现代派文学教授安德鲁·米勒在读完他关于庞德的一首小诗的论文后，称赞他具备“非凡的文学解释力”。他还称赞他关于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的论文是自己在多年教学中读到的最好的论文。而他的文学理论教授艾里克·萨瓦伊对他以德里达“档案”理论为基准分析“白求恩文学档案”的超长论文赞不绝口，力促他将论文发表，让更多的学者读到。中国作家中能够出一个这样的“学生”无疑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次应邀在香港做访问学者给薛忆沩提供了一个重新体会祖国母亲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回归的想法。但是，他肯定拒绝不了“常回家看看”的诱惑。而且他意识到他应该争取在国内出版更多的作品。现在，《上海文化》开始连载他解读卡尔维诺名作的“与马可·波罗同行”，他盼望那一批作品能够尽快成书。同时，他盼望着他的“深圳人系列小说”能够结集出版。还有国内的出版社有意再版脱销多年的《遗弃》。而国内的杂志也在敦促他尽快将自己的英文小说翻译成中文。他的一位朋友提醒他，他已经是“饱学之士”，不应该再用“深造”来耽误时间。他准备结束他的“学生”生活，开始新的一轮创作和发表。这正是他不断壮大的读者群体所等待的。（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绍培）

教师之友网

理想主义，及恐惧的形式



——薛忆沩三篇小说札记



张志明



《上海文化》2010年第1期



读薛忆沩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三篇：1998年及2001年发表于《天涯》的《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首战告捷》，2000年末发表于《花城》的《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



理想主义者



《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取材于北伐战争，类似于叶挺独立团参加的汀泗桥战役。作者在小说中直言，黄营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黄营长从来没有清楚地知道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是黄营长的标签，是他参加革命战争的理由，也是他的悲剧的来由。



黄营长的革命热情是由理想支撑的，他不相信在具体的“革命”斗争中有那么多的尔虞我诈，他相信上级的命令是为了革命的胜利。在攻打那座小镇之前是否要休整的问题上，他的副官认为上级的命令不是为了整体革命的胜利，“有人不想让我们抢了头功”，“这场战争的后面还有一场战争”。革命需要理想的召唤，但战争还在进行，革命阵营就发生了分化。他们因为共同的敌人结合在一起，但最初就怀有不同目的，这些矛盾会在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变得尖锐，而得到胜利的一方不是因为理想更伟大，而在于其手段更加有用。手段和目的之间必定会不一致，目的会让位于手段，而手段带来的结果却早早和目的背离了。



副官认为黄营长“上衣口袋里的是一道充满了私欲的命令”，而这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黄营长不相信的。在即将分化的两大阵营中，不管哪一方，都会背离理想。在斗争中，生存是首要的，而坚持理想的那些人，注定会成为理想主义的牺牲品。



生活的无意义



作者直言，黄营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却没有直接说出黄营长参加革命战争的理由，但也许可以从黄营长的同学那里得到线索。他和他的同学曾经一起谈过理想：“西方的历史和东方的未来。”他同学强悍的父亲使他屈从于家庭的纪律，这使黄营长的同学越来越消沉，他在给黄营长的信中说：“如果社会不发生剧烈的变化，他的儿子一定跟他有着同样的命运。他很沮丧。他不知道一代又一代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黄营长在得到他同学的死讯后到白教士那里第一次祷告。黄营长是因为内心的重大决定才去祷告的，而那次祷告距黄营长收到他同学最后那封信仅仅一个月。两年前他同学结婚，一年零四个月后有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的第三个星期，他的那位同学就离开了人世”， 这离那个“转折点”只有七个月的时间。黄营长是在这之后参加战争的，依照这个次序，可以推测他同学的那些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黄营长。黄营长生长在开明的家庭中，因此有机会让他同学的理想在他的身上延续，而黄营长同学信中的内容也代替了黄营长的想法。尽管黄营长有一个开明的家庭，但他同学（他自己？）对生活的厌倦使他做出了从军的决定。不能接受“一代又一代的生活”，这就是理想主义。然而替代他所厌倦生活的是另外一种生活，新的生活也会很快被厌倦。到了那个“转折点”，黄营长的理想变得不再那么坚定：“黄营长却以为自己知道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在哪里。”



也许这件事在黄营长出发不久就发生了，按照事先交代的“转折点”所在的那个小镇与黄营长家乡的距离，邮差的信要一个月才能送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月前，当黄营长还在为他的理想而英勇战斗的时候，那个让他理想破灭的事情已经发生——那个使他决定在战斗中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消息一直追随着他。



日常不幸的不可忍受



《首战告捷》讲的是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开国将军的故事。将军应该算是一个革命的胜利者，然而他身上进一步体现了对“一代又一代的生活”的厌倦的悲剧。将军在再次厌倦当下的生活状态，希望回到他曾经抛弃的生活时，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他后来热爱的他曾经抛弃的家庭已经家破人亡。



与黄营长的家庭不同，也与黄营长同学的父亲不同，将军有一个并不开明的家庭和一个脆弱的父亲。尽管有着优裕的生活，但将军还是无法逃过常人要面对的灾难。而且，这些灾难对于优裕的家庭来说，显得更加沉重。这的确是极重的灾难，将军和他的父亲不断失去亲人，这使得日常生活变得无法承受。“将军的母亲在将军十五岁那年突然死去”，“母亲的死使他第一次对生命产生了怀疑。怀疑使他恐惧”。这对他脆弱的父亲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他有一次对他的儿子说，他的世界已经崩塌掉了一半”。父亲的脆弱让将军失望，将军说：“每当父亲悄悄地流泪时，他都感到极度绝望。”



将军成年后的又一次变故使这种绝望更加深刻。“两年以后，他的女人在分娩时死去，那场变故让将军感到了孤独，那是他第一次感到极度的孤独”。他的父亲还想为他的儿子做一些努力，却遭到了将军的拒绝，他是因为见到父亲自己所做努力的无用的结果，才不肯接受补救的。“当他的父亲又想给他安排一个新的女人时，将军拒绝了。他心想，你看，你给自己迎来了三个女人，但你的心情没有任何的改善……他开始对平庸富足的生活产生了真正的怀疑。”



两年后又一次变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的孙子“被一位庸医误诊而死”，这使脆弱的父亲更加脆弱。他对将军说：“自从你母亲死去以后，这所房子里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奇怪了……我不想再做什么努力了。”对父亲来说，崩塌从他的妻子去世就开始了。在小说中，将军和他父亲有同样的遭遇，妻子、儿孙相继离世，父亲脆弱却执著地坚持“平庸而富足的生活”。而将军的面对方式则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他已经有了真正的怀疑。他总觉得生活不应该是他正生活着的那种样子。他觉得生活应该是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样子”。



暴力——对平庸生活的反抗



“生活应该是生活之外的另一种样子”？生活之外的生活怎么会是生活。这句看上去同语重复的句子却是将军生命的实质。有一次机会，将军看到了革命，看到了暴力创造的意义，其实也看到了暴力毁灭的意义，看到了可怕的虚无的意义。那一次，将军看到革命的队伍，“枪声、炮声、叫喊声混杂在浓浓的夜色之中。将军一点也不恐惧。相反，他很兴奋，他好像看到了希望……他开始对革命产生了向往”，“他猜想只有暴力才能创造生活中的意义”。



将军决定参加革命，父亲仍执著地劝将军留下，这就是被将军当做“首战”的那场较量。如果将军参加革命离开父亲，父亲将面临精神上的全面崩塌。这崩塌从他妻子去世时就开始了，这是将军的父亲不断重复而且是最后的语言，“自从你的母亲死去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奇怪了”。这句话在小说中重复出现，母亲的死是将军的父亲精神崩塌的开始，也被将军的父亲当成是他的生活最后全部崩塌的原因。将军的父亲为了挽回自己的儿子，跟进了革命的队伍，但将军的决绝使他父亲生活的意义彻底崩溃了。小说似乎特别强调将军参加革命的个人意义，他的指挥官因将军父亲的举动而感动得去劝将军随他父亲回家，“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对革命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将军坚决地回答：“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参加革命是为了我自己。”在那场较量中，将军“首战告捷”。与父亲分手之前的“那场恶战使将军变成了一个毫不动摇的革命者”。



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



将军与将军的父亲和黄营长一样，是理想主义者。坚持与决绝的放弃是同一种形式。厌倦并不指向具体的生活，对过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憧憬一样是对现实的不敬。对将军而言，理想主义者的意思是决不能有任何可成为现实的理想，而是在“理想”中不断地背叛。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的归宿是他的反面——虚无主义。



将军参加革命后，屡建战功（要不怎么会成为将军），但到了革命的后期，他对革命又失去了热情。暴力让他麻木，“我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战役，死亡已经不能激起我们的同情”，将军说，“在战争的后期，经常有一种极度疲劳的感觉”。他的意义不是革命的胜利，也不再是暴力创造的意义，他希望挽回他曾经抛弃过的那种生活。他“会非常想念他的父亲……那成了他憧憬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将军回到家乡找他的父亲时，老屋已经变成了断墙，父亲“跟少爷走了，再也没回来过”。将军不再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悲剧的数学归纳法



薛忆沩的小说中设置了不同类型的悲剧人物，他的小说就像一部电脑程序，小说中的人物就好比代入这一方程的初始值。但不管设置怎样的人物，经过逻辑的演绎，结果总是几乎相同的悲剧——即生活意义的破碎。这些人物被安排在不同的小说中，也在单独的小说中以不同的主人公对照出现。在《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中，人物是同为理想主义者的黄营长和他的同学。



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精神上的脆弱，使黄营长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最后在战斗中自杀。黄营长出身于一个开明的家庭，这使得他有机会参加革命，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条件。作为对照，黄营长的同学有一个强悍而保守的父亲，他没有机会参加革命运动，这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另外一种可能的生活。在写给黄营长的信中，黄营长的同学说他因为无法实践自己的理想而非常沮丧。黄营长同学的命运使黄营长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被事先堵死了。必须注意，黄营长和他同学的另外一种生活可能（摆脱悲剧）事先被否决了。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黄营长或者他的同学，不管选择A还是非A，结果都是悲剧。



在《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里，黄营长同学的命运是黄营长命运的另一种可能。而在《首战告捷》中，将军代替了黄营长，并迎来了革命的胜利，这和黄营长或者黄营长的同学形成了对照。将军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不同于黄营长的同学），在革命中坚持到了胜利（不同于黄营长），却还是在回家的时候遭遇了生活意义的崩塌。在《首战告捷》里，将军的父亲又成了将军命运的一个对照，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命运中，循环往复，始终无法走出去，这成了一个死循环。似乎做任何选择都是无济于事的，死亡——作为人的命运的最终结果是注定的，这是人的宿命。在薛忆沩的“函数”中，输入不同的“自变量”，却得出同样的悲剧结果——生活意义的崩塌。



莫比乌斯环的两面



黄营长被当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的特征。他相信人性的善，自己也是一个和善的人，只是残酷的现实和他的理想的冲突让他不可接受，黄营长用自己的死保住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纯粹。这里说的理想主义者，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而应该是追寻“理想”的“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范畴更加广泛，包括寻找生活意义的“主义者”，也包括顽强地保守生活意义的“主义者”。在对生活意义的依赖上，人和人都是一样的，连被当做犬儒主义祖师的第欧根尼也不例外。如果真有不谈任何生活意义的犬儒，那它们将形同野兽，不属于人的范畴。可是，人何尝不经常成为野兽？！



《首战告捷》里的将军也参加了革命，但他一开始就宣称他参加革命的动力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生活的意义，为了他从暴力中看到的意义。薛忆沩的小说有意地拆解革命的意义，其实那些看起来宏大的历史事件到底还是由个人的故事构成的。工农参加革命是为了填饱肚子，可还是有很多富家子弟参加了革命。他们不是因为饥饿才参加革命的，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生活的意义，是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说的“人类需要精神的面包”。对意义的追寻是革命的动力，也是暴力的源泉。将军一开始对革命的向往是因为不堪忍受日常生活的无意义，而他参加革命的“神圣举动”后来（甚至是一开始）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这样“坚定”的理想主义等同于虚无主义。“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原本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句子。将军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回到了原点。这时，人成了爬行在莫比乌斯环上的虫子，以为这个世界有正反两面，但这只是假象，不管怎样爬，它都会不断回到原点，只有生命的终结会让人走出这个死结。



保守生活意义的代价



如果将军的父亲也被归类为理想主义者，那他是属于守旧的“理想主义者”，对亲情的依赖和软弱使他无法接受将军的离开。将军的父亲在与将军分手以后就失踪了，他或许已死于意外，或者因为受打击而自杀。但无论如何，将军父亲生活的意义已经彻底崩塌了，“坚持”而“守旧”的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也是注定要发生的。在《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中，外公的父亲同样是一个“坚持守旧”的人。需要指出的是，《家史》的时间跨度更长一些，故事的主体是抗战时期和建国初，而叙述向前延伸到民国初，向后一直到当代。外公并没有一个离家出走去参加革命的儿子，他的儿子很孝顺。但在外公和他的父亲身上，同样演绎了一出悲剧。



故事是十年前X的外公在即将去世的时候讲给X的，外公在故事中回忆了他的父亲。故事从一场灾难开始，“日本人烧掉了我们的房子”，外公家的长工被日本人杀掉了。长工的死给外公记忆盖上了很深的烙印，他记住了目击者讲述的很多细节，以至于在回忆自己父亲的死时，外公的记忆发生了混淆。也许并不是混淆，确实是外公看到他父亲的尸体时因为极度的悲痛而产生了幻觉。在对自己父亲的死的回忆中，外公重现了长工被打死时的场景：“突然，我外公听见了六声枪响……接着，第七声枪响了”。外公把长工的死看做后来所有灾难的开始。



外公的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这善良不仅表现在他的慷慨募捐上，更体现在他的自责上。对于长工的死，他就很自责，后悔当初不该离开家躲避日本人，后悔不该把长工一个人留在那个大宅院中。他知道自己的逃开是因为恐惧，所以他特别理解长工的行为，尽管大家都不同情那个长工，他们说“他是因为恐惧才开了那一枪”，正是朝日本人那毫无意义的一枪让长工丢了性命。他知道自己的恐惧，也理解长工的恐惧，“他知道他一个人守着那个巨大的宅院会有多么寂寞。寂寞有足够的时间积累起来，在那个寂寞的清晨突然演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动作彻底爆发出来”。小说以莎士比亚的“our fear do make us traitors”作为题记，寂寞、恐惧、背叛与真实成了这篇小说的主题。



保守与新潮之间的争执



外公的父亲对历史以及祖辈留存的事物怀有固执的感情，这在他的“那五百亩土地”面临真正的威胁之前就表现出来了。日本人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他的藏书也付之一炬，外公的父亲尤其心痛的是那“三卷刻印于明朝崇祯年间的名为《春夜观奇》的画册”。那些画册是一位藏书家十几年前送给他的，那是一位更为执著的藏书家。那位藏书家曾经组织一个武装来对抗农民运动，他失败了。“藏书家在一次公开的宣判大会上被一位农民领袖用大刀砍掉了脑袋”。农民领袖们在砍头之前烧掉了藏书家苦心经营多年的藏书楼，藏书家目睹了那一切。那些书是藏书家生命的全部意义，“先烧楼再砍头等于是对这个试图阻挠历史的人执行了两次死刑”。当藏书在日本人放的那场大火中焚毁以后，外公的父亲一直难以释怀，他说他“用记忆捍卫那些稀世的珍藏”。



与外公的固执和传统不同，当时的外公“染上了很多新潮的习惯”。他从一所著名的大学毕业，学的是经济学，这使得他的观念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扔掉土地包袱，会更有应变能力。他还建议父亲卖掉土地，搬到城里去住。但这样的建议是他的父亲决不能接受的。当外公说“他担心他们总有一天会失去那些土地”时，外公的父亲大发雷霆：“这些土地是我们的。谁都知道！连上帝都知道！它们永远是我们的。”在是否坚守“五百亩土地”的问题上，外公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分歧。当时外公预感到的灾难让他非常焦虑，但父亲的固执使他意识到他无法说服他的父亲离开那“五百亩土地”。几年后，日本战败，广岛被原子弹轰炸，外公的父亲又惦记起他那三卷画册的下落。外公说“有些东西最后总是要失去的”，这句话让他的父亲非常敏感，他意识到他的父亲“还是不相信他会失去他拥有的土地”。



保守生活的意义也是因为恐惧



对土地的执著被当时的外公认为是他父亲的悲剧的源头。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新的胜利者要重新分配土地。土地将不仅不是一种保障，甚至会为自己留下祸根，土地不仅会失去，父亲还会因此而受到胜利者的追加处罚。对外公的父亲而言，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保障，只有生活在那“五百亩土地”上，生活才有安全感，才不会流离失所，才不会受到恐惧的威胁。不是吗？外公的父亲留在日本的情人在城市里生活得很糟，外公得出无可辩驳的结论：“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土地总是没有保障的。”在新的世纪，外公的父亲的话在失地农民和在城市中漂泊的年轻人那里得到了确凿无疑的证实。也许革命还不会波及他热爱的土地，就像前些年躲过让藏书家丧命的那场革命一样。但也许革命在全世界都胜利了，那就算逃到香港又有什么用呢？谁能知道未来会成为历史的事情，安全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人都不过是历史风暴中的一颗尘埃，不管你怎样选择，风险都一样。



当时的外公和他父亲的争执是因为恐惧，他害怕革命将对保守的父亲带来灾难，而外公的父亲不肯放弃他的土地同样是因为恐惧，外公的父亲害怕失去他赖以生存的生活的根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成了外公的觉悟的一部分。恐惧甚至可以毫无对象的存在——“害怕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害怕什么，但我真的很恐惧！” 这恐惧不单单出现在革命者身上，也出现在“反”革命者的身上，他们都担心失去生活的意义。



灾难到来时人没有选择的余地



外公的父亲是以汉奸的罪名被抓的。被当做汉奸是因为他托他那位日本情人的弟弟给她一点钱，他觉得对那个女人有些内疚，尽管不知道他的那位情人的生死，他还是坚持送了钱，他希望能给他那没有土地的日本情人很糟的生活带来一些帮助。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很不理解，“几年前，他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后来他却还给日本人钱”，他“做善事的名声已经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外公去监狱探望他的父亲时受到了阻拦，那里的人质问他：“是不是汉奸不重要，你们家的黄金埋在什么地方？”也许家里有黄金的说法是从那个“善良”的消息变化出来的吧，哪里有黄金？！外公的父亲正为黄金藏在什么地方而遭到刑讯，这让当时的外公感到绝望。



当时的外公感受到了语言带来的恐惧。“你们家的黄金埋在什么地方”这句质问省略了一个前提，即到底有没有黄金。在这句质问中，有黄金已经被当做一个事实了，所以外公一定无法回答这样的质问。说没有，被认为是撒谎，要用刑；说有，也是撒谎，他说不出黄金埋在哪里，还是要用刑。其实，撒谎早已武断地包含在那句省略了前提的质问当中了。外公感到，“撒谎者在向自己的对方要求真实时，语言是无能为力的”。当时的外公意识到，“将来的一切动荡最开始都可能是一场语言的风暴。接下来才是肉体的折磨和痛苦”——难道只是在“文革”当中才是这样的，语言何尝不从来而且永远都是暴力的媒介和方式？！



面对灾难



四个月以后，外公父亲的尸体被抛弃在他家附近的大樟树下，外公对他父亲命运的噩梦变成了现实。那一天“清早，外公梦见一只白色的老虎叼走了他刚刚出生十个月的孩子”。外公对他父亲有着极深的感情，他对亲情的热爱有点像将军的父亲，他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的父亲。外公万分悲痛地抚摸着父亲的尸体，“他的手势和心情就好像是在抚摸他熟睡的孩子”。外公的父亲因监狱里面的折磨，瘦得让外公不敢相信那就是他的父亲。悲痛让外公进入幻觉当中，他想起了那个悲惨死去的长工。噩梦，还是噩梦变成了现实？“他充满恐惧地想，也许他的父亲并没有死”。




百感交集，薛忆沩精确地描写了《家史》中的高潮部分。外公的父亲的死成就了外公的父亲的悲剧，也让外公经历了那一次痛苦。但那使外公终于变得从容，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父亲的死让外公悲痛却从容。在经历了那一场变故以后，外公以前的担心变得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了。那悲剧已经发生，恐惧因灾难的来临而被克服。



诚实与背叛



外公的父亲死后的 “当天晚上，外公就带着一家人就逃离了他父亲一直不肯离弃的土地”。外公改换了姓名，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过起了新的生活，那一连串噩梦一样的记忆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底。外公从此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使他躲过了后来发生的一场场政治风暴。 “诚实”，对于外公来说，这是一种讽刺，外公说他的“诚实就是建立在不诚实的基础上的。一开始的不诚实使他能够保住他的生命，也保住了他的品性”。可是，当你沉默寡言，独自面对那曾经的噩梦时，是怎样的孤独？！“在外婆几年前去世以后，唯一知道外公身份的就只有他自己了，就是将那种真实的过去抹掉的他自己了”。“他的‘真实的过去也就永远不能找到真实的证人’”。X说“可——可你是我外公”，外公激动的拉着X的手“谢谢你”！可是，X怎能真切地理解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他不是证人，甚至不是一个忏悔的对象（神父），那只能是属于外公的独白。



我一位朋友的小说中，也曾说起过背叛。在那里，背叛成了生存的法则。那位主人公曾在革命中多次成为叛徒，最后一次叛变使他成了胜利者一方的英雄。他回忆了一次残酷的战役：“友军也向阵地上开炮，整个山头被削低了两米，埋好的棺材都被炸飞了。可是我活了下来，你知道吗？如果你守在一个地方不动，那就不止一颗炮弹会炸死你，可是我在每次幸运地活下来以后，我就躲到一个新的弹坑里，再打炮，我再换新的弹坑。那些弹坑又都被炸了不止一次，但我还是幸存下来。我是因为不断地背叛才保住了我的生命！”



外公从容地讲述了他的家史，“不需要背叛”。外公从容地面对死亡，但依然孤独。在一部叫《搏击俱乐部》的电影中，有一句将死病人的独白：“有一个好消息，我已经不再惧怕死亡了，但我感到很孤独，我想……”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并不是终点，只有死亡兑现才有可能真正终结孤独。在我的作者的故事中，当主人公被问及生活的意义时他说：“这是一个秘密，到了地狱，我还是要靠它‘活’。”也许秘密，是对孤独的反抗。



与悲剧和解



外公对X讲述了他对那场家庭悲剧的看法，他说土地和语言是他们家庭悲剧的源头，“这种最重和最轻的东西是上帝投放到人类生活中的诱饵，它们使人的虚荣心面临着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崩溃”。外公对X说，“你现在可能还体会不到这一点”。我也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我想也许外公的父亲舍不得离弃那些土地是因为他只有在那片土地上生命才有安全感，对流离失所的恐惧使他不敢放弃。保守秘密的孤独使他不自禁地说出了那些使他得到罪名的事情。在动荡不定的历史中，谁又知道哪一种选择能让人体面（保住品性）地活下来——人在历史中是那么渺小无力。



“外公从容地讲述着。对他来说，他的讲述更像是安慰曲，而不是对沉默的反抗”。外公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面对死亡不再恐惧。他也不再为他父亲悲惨的死去而伤心了，他曾想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受到刑讯时是多么的恐惧。直到自己也将面临死亡时，“他不再为他的父亲难过了”，当曾经最让你恐惧的事情真正到了你的面前时，你就不再恐惧了，这并不需要勇敢的天性，而是“觉悟的产物”。外公说他“终于盼到了这样的日子，这时候，生存还是毁灭对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部安慰曲。外公虚构的生活后面的真实的家史其实是虚构，一篇小说。有多少人是孤独地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借此告慰那些孤独的灵魂，抚慰那些孤独地生活在悲剧中的人们。我曾经问我的一位朋友为什么愿意写悲剧，他说“写悲剧是为了抚慰生活在悲剧中的人，让他不再感到孤独”。也许吧，哪怕是减轻一点孤独！“也许雨季过后，会慢慢地好起来的，希望能够慢慢地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