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副秘书长谢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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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圆2010
——访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组委会副秘书长谢嘉幸
本刊记者 张宁



上图为：国家音乐教育学会主席哈肯伦德斯特勒姆Hakan Lundstron

为谢嘉幸教授颁发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吉布森国际音乐教育奖

（ISME-Gibson International Awards in Music Education）






2010年8月1日至6日，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这是中国音乐界的一件盛事，其规模之大、参会人数之多、会议之精彩，堪称国际音乐教育大会历史上之巅峰。本刊记者就申办会议的步骤、会议主题的设想等方方面面，采访了组委会副秘书长、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教授。

张：请您谈谈我们申请举办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步骤和过程？
谢：2004年7月我参加了在西班牙特纳里夫举办的第26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在这个会上，受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的委托，我向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提出了分会加入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申请，并希望有机会由中国来承办一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把中国加入这一国际组织当成那次世界大会上的一件大事，中国的加入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西班牙的音乐教育学会主席说“中国是我的一个梦”。同年8月，我们邀请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麦戈里博士来大连参加《全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学术研讨会》，并与学会领导会晤，正式启动了申办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工作。
由于会议的规模太大，申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是确定合作模式。根据国际惯例，世界大会采取的是由承办国的音乐教育全国性组织与一所高校联合承办的模式，这样，学会在2004年底确立了与中国音乐学院联合承办的关系，并分别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结果是中国音乐学院的申请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批准。但时间上又遇到了问题，申办第28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时间是2008年，当时中央有精神，为了集中精力搞好2008年奥运会，北京2008年不举办其他任何大型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因此根据北京市政府建议，我们将申办的时间推迟到2010年，申办第29届，并由北京市政府向外交部和国务院转呈申请报告。2005年的下半年，终于获得了国务院和外交部批准。由此，在2006年7月马来西亚第27届世界音乐大会上，我们正式向国际组织提交了投标书，并于同年11月份，通过竞标，获得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批准。
2008年我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由金铁霖院长和杨瑞敏会长带队，一共有160多人，包括一个近百人的学术团队和中国音乐学院由60余人的华夏乐团，到意大利去参加第28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大会期间，各个会场上中国代表的踊跃参与，闭幕式上内容丰富的宣传片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孙玉玺的热情致辞，以及华夏乐团的精彩演出，都为金铁霖院长最终接过承办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会旗增添了绚烂的光彩。
如果说前面这个阶段算第一个阶段，那么从08年接旗之后一直到2010年4月以前，可以算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包括国际方面多次来考察会议场馆，特别是2009年8月国际音乐教育学理事会还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理事会，考察了国家会议中和中国音乐学院，确定了具体的会场和演出场地。
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这个阶段，就是从4月份开始我们向北京市打了报告，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在不到两周时间里连续开了五次会，把全市各个相关部门领导都找来，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最后的冲刺阶段。
张：大会的主题是“和谐与世界的未来”，怎么确定这个主题的？
谢：八九十年代以后，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主题都比较抽象，不希望把所有的研讨主题局限在一个小的专题里。因此我们也考虑选择一个比较宏观的主题。那么，为什么将“和谐”作为大会的主题？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因素考虑：首先，“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它既是中国音乐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其次，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以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目标，也是促进人类的和谐。以1953年首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为例，虽然说当时是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之下，但是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冲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使东西方的音乐教育者走到一块，当时的口号就是“除了有意识形态不同，我们还有共同点，那就是音乐和孩子”。从这可以看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成立以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举办以来，都是以促进人类的和谐和多元文化的交流为主题；最后，就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国家把“和谐”作为治国的理念。所以在一个人类纷争不断的世界当中，我们音乐教育提出“和谐与世界的未来”这么一个主题，应该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名誉主席高萩宝治在开幕式的致辞中所言：“在各种国际争端不断升级的今天，音乐作为人类的心灵之声，却起着超越语言的独特沟通作用。因此我相信，本次以‘和谐与世界的未来’为主题的北京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必将成为对国际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与加强国际理解的又一次有力推动。”
张：世界音乐教育大会跟其他音乐方面的会议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
谢：规模宏大，领域广泛，形式多样，这些都是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独特之处。首先是规模宏大，正如大家所知，这次世界大会国内外正式代表4000多名，演出团队2800多名，总共参会人数达9000多名，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堪称音乐教育领域的奥林匹克；其次是领域广泛，世界大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国际音乐教育七个分委员会，即音乐教育研究委员会，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委员会，专业音乐家教育委员会，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委员会，特殊音乐教育、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委员会，社区音乐活动委员会，以及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音乐政策委员会，在不同的城市开展七个不同领域的专题研讨会；第二阶段则是在大会所在地举行，以这次大会为例，第二阶段共举行了711学术研讨会，关注的领域更加广泛从高层的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政策等领域，一直到基层的教学展示、工作坊；读者可能会好奇，如此宏大的规模、如此广泛的领域，大会的有效交流是如何实现的？这就要说到大会的第三个特点--形式的多样性，大会在30个分会场同时举行，由大会主题报告、论文宣读、圆桌会议、专题研讨、工作坊、教学展示以及海报等形式组成，加上66场演出及音乐产品展示会，参会代表只能“各取所需”，却绝对不可能“一览无余”。正是这种非常民主的多样选择，保证了大会交流的有效性，尤其是163场的工作坊及教学展示，令3000名我国的音乐教师，在不是很熟练掌握英语的情况下，得到了充分的学习，一个星期流连忘返，乐此不疲，纷纷表示得到了极大收获。

张：在这次大会上，您觉得外国代表和中国代表的关注点有何异同？
谢：但大致上说有以下几点：1、大会的主题报告，无论国内外代表都是很关注的，无论是内特的“音乐教育与人类音乐学和谐关系”的报告、陈怡的“我走向世界的音乐之旅”的报告，还是刘利民“音乐推动和谐，教育构建未来——北京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都受到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2、分会情况有所不同：国内方面，中小幼的音乐老师来的比较多，他们更多关注实践层面，九个工作坊的会议室还有两个教学展示室始终都是挤得满满的，达到了良好的会议效果；国际方面，高校教师和音乐教育专门领域的研究者来的比较多，语言也没有障碍，因此他们更多参与理论研讨、论文宣读、海报以及圆桌会议，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相对而言，国内代表由于语言方面的问题，这方面参与得比较少。3、当然，分会还有很多不同的研讨主题，是无法从国内外的代表的参会情况来划分的。比如七个研究领域的专题研讨，关于不同国家音乐教育的历史、政策、教学内容方法的研讨，还有关于音乐文化多样性及其教学实践的研讨，这些内容及主题的国际国内发展趋势，还得根据参会论文的详细分析才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张：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跟这个大会同时举行，是怎么考虑的？
谢：这次大会和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是合二为一的。为什么要合在一起呢？从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宗旨来讲，历来都是主张推动音乐文化的多样性的。所以说对于承办国来讲，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展现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讲，传统音乐节跟它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开幕式音乐会，它本身既是世界音乐大会的开幕式，又是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开幕式。在表演方式和一些形式上面，我们继承了去年“北京音乐800年”的传统，策划了“五彩丝路”的开幕式大型多媒体音乐会，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此外除了开幕式、“中国之夜”以外，其他的传统音乐的节目都在中国音乐学院的三个音乐厅举行，有十二场音乐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传统音乐的风貌。另外我们还开了两场专门的研讨会，这也是属于传统音乐节的板块。所以这两者之间既是合二而一，又是有区别的。我们整个演出有三大板块，第一是庆典音乐会——开幕式、中国之夜、闭幕式，第二个板块就是传统音乐节，第三个版块是世界音乐博览。这样，从表演形式上看，感觉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通过这次活动，传统音乐节确实是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之夜”，亦雅亦俗，亦静亦动，“来自唐朝的声影”是大方沉稳的唐代乐舞，“民俗音乐狂欢”是活泼闹腾的民族狂欢，这些都是传统音乐节原来设计的内容，也都是保留的一些样式。去年我们是搞北京民俗狂欢，今年是搞中国民族音乐的狂欢，这两者之间也是有一些承接性的。所以从音乐教育大会和传统音乐节来讲，这使两者的结合达到完美。

张：开幕式之后举办了“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背景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研讨会，主要内容和启发有哪些？
谢：应该说开幕式音乐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效果，它内容的丰富、思想的深刻，以及形式的新颖，是产生这种震撼效果的根本原因。正如陈平主席所说的，一下子就把我们会议的品味、追求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研讨会的与会者首先对音乐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民族音乐学方面的专家田联涛、樊祖荫、沈洽，王耀华，以及美学家王岳川，台湾学者周纯一，作曲家陈怡等等都带着激动的心情给予音乐会十分积极的评价，这是一个方面；
但从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人来讲，它不仅仅是应景的，而是通过这样一场音乐会，来挖掘我们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平性。丝绸之路的音乐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它同时是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研究的一个平台。所以研讨会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探讨怎样进一步去挖掘我们的丝绸之路文化，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丰厚的历史信息；
传统音乐节的话题也是研讨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传统音乐节我们不仅要挖掘传统的特点、个性，它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性和多样性，更重要的还要揭示这种文化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的发展，就像季羡林所说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起点和内在机制，没有交流就没有活力。所以，通过音乐会形式，来促进对这方面的思考、深化对这方面的理解，作用是十分积极的；
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民族音乐的表现形式究竟怎样会更好，是完全学西方的大乐队形式还是怎么样。陈平主席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五彩丝路”多媒体音乐会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和范本。所以大概在这四个方面，学者们各抒己见，当然也有提出一些批评的意见，但是绝大部分的声音是肯定的。批评也是建设性的，没有那种否定性的意见。
张：您在这次大会中还获得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吉布森国际音乐教育大奖，您对获奖有什么感想？
谢：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吉普森音乐教育国际奖是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和吉普森基金会，为表彰音乐教育学科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创立的，通过表彰各国模范音乐教育工作者和机构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为国际音乐教育提供理想的典范。该奖金应该用于促进或支持这些优秀音乐教育工作者或机构的项目，一般而言，获奖者来自于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举办国，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吉普森基金和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会员国组织（即世界大会举办国的音乐教育学会或组织）可以用此奖项来提高国际音乐教育与举办国音乐教育的地位，并提高对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宣传力度。因此，这个奖项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对“杰出成就”的表彰，二是提出推动音乐教育的项目，三是提高音乐教育再举办国的地位。我个人认为这三个目的是缺一不可的。因此，我认为这个奖是给全体中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的，而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我更看重这个项目能做什么，我报的题目是“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我希望通过这项基金，能够推动广西少数民族音乐在青少年学生中的传承。
张：这次的大会举办得很成功，您觉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哪些？
谢：从组织上，这个活动的成功是得到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领导，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因为只有政府出面才好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再有就是中国音乐学院及学会。应该说中国音乐学院从领导到基层的教职员工通力协作，当然也包括了学会的通力协作，为大会提供了成功的坚实基础；从组织会议、安排会场这方面，国际方面多年的办会经验，以及与中方组委会的密切合作为大会成功提供了保障。
从创意上，以“和谐与世界的未来”为大会的主题，得到世界各国朋友的广泛认可。尤其是这种创意通过开幕式大型多媒体音乐会来体现，就显得更加亲切、具体，又有历史感和艺术品格。我们现在的很多音乐会、晚会，总是没有明确旨意要说什么，而开幕式音乐会没有打明星牌，而是打文化牌，把历史文化的内涵揭示出来。
从会议的形式和所体现的精神上，大会的形式非常丰富，所有来参会的代表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无论是演出，还是圆桌会议、研讨会、工作坊、教学展示等，都非常受欢迎，盛况空前。我们中国的音乐老师也非常好学，从头到尾，热情都那么高。还有我们这次的志愿者非常的感人，600多名志愿者，从头到尾，分布到会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从翻译论文摘要到主持会议、管理会场，自始至终，做得非常好。另外还有一部分没有穿志愿者服的志愿者，他们自愿地来做这个工作，觉得能够在里面做一份事情特别骄傲，这也是世界音乐大会的基本的精神吧。
当然，还有学校各个部门的配合，还有朝阳区治安总队等等各个方面的配合。还有我们国家会议中心这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以及超一流的设施，给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和我们中国的教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能够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