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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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特殊的时代总会造就一批早熟者，相比同龄人，他们更早的步入真正意义上的不惑。大时代下的个人选择，有人隐遁，有人悔恨，有人陷入一场漫长的控诉不得解脱，也有人九分兼济天下，却又能给自己留有一方净土。

　　陈平原做了几十年教师，授业解惑的范围远不止嫡系弟子，他师承王瑶先生——接续五四的学人典范；安身立命亦受父亲影响——一个“柔弱之中自由坚持”的乡村语文教师。

　　传统遗风与现代独立思考融汇，造就了陈平原看待世事的通透，编选《压在纸背的心情》，他选了当年的高考作文以存真，因为在他看来这“就像小孩子穿开裆裤，没什么好害羞的”；他还选入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方面是基本观点未曾改变，一方面也认为“文章何时与读者见面并成为公共话题，远比个人心情重要”；北大刊行《永远的1977》纪念恢复高考，他写出《未必“永远”的记忆》提醒同代人，回首时，应“多点悲悯与自省。”

　　对话陈平原问=侯思铭答=陈平原（广东潮州人，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现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


　　问：你说平生最得意是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都教过。

　　答：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是1970年9月。那时我在粤东山村插队，承蒙父老乡亲厚爱，把一群娃娃交给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知青。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我成长的年代，可供个人选择的空间实在太小，基本上是撞到什么算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成功或失败，倒推回去，以为如何别有深意。在下乡插队的日子里，刚好有机会当老师，而我的父母都是中学（中专）语文教师，祖父据说也是教书匠（我出生时，祖父早就过世了），这种“遗传基因”，使得我比较容易进入角色。假如不是“文革”，按部就班念大学，估计我也还是当老师。从政、经商、写诗、画画、拍电影，都不行，那剩下来的最佳选择，就是在大学里读书、教书、写书。至于说“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博士班”，那是特定年代的“印记”，说着玩的。


　　问：谈谈印象最深的一次选择？

　　答：人生路上，选择太多或者太少，都很让人烦恼。现在的问题是“歧路”容易“亡羊”，过去则只能“两害相衡取其轻”。

　　文革中，因父母政治上“有问题”，我初中毕业后只能辍学，这时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到海南农场，或者回粤东山村。我选择了回老家插队，日后的好好坏坏，都与这一选择有很大关系。不夸耀，不埋怨，反悔更没用。

　　“印象最深的一次选择”，那当然是参加高考了。当时渴望外出念书，别的没想那么多。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大转型，那些当初没有参加高考或者没考上的老知青，日后往往命运多舛。在这个意义上，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成为七七级大学生，是我一辈子最为关键的选择。


　　问：谈谈你的父亲？

　　答：父亲热爱书籍，喜欢写作，崇拜鲁迅，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日后的学术道路。另外，父亲因1948年的台湾行，解放后一直处于被怀疑被冷冻的状态，如此坎坷身世，使他对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命运的不确定性多有了解，也正因此，对别人多有体贴，对自己则是守住道德底线，不唱高调，但柔弱之中自有坚持。父子之间，确有某种“承袭”但时光流转，世代更迭，大转型时代的学人，其立场、趣味以及学术表达方式，更多得之于时代。


　　问：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你会选择谁？

　　答：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1868－1940）、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周树人（鲁迅，1881—1936）、刘师培（1884—1919）、周作人（1885—1967）、胡适（1891—1962）。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

　　既然是“尚友古人”，为何要求“择一而交”？又不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问：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种可以给人生的某个阶段命题的句子，好像对你来说“压在纸背的心情”就算这样的句子，还记得这句话最初怎么来的？

　　答：未曾认真检索，没有把握“压在纸背的心情”这句话最初是什么时候说的。或许是课堂上，或许是随笔中，我也说不清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读书》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毁誉参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基本立场至今没有改变，“心情”也从那里引申而来。至于着意写随笔，那是被李庆西连蒙带骗催出来的。那时他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想弄一套“学术小品丛书”，老是说我行，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于是有了《书里书外》这第一本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进入九十年代，“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也算是一种自我期许。


　　问：你多次提到将学术随笔和学术著作区别开来。

　　答：对一个现代学者来说，接受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训练，学会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是入门的关键。很多自认为有才气的人，不喜欢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更愿意随时随地随意挥洒才情，结果是一辈子学问没做好，都是半桶水。

　　但反过来，也有不少潜心读书的人，久而久之，装了一肚子学问，就是不会写文章。假如你研究数学、物理、哲学、考古，会不会“写文章”关系不大，学问好就行。可对于研究文学的人来说，这是致命的。

　　对我来说，那些写在人生边上或学问边上的“随笔”，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写随笔是会上瘾的，我目前不想把这当主业。一个注重“现实感”，一个强调“学术性”，二者的写作姿态及论述策略不同，我倾向于略作区隔。当然，也有以“随笔”为“著作”，二者浑然一体，处理得非常巧妙的。我做不到，只好采用这种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