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面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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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面前崩溃

2004年06月16日

记者 江菲



　 “你是不是欠揍？”刘
承伦对一名六年级男生冲口而出。

　 这名男生和另外几个男生已经整整闹了一节课，先是站在座位上表演健美，然后到处飞扑克牌，好不容易安静一点儿，又蹲在桌子下面挑逗别的同学。

　 快下课了，刘承伦采取答对问题可以提前休息的办法，总算大体上维持了课堂秩序。眼下，教室里只剩下这几个最调皮的学生。他们几乎不把这位科任老师放在眼里，在教室里打打闹闹，互相扯拽，还故意学他说话。

　 刘承伦皱紧眉头，“要冷静，冷静。”他在心里忍了再忍，却终于没能克制住。

　 “老师打人，要犯法。”那个男生不甘示弱，示威地喊道。

　 “啪！”话没说完，一记耳光落在他脸上，孩子眼里顿时激出了眼泪。其他几个孩子愣在那里。

　 刘承伦自己也有些吃惊，手臂垂下来，心里“嗖”地凉了半截儿，不知接下去该如何处理。

　 下课铃救了他。刘承伦低着头走出教室，心里懊恼得不得了。

　 “不要再提有多少学生对教育不满。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多少学生厌学，就有多少教师厌教。”

　 这不是他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话。此时，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对记者。

　 “我困惑了很多年。很多时候，我自己都忘记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他形容那时候的工作状态就是在“混”。现在，他已经在这所市级重点示范校工作了13年。

　 但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这次的打人事件，发生在他下决心改变自己、回归真正教育的努力中。为了当个更“合格”的老师，从去年年底开始，他每天都在网络上撰写自己对当天工作的反思，所经历的故事，以及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所尝试的解决办法。

　 然而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使他连续几天情绪低落，有些怕再见到这些学生。

　 他曾经以为，只要用心，就可以获得改变。但事情似乎远没有那么简单。

　 “当老师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老师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对上课、学习和考试感到痛苦？”

　 很难具体地判断，是什么使刘承伦在从教11年后，开始尝试进行改变。

　 他坦然承认，13年教育经历中，他有很多失败的经历。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遗憾远远大于成就。

　 “不要叫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说，“我想，很少有老师愿意承认，自己正在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第一个让刘承伦产生这种感觉的是个姓郑的女生，但这种惭愧是在她毕业后才感觉到的。

　 一天，他走在街上碰到了这个孩子，她不但没有走过来打招呼，反而当街大叫他的名字。

　 “不是那种招呼式的叫，而是大声喊：刘承伦儿――，然后嘿嘿嘿地和旁边的人嬉笑。”刘承伦回忆道：“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看到我了，她是故意的，就是想刺激我。”

　 事后，刘承伦能回想起的和这位学生的过节，只有一条：“她不爱写作业，所以我常常以此为由请她家长。”

　 那一刻虽然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但却是因为另一个学生的遭遇而更突显出来。

　 就在几年前，刘承伦遇到了另一个女生，因为在学校说脏话，而且不愿承认错误，家长被请到了学校。听完刘承伦的陈述后，家长只说了一句：我把她领回家去！

　 刘承伦毫不在意地让他们走了。这个孩子以后几天都没来上学。当他再次见到这个孩子时才知道，她被罚在厕所里关禁闭，整整两天。

　 一种无法形容的眼神，充满了怨恨、仇视、委曲和不解――从一个11岁的女孩子眼里直勾勾地射向他，令他心如针刺，无法摆脱。

　 他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但都没能说服自己。“我为什么要请家长？”他问自己：为了“教育”她？为了帮她改正错误？为了让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哪些毛病？最后，他只得出了一个自己从没想过的答案：为了惩罚！―――而他的目的达到了。

　 这让他惊诧。这时，他已经当了近10年老师，“找家长”是老师们通行的最有效的“威胁”学生的方式，但他从没问过自己一次“为什么要这么做”；而面对学生对这种行为的恐惧，也从没自问过一次“他们为什么害怕”。

　 尽管刘承伦此后想尽种种办法对这个女生进行补偿，但始终没能从这次反思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他开始追问自己：当老师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老师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对上课、学习和考试感到痛苦？而这一切，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35岁的重庆人，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家境贫寒，父亲忠厚老实，却性情粗暴，因为母亲常年不生活在家里，他们家成了全村人品头论足的对象。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敏感、多愁、脾气有些暴躁而内心充满自卑和愤世嫉俗的人。这种性格或多或少还在影响他今天的生活。

　 但是，有两位中学老师，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以他没有意识到的方式改造着他。

　 在离开中学近20年后的回忆与反思，不仅让他重温了自己的成长，更使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职业。

　 一位是他初二时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用了几乎一节课的时间，当着全班同学朗读了刘承伦的一篇作文。这是篇描写母亲的作文。对于很少有时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刘承伦来讲，写出他对母亲的感受，本身就极需勇气，然而当他看到老师在课堂上眼含热泪朗读自己作文的时候，那种从没体会过的骄傲感几乎让他哭出来。

　 读罢，这位老师只是说：“这是一篇我没办法评成绩的作文，所以，我没有打分数。”

　 刘承伦几乎记不得自己的作文写了些什么，但老师的这个评语直到现在仍没能忘记。“我的作文好到了老师没办法打分数！”那时的他坐在座位上，激动地对自己说。那几乎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够施展能力的领域，此后，他爱上了文学。

　 而另一位老师只是在刘承伦偷偷跳窗户去打乒乓球时，把他抓住了。

　 这位老师把手放在他肩上，安静而缓慢地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应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

　 “这句话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刘承伦回忆着，眼里禁不住充满了泪水。

　 1991年，刘承伦作为重庆第一师范学院的优秀毕业生，被分到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他实践着那位老师的话，通过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从农村一跃到城市，从此扎根。

　 当想起这两位中学老师时，刘承伦愣住了：有多少学生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想起他？会记得哪一节他上过的课？他说过的哪一句话能让他们终身受用？

　 或许没有。或许留下的，只是伤害。无论他的目的是不是这样。

　 “一个对班级没有责任感的学生，光成绩好有什么用？责任感才是挺拔的树！”

　 刘承伦下决心要进行改变。

　 短短几年间，他的教育理论藏书成倍地增长。而他原来所关注的文学类书籍被挤到书架最偏僻的角落。一些崭新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激荡着他。不断地尝试中，他收获了一些成功；但面对成长在和他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的孩子们，他发现很多方法并不是那么有效，甚至遭遇到了他没有想像到的危机。

　 在全国中小学都在推广“班干部轮换制”时，刘承伦也这样做了。他的班级有20多个班干部，其中两个大队委，4个中队长，其余全是中队委，包括负责清洁、文艺和各学科的科代表。这些班干部在胳膊上别着一块菱形的深红的绒布牌，神气十足地走在街道上，并且自觉地替代了刘承伦的大部分工作，使得他不在班级时，秩序也井井有条。

　 但不久，危机就出现了。

　 24个班干部每两周轮换一次，轮换的依据是获得的“奖票”数―――每获得一次表扬或者完成作业优秀，都能取得一定数量的奖票，各小队、中队长统计完队员们的当日奖票数后，进行登记，然后将奖票收回。

　 他没有想到，实行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坐在管理奖票同学同桌的人，每天的奖票数远远超过了他可能获得的数量。经过刘承伦的“侦查”，发现这个学生常常趁同桌不在座位上时，去偷奖票。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有些班干部利用职权，包庇自己的好朋友，欺负自己不喜欢的同学，乱记奖票数，甚至发生了收受小恩小惠后替人隐瞒错误的现象。

　 通常认为，这种众多干部轮换上岗的做法，可以创造更多机会来鼓励更多孩子，培养他们自信心和责任心。但至少在刘承伦的尝试里，似乎“恶果”远大于“成果”，以至于在没有成为干部的学生中，激起了“公愤”。

　 他不能忘记，四年前，他在班级里实行为自己每天的诚实、善良、勤劳和勇敢打分时的情形。他本想通过这种评价，让学生主动思考做过的每件事，努力做个正直朴实的人。作为激励，他还将这种自我评价与每日评选班级之星结合起来，评出勇敢奖、诚实奖、善良奖和勤劳奖等。

　 但就是一张一毛钱的奖状，使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孩子们纷纷弄虚作假，编造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故意打高分，甚至比着往高里打。等他觉察时，这种状况已经泛滥到整个班级。他不甘心，又增加了同学之间的互评和家评，然而有些家长也加入到作假的行列中来；他仍不愿放弃，又增加了同学之间互查分数的制度，导致同学之间互相怀疑，整个班级人心惶惶……这项他原以为会非常有成效的举措，终因这种无法抵制的异化，归于流产。

　 这样的失败他不愿再经历第二次。

　 他不得不引入新的机制。在一次“实话实说话腐败”的班队会后，全班讨论出一部“廉政法案”，每日对班干部的工作进行民主评价，并在班干部中增设一个岗位作为“廉政公署”，专门接受对班干部的投诉。犯错误的班干部，轻者降级，重者进行全班“公决”，由大家决定其是否留任。

　 这当然不是五年级的学生能想出来的主意。大部分是在刘承伦的“授意”和“建议”下完成的。

　 可事隔不久，新的危机又产生了。

　 一天，在他根据奖票数宣布新一轮干部名单时，一个被委任为清洁委员的学生不满地撇撇嘴：“怎么又是清洁委员！”

　 刘承伦的心被重重地捶了一下。尽管在他宣布这个制度时，就向孩子们解释：能够成为干部的人，是有资格为大家服务的人，也肩负着为大家更好服务的责任。“干部是种荣誉，没有大小之分。把自己的工作干好，是最大的快乐。”这是他常放在嘴边的话。为此，每天早晨，干部们都要集体起立，背诵“以身作则，恪尽职守”的誓言。

　 可在孩子们心里，当“官”的念头居然还是这样强烈。甚至有学生在小结本上向他表示：

　 总是当中队委没意思，想换个大队委当当。

　 他更加困惑了。同样一个绒布牌牌，连写的字都相同，有什么区别吗？这么小的孩子，就学会了在各种职位间进行选择？更何况，他早已申明，这不是什么“权力”，而是“责任”！

　 “为什么喜欢当干部？因为比较神气啊！”面对我的问题，几个孩子转着滴溜溜的小眼珠儿说，“可刘老师说是要为全班服务。其实我们也想服务，但有时候觉得太累了。”

　 一怒之下，刘承伦将原来拟定的名单全部推翻，重新任命了新的班干部。但他知道，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

　 最让他感到难过的，是他认为最优秀的一位学生拒绝当班干部一事。

　 那一组的中队长因违纪被停岗，刘承伦便请这个学生接任这个职务。这个孩子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自己表现得也不好，不够格当中队长。刘承伦没有在意，甚至心里还为这个孩子感到骄傲。然而第二天，一名大队委因违纪被降职，刘承伦再次请这个孩子接任，他还是有些不情愿。周围的孩子开始窃窃私语：他根本不想当干部。这句话很快由一个学生当众说出来。

　 “你不愿当，是吗？”刘承伦厉声问。那个孩子红着脸，嗫嚅着：“当……吗？”“那就什么都不要当了！”他怒喝道。孩子没做什么辩解就坐下了。

　 之后，刘承伦收到了这个孩子的一篇反思，表示对失去这次机会非常懊悔，希望老师原谅。可仅仅是懊悔吗？如果懊悔，为什么当初不坦率地承认，或者接受？刘承伦想不通。

　 直到读了另一学生的作文，刘承伦才知道真相：这个学生根本就不想当干部，觉得没什么意思，他认为成绩好才是最关键的。

　 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不愿意为全班同学服务，还写假话欺骗老师。这让刘承伦实在无法接受―――他可以容忍不热心，没有集体责任感，因为这都是可以逐渐培养的。但他无法容忍不诚实。尤其当他意识到，这种不诚实，是为了迎合他这个班主任，这个更有“权力”的岗位。

　 这一天午饭时，他走到这个孩子面前，严肃地说：“一个对班级没有责任感的学生，光成绩好有什么用？责任感才是挺拔的树！”

　 孩子低着脑袋，默默地点了点头。

　 刘承伦看不到他的表情，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

　 “我不希望两个孩子因为我好意的安排，都产生人格分裂”

　 和所有班级一样，刘承伦的班里也有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

　 是一个被刘承伦扔掉的玩具引起了他对这个孩子的注意。这个孩子看见老师扔掉一个捡来的玩具后，一整天魂不守舍，屡次主动要求去倒垃圾，所有同学都离开教室后，他还在教室里转来转去不肯走，眼光不时地落在装满废物的垃圾桶里。

　 清校铃响了。刘承伦着急起来，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怎么还不走？是不是想要桶里的玩具？那个孩子吓得飞似也地拎着书包跑了。

　 “糟了！我的话是不是伤了他？”刘承伦心里咯噔一下。

　 第二天，他故意比平常晚些到教室，发现垃圾桶已经被人倒过，而那个一向爱打闹的孩子正端端正正地坐在位置上读书。刘承伦有意走到他跟前，孩子警觉地用身子挡住了书桌，神色十分慌乱。刘承伦笑了笑，拍拍他的脑袋，便走过去了。

　 这样一个视别人丢弃的玩具为至宝的孩子，让刘承伦心里酸酸的。这个孩子不只是班里生活最穷困的，也是性格最偏执、学习最差的之一。在刘承伦接任之前，几乎不完成作业，考试成绩很少及格，常常和同学打架、上网吧，从学校逃跑。

　 真正了解他，却是刘承伦在一次课外辅导中的意外收获。这个孩子一直对老师辅导的内容心不在焉，老师说帮助他默写古诗，他倔倔地说：“我还想回去打游戏呢！”

　 刘承伦一时难以克制，数落起来：我花这么长时间辅导你，不就是希望你考试能及格吗？你怎么能这样不争气、不上进……

　 说着说着，孩子抽泣起来，说起他的爸爸，因为吸毒，注射的臂部已经感染化脓；说起在他幼儿园时就因吸毒死去的妈妈；说起他的叔叔去年因吸毒得艾滋病死掉了；说起他的伯父因吸毒贩毒被抓进了监狱；说起他和奶奶艰难的生活……

　 刘承伦被刺痛了，努力撑着眼眶没有让泪流出来。他惊讶一个10岁的孩子竟然生活在这样环境里，也痛心自己竟然长期忽视了他的心情。

　 在刘承伦连续几个月的鼓励下，这个孩子的学习状况开始明显好转。一次课外辅导时，他缠着刘承伦不肯走，一定要再听写一课的词语，为了再多拿一些“＋”―――1个“＋”可以兑换一张奖票。这一天，他们一共听写了两个多单元的词语和两首古诗。他全部写对了。

　 听写完，孩子拿出特地带来计算器，兴奋地一个一个计算着他的“＋”。

　 “一共388个！”他自豪地伸起手臂，大声喊起来。

　 刘承伦静静地看着他，他穿着旧衣服蹦蹦跳跳地走了，不禁感动：“这么多个‘＋’，他却没有多算一个。他本来是期望今天能达到400个的。”

　 但孩子的自信心远不是像奖票一样可以一张张累加起来的。

　 母亲节到了，刘承伦建议每个孩子给妈妈做张贺卡，感谢妈妈的照顾，同时也祝愿妈妈幸福快乐。这个孩子只能做给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奶奶。这是他这辈子送出的第一份礼物，上面是他自己画的画儿，还配写的一首小诗，但奶奶却只是看了一眼，然后告诉他：随便放在哪儿都行。

　 更冷酷的伤害来自同龄人之间。

　 为了使他的学习成绩更快地升上来，刘承伦为这个孩子安排了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同桌，期望他们能互相帮助。但在给另外一个学生做课外辅导时，刘承伦意外地得知，这个同桌竟然在背后骂这个孩子是“白痴”，虽然他在课堂上表现得很周到，在作文里也冠冕堂皇地写着：要和这个孩子成为最好的朋友。

　 刘承伦想不到他的学生会是如此地表里不一，而且发生在他认为的优秀生身上。很迅速地，他把这两个人调开了。“我不希望两个孩子因为我好意的安排，都产生人格分裂。”

　 事实上，不只是他的成绩导致了这一切。他的穷，他上课时因为紧张有些结巴的发言，以及他的有些偏执的自尊，甚至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成为同学们嘲笑的内容。而他的反抗，就是打架，打完了再跑。

　 只有一次，这个孩子放学后含着泪跑到刘承伦那里，强烈要求换座位，说着说着，便哇哇大哭起来，瘦小的肩膀一点点往下沉，然后又挣扎着耸起来。

　 那一天，几个坐在他前后的学生不知为什么开始议论起他来。

　 “他家里没有钱，他婆婆又是吃低保的。”一个学生说。

　 “不是吃低保，是捡破烂的。”另一个瞄着眼补充道。

　 “他爸爸是吸毒的，根本挣不到钱，他一天还带这么多东西，不知他是哪儿来的钱？”第三个学生兴奋地插话。

　 “不是偷的，就是抢的！”第一个学生嘻嘻笑地说。

　 谁也不清楚这些孩子为什么这样讲，他们的这些想法从哪里来，又想要制造什么效果。

　 当这个男孩儿单薄地站在那儿，可怜巴巴地抹眼泪时，刘承伦似乎看见了少年时的自己，“爱的能力，同情的能力，尊重他人的能力，比其他任何都更重要！”这是刘承伦的理论。

　 为了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的观点，刘承伦不仅始终坚持在课后为这个孩子辅导，经常在他的闪光点突现时不遗余力地表扬，同时对所有包含歧视的做法进行严厉的批评，但这又出乎意料地导致其他孩子的仇恨―――他们不恨老师，却恨背后告诉老师他们行为的同学，恨这个生活在他们并不了解的环境里的孩子……

　 保护一个孩子的尊严，与维护大多数学生的情感，这个两难境地，使刘承伦度过一个个长夜。

　 “你了解那种感受吗？每次到了六年级，我都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每当他接任一个班时，他都想用一个持久的方法塑造这些孩子。

　 现在，在他的班级教室里，一面墙上是三张引人注目的大表格。其中一个是2004年全班10大梦想，包括：用自己假期中的劳动所得制作风筝放上天空；变废为宝，全班收集废品补充班费―――他们实现了这个梦想，用这笔钱包了一顿饺子；为自己的亲人送上满意的礼物；新学年开学前3周力争各项评比全年级第一……

　 另外两张是每日评比的表格，评比内容除了阅读能手、作文能手、数学能手等学习类奖项，还包括勤劳奖、勇敢奖、诚实奖、善良奖、每日杰出学生奖等等。每日杰出学生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奖项，有个学生在作文里写道：“一想起杰出学生，我就发狂。”

　 但这并不只是一个荣誉。杰出学生第二天要最早来到班级，负责打扫卫生，早自习领读，还要在黑板上写上当日的格言或古诗。2004年5月31日这一天的格言是爱默生的一句话：生活应当简朴，思想应当崇高。

　 早自习铃声响后，由杰出学生起立，带领全班背诵班级格言：“希望是帆，理想是船，我们是水手。我们信奉勇气、智慧、思想、信念；我们追求勤劳、勇敢、诚实、善良。”

　 在教室入口处的显眼位置，放着一个大牛皮纸袋子，上面写着：梦想袋。开启时间：2005年1月4日15时30分。空白处被54个孩子签满了名字。

　 这是2003年的最后一天，刘承伦布置给全班同学的作业――写出自己在2004年的10大梦想，封存起来，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努力实现。梦想袋放置在这个最显眼的位置，是为了让孩子们每天都能看到它，记住它。

　 “梦想是有力量的吗？”他自问道，“我想是有的。我希望我的每个学生都有梦想、有理想，也能有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坚持不懈的毅力。”

　 在梦想袋开启之前，我们无法预知里面的内容。但在每个学生的课桌上，或许可以猜出一二。刘承伦要求孩子们在每学期开始都制作一个本学期激励，贴在自己的课桌上，其中包括：最喜欢的格言，最崇拜的人，自己最大的优点，最大的缺点，以及人生目标等。不少孩子的目标都是：期末考个好成绩，或上一所重点中学。

　 这当然不是刘承伦所期望的，但他无法改变孩子们的这种愿望。而且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讲，他并不反对为升学而进行的考试。“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如果没有考试和升学，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实在是太难了。”

　 但他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学生时代，现在他所面临的升学压力更大，更难以摆脱。“你了解那种感受吗？每次到了六年级，我都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每个人谈论的都是分数，都是上哪所中学，每个学生，每位家长，甚至办公室里的每位老师和学校的大会上。”

　 他说自己每次都希望有机会逃出去。“这是个巨大的漩涡、怪圈，每个人都会被卷进去，无一幸免。”

　 “希望，我想给他们希望。我想告诉他们，一次考试的结果并不重要。人生的路还很长”

　 就在上个学期，因为他的班级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他就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围攻”。许多家长抱怨说，每天看见孩子兴高采烈地从学校拿各种奖状和老师的好评回来，以为成绩很不错，没想到……有几位家长生气地表示，要回家痛打孩子一顿，有几位家长甚至哭了。

　 虽然小学升初中早已取消了升学考试，但大多数重点中学仍然为能取得较好的生源，而提前进行变相考试。而大多数家长们，都期待有这样一种考试。如果失败，他们会花重金，尝试一切努力实现愿望。

　 竞争和淘汰是无情的。刘承伦无数次目睹过，在小学毕业宣布成绩的那一天，家长早早地挤在教室外面等待考试成绩，考上的，喜形于色，请客、发糖；落榜的，当场便痛哭流涕，大骂自己的孩子不争气。

　 那一刻，所有的都不再重要，除了成绩。

　 曾有一对非常要好的女孩子，两个人成绩都很优秀。但就在这样的考试里，一个考上，另一个落榜。落榜孩子的母亲听到成绩后，在学校里便放声大哭，接着便开始大声数落那个考上的孩子，理由是在考试的前一天，她们还在一起玩儿，影响了自己孩子的考试状态。

　 据刘承伦所知，这对好朋友在小学毕业后，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如何评价我们的教育，如何评价学生的成长？这个最使刘承伦困惑的问题，在他看来，也将老师们引向厌教的终点。

　 可能少留作业吗？老师们少留，家长们也会留；可能减少考试吗？学校不考，家长会抗议；可能不以成绩进行评价吗？不，当然不，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惟一的评价标准。

　 就在这个学期，刘承伦发现一个学生常常不写作业。他在课外交流中得知，这个孩子上的课外辅导班留了太多的作业，导致没有时间写学校的作业。“他说不敢不写，因为那个课外的辅导老师会打人。”

　 一次课外辅导时，一个学生告诉他：倘若他在期末考试中双科考了70分，父母将奖励给他一台电脑，若考试上了80分，就能获得2000元的奖金。一旁的另一个学生补充说，若他的期末考试上了90分，父母就奖励他在假期出去旅游两次，如果达不到，则要闭门思过一个假期。一个学生在作业中，用“不仅……而且……”造了这样一个句子：“只要我考试考不好，不仅要受骂，而且还要挨打。”“教育需要智慧。只有教育充满智慧，才可能培养出有智慧的人。”在一篇文章里，刘承伦这样写道：“有智慧的教育并不在于学校安排多少课程教学设施有多先进，而在于学生是否对所学的东西感兴趣，通过学习是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不在于学校走廊上教室里悬挂名言警句，而在于学生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有多少深刻而真实的感受；并不在于教师布置了多少作业，而在于老师如何使学生展开想像的翅膀，拓展广阔的心灵；并不在于学生考试考了多少分，而在于他是否对自己的发展有足够的自信心，让读书学习成为习惯和人生的需要；并不在于学生有多少特长与爱好，而在于他是否有丰富的内心情感和对真善美的热切渴望……”

　 当然，这只是他的理想。他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个怪圈里。他的上一届毕业班，虽然升上重点中学的人数不少，但升入最好的中学人数仅为另一个班级的一半儿。强烈的失落感使他放弃了自己早已定好的计划――在颁发小学毕业证书那一天，庄重地和每位学生握手，祝贺他们取得人生的第一个毕业证书，祝愿他们在今后的道路上相信自己，朝着自己的理想不懈努力。“希望，我想给他们希望。”刘承伦说，“我想告诉他们，一次考试的结果并不重要。人生的路还很长。”

　 然而最后一刻，面对孩子们渴望地看着他手里的成绩单，焦急地等待他宣布升入重点中学名单的表情时，他崩溃了。“我甚至无法给他们一个微笑。因为那时，我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孩子们，我没能带领他们取得最后一个光辉的成绩，虽然无论我怎样努力，也不可能使每个孩子都升入重点中学。”

　 这种感情导致他犯了此生最大的一个错误――他篡改了学生们的体育课成绩。

　 回想起当时的举动，刘承伦自己都无法解释。“我只是觉得，既然体育课和升学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不让他们得个好成绩？”这个行为被发现，并使他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虽然很不情愿，他最终承认自己“确实做错了”。他为此感到羞愧，因为自己一直教导孩子们：要诚实，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说到这里，他几乎流泪―――他的上一届学生，在离开学校的最后一天，集体打扫了学校的操场。没有人要求他们那样做。除了他们的老师，也没有人会记得那一刻。而在刘承伦接任前，那曾是全校纪律最差的一个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