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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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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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西站坐K571次列车，24小时抵达福建西部的连城县朋口镇，再从朋口坐20分钟的汽车，便到了宣和乡培田村。穿过村口的石牌坊和风水林，一条石砌的村道一直通到村边。
    据族谱上记载，培田村的祖先自元末由中原南迁至此地。经过近千年的生息繁衍，到清末时，已形成一个有300多户、1000多人口的村庄。村内有30余幢建于明清时期的高堂华屋、21座祖祠、5个古书院、2座跨街牌坊和一条千米古街，共同组成一个相连成群、布局讲究的建筑群落，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

    这个建筑风貌保存良好的山村不但是一座活的农耕文明的宝库，更印证着中国民间教育曾有过的辉煌。当年，这里既有以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为核心的传统仕子教育，也衍生出以培训生产技能、生活礼仪为任务的乡土教育，两者相互交汇、融通，构成了明清时期培田独特的人文图景，也带给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深远的启示。

    中国乡村存在着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

    培田原名“赖屋”，据说最早在村中落户的人家姓赖。培田吴氏三世祖迁居于此之后，将其改名为培田。《礼记·中庸》云“故栽者，培之”，其中也蕴涵了培田人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意识。

    据族谱记载，培田第一所学堂叫“石头丘草堂”，创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为吴氏七世祖出资兴建。之后村中吴姓族人相继仿效，以“房”为单位争相设塾立馆，自此开培田兴教办学之风。

    明清两代培田有书院9个：肖泉公书馆、十倍山学堂、白学堂、义屋学堂、伴山公馆、岩子前学堂、清宁寨学堂、南山书院、紫阳书院。一些族人还将住家辟为私塾，如第十九世的吴氏二兄弟将住宅中一花厅辟为私塾，“池兰馥郁，图书翰墨，雅致宜人”。此外，村中还有家塾5处，童蒙、蒙馆9所，以及接近于专业教育的“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妇女学馆“容膝居”等。这些书院、蒙馆与家塾遍布村中。彼时全村有“十户一塾，一户十匾”之称，处处可闻琅琅书声。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锄经别墅”、“修竹楼”和“容膝居”。锄经别墅建于明朝后期。“锄经”两字顾名思义，与耕田种地有关。别墅的门联为“半亩砚田馀菽粟，数椽瓦屋课桑麻”。明代培田村民经常在此请经验丰富的老农向晚辈新手传授种田经验，颇似今天的农业耕作技术讲座。

    到了清初，村里又增加了手工技艺教育方面的内容。这就是建于康熙年间的“修竹楼”。门口有楹联：“非关避暑才修竹，岂为藏书始筑楼。”修竹楼以交流手工艺为主，培田祖先精湛的泥、木、雕、塑、剪、编织等民间技艺大都源于此。当时推动这一工作的是族内的文昌社。其总理（即负责人）“每逢作课，亲临监督，虽事剧必构一艺，以为倡，呈请先达评定甲乙优加奖赏”，可见其认真程度。

    至于容膝居则更令人称奇。容膝居建于清嘉庆年间，为吴氏十八世祖吴昌同捐资建造。“容膝”两字源于陶渊明《归去来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据说，当年培田村一位姑娘出嫁他乡后不久，即被“休”了回来。经了解，才知是该姑娘缺乏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导致夫妻之间房事不谐。由此，培田村民将“容膝居”辟为向族内女性传授生理卫生知识之场所，请老年妇女向待嫁姑娘讲授婚育知识。这大约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婚育学校。在“容膝居”天井照壁上，至今赫然书有“可谈风月”4个大字。

    不过，据村中一位80多岁、当年参加过妇女学堂学习的罗兰芬老人说，办学堂是为了让嫁出去的女儿和娶进来的媳妇都能知书达理，掌握必要的生活知识和日常礼仪，以便与大户人家的身份相称。据记载，光绪年间新教育兴起，学堂曾由长汀县督学亲自批准并注册。为此，县里还专程派人来村里检查学员人数、教师情况、讲授内容等。据老人回忆，学堂的学习内容很多，主要是学文化，有写字、读书，还有算术。学算术是为了能记账，同时也帮助那些失去丈夫的妇女管理家产。此外也学女工，如绣花、剪纸、制衣、做鞋等；还学做家务，如洗衣做饭、养猪养鸡、纺线织布……当然也包括一些婚育知识。最有意思的是，在学习之余，学堂还组织姑娘、媳妇排练小戏，如《小姑贤》、《孔雀东南飞》等。学员中既有过门不久的媳妇，也有待嫁的闺女，还有年轻的寡妇，最大的二十六、七岁，小的十七、八岁。这所学堂一直办到上世纪30年代，其建筑至今保留着。

    “容膝居”、“修竹楼”与“锄经别墅”这几所学校的存在令人想到，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主流教育”之外，明清时期的中国乡村还存在着另一种更为生动活泼的乡土教育。它如田头地角开放的野花，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科举教育形成互补，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教育多元而开放的人文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既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折射，也是孔夫子“有教无类”教育理想的生动实践。它带给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新的认知，并因此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与“平民教育”运动。

    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还是居于首位

    当然，在培田村，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还是居于首位。培田各类学馆讲授的课程依官定为基础，大致分为“识字“、“实用”、“知礼”、“明经”4类。识字、实用的有《人家实用》、《千字文》。知礼、明经类的有《三字经》、《大增广》、《幼学琼林》，还有统称“十三经”的《易经》、《书经》、《诗经》等经典，还有朱熹的《四书集注》，另外还要学习唐诗、宋词、书法，以及必考的八股文。

    培田村历史上的9所书院中，南山书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书院前身即为石头丘草堂。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曾为草堂题联：“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清中期以后南山书院替代石头丘草堂成为家族书院，取名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据村人说，清同治年间南山书院就已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学堂，不光招收本族子弟，周边村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来入读，一年学费要四、五担谷子，甚至还有从长汀县来的。

    南山书院占地面积1980平方米，内有9间教室，还有藏书室、老师宿舍、学生宿舍、厨房、杂物房等，一应设施俱全。书院的选址也颇费心思，位于村北面的一个小山坑内，背后有一道林木繁茂的小山梁将其与村子隔开，使其自成天下。传说乾隆年间纪晓岚到培田视察时曾在此住宿两天，对书院的清幽环境赞赏不绝。

    不过，跟今天的所谓“名校”一样，书院之所以名闻遐迩，主要还是因为师资与教学质量。还在其前身石头丘草堂创建之初，培田七世祖便不远千里请来浙江台州籍进士出身的谢桃溪任教。清乾隆年间，村里又延聘福州才子邱振芳来执教席。到了清后期，族人吴昌同兄弟延请福建宁化名儒曾瑞春来书院授课。当时培田吴氏先人“到处延访名师，教诲诸子”，一时蔚成风气。曾瑞春除了在书院授课之外，还被村中不少家庭延至家中为子弟授业解惑，当时称“点教”。曾瑞春在南山书院任教10年之后，吴昌同赠盘缠，助其赴京应试。曾瑞春不负所望，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他后来旧地重游，应约撰写了《南山书院记》，并慨然题联于壁：“十年前讲贯斯庭绿野当轩宝树兹培齐兢爽，百里外潜修此地青云得路玉堂清洁待相随。”当时的培田村“义塾有名师，宾榻有上客，水轩竹院有鸿儒”，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培田吴氏族谱上还记载这样一桩轶事。“高祖延素堂邱振芳先生掌南山，朔望冠带请安善饮，鸡畜任取。一晚谈及瑞邑（汀州城）肉蔗（一种肉干）味美，归即着往市，第三晨出供，先生谓：‘吾厨亦能此乎！’以实告。先生叹曰：‘两夜一日得二百里外物，仆诚健矣！抑君何殷勤至斯！’”培田人以此作为美谈，对后辈儿孙津津乐道。

    名师们受此礼遇，自然知恩图报，勉力教学。福州才子邱振芳应聘南山书院后，从教三年，书院首开文科，其弟子中先后有一人中举，二人参加省试入取“岁进士”等。从此南山书院名声大振。书院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创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共140年，据统计，由此步入仕途的国学生、贡生、秀才、举人、武进士等有120多人，其中达至五品与三品衔的有9人，应了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之美誉。

    而另一方面，这些名师也为培田村培养了一批本乡本土的师资。村中一些未能科举入仕而留在乡土的名士成了强大的师资后备力量。如第十九代吴泰均就是远近闻名的教书先生。据说吴泰均年少家贫，好读书，聪颖异常，“进泮后，舌耕为业。删《礼记》、《左传》、《周礼》，手抄授徒。长（汀）连（城）两邑，游其门者甚众。一时春风化雨，游庠食饩者不下数十人”。族人吴昌同“素重先生（吴泰均）品学，延主南山书院讲席”。

    除了延请名师硕儒来乡教学之外，培田吴氏族人还将子弟送往他乡游学。如第十六代吴一滋投长汀城一名儒门下，第十九代吴汉均慕名送子到本邑有名的雕版之乡四堡村鳌峰书院读书，第十九代吴世尧，曾先后师从过4位名师。

    “水如环带山如笔，家有藏书陇有田”，培田村继述堂门前的这副对联道出了培田吴氏族人世世代代的耕读理想。培田村家家户户均有藏书。当时村中还建有两个藏书楼：一为明末清初修建的“藏珍楼”，藏书数不详；一为同治年间建的“馥轩楼”，藏书两万余册。前者被太平军一把火毁掉，后者于文革初期，被用箩筐全部挑到禾场上烧掉了。

    中国文化崇尚文韬武略，文武双全。明清时期的培田还有习武传统，村中办有集勋厂武校、化成厂武校两所武术学校。村民们忙时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到禾场上挑灯习武，农闲时则练习更勤，至今集勋厂武馆旧址门口还放着当年练武用的上百斤重的石块，上面还有长期抓摸留下的手印。明清时期培田吴氏家族出了郡武庠生3人，邑武庠生16人，武举1人，武进士1人，获有军功者6人。这个传统至今还保留着，前几年村小还有武术课。

    以兴养立教为己任的村落自治

    明清时期的培田属于典型的中国乡村宗法制社会，有着健全而发达的乡村自治系统。而培田的村落自治还有一个特点，即以兴养立教为己任。

    清同治年间，尽管尊师重教在培田已蔚成风气，但延请先生，赴县、省、京应试毕竟是一笔可观的花销。族中一些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无力负担，被迫弃学务农，或外出经商。当时族中虽有义仓，用来救荒济贫，但尚未有义学。族人衍庆堂五亭公考虑到“吾乡虽有义仓，而实业无多，恐形支绌，且有养无教，尚留遗憾”，遂慨然表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未及实施便赍志以殁。其夫人遵其遗命，捐出村北苦才坑内良田30余亩，充作义学资金，称为“经蒙田”。其后，村中3位家资富有的族人吴华年、吴震涛、吴拔桢相继仿效，“立捐义仓义学田字据执照”，并郑重声明：“永为族中义学公用，不得别用”，以“期望教养有资，人才辈出”。

    这两代吴氏族人的共同努力，为培田村兴养立教奠定了物质保障基础，并且也起了表率作用。在培田村吴氏家族的不同支派中，均有专门用于文教与科举事业的族产。例如，十七世南村公派下五大房，在分家之计专门设立了“经蒙田”，每年共收田租稻谷30担。南山书院每年的经费便是由南村公祠承担的。全村最多时义学田年收租谷达6000担，用于放贷后年年生利，本金不动，为兴养立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培田族绅吴爱仁在其所撰《苦才坑经蒙田说》中说：“有志之士，不亟亟成其名，惟孳孳苦其学；学已苦而才自成，才已成而名自成，此理之有必然者。特是人自中材已降，类不能无终窭之嗟；枵其腹而诵，声如金石者有几人哉！此苦学又不可无资助也。”这番话道出了培田人倡立此举的良苦用心。据族谱记载，当时培田村的义田分为：祭田、经蒙田、秀才田、婚田、流税田、义田。对此，培田村《南邨公尝租跋》中这样解释：“祭田者，所以敬祖宗也；婚田者，所以绵子孙也；流税者，所以济衣食也；经蒙田，所以笃栽培也；秀才田，所以嘉上进也；义田者，所以宏奖赏也。不宁惟是有祖宗而后有子孙，有子孙而后有衣食，衣食而后有栽培，有栽培而后有上进，有上进而后有奖赏。六者有相循之义，无可缺之。”在今天看来，正是这样一个有机的循环系统维持了生生不息、绵延五千年的农耕文明。

    培田人对于兴养立教的考虑可谓周详之至。清代后期，为便于族中学子上府治汀城（现长汀县，当时培田属长汀）应试，培田吴氏族人在长汀先后修建了八四公祠与南村公祠，为培田学子提供一个赴考的栖停场所。福州与培田相距千里，“大凡赴省、乡试者，赁屋艰难”，村中两位族人吴泰均、吴昌同又共同捐资在福州购屋，辟为“吴氏省垣试馆”，不仅培田吴氏子弟，一府所属“八邑之凡姓吴者”，赴省应试，一律免费提供食宿。

    为了使兴养立教的传统能够代代相传，培田一代代吴氏家族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清后期，经由十九世引斋公诸兄弟牵头，重新修订了助学奖励制度，其中对经蒙田的奖励分配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每年收入得若干份匀给。入馆者收一份，入经馆而与考者收二份。入经馆而不与考者，只收一份；与考而不入经馆者为师设馆亦收二份；有先捐监职，而复考童试者，既以监职收租，即不得跨收馆租谷。庶息纷争，以昭平允。”新修订的制度还把在学无人、捐纳无人也纳入了考虑，做到“本末兼该，先后不紊乱，一切章程，了如指掌”。新修订的制度除了对参加庭试、乡试、会试的学子给予奖励外，也还奖励参加县试、府试、乡试、会试的成绩突出者。如：

    文武乡试每贴闱费银三两五钱正；

    文武会试每贴闱费银50元；

    文武举人每贴花币银100元正；

    ……

    状元、榜眼、探花则可得奖励花币银200元正。

    彼时1元可买稻谷180斤。

    尤为难得的是，培田村民不固守陈规，“因时变通”。清末光绪年间“创行新政，停科举、立学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培田村随即拟就适应形势的《续议新章》，开列出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留学各等奖学金。另外，对于族内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留学的毕业生，分裔资谷或春节祭祖分猪肉时，按1∶2∶3∶4∶8的比例分配。这种奖励制度一直延续到1950年。

    学而优则仕和乡土教育两者并重，相互交汇、融通

    一个世纪过去，如今，当你在村巷中徜徉，你仍然可以看到培田村当年兴养立教的斐然成就：那些幸存下来的布满沧桑的牌坊、门楼、匾额、旌表、楹联……仿佛在无言地印证着一段历史，并在你心中勾勒出百年前一个中国南方乡村的人文图景。

    而这幅图景的色彩之斑斓无疑会令你感慨。

    在培田村，村中的地坪与街巷全部用鹅卵石铺成。当年的工匠们不但懂得就地取材，并且还利用鹅卵石的不同色泽与形状，镶嵌出各式各样的花纹与图案，如“鹤鹿同春”、“双凤朝阳“、“如意结”等，图案的华美雍容与鹅卵石的质朴天然亦“文”亦“野”，清新而别致，显示着士大夫文化与乡土文化的自然融合。

    村中的每一幢院落都冠有堂号。如双灼堂，取自《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继述堂取自《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务本堂取自《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此外还有敦朴堂、济美堂、三让堂等。在这些院落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大量楹联。如继述堂的大门对联为“门外有山堪架笔，庭中无处不堆书”；官厅中堂的楹联为“行仁义事，存忠孝心”；至德居门对着村中的千米古街，门联为“庭中兰蕙秀，户外市尘嚣”，最令人回味的一处小天井墙上的对联，上联为“悦目时风来花舞”，下联为“会心处鱼跃镜开”，横批是“天光云影”。而就在这么一方小小的天井里，有阳光，有清风，有兰草，有鱼池，还有隽永的诗文。一代代的婆姨们就在天井里淘米洗菜，忙碌着乡村人家的日子。

    培田吴氏家族虽然世代以读书做官为荣，却并不轻视经商，即并不视读书入仕为唯一出路，家训中倡导：“农工商贾，勉励乃事。”族谱中记载了好几位因经商致富而贡献乡梓的族人。如族人平冈公曾说，“予私念家口益增，用度不给，赴闱一次，弃而经商”，后“数年致赀巨万”。族人五亭公“自揣产业无几，读书不得志，终作老蠹鱼，遂纳粟入监，弃儒经商，在连邑（连城）开张布号”。村中首富吴昌同咸丰年间在汀州、连城开设了许多店铺，仅广东潮汕就拥有12家商号。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些因科举受挫改而经商的族人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眼光更远，头脑敏捷，故善于捕捉商机。而一旦成了富商巨贾之后，他们除了为自己兴建华堂大宅之外，还不约而同地慷慨解囊，捐资倡学，襄助公益，也自然成为村落自治系统的中坚力量和文化生活的核心。

    在他们的倡导下，当时村中相继出现各种公益与文教结社组织，前者如拯婴社（专门收养被遗弃女婴）、大和山道堂（戒毒所）等，后者如孔圣会、文昌社、朱子惜字社等。这些结社的经费均为房族或社员个人捐助，有田产，还有严格的财务管理，且经营有方，年年生息，资产不断递增，颇似当今的基金会。社员间还经常有雅集，相与唱和，谈诗论文，对营造村落崇文重教的文化气氛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朱子惜字社社旨中倡明“夫敬圣贤先须敬字，亵字即亵圣贤。兹除祭需外，所有余资，每朔望雇工收买人家废字，捡拾路上弃纸”。

    培田村当时的经济生活也十分活跃。村子东、西、北3面有大山环抱，盛产竹木。培田人很早就开始经营木材生意，并利用竹子发展造纸业。清道光年间，培田的竹木业、造纸业产量达到顶峰，周围山垅间大小纸坊有300多座，年产土纸上万担，获利过万金。而培田的织布业也与当地出产的蓝靛和苎麻分不开，旧时家家都有织布机。至清代中晚期，培田有了织布厂，最多时厂里有十几架织布机。布的质地细密，颜色纯正，市场销路极好。当时村中种蓝制蓝、染布织布成了一条龙，并且吸引了外地人携家带口来村里种蓝制蓝。

    从今天看来，培田的这一切既与兴养立教的村落自治传统分不开，也与学而优则仕和乡土教育（生活教育）两者并重分不开。前者进取，后者务实。前者达则兼济天下，后者退则独善其身。它们犹如两股泉水，相互交汇、融通，构成了明清时期培田独特的人文图景，也带给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深远的启示。

    如今的培田崇文重教遗风尚在。村中有位名叫吴烈的农民，其太爷爷是贡生，爷爷是民国长汀中学毕业生，父亲是长汀师范学校毕业，土改时家里被评为地主（据说全村有一半多人家被评为地主）。他从小跟着爷爷、父亲念书识字，且爱好书法，现在忙时下地干活，闲时以书法自娱，家中四壁挂满了自己的书法作品。他练字的书案一角，扣着一顶下地用的破草帽。

    村里也还时兴贴对联，如一户人家厅堂上书着“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另一户大门口则写着“爱情因劳动美好，青春靠知识闪光”，横批为”幸福家庭”，红纸黑字，贴在原先的砖刻门联上。

    一所所乡村学校相继关闭，随之被切断的是一个个村庄的历史传统与人文血脉

    中国的传统是学在民间，培田村便是一个佐证。在有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正是如此发达的民间教育“根系”在维系着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也维系着五千年的文化命脉于不坠。

    1905年，新教育进入中国，培田村仍然在教育方面保持着超前的趋势。南山书院改名为“培田两等小学堂”，是当时长汀县第一所民办完全小学，创办者即首任校长、廪生吴镇涛，课程也从原来的四书五经改为语文、算术、公民、历史、音乐、图画等，教学方法则从传统的点教式改为课堂教学。原先村落中的各家私塾也逐渐归并到新式小学中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校又改名为“长汀县南宣乡区中心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前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的吴建德、吴爱群，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吴乃青、吴暾、吴树均，还有黄埔军校生3人。吴乃青留法回国后兼任校长，进行教学改革，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

    1920年前后，由于学生数不断增加，原南山书院不敷使用，由吴氏宗族出资，在书院下操场另盖新校舍，1940年前后落成。新校舍因被称为“洋楼”而远近闻名。据统计，从1906年~1949年，培田学校共培养出小学毕业生400余人。当时教学经费依然靠族中衍庆堂及南村公祠的六、七十担田租维持。学校解放前夕最后一任校长为吴蓉永，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1961年活活饿死家中。

    解放后，1956年培田村从长汀县划归连城县，校名也随之改为“连城县宣和乡培田小学”。这时期的生源，除了培田本村之外，还有附近10余所村庄的学生。

    1966年，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降临了，天高皇帝远的培田也未能幸免，馥轩楼数以万册的藏书和村中数以千计的牌匾化为禾场上的熊熊火光。但传统就像地下河的水，一遇时机便择地而出。1970年代担任村支书的吴来星初中毕业，因当时村小附设初中班，教师不够，他利用手中的职权，聘请村中的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担任教师。他们中，有解放前教过书的“地主子女”，有被打成右派后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的原长汀县中心小学教师，还有一位西安交大肄业学生，因饥饿难耐“偷”了学校食堂一个馒头被开除学籍回乡。吴来星不但发给他们工资（折成一天10个工分，为当时最强劳力所得），还吩咐他们不要“背包袱”，每月初一、十五仍旧到大队部听候训话，平时则在学校安心教书。那年学校初中部参加全县统考得了第二名，吴来星动用1000元村产给予他们奖励（当时也算是“巨奖”）。这些“特殊教师”一直教到1980年代初中部被取消为止。

    据统计，解放后，培田培养的读书人中，不少都从事中小学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所在宣和乡各小学中，几乎清一色的校长为培田人，连县一中的校长也是培田人。当时培田村小学学生数257人，其中寄宿生70人左右，为解放后培田教育全盛时期。

    但变化还是不可阻挡地到来。据1988~1995年担任培田小学校长的吴美熙说，村小的真正衰落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1999年，县教育局派副局长下来做工作，提出将宣和乡11所村完小合并到3所乡中心学校的意向，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各村干部开会商量，一致提出反对。尤其是有500年办学历史的培田村，更是从感情上无法接受。村干部们说，自古都是人家外村孩子到我们这里读书，哪有我们村的孩子跑到人家那里念书的？为了保住村完小，各村干部想尽办法，筹资办学，以使教学设施达到各项国家验收标准，因此欠下了不同程度的债务。培田村干部更是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所欠下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村中出生率逐年下降；外出打工的人数也逐年增多，越来越多的孩子随父母进城读书。并且，由于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家境好的家长也纷纷把孩子送到教育质量更好的乡小学或县小学读书。培田小学的学生数日趋下降，先是停办了幼儿班，2008年又遵上级指示，将小学四、五、六年级合并到乡中心小学。

    如今的培田小学只有3个年级，共25个学生，4位老师。现任校长无奈地说，这25个学生恐怕也保不住，不出3年学校就会关门大吉。他分析原因，其中提到教师轮换太频繁，而这又与待遇有关，比如同一个级别的教师，连城县比龙岩市每月工资少1000多元，比厦门市少的则更多。他因此总结道：归根结底是国家教育投入不均衡。

    温州文成县李山村的老人们说：学校没有了，村子也没希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丛书》中文版导论中说：“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民族传统与期望的最好表达。”500年前，培田先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书写了中国民间教育史上的瑰丽篇章。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一所所乡村学校相继关闭，随之被切断的是一个个村庄的历史传统与人文血脉。培田村一旦失去了与村落建筑相依存的独特的人文生态，将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与血肉的躯壳，成为供人“到此一游”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