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周济民

陈材信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周济民

                一、浪淘沙．辛亥流芳
     封建累千疮，病入膏肓。坚船利炮助豺狼。古国不堪疆土裂，屈辱条章。
     首义一声枪，震撼东方。风雷激荡拯危亡。伏虎降龙除帝制，辛亥流芳。

                二、临江仙．百岁庆全球
     辛亥风云波浪涌，狂潮席卷神州。英雄儿女战红楼，长缨摧腐恶，热血写春秋。
     创建共和兴伟业，奈何壮志难酬。幸今国力宇寰讴，三民成现实，百岁庆全球。

            辛亥革命时期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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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yi.com/dianshiju/20110927/bb311fc94dcad4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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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


——答凤凰网记者陈书娣


                                 袁伟时





（1）能否谈一下大陆、台湾、美国等地域，对辛亥革命认识的分歧?


袁：真正的学术是全球性的，不以地域分界。以我阅读过的有关学术论著来说，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都没有。分歧仅在是坚持冷静、客观、全面的学术立场，抑是把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搓捏历史为本党本派的利益服务。至于一些小分歧，无关宏旨，不值得过多关注。


（2）辛亥革命时期，立宪与革命，哪个是更好的选择？


袁：从社会发展所付代价看，立宪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在汹涌澎湃的请开国会运动面前，清政府不能当机立断，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具体算一算辛亥革命前后的损益表，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收益：


1.在立宪派合作和支持下，大部分省份的政权和平转移，兵不血刃实现了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替。中央和省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2.军事混乱时期很短，经济继续增长。


3．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的制度基础被摧毁，宗法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摇摇欲坠。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进入了20世纪最自由的历史时期，1928年后才被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打断。


收益主要在制度建构和思想解放上。由于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步伐可能稍微缓慢而已。


损失：


   1.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溃，蒙古在沙俄蛊惑下宣布独立。


   2.由于大量的“民军”、“革命军”涌现，军费突然增加四倍，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最严重的时刻，只剩下9万元。


   3.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的格局，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立了基础。


（3）您认为百年来，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度，国民心态、精神面貌、世界定位等，有什么改进？


袁：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有制被铲除，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随之消失，个人自由和有关权利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毒素；加上思想改造、反右派、大饥荒和文化革命的折磨，中国知识阶层的脊骨被打断，自信、自尊的精神面貌降到历史最低点。其他阶层也处在严重被压抑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情况大有改善。但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高度。私人生活受监控、私有财产横受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有多少人胆敢畅所欲言？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人权利意识觉醒成了无法阻遏的潮流，经过若干年努力，有可能恢复到民国初年的水平。


此外，随着互联网发展，人人可以在网上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书写自己的意见，压制和封锁激起强烈反弹，公民自己开辟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1943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1945年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国家独立问题随之解决。不幸，随着内战爆发，经济崩溃，中国仍然是被蔑视的国家。30年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可是，由于民主宪政尚未实现，被蔑视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改变。


（4）您认为辛亥革命与1949年，影响孰大孰小？


袁：1949年是旨在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决裂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的开端，实际上只是更迭了少数民族政权的辛亥革命是绝对无法比拟的。


（5）辛亥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治人物道德体系，您认为新的体系有没有建立？


袁：现代社会是在逐步清除污秽的过程中诞生的。新的道德体系也是在法治建立、健全过程中才能逐步形成。历史没有留给北洋政府足够的时间；国民党冀图脱离法治，孤立进行道德建设的新生活运动，陷入了失败的宿命。


（6）能否评价一下孙中山本人，及在辛亥革命中的作为？


袁：总的说来，孙文终生都是革命家，其他方面乏善可陈。1896年10月清政府驻英使馆绑架孙文，帮助他暴得大名。他的全部作为概括起来是：


   1.制定和宣传革命理论，成为革命的旗帜。


   2.筹款，据有的史家研究总数50多万元。


   3.推动建立同盟会和国民党。


4.1913年宋教仁案以后，一心一意用武力统一中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手中，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出让主权。


5.辛亥革命后至1925年逝世，发动三次战争：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7年开始的护法战争；1922年以后的北伐战争。


6.联俄容共，以俄为师，为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开辟了道路。


（7）我们不断谈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那它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谈论？


袁：坚守学术良知的史学家不是吹鼓手，周年庆典之类的尘嚣在他们面前毫无意义。就辛亥革命而言，基本面貌是清晰的，不存在让史家神驰梦绕的未知领域。不过，由孙中山带头，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继长增高，进行了粉饰、装修这次革命的系统工程，这一历史事件成了盛大的假面舞会。戳穿假象，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倒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



　　[专题] 为什么纪念辛亥革命？

    http://news.ifeng.com/special/history/xinhaigeming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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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1）
袁伟时


　　辛亥革命，90年了，众说纷纭。辱承友人下问，不揣浅陋，仅就若干疑点，敬献刍荛。

　　历史链接看“革命”

　　友：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来的历史却不太争气，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祉。回首话当年，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历史事件？
　　袁：辛亥革命在今天，已经是陈年旧事，太可心平气和，慢慢探讨。我很欣赏章士钊晚年说的一句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1]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说乏善可陈，也许过于绝对；建树不多，大约是公允的。我搜索枯肠，只想到一点：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与流行的观点略有不同，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2]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并且多半停留在嘴巴上，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其他方面的发展（如经济立法）是清末新政的继续，不是革命的成果；而后来的社会动荡则有目共睹，不必多说了。
　　友：难道推翻帝制本身不是一大功劳吗？
　　袁：对现代社会说来，有没有皇帝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政治制度的性质。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正在向立宪政体转化；而号称民国的政府大都是专制政权。两者差别不大。而就实行真正的宪政的可能性来说，前者的几率似乎更大一些。这样说的根据有几条：
　　1、国家是统一的，没有1916年以后没完没了的各地军阀之间的纷争，精力可以集中于政治体制改革。
　　2、外部环境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好。民族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由19世纪末的八千万两左右，稳步增长至1910年的将近三亿，赤字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民国建立后，军费剧增，收入锐减，1912年的赤字估计高达两亿八千万两！[3]财政处于破产状态，不借外债就活不下去。1928年以前，除少数几年外，情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样的状况大大增加了外国操纵、威胁的可能性。英、俄两国正是以此要挟要袁世凯政府在西藏、外蒙主权问题上让步的。
　　3、中央政府处于弱势。满族只有500万人，皇族和亲贵更少，他们已经腐化，精锐的新军不在他们手中；从而使清政府与民国时期直接掌握着枪杆的军阀比较，更容易受到牵制。
　　4、以各省咨议局和商会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相当强大，他们的独立性很强，几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他们领导的。
　　政治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没有各种力量牵制，靠统治者恩赐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是不牢靠的。如此看来，当然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清政府比后来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更容易向民主、法治体制过渡。
　　友：这不是在宣扬“告别革命”吗？
　　袁：李泽厚、刘再复教授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提出“告别革命”，冲击了近代中国研究中把革命神圣化的死水一潭的局面。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至少有启发人们深入思考之功，不应也无法轻率抹煞。海外和港台的情况我不知道，就大陆而言，1995－97年初，国务院教育委员会下属部门如临大敌，出钱“组编”一些人开会、作文、出书，批判围剿，热闹了一阵子。我的感觉是可怜兮兮，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业绩。有个前提必须明确：肯定还是否定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问题都不可能统一口径。再过一百年乃至一千年，如何评价辛亥革命仍然会众说纷纭。就我个人而言，却不愿使用“告别”或拥抱革命之类感情色彩很浓的字眼。历史无法告别；我们的责任是竭力接近历史真实（尽管史家们已经一再说明完全揭示历史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让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从中吸取历史智慧。
袁世凯的角色转换
　　友：民国初年，民主共和制度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问题是没有巩固下来，反而向专制蜕化。因此，首先要讨论的不是专制民国与新政清帝国的比较，而是追问民国为什么蜕化为专制？孙中山经验不足，选择非人，有些责任；但袁世凯是罪魁祸首。
　　袁：让袁世凯当总统是孙中山无可奈何的选择，说不上有多大的罪责。[4]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什么袁世凯会犯下那些众所周知的严重历史错误？二是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是不是一无是处？
　　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不要把袁世凯看作孤立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应把他看作某种文化状况的符号。
　　史家们大都会同意，在大清帝国他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 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5]
　　这些状况无非说明，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的主流文化起了重大变化。
　　友：那么，为什么进入民国后，他掌握了最高行政权，反而向后倒退，做出那么多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错事和蠢事呢？
　　袁：与其指摘他倒退，毋宁说他是停滞不前。不妨看看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第一次到参议院发表的政见：“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迩来兵事扰攘，四民失业，公私交困，已达极点。而士兵多昧服从之义，人民鲜知公共之益……循此不变，必至纪纲废坠，法度荡然。”[6]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他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正如著名记者黄远庸当时所指出：袁世凯这个时期的宣言、命令和文告等言行，“纯然满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此等形式上之事，已大背于法治矣……然其所为，实无异于晚清末造。”[7]也就是说，他脑子里法治和中国传统的德治含混不清，其政治思想基础仍是传统统治术的晚清修订版：中体西用。按照张之洞1898年间在《劝学篇》中的诠释，即既要坚持三纲五常，又要学习“西政、西艺”；所谓西政指的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8]也就是说，要发展教育；发展经济；用新武器装备和训练部队；建立新式的财政税收制度；制定律例，依法治国。至于西政的核心：法治和民主政治则排除在视野之外；即使把这些字眼写在纸上，在他们的心目中，不过是多了一些统治老百姓的手段，与真正的民主、法治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了解这个中国社会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现象，我们才能比较准确理解他这一类统治者新旧参半的言行。例如，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既标榜法治，又成立军政执法处，可以不经法定程序，搜查住宅、逮捕乃至处死有关人士（湖北革命元勋张振武就是如此“就地正法”的）。又如，口口声声“依法治国”，又对当时的宪法——《临时约法》规定的公民自由视而不见；把封报刊、抓记者、检查来往信件等侵犯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犯罪行为统统不当一回事。
　　这不等于说在民国时期，他的作为一无是处。
　　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我们的官僚机构一定大不一样，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顺便说说，有些朋友老觉得废掉科举有点可惜。冷静想想，除了现代社会职业分化，为知识阶层开辟了远非科举这座独木桥可比的众多上升途径外，即使以官吏选拔来说，这样的文官考试不是更高明吗？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看来，在1913年3月20日暗杀宋教仁事件发生前，他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杀。
　　友：不能光看表面，他是野心家！例如，在冠冕堂皇的军民分治背后，无非是冀图剥夺国民党都督的权力。
　　袁：中国知识阶层有两个奇特的传统：一是正心诚意的老传统，动不动就先审查道德取向和人们的动机。其实，野心、雄心有多大区别？道德判断受判断者的主观影响很大；从社会生活的全局看，有些政治人物的道德缺陷，也无关宏旨，尽管它往往令人恶心乃至气愤。他们大都是政客，把他们当圣人，是幼稚者的蒙昧。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恰恰在制度层面，袁世凯在执政第一年有可取之处。
　　另一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传统。以军民分治来说，提倡者是袁世凯、黎元洪；胡汉民、李烈钧等国民党都督则反对得很厉害。是不是胡汉民、李烈钧等革命家就代表正确路线？不一定。当时的总理唐绍仪（国民党人）说得好：“绍仪等按之东西各国，皆恃此法（指军民分治）以为治，行之久远，因进于强盛之域，我民国自当引为导师。”[9]黎元洪不学无文，但他的智囊给他写的鼓吹军民分治的通电，洋洋洒洒有声有色：“自各省光复，军人柄政……文武兼资，古难其选……学识所蔽，左道乘之”。“司法独立，宪国所同……自重兵在握，任意执行，假军法为护符，视民命为儿戏”。“军民并辖，积厚培高，权力之雄，罕与伦匹……稍拥重兵，即图反侧……兵连祸结，更嬗为雄。”“内讧不息，外患相乘”。”消隐患于无形……惟有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民政长综揽政纲，必须选诸议会，命诸政府……司法独立，直隶中央……每省定一都督，转辖军队，悉归中央委任节制，一除干预政治嬗举军官之弊。”[10]如果不以人废言，应该承认这是一篇掷地有声切中时弊的好文章。
　　反对的理由归纳起来，无非一点：“国本未固，乱机四伏，而欲使军政民政划然分立……不相统属，一有缓急，依恃何人？……设使都督于军政之外，号令不行，财政计划势难过问，一有贻误，饷无所出，兵何能戢？”[11]我想，这里对危机和如何解决危机两方面的判断都不准确。
　　民国成立，南北统一，各地治安状况确实不佳。经济发展不足于解决人口膨胀带来的种种问题，清末已经民变蜂起，辛亥革命召唤和遣散“民军”，又使局势更为混乱。但这不是革命和反革命之争。当时，几乎每月都有兵变消息传来。但兵变大都出于欠饷。除前清陕西巡抚（曾任陕甘总督）升允1913年6月规模不大并迅速平息的叛乱外，几乎不存在来自清皇室及其支持者的武力反抗。发展经济、吸纳破产贫民是治本之策；建设正常的治安管理机关，防匪缉盗，也是当务之急。两者都需要建立和健全现代国家机关。“军政统一”，听任军人予取予夺，只能增加经济和财政混乱，饮鸩止渴，制造更多土匪；而在政治上，这样的“军民统一”，妨碍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更是贻害无穷。看看后来的历史发展，黎元洪的通电，可谓不幸言中了。
　　友：他一上台就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不经国会同意，答应苛刻条件，同六国银行团签署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
　　袁：这是以斗争观点歪曲历史的又一典型。此事的经手人是财政总长周学熙，他的说明是：“时民国初建……库空如洗，危急万状。乃与六国银行团续议大借款。由国务会议决定借款大纲五条，出席临时参议院，说明通过。即本此条款与银行团磋商……迨十二月间，始将合同拟定。同时具说帖报告参议院，全体通过。”[12]黄兴等人最初不明真相，加上党派斗争因素，也曾责骂没有通过参议院。又一经手人熊希龄曾公开答复：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迫不得已，忍辱借款。“至于事实原委，则国务员全体赞成，参议院亦先商及。”[13]连国民党议员、坚持认为此事违法的邹鲁也承认，会议记录证明事先曾两次在参议院讨论，12月27日曾就其中五款单独举手表决，均获通过；“主席咨询全院，其余普通条款，毋庸表决。众赞同。”[14]谈判底线和最后文本均经过国会批准；有关文件现在不难查到。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史书以讹传讹，不足为训。同时，这件事本身又一次证明，袁世凯政府上台之初大体上是尊重国会的。
　　友：他走马灯似的换总理，无非是想大权独揽，践踏民主制度。
　　袁：袁世凯无疑朝思梦想大权独揽，“二次革命”失败后更是如此。1913年10月16日，他提出《临时约法》修正意见三条，要把文武官员任命、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的大权都抓到手，摆脱国会的审议批准；并要求规定“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于国会闭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等效力之教令。”“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15]但需国会开会后审查批准。迈向独裁专制的意向，非常明显。不过，当时的纷争还有另外的内涵不容忽略：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
　　《临时约法》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之际匆忙制订的。它按三权分立原则建构国家机关 ，确认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一系列现代公民应有的自由和权利，不愧为中国第一部现代宪法。在行政权的运作上，它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并“得发布命令”、“得任免文武职员”，包括总理和各部总长在内的“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俨然仿效美国，实行总统制。直到1918年孙文与“非常国会” 的议员谈话，仍坚持说：“约法规定为元首制。”[16]但它又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17]又使总理和各部总长对总统公布的法律和命令有否决权。据此，当时包括宋教仁在内的不少政治领袖和当今的一些学者，又把它理解为实行内阁制。同时也出现了总统免总理职务要总理副署的怪事；也产生了如被免职的总理不副署，该命令是否有效的争议。据参与制定约法的有关人士回忆，原来考虑美国式的总统制，但在政权即将移交给袁世凯的情况下，为了提防袁氏专横，特地制订条文作出种种限制，乃至可以理解为转而改用内阁制。约法条文的不严密，加上没有设立宪法法院，风浪迭起就难于避免了。
　　两种制度各有长短，关键是要有正常运作的国会。宋教仁鼓吹内阁制，当然有利巩固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蓄意实行总统制，也没有逸出民主共和的范围；何况只要民选的国会还在，他未必可以如愿以偿。
　　友：你总不能说撤掉国民党三都督也不是为独裁专制铺路的举措吧？
　　袁：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确实处心积虑，想一举摧垮国民党。但撤换三都督，特别是撤李烈钧，情况却比较复杂。1913年6月9日袁世凯下达的免职令是这样写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前经临时参议院咨送议员郭同等以专制残毒暨罪恶五端两次质问。又经江西旅京公益会李盛铎等，全省商会罗志淦等，铁路股东会朱益藩等，旅沪商会陈三立等，以违法殃民恣睢暴戾，条列十四罪……嗣因任命汪瑞闓为江西民政长，该省有反对情形……该督旋又擅自改编师团，并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炮台，迫胁镇守史弋克安离浔……乃数月以来，复有调兵运械进逼鄂境之举，商贾停滞，居民播迁”。[18]当时的李烈钧也许忙于行动，没有辩白。奇怪的是到了1944年，有空写自传和回忆“二次革命”了，他却只留下这么几行字：袁世凯“乃先派大员赴赣游说，且曰：‘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为寿，并晋给勋一位。’余不为动……袁见不能利诱，欲去余尤急。余亦烛其奸，思摆脱，乃卸江西都督之任。”[19]言下之意是他自己不干了。究竟如何“卸江西都督之任”，袁氏所说是真是假，居然避而不谈！
　　此外，撤掉李烈钧，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武装还在国民党人手中。广东是胡汉民下台，陈炯明上台，国民党仍然掌握着军权，加派了一个广东人陈昭常为民政长。那时的陈炯明是忠实和能干的国民党人。此事也许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推行军民分治的步骤。
一位深悉北洋内幕的记者说过这样的话：“癸丑（1913）以后，袁氏厉行军民分治……袁殁段继，威望大减，故已经袁氏灌入之‘军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各督皆认以兼省长为应享权利，湖北王占元首开其端，各省相率效尤，军民两政，操自武人，吏治遂有江河日下之感。”[20]这段话值得深思。不能认为袁世凯推行军民分治，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否则就无法理解国民党被打下去以后，他还要继续推行。
　　如果按林彪说的“历史为路线斗争服务”办事，只能说国民党对，袁世凯错，会不会歪曲历史呢？
　　友：“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
　　袁：复辟帝制是践踏宪法、背叛民国的罪行，但与他在这一时期有没有做其他值得肯定的事，是不能混淆的两件事。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21]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22]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健康发展。袁世凯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张謇一上台，便痛陈法律对企业兴败的作用，宣布“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23]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24]。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友：自由经济加专制政治，许多东方政治家都有此爱好。
　　袁：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我们将这个常识问题撇开，还是讨论什么原因使袁世凯变坏吧。
　　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晚清固然如此，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以前的民国也不例外。以袁世凯来说，本是落第秀才，无论军事还是现代政治、经济，都是零敲碎打，似懂非懂。在做重大决策之际，作为他知识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制约其行为方式。他的政事堂不过是大清帝国军机处的翻版，他要的总理或国务卿无非是皇上身边的宰相。他心目中的总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皇帝。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人的认识水平也高不了多少。
　　简单点说，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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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2）

袁伟时


　　国民党的错误选择

　　友：传统文化当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但光有这一条说明不了帝制会成为现实。
　　袁：这就涉及牵制力量的状况了。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督和制度建构上的互相制约，政治家的独裁专制乃至贪污腐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后，商会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继续增长。其他社团和政党有如雨后春笋。可是，这些团体没有正确发挥自己的牵制力，给统治者轻而易举分化瓦解了。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层在思想上有两根杀手锏：
用民族性对抗现代性，宣称那些外来东西不合中国国情。
把社会稳定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藉口需要稳定剥夺公民的自由权。
　　要冲破这些思想牢笼，需要政治智慧。但当时的国民党在不该出错的关键时刻作出无法补救的错误决策：宋教仁被刺后，在司法程序获得重大进展之际，不顾人民要求稳定的强烈情绪（南北各地商会无一不反对动武），也不考虑力量对比悬殊，盲目发动“二次革命”。[25]结果社会舆论目之为“暴民专制”，并给袁世凯找到藉口，解散国民党，剥夺其国会议员的议席，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被迫停止运作。袁世凯失去制度性的约束，另行炮制御用的参政院，为黄袍加身铺平了道路。如果国会还能正常运作，一而再、再而三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丑剧，恐怕就难以上演了。
　　友：国民党又为什么会作出这么不明智的选择？
　　袁：冲破正统和革命史观的桎梏，冷静观察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组织转型中的艰辛。
　　友：辛亥前历经十次武装起义，还不成熟？
　　袁：得天下与治天下是两回事，何况它所组织的武装起义全都以失败而告终，武昌起义却不是它计划内的产品。
　　孙中山是个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只要看看民国一建立，满清退位，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他就急急忙忙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已成功，只剩下民生主义尚待努力；他自己要致力于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就知道他的政治水平实在不高。他头上的光环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为一党专政的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刻意制作出来的。
他有民主革命家的虚名，却非常缺乏民主素养。早在1906年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文就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三阶段论，从夺取政权到实行宪政最少要9年。问题不在时间长短 ，而是没有给其他政党留下活动空间，尽管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与国民党政见不同而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派。孙中山自己就说过，政治是众人之事；岂有独霸之理？
　　再看看“二次革命”后完全按照他的意愿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有关党员作用的规定，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就十分清楚了。
　　“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26]把参加某个党说成是全民的义务，已有点不伦不类，更奇特的是在他所设计的政治结构中，“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 ；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而这三类党员居然享有不同的公民权利 ：“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27]
　　一个政治团体的章程，居然规定要剥夺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资格，在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绝无仅有。如此安排实际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建立一党专政体系。这是20世纪的创举，比俄德意诸国都早。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民的自由、平等，孙文设计的政治生活蓝图中却要在一个时期内剥夺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国民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党员则成为享有平民不能享有的权利的特殊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还要进一步依照与一个政党关系的深浅划分为三等！
　　这样的创举与民主主义背道而驰，并且直接违反了《临时约法》关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的规定。
　　再以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例，那些反民主的举措令人吃惊。代表半数是指定的；筹备过程中对方针政策上有不同意见，动辄开除；党章上明明白白写上“总理（指孙中山）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28]并把“忠诚服从领袖”写入《纪律问题决议案》。这些践踏民主的传统不但为害全国，国民党自身也被害惨了。丢掉大陆，在台湾选战中败北，不是都与这个党缺乏民主、自由的状况息息相关吗？
从政党制度的角度看，这是没有从革命政党向民主政党转变的恶果。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建立后，全社会（包括各政党和各种社会团体）都需要把法治摆到首位，坚决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作机制，才能不断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机；否则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
　　与其苛责某个历史人物，毋宁更多考虑制度和文化缺陷。在思想文化层面，可以把孙中山的品格看作衡量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指标。他学习和吸收了一些西学，但吸收现代文化很不充分、很不全面，而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则已融入骨髓。[29]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一些以革命者自命的人士，承袭了专制文化中以势压人的方式去解决他们与政敌之间的歧见，而不是通过辩论或诉诸法律。早在1907年10月17日，同盟会的张继、陶成章等人就留下率领四百多人捣毁立宪派的政闻社成立大会的不光彩记录。[30]民国元年7月7日，同盟会在北京的机关报主持人田桐等又率领二十多人捣毁《国民公报》社，只因后者报端发表了对同盟会的不敬之辞！[31]在近代中国革命家和革命党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他们无法适应民主共和制度框架建立后的新局面。中国文化中缺乏法治和自由、民主传统，使中国人在19、20世纪吃尽苦头。时至21世纪，恐怕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梁启超与立宪派的迷惘

　　友：不能光怪国民党吧？其他社会力量难道就没有责任？
　　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弄乱了刚刚开局的民主政制，这个错误影响全局。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夹杂不少污秽；反复操练，就会逐步走向正轨；粗暴地打断，后果难于预料。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出入国会，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32]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这样说不等于其他社会力量就没有责任了。史家们有一个广泛的共识：辛亥革命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合力的产物。大部分地方几乎兵不血刃就实现了政权交替，立宪派和各地商会功不可没。应该追问的是：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各地商会关注的焦点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无力完成巩固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任务？
　　民国初年，商会和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影响都在继长增高。他们的基本要求是有一个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环境，让他们能大展身手。离开自由和法治，这样的环境无法建立。但没有成熟的政党和政治家足以代表他们的意志，清醒地为这些要求不懈地奋斗。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立宪派处于迷惘状态，这突出表现在代表他们的政党——进步党及其思想领袖梁启超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上。
　　1、没有处理好与政治强人的关系，丧失了批判锐气。
　　辛亥革命爆发后，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是所有政治力量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梁启超坚决反对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称帝，是护国运动的旗手。这些说明他在紧急历史关头是清醒的。但这不能掩盖他在民国初年政治运作全局的抉择上有重大失误。
梁启超一开始就采取与袁世凯合作的方针。问题不在能不能与这个政治强人合作，而在如何合作。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吾自信，项城（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趋于中立，由中立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33]梁氏的这一决策的弱点是没有把监督政治强人的言行放在突出位置。这一差错到袁氏当选临时大总统，梁启超借箸代筹，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表露得更为明显：“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34]国师、策士心态跃然纸上，却与现代政治家的认识和运作相距甚远。
　　错误的由来当然与政治经验不足有关。袁世凯的密友和重臣徐世昌十分了解其中内幕：“项城（袁世凯）之与进步党，本思引以为友，进步党人亦曾为项城帮忙，无奈任公一派学者气味太重，彼一度加入熊希龄内阁，汤济武参加政事堂，均少表现。项城则以为此辈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35]梁启超及其追随者却缺少自知和知人之明；因而长期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
　　更深层的原因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处于若明若暗状态。他对政党政治和议会制深深向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很多人是通过读他的文章了解诸如此类现代政治常识的。但他片面地强调现代政治的菁英性：“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夫一国政治筦其枢者，恒不过一二人。而政治之为物，其本质原无绝对之美；其美恶之效，又非可决于旦夕。国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则宜尽其长以观其后。”[36]于是，现代政治的公开性和当下监督的重要性被抹煞；从而政治等同于少数人的纵横捭阖，吸引民众参与，包括在公开辩论中扩大参与面和提高公民的政治认识都被忽视了。此文是1915年1月发表的，帝制的鼓噪已甚嚣尘上，吸引广大公民明辨是非，阻击破坏民国的逆流迫在眉睫；此时呼吁人们毋谈国事，可谓十分不合时宜。证诸前面提到的“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的策略，他的政治认识缺陷表露无遗。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众所周知，1903年赴美国和加拿大游历，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和华侨社会素质很低、秩序混乱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竟使他得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37]的结论；宣布“我中国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38]这各个状况说明他认识中的两个重大缺陷：
　　1．没有分清两种秩序。当时的大清帝国经济自由仍不彻底，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不存在。若要维持原有的专制统治秩序，当然不必追求自由。如果讲求长治久安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秩序，则只能以法治为基础。而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与自由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开的。
　　2．不懂得自由是推动社会自我更新，革除弊端的最好机制。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最佳克服方案的探求与实现，都离不开自由的环境。否则，或迟或早必然付出极其严重的代价。
　　这认识失误，导致他走向提倡开明专制的错误道路。所谓开明专制实质是专制。梁启超却冀图将它同立宪政治混杂并存。历史的答案是只见专制，何来开明和宪政？
　　与开明专制的选择相表里，无论组党、办报，他首先想到的是向袁世凯要钱。1912年春，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通知梁启超：袁氏“现拟为兄在沪组大报馆”。[39]此事虽然没有办成，但已足证明两者关系非同一般。1913年7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进步党乘机拓展，梁启超又给袁世凯写信：“又本党丁此时机，进行最宜奋迅，而党费竭蹶不可言喻，亦惟大总统速图之。”[40]大量证据表明，进步党拿袁世凯的钱无可怀疑,梁启超也毫不讳言。1912年11月，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写道：“项城月馈三千元，已受之……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然吾计非五十万不办，他日再与交涉也。”[41]
　　收受这些钱财是错误的。但这没有妨碍他反对帝制，成为护国战争的旗手，从而证明他与出卖人格的政客有所不同。正如逃亡日本期间，他接受日本政府的保护和供养；对二十一条却坚决反对。梁启超在答复日本舆论的责难时义正辞严地说：“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42]看来梁启超所以心安理得接受袁世凯的金钱，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政治活动所必须有关。
　　不过，为实现开明专制而采取的这类措施，其后果就颇为严重了。这导致有些行动自损尊严：1914年，袁世凯组织御用参政会，梁启超居然受聘为参政员，受到包括一些进步党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指责。更严重的是，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平常往往看不到梁启超所向披靡的巨笔揭露批判；进步党也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于是，本该让公民站出来阻遏邪恶的紧急时刻，清末请开国会运动那种一呼百应、波涛汹涌的群众政治运动却无法再现。到梁启超大声疾呼“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时候，护国运动只能诉诸武力了。
　　2、不恰当地回归传统。
　　梁启超批判锐气的消减，也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转弯。1902年他气壮山河的宏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创了批判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新时代，启迪后昆，胡适就坦言自己深受教益。民国初建，蔡元培、唐绍仪、汪精卫等人为国人素质與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应而焦虑，告诫人们“数千年君权、神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呼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43]与《青年杂志》创刊号标榜的“科学与人权”前后呼应。此时的梁启超却抹煞新旧差别，说：“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征引外铄之新说，以欲挽内陷之人心……徒煽怀疑之焰，益增歧路之亡”。把确立传统伦常或名教中的“报恩”、“明分”、“虑后”三个道德规范看作紧迫的任务。[44]实际是要引导中国人成为安分守己的顺民。当年执舆论牛耳的启蒙大师的气势消失殆尽。与此同时，他与康有为、陈焕章、严复等联名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45]而在他所草拟的宪法草案中，竟规定：“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46]
共和国的公民当然应有道德素养，但更应有公民意识，且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会走入迷途。不幸，这时的梁启超忘记了尚未完成的启蒙诉求；而蔡元培等人虽有警觉，却没有专注此事的开展，徒然留下思想史的记忆，而与实事无补。可以合理假设，如果梁启超等人保持世纪初的批判锐气，致力于监督统治者和启发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新文化运动的火炬提早点燃，也许历史会呈现别样风情。

　　不应忘记的经验教训

　　友：中国大陆有个流行很广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革命派没有发动农民，更不敢解决土地和其他农村问题。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袁：这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典型。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比近代中国任何政党都高明，这个论断就出来了。我想，有两个情况是无法回避的：
　　1．革命派不是没有发动农民。当时纷纷进城的“民军”，基本队伍都是农民，大部分是破产农民，他们的组织形式或是土匪和会党，或是民团。他们一进城可就热闹了。扰乱社会秩序，所在皆有；有的只好动用武力包围他们，强行解散。养这些人很费钱；要遣散他们，费用也非常高；这是民国初年财政不堪重负的主要原因之一。
　　2．怎样解决中国农村人口爆炸问题？分田分地，即使不考虑这个过程的可怕的破坏后果，没有新的经济发展，也无法真正吸收这些过剩人口。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构筑全国市场体系，让农民融入现代经济。此外，不要忘记，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平分土地在那里于事无补。这是连袁世凯、梁士诒也知道，海内外学者早有定论的学术问题。
　　友：你认为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袁：我想，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不能说袁世凯脑子里没有新思想，晚清和民初的新政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实行的是开明政策；他是实行开明专制的典型。但从制度层面去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即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下一道“上谕（圣旨）”，也要先经军机处讨论，拟好稿子，再呈送皇帝圈定；最重大的问题还要开规模颇大的御前会议讨论。以袁世凯来说，废了国务院和国会后，大事仍然要经过政事堂和参政会讨论；但最后决定权在他手上，接纳意见与否，全凭他的决断。
　　友：这样的开明专制不是也有一些作用吗？
　　袁：作为一个强人，他确实稳定过局势，使贤任能，推动了经济发展。可是，有过英明决策的领袖，也可能作出匪夷所思的荒唐举措。不受民主制度约束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徐世昌说过一句话：“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47]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20世纪中国煽动个人崇拜的歪风从未止息;带来的灾祸确实罄竹难书。这样的愚民术居然还有市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友：历史的进程是合力；恐怕怪不了那一个人。
　　袁：这涉及另一个不应忘记的教训：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摆脱民族情绪羁绊，不要听信“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蛊惑，建立自由交流、自由讨论的文化更新机制。
　　重温民国史，我的感受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在劫难逃。那些历史人物，说到底是各式各样的历史符号，是环境和个性凝聚成的符号。环境无非是传统和现实的网络。东方各国社会转型的首要条件是摆脱传统的重负，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仔细想想，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那一个不是因袭传统太多而失败的？他们的失败不过是摆脱中国文化负面因素所付出的代价。这不是说个人的选择毫无意义。环境与个性因素孰轻孰重？不必在鳮生旦、旦生鳮的迷宫中打转。可以肯定的是：个人的行为方式，无法逃脱文化的羁绊。多从这个角度考虑，也许可以避免以痛骂某人为满足，而更多注意个人言行后面的历史教训。
　　如果这个说法有点道理的话，那些把中国现代化受阻归罪没有认同传统的说法就纯属过慮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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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民国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

——傅国涌答《亚洲周刊》记者张倩烨




1.您写了很多被读者熟识的民国时期历史，为什么会挑选这个时期作为研究对象呢？



傅国涌：这是自然形成的。我小时候就对历史有兴趣，对整个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感兴趣，20岁以后兴趣逐渐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个阶段离我们所处的时代最近，我希望能在历史中找到一些线索，我们的时代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可以说，晚清民国史就是我们的昨天，与我们今天的关系最密切。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那一段历史的延伸，我们的今天的遭遇都已在那时埋下伏笔。



2.《追寻失去的传统》记载了很多民国时期报人的故事，那个时期的媒体环境与今天的中国大陆媒体环境是否有相似之处？有媒体人认为长平等媒体人秉持了“文人论政”的传统，您认为“文人论政”的传统在今天是否还存活？



傅国涌：今天的媒体环境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是党媒的一家天下，所有的报刊都是党报或它的子报子刊，电视台更不用说了，主要是喉舌，娱乐作为补充，相对开放的网络也受到管制、审查，整个大陆的言论空间十分狭小。媒体的自由不仅是发表文章、表达观点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创办载体的自由，能够自主、独立地创办报纸、电视台、网络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至少今天在大陆还不具备这样的自由。你说到长平，在我看来，他秉持的不是晚清民国的文人论政传统，原因是没有这样的空间，即使你满腹经纶，一腔热血，你也没有言论报国之门，从王韬、梁启超到邵飘萍、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他们可以在自由的心态下议论国事，既可以发表尖锐的批评，也可以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在论政之时他们的心灵是自由而舒展的，没有特别的恐惧，也很少有什么禁区，虽然也遭遇外部环境的压力甚至遭杀戮，但整个言论空间始终还在。这是文人论政的前提，我曾提出文人论政的前提，包括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独立媒体的存在尤其是一个基本前提，长平们面对的这个时代，根本没有独立的媒体，都是些官媒，他最多只能发表一些比较大胆一点、不受当局欢迎的言论，与文人论政还有很大的距离。可以说，长平和部分当代中国的媒体代人今天能做的只是秉持最后一点的良心，在艰于呼吸的管制夹缝中挣扎而已。1949年后的中国如果说还有文人论政的传统延续，应该也是在1950到1970年代的台湾、香港，比如60年代前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的那些文字，六、七十年代查良镛在《明报》的社评，他们的笔下有新记《大公报》时代文人论政的余韵。今天的大陆，没有一家媒体算得上有民国遗风，没有自由的空间，就像人没有了空气一样，文人论政无法存活，如果有也只能在香港、台湾或互联网上。



3.如果只从社会的精神气质层面来看，您怎样评价民国与当代？据您的理解，“民国范儿”是怎样一个概念？



傅国涌：如果用一个词来评价民国，我首先想到的是“从容”。民国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有人追求激烈的共产主义，有人追求温和的自由主义，有人追求国家主义，有人相信实业报国，有人相信新闻报国，有人相信科学报国、教育报国，很多人为了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即使明天可能被杀头也不在乎，仍然从容面对，许多左翼青年就是这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然这还不是本质原因。本质上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社会还是多元的。知识分子还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你喜欢做什么可以往你那个方向去做。所以有些人搞乡村建设，有些人搞平民教育，有些人办实业，有些人办学校，各自可以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人们可以按自己的理想、愿望去努力，也做出了各自的成绩，在实业、金融、教育、乡村建设等方面，整个社会的空间还在，

    民国时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国家没有完全扼住社会的脖子，虽然也凌架在社会之上，但社会还活着，还有相当的公共空间。说到底，无论北洋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都还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国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吞没了。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国家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灭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是存在的。学校还是教育家们办的，报纸还是报人办的，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那一块，政客做政客的，各管各的。中国人喜欢用那句话，“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时代往往出现在这个社会表面上比较乱的时候。正因为它乱，很多掌握权力、掌握枪杆子的人，他们的精力都放到战争、抢夺权力上面去了，还顾不上文化等领域，这就给社会留出了空间。

我认为民国是继春秋战国和魏晋时代后，中国历史上难得一现的开放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只能用浮躁、娱乐与恐惧来形容，本质上是一个恐惧的社会，这种恐惧来自爱与信仰的缺失，更是体制对社会的威吓。今天的体制是一个维稳型或打压型的体制，@@部、@@部、@@部、@@部、@@@、@@……所有的行政机器、暴力机器织成了一张维稳的天罗地网，每一个人的安全都可能随时受到威胁，人人活在恐惧之中，无论当官的还是平民，即使高官也不能难免。“民国范儿”，或者可以说是民国的形象，那是从容的、个性的、坦荡的、阳光的、常常超越了恐惧的，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那样猥琐，这份从容来自于王纲解纽、千年皇权被打破的一种释放感，也是晚清以来与世界接轨，呼吸到外部世界带来的开放感，同时也是仍然保持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没有断裂的一种淡定。相比之下，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压抑，高度的压抑，这是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



4.与民国相比，今天的中国在精神层面是否有所超越？

傅国涌：一点也没有，除了技术与物质层面。我们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有了高铁，物质上进步了，但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被摧毁了，八十岁的老人摔倒在地上，都没人敢去扶。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制度层面的缺陷，这可以通过制度转型，通过立法，在较短的时期得到解决，更严重的是精神价值层面的失落，这不是一代人、二代人可以完成的。



5.有人认为，当下社会对民国的追捧其实是一种怀旧，其实每个时代都会对上个时代有所怀恋？

傅国涌：孔子评价他所在的时代，说是“礼崩乐坏”，但至少那时还是有道德底线的，我们的时代太坏、太烂了，没有底线了，我们还不敢说是不是已经见底了。

不排除社会上确有普遍的怀旧情绪，这也是对现实普遍不满、失望的投影。我不认为每个时代都怀恋上一个时代。至少，民国时代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因素。它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文化转型期，旧的东西没有断，新的东西进来了，很多知识分子既有国学的根底，又接受了西方文化，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而且那个时代也能够容忍这些知识分子的个性。兼容并包并不只是出现在蔡元培的北大，民国在很大程度上包容了毛泽东这些要终结民国的人。那个时代虽然有内战，有外敌入侵，时局动荡，但一般中国人还是活得有尊严、有体面的。正因为当下的环境存在各种问题，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像那个时代的人那样去做事，自然就产生了怀旧的情绪。追捧民国是一种回望，在我看来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是一种路径依赖，或者说试图重新嫁接在那些已建立的传统上，从这个意义看，那就是通向一个更美好的自由、开放社会的起点。





6.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认为“民国范儿”是一种精英阶层的特质，是以剥夺了底层民众的各种利益为代价的，以最近兴起的民国教科书为例，有人认为这是精英化的东西，普通儿童的受教育机会被剥夺了。您怎么看？



傅国涌：这是长期洗脑教育的结果，这个时代一直在遮蔽民国，真正的民国现在还活在台湾，去看看就知道了。怎样定义精英？什么是精英化？这是一个问题。精英化不是坏事，精英也不是一个贬义词，精英就是具备独立思考、独立行动能力，并且愿意为这个社会承担责任的人。这样的精英化没有什么不好，社会应该不断地往这个方面靠，而不是相反，往民粹的方向拽下去。社会是需要不断提升、不断超越的，目标是更高的文明层次。民国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具有正常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社会的底层可能通过努力向上流动，成为中层甚至上层。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传达的只是一个文明的底线，不存在精英化的问题。民国实在是被遮蔽得太久了，以至于现在看到这些久远的真实的东西，有的人会感到恐惧。我们当下最大的问题就是是超越内心的恐惧，从容地面对世界，面对这个极度压抑的缺少自由的时代。

教师之友网

辛亥革命“失败”辨析



李新宇



摘要：辛亥革命一直被认为是失败的，但成功与失败的标志应该是革命目标实现与否，辛亥革命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就应该是成功的。临时大总统之孙下袁上不应是革命失败的标志。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辛亥革命十年后才正式提出的，后人不应要求前人完成后来才提出的任务。革命带来的并非只是“假共和”，民国也并不只是“招牌”。

关键词：辛亥革命；“失败”；帝制；共和



说起辛亥革命，多年来的历史叙述一直在强调它的“失败”。无论大中学校的课堂讨论，还是专家学者的学术论著，常见“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类的论题,似乎“失败”已是无须论证的前提。但是，辛亥革命真的失败了吗？应该如何认识它的“失败”？带着这样的问题回到历史现场，却很容易发现一些结论事实上经不住推敲。



一

翻阅一部又一部的教科书与工具书，可谓异口同声，都在强调辛亥革命的“失败”。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大多是这样说的：“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从而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1](410)“辛亥革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资产阶级共和国存活了不到一百天就夭折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留给人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2](84)工具书也告诉人们：“这次革命是经过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而取得了胜利。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利益，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据了政权，革命遂告失败。”[3](78)

然而，人们只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些个人或集团的需要出发；只要不把后来才有的革命任务强加给前人；只要不要求革命一夜之间就带来一个成熟的共和国；就应该承认，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而且，如果计算革命成本的话，辛亥革命以小代价获得大成功，可谓革命史上的奇迹。

判断一场革命是否成功，应该有一个客观标准，而不应依据个别人或个别团体的主观感受。这个客观标准可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但也可以是一个简明的标志。这个简明标志是：革命目标是否实现。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什么？谈到这个问题，人们会马上想到孙中山制订的革命纲领。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际，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4](78)。研究这个纲领不难发现，四句十六个字，主要是两个内容：一是“驱除鞑虏”，即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二是“创立民国”，即结束帝制、创建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前者是民族革命，后者是民权革命，这是一些革命理论家如胡汉民等都详细阐明过的。至于“恢复中华”和“平均地权”，前者是推翻满清的附带结果，后者则是未来的蓝图，需要在革命成功之后去实现。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虽然常被说成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通过其革命组织同盟会领导的，但考察革命的事实，从武昌首义到各省独立，同盟会领导的地方并不多。所以，十六字纲领也罢，三民主义也罢，并不是发动起义的新军或宣布独立的咨议局所共同遵循的。同盟会之外的其他革命团体，如光复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大多没有接受“平均地权”的纲领。革命之际，即使是同盟会领导的地方，如上海等地，也没有把“民生”或“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目标。综观各省独立的情况，其革命目标集中表现为两个：一是民族主义目标：推翻满清统治；二是民权主义目标：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个别的地方，则只有“一民主义”：推翻满清统治。除此之外，辛亥革命没有其他目标，也没有其他必需完成的任务。

既然如此，帝制终结了，民国建立了，就应该是革命已经成功。一定要称之为“失败”，是说不过去的。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发动了10次起义，都失败了。那是真正的失败，标志很明显：革命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且被革命对象所打败，革命者或者牺牲，或者逃亡，而革命的对象岿然如故。但武昌起义不同，它不仅打败了清军，赶跑了清吏，还守住了武昌，建立了全国革命的中心根据地。各省的独立运动除山东之外也都是成功的。正因为各省革命的成功，才有了最后的清帝退位和专制帝制的终结。从1911年10月10日革命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没有血流成河，就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推翻了清王朝268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秦王朝之后2120年的君主专制，创建了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实现了革命的基本目标。这样的革命还不算成功吗？

按照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说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那么，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帝国”变为“民国”，国家主权已经从皇家手里转移到了国民手里。无论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还是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是否真正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但从法律形式上讲，他们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来自代表民意的票箱，而不是来自暴力掠取或政变劫夺。这就是国家政权性质已经改变的根本标志，也是民权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社会之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水岭。

至于革命之后是否能够进一步完善民主共和制度，历史进程是否会出现波折，那已经不属于辛亥革命的范畴。根据通例，即使革命胜利后出现波折，甚至是复辟和倒退，也不应该影响对革命本身成败的认定。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了“热月政变”，反反复复好多年，没有人因此而说法国大革命是失败的，历史学家论及那段历史，也从来未见“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样的说法。



二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在重复着这样的意思：辛亥革命成功了，又失败了。赶跑了皇帝，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孙中山辞职，政权落到袁世凯手里，是辛亥革命的失败。

只要认真思考，就不能不对这种论断有所质疑。革命实现了其基本目标，但临时大总统由孙中山做就是革命成功；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就是革命失败；这“成功”与“失败”的标准是什么？两个临时大总统制，都是选举产生的，这一个就职就是革命成功，那一个就职就是革命失败，其中道理何在？

不错，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改朝换代中，所谓成败都是这样论定的，推倒旧王朝不算成功，只有某一家夺得了天下才是成功。如果天下被别家夺走，这一家就失败了，就要再革命。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推倒旧王朝往往并不困难，更多的战乱发生于各路英雄的中原逐鹿。可是，对一场并非为某一家夺取天下的现代革命来说，这种成功与失败的判定标准就值得怀疑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

一、孙中山的失败是否应该等同于辛亥革命的失败？

熟悉历史事实的人们都应该知道，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是革命党人和独立各省的一致承诺，也是辛亥革命实现其革命目标的重要环节。在革命过程中，虚位以待袁世凯，是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已经形成的决议。孙中山回国之后，这一决议并未变更。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是有条件的：必须声明承认“暂代”，一旦袁世凯完成终结帝制的任务，就仍然由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而且，各省代表之所以接受黄兴的提议选举临时大总统，而且大多投了孙中山的票，重要原因是要以此督促袁世凯加快推倒满清、结束帝制的工作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只是要拿孙中山临时充当一下激励袁世凯的工具，而没有打算真让孙中山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正式选举大总统，孙中山也许未必当选。正因为这样，孙中山当选的当天，就必须致电袁世凯，声明自己只是“暂代”；在就职之时，又必须宣誓承诺到清帝退位之后就把位子让出来。所以，在袁世凯完成终结帝制的任务之后，孙中山必须兑现承诺。

面对这种情况，把孙中山辞职看作革命失败的标志，是没道理的。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帝制终结与孙中山辞职注定要同时发生，所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呈，恰恰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标志。如果与孙中山辞职相伴随的是皇帝复辟，“失败”当然说得通。但事实却是与孙中山辞职相伴随的是清帝退位和帝制的终结，将其称之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实在不合情理。两任临时大总统都是各省代表选举的，一个辞职，另一个继任，成了革命失败的标志，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它只是某个派别感受，并非全体革命党人的认识，更不是作为辛亥革命主体力量的独立各省的共同认识。从某一狭隘的派别立场出发，一定要把它说成失败，结果是抹杀了当年的参议院，抹杀了独立各省的意志，抹杀了当年的舆论和民意，并且把革命本身弄得面目全非。

追寻这种说法的源头，来自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追随者们的失败感，形成于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建成自己的“党国”之后。因为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对立，因为要寻找从二次革命的合法性依据，也为了以党国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民众，统一全国之后的国民党展开了一系列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机关、学校都要做总理纪念周、学习总理遗嘱；国民政府大兴土木，在南京修建中山陵，为孙中山举行隆重葬礼；孙中山的名字不能喊了，开始被称为“国父”。在这个背景上，党国史家不顾辛亥革命的复杂性，一厢情愿地把革命领导权统统归于孙中山。无论民国史还是辛亥革命史，都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主线，那些与孙中山没有关系的革命者统统都被忽略或淡化。而且以孙中山的是非为革命的是非，以孙中山的成败为革命的成败。那些思想观点与孙中山相左的人们统统被贬抑，包括同盟会的领袖人物黄兴、宋教仁等，包括革命元老章炳麟等，都被人为地矮化，凡与孙中山存在分歧和争论之处，都不能得到公正评价。参与革命的前立宪派等，被遮蔽、被贬低就更不在话下了。沿着这样一种思路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革命胜利之后当然应该由“国父”掌权。否则还算什么“国父”！所以，“国父”就任临时大总统，自然是革命成功；“国父”被迫下野，革命自然就失败了。

可是，时至今日，我们却必须明白：把孙中山的失败看作辛亥革命的失败，那只是一党一派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史家应有的客观态度。

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是否标志着革命的失败？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辛亥革命的主体力量是由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团体构成的。他们在推倒满清、结束帝制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但政治理念、思想基础和革命风格大不相同，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也不相同。简单说来，影响最大的是两股力量：一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炳麟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二是以汤化龙、谭延闿、汤寿潜、张謇等为代表的立宪派。前者一直坚持激进的暴力革命道路，本部在海外，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是在边远省份组织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同时进行暗杀活动，给朝廷官员制造了恐怖，打击了统治者的气焰。后者则本来致力于立宪，因为清廷竭力拖延，才绝望而在革命爆发时转而支持革命、赞成共和，但在革命中仍然属于稳健派。“革命派之外，立宪派是唯一最进步的民主力量，他们在呼吁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人民的民主权利，挽回利权，保路斗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兴办近代教育文化事业，建立各种社会团体，启迪人民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均走在社会的前头。”[5](472)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党人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以各省咨议局为代表的原立宪派举足重轻。这两派之间虽然有差异，有矛盾，但在革命中常常是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让汤化龙打响第一枪是不可能的，让状元张謇、会元谭延闿去引爆第一颗炸弹也不可能，但在革命党人打响第一枪之后，他们却愿助一臂之力推倒帝国大厦。这一臂之力是决定性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各省独立才大多那样顺利，革命成果才得以巩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孙中山与黄兴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各部总长9个席位，原立宪派占了6个。其实，孙中山与黄兴更愿意使用自己的同志，同盟会那些青年领袖也不乏才干，但在最后，还是不得不尊重革命的功绩和影响，只好让原立宪党人占了多数席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主要代表了他们的意愿。因为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立宪派更了解袁世凯，也更信任袁世凯。无论是独立各省的都督们，还是他们派驻南京的代表们，在革命之前，很少有人见过孙中山，也很少有人了解孙中山。对于袁世凯，他们却无不知晓。所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是参议院全票通过的。一个多月之前孙中山当选，并未获此殊荣。参议院公告称袁世凯是“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他们并非没有想到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但在他们眼里，孙中山只是“暂代”，当然不是“中国的华盛顿”。而袁世凯虽是继任，却仍然是“中国第一华盛顿”。国民党的史家常常为此愤愤不平，但在当时，同盟会议员却也没有反对。

历史的现场是需要尊重的，史家应面历史现场。袁世凯在后来臭名昭著，但在辛亥革命时却如东方红日。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袁世凯的身份有一个变化过程。出山之初，他的身份是革命的镇压者，但并未真心用力镇压。南北议和开始之后，在国人的眼里，他已不是革命的对立面，而是成为革命阵营的另一个方面军。他虽然没有像黎元洪、黄兴等革命领袖最初期待的那样反戈一击、直捣黄龙，却在最后与黎元洪、孙中山等一起完成了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历史任务。正因为这样，包括同盟会领袖在内，当时都把他看作“共和元勋”。革命党人庆祝革命成功的那些传单，印了“共和三元勋”或“共和四元勋”的画像，其中都有袁世凯。所谓“三元勋”，是黎元洪、孙中山、袁世凯。所谓“四元勋”，加上了黄兴，是因为有人为他抱不平。对于袁世凯的贡献，当时的人们并无异议。袁世凯后来恢复帝制，为千夫所指，但史家面对历史，却不应以后非而抹杀前是。

查看当年的文献和报刊，袁世凯做总统可谓众望所归，并不像后来的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是“篡夺”或“窃取”。说袁世凯“窃国”的人是有的，但那是清皇室的人，坚决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人，还有几个在进入民国之后拒绝与民国合作的顽固遗老。至于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是没人说袁世凯“窃国”的。因为当时的人们知道，宗社党和遗老们说袁世凯“窃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确中连哄带吓，才说服隆裕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清帝退位，政权又落到了他袁世凯手里，这的确有“窃国”之嫌。但对于革命者而言，袁世凯“窃国”，是从清皇室手里“窃”的，而不是从革命党人手里“窃”的，而且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一起督促他“窃”的。正因为他“窃国”成功，革命党人才为他欢呼，参议院才全票选举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际，虽然宣布了民国成立，但革命并未成功，因为清帝尚未退位、帝制尚未终结。辛亥革命的成功以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为标志。如果因为使清帝退位的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就不愿直面这一事实，像对待武昌首义一样，因为它不是同盟会领导的就努力贬低它，是不应该的。讲辛亥革命必须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主线，那是1927年后国民党的党国意识形态的产物，时至今日，不应让它继续遮蔽历史。



三

翻阅一部又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史著，查看一本又一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归纳起来，“失败论”的经典论据除了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外，另一点就是“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的确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甚至根本就没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然而，这同样不能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证据。因为辛亥革命本来就没有把反帝反封建作为革命目标，也没有把它作为必需完成的历史任务。

无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还是其他革命团体，无论武昌首义将士还是各省独立后的都督们，也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原立宪党人，当时都没提到过“反帝反封建”，更没有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在中国人的语汇中，还没有“反帝反封建”这个说法，更不可能以此作为革命的历史任务。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七八年之后才由苏联人提出的，而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国人，则是在辛亥革命十年之后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大会上。苏联的十月革命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晚了六年，而列宁和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个论断又晚了两年，所以，辛亥革命中的革命者无法跨时空去接受这个历史任务，当然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后人要求前人完成后来的任务，实在是强人所难。因为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就说革命失败了，更没道理。

辛亥革命中的革命者大多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当时已经有了，但与后来反对帝国主义时的“帝国主义”含义有所不同。所以，尽管革命派与立宪派都不乏学识渊博之士，却没有人明确知道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他们当时没有把列强看作帝国主义。即使有人知道某些列强应该算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没有人把列强当作中国革命的对象。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努力与西方列强和平相处，而且列强正是革命者要学习的榜样。为此，无论革命党人还是原立宪党人，都在努力与义和团划清界限。在宣布独立的地方，军政府发布的布告中，首先要声明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当然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回顾历史，不仅是辛亥革命那代人不懂反对帝国主义，即使到了五四时期，青年学生也仍然不熟悉这个口号。王统照曾经说过：“那时还没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集中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以及惩办卖国的军阀官僚。”[6](246)这样的话邓颖超也说过。张国焘则说：“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道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7](195)辛亥革命比“五四”早了八年，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就不奇怪了。

至于“反封建”，当时的人们也没有见过这样连在一起的词语。革命者当中不乏读书人，“封建”二字是熟悉的，但如果让他们反封建，他们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两千多年前已经被秦始皇反掉了，接下来的两千多年是被称作郡县制的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对于那代人来说，没有几个人愿意在步秦始皇之后尘，追随他去反对两千多年前的封建制。在当时，即使是张謇、谭延闿那样饱读诗书的状元、会元，也不知道与封建不相容的专制制度可以被命名为“封建”。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他们身上，而是直到3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经是知识界众所周知的话题之时，多数学者也不赞成把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称作封建时代。

面对这种情况，指责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且以此证明革命是失败的，无法令人信服。即使那任务是应该完成的吧！也没有人因为美国革命没有带来女性的选举权而说它是失败的。



四

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是革命理想并未实现。其典型的说法就是革命后创立的民国是“假共和”。

参加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蔡济民有两句诗：“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因为这种失败感出自革命党人笔下，自然成了革命失败的证据，被广泛引用和传播。——如果革命不是失败的，武昌首义的元老为什么如此失望？

其实，革命党人在革命之后的种种感慨，是需要分析的。革命元老吴稚晖曾经说过，革命党人开始时是真心真意想把中国人从井中救出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许多人自己掉到井里，恢复了祖宗的原形，所以才使得中国在原地踏步。革命之后，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理想，甚至后悔起来，对自己的革命追求进行否定。原因不难理解，旧秩序打破了，新秩序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种种“乱象”让人失望。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只能开启一个“民治”的时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民治”的时代。沿袭数千年的帝制虽然废除，但它已经是一种传统，要彻底告别，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一些革命者却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开始时是对历史前进的艰难缺少思想准备；面对乱象又见异思迁，自我否定，甚至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金苹果。

在这一方面，蔡济民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书愤六律》充满了“但凭拍马博封侯”、“屠狗不如烹狗贵”之类对官场现象的不平；也充满了对新时代“无分上下皆平等，莫辨公私是自由”之类现象的看不惯。同时也明显表达了作为革命者的某种悔意：“为除虏政挽神州，翻不如前更可羞”；“铁血铸成真大错，头颅拚却反无光”；“早知结束如斯苦，翻悔当年种恶因”……他甚至写下了“回忆满清惭愧死”的句子，觉得自己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实在是错了，早知如此，悔不当初。[8](276)

自我反省的精神是可贵的，但这样的反省却暴露了一些革命党人思想基础的薄弱。他们虽然参加了革命，但并不理解革命的意义，对帝国向民国转型的艰难更缺少思想准备。

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表现在当时许多人身上。恢复帝制的呼声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上出现的。革命之后，社会失序，道德失范，新旧交杂，让人无所适从。一些人继续往前走，一些人则试图退回去。当年的不少革命党人选择了退回去。“筹安会六君子”众所周知，多数本是革命党，却竭力鼓动袁世凯恢复帝制，原因也是觉得革命后不如革命前，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

那么，辛亥革命带来的共和国当时到底怎么样？只要尊重历史事实，就应该承认，制度建设的效率和成就都是不应抹杀的。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是皇家的，百姓只是皇家的“子民”。皇家对子民的管理和支配，可以随意而为。尽管明智的皇帝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常常要约束自己，但最终只能靠他的自律。至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对待子民，大臣虽有权建议，但最终还是皇家说了算。因为作为臣子，即使官至宰相，也仍然是为皇家办事的，并不分享皇家独有的国家主权。民国建立之后，这一切改变了。虽然民主共和还有点名不副实，所以常被称作招牌，但即使是招牌，有这块招牌与没有这块招牌，却是天壤之别。《临时约法》被一些人说成是纸上的约法，意思是未能落到实处，但即使未能完全落实，有这张纸与没这张纸，也大不一样。《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9]政府官员称作“公仆”，国民被看作主人，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使得执政者难以为所欲为。尽管民国初建，官员和民众大多依然故我，但因为有了制度保障，变化也在迅速发生。比如，官员不敢继续以“老爷”自居，一些民众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正因为这样，即使是政治强人袁世凯，想扩大自己的权力，也不敢放手去做，而是不得不偷偷摸摸，做出守法的样子，从修改《约法》做起。即使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上海地方法庭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不愿出庭受审，也只能装病推脱，而不敢公然违法。由此可见，民国这块招牌，约法这九纸，并非全无作用。

正因为这样，民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政党和民众团体迅速发展。建国不到一年时间，在民政部注册的政党和团体就有了一百多个。各派代表发表自己的政治纲领，竞选国会席位，通过国会争取自己所代表的国民的利益。这是现代国家应有的政治景象，说明辛亥革命创造的国家的确是一个主权在民的新国家；革命的确带来了一种新制度——民主共和制度。中国从此有了国会，有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开始建立一整套的现代国家体制。民众在报刊上纷纷议论国事，在行动上为国分忧。包括后来五四运动那样的事，也只有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才能发生。

因为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舆论监督的力量迅速发展。不过一年多的时间，民间的报纸就有了500多种。从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之后报刊与执政者完全不同的声音，到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全国各大报同时开天窗，都可以看到当时舆论界的健康发展状况。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白话取代文言，也只有在民主共和制度之下才可能成为现实。正如当年胡适所说：“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这个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独秀说：适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就驳得烟消灰灭。这话是很有理的。”[10](122)

作为一个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存在缺陷是必然的。但因为有民主共和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即使执政者不习惯共和制度之下的公务员规范，不自觉地就要按照帝国的规矩办事，也仍然受到约束。直至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之前，总统、总理和总长们虽然不时犯错，却也在努力适应新制度。因为有国会，有约法，他们不敢为所欲为。袁世凯最后想改变制度，也是犹豫再三，一再试探，直到坚信帝制符合国情、顺应民意之后，才做出决定。但他估计错了，没想到共和已经深入民心，国民的力量已经很大，所以陷入灭顶之灾。帝制运动失败这一事件本身，也告诉人们：共和不是假的。

所以，忽略或贬低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抹黑所谓“北洋军阀政府”，丑化摇篮里的共和国，都是不应该的。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确是个早产儿，先天不足。又因为各方面缺少必要的准备，历史没有为她准备下合格的国家公务员，也不可能为她准备下合格的现代公民，所以营养不良，身体瘦弱，但她曾经一天天长大，而且焕发光彩。如果懂得珍惜，养护得法，她未必不能健康成长。遗憾的是，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珍惜，认定她是假的，就连为缔造她而流过血的革命党人，也对她弃置不顾了。

关于民初的政治景观，在后来的权威学者笔下真是糟糕透了：照搬西方模式，未能顾及中国国情；普选徒具形式，与广大群众无关；多党制导致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吵吵嚷嚷，政客们争权夺利；最后是袁世凯恢复帝制……

其实，这种指责早在革命之后不久就出现了。翻看满清遗老们的书信、日记和言论，可以发现后来的指责一点也不新鲜。因为只要习惯于专制秩序，就不欢迎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追求。就是当年曾经拥护新政、鼓吹过科学的新派人物，也不习惯共和制度之下的元首频繁更迭、政党你争我吵的景象。但究其实质，所谓“民初乱象”，却是传统政治权威崩溃和权力重心下移的必然结果，昭示的恰恰是辛亥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初级阶段的民主共和也许并不规范，却是变革的必经阶段，反映着当时国民政治意识的活跃状态。即使是当时就备受指责的“八百罗汉”之朝秦暮楚，即使是今人一再嘲弄的今天脱甲党，明天入乙党，一人跨数党的组党现象，也是中国政治不再被垄断的象征。那种“乱哄哄”的现象，在习惯于专制秩序的人们看来，当然不如皇上一言九鼎、臣子惟命是从更和谐。但只要不以专制帝国之是为是，就应该承认，民主化的过程是无法避免“乱哄哄”的。它不仅显示着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新景观，而且进一步孕育着国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热情。总之一句话，政治上的乱哄哄不但不是革命的失败，而是革命成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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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M].中华书局,1994.

[[2]] 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中国革命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M].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4]] 孙中山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1.

[[5]]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M].人民出版社,1993.

[[6]]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7]] 张国焘.我的回忆[M].东方出版社,2004.

[[8]] 蔡济民.书愤六律[N].中华民国公报,1912-07-18.

[[9]] 临时政府公报.第335号.1912-03-11.

[[10]] 胡适文集:第1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载《湘潭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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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训”还是“经验”？

——从《阿Q正传》看辛亥革命之“没有发动群众”



李新宇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有若干，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放手发动和依靠群众”。特别是农村的劳苦大众，完全被遗忘了，没有被发动起来去摧毁旧势力。半个多世纪以来，教科书一直是这样讲的。直到今天，主流学者的观点依然如此：“它的重大弱点是没有依靠并发动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没有实现农村的大变动。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文汇报》2011年3月1日。）

    考察当时的实际，劳苦大众没有被发动起来，这是历史的事实。在个别地方，有人自发地行动了起来，却没有得到革命党人的支持，这也是历史的事实。然而，这种情况，对于那场革命本身是好事还是坏事，却值得重新思考。



1

    我的一些想法，最初是从阅读《阿Q正传》开始的。

    辛亥革命十年之后，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到了这种情形：革命消息传来，未庄底层大众的代表阿Q要革命了。

    阿Q革命，决非偶然，因为他进城参与盗窃而获得的衣物此时已经卖光、花完，重新回归贫困地位。正是这种生活处境使他成为潜在的革命力量，只要有人发动，就可以投身革命队伍。然而，革命党人却没有理睬这位最有革命积极性的“同志”，甚至直到最后也没去发动他。

    不过，阿Q不需要发动，自己也可以行动起来。在鲁迅笔下，情形是这样的：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鲁迅看得清楚，如阿Q者，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头脑中的所谓思想，只有统治者给予的那一套：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与统治者为难，自然就是与他这样的大众为难。所以，阿Q在思想意识上必然是反对革命的。然而，这只是阿Ｑ本色的一个侧面，还有另一个侧面是：革命使举人老爷害怕，使全村“鸟男女”慌张，这就使阿Ｑ觉得痛快，并且因此而神往革命。更为重要的是经济：“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这一切，使革命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一旦决定革命，阿Ｑ感觉自己就是革命党，而未庄人则都成了他的俘虏。得意之余，他大喊“造反”，结果是赵太爷改口称他“老Ｑ”，赵白眼惴惴地喊他“Ｑ哥”，这一切都使他尝到了革命的甜头，助长了他的革命理想。“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鲁迅用如此简单的句子，概括了阿Ｑ的革命理想。

    没有革命党人的发动和领导，阿Q自己找不到革命的门路，但这对阿Q革命影响不是很大。在鲁迅的笔下，阿Q高喊过“造反”之后，第二天起得很晚，走到街上，一切并未改变。因为肚子饿，他才再次想起了革命，于是“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开步，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他要革命，想到的却只是尼姑庵。因为这里有他成功的经验：当年他因为调戏吴妈而失业之后，要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却放弃了酒店和饭店，爬墙进了尼姑庵，革走了两个萝卜。这次要革命，当然还是去尼姑庵。

    然而，当他敲开尼姑庵的大门时，情况却是这样：

　　阿Q连忙捏好砖头，摆开马步，准备和黑狗来开战。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并无黑狗从中冲出，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

　　“你又来什么事？”伊大吃一惊的说。

　　“革命了……你知道？……”阿Q说得很含胡。

　　“革命革命，革过一革的，……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

　　“什么？……”阿Q诧异了。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在阿Q之前，来的是假洋鬼子和秀才。辛亥革命在未庄的领导者是假洋鬼子。革命在城里发生之后，他在未庄响应，联合秀才一起革命。革命的对象在哪里呢？他们想起了尼姑庵那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于是就来砸掉了。假洋鬼子的确没有发动阿Q，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阿Q。

阿Q本来是看不起假洋鬼子的，但到了革命时期，却只好委屈一些，硬着头皮前来相投。然而，假洋鬼子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把他赶出了大门。

    后来的教科书说，鲁迅的这些描写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局限：“不准革命”。也就是革命党人没有发动群众，使最有革命性的农村无产者被关在了革命的大门之外。而鲁迅小说的可贵之处，也在于写出了辛亥革命的这种局限，等等。

    可是，只要超越那种与阿Q认同的阶级立场，超越斗争至上和暴力至上的评价标准，就不难产生这样的疑问：革命党人没有发动阿Q参加革命，没有依靠阿Q那样的下层群众，真是坏事吗？



2

    鲁迅讽刺了假洋鬼子，但也写了阿Q的弱点。因此，过去的教科书总要指出鲁迅的局限性：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196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曾经强调过：“是阿Q同志！不是阿Q混蛋！”鲁迅没有认识到“阿Q同志”的伟大，自然是他的缺点。

    鲁迅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曾经参与绍兴光复，曾经挎刀与学生一起上街，曾经迎接革命军进城，并参与组建新政府。作为革命的参与者，他在小说中以嘲弄的笔调描写了自己的某些同党——假洋鬼子之类，由此可见他对一些革命党人弱点的反思。他也写了辛亥革命在中国社会底层未庄的表现，革命的确没有给未庄带来大震荡。这里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生活一如既往，老百姓该做什么还做什么，继续自己的日子。作为革命党人的假洋鬼子，作为新一代士绅的秀才，相互之间没有对立，而是相约去革命。过去的教科书说，秀才应该是革命对象，假洋鬼子是革命的投机者，他们两个相约革命，反映的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且不说它是革命成功的原因还是革命失败的原因，只看事实本身，小说写的确实是辛亥革命的基本事实：各地发生的革命大都是革命党人与地方士绅一起搞的。说假洋鬼子和秀才“投机革命”，证据是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假洋鬼子所做的，只是为秀才弄了一块自由党的证章，然后是两人相约到尼姑庵去砸了那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未庄没有总督、巡抚，没有道台、县令，没有抵抗革命的清军，革命党人在这里能干什么？需要干什么？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满清，结束帝制。未庄没有满人，与帝制相关的只有这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他们砸掉这块龙牌，应该说是已经尽到了革命的责任。后来的教科书引导人们把秀才父子当成革命对象，似乎革命者应该去斗地主、分田地，但如果那样，鲁迅写的就不是辛亥革命了。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中，鲁迅的思想状况当属“中间偏左”。所以，他对“咸与革命”不甚认可。而且，小说的写作时间是辛亥革命过去10年之后，时代已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大事件，鲁迅本人也已经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在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回顾辛亥革命，很容易看到它的弱点，看到因“咸与革命”导致的后果：历史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过多，而新时代的新气象太少。所以，鲁迅对“咸与革命”、“带兵的还是老把总”等现象持怀疑态度。但是，作为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他并不认为没有帮助阿Q实现革命理想就是革命党人的历史错误。

    关于这一点，从50年代到70年代，教科书都对鲁迅有所批评，认为他当时思想还有局限性，没有认识到革命必须依靠劳苦大众。当时的文化掌控者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不愿全面肯定鲁迅的思想，一方面又必须维护鲁迅的神圣性，所以不说鲁迅落后或反动，而只是说他没有看到下层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其实，阿Q的革命积极性，鲁迅看到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楚。它集中表现在阿Q的“土谷祠革命畅想”：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Ｄ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Ｄ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对人，是残酷的屠杀；对财物，是疯狂的掠夺；对女人，是尽情挑选与占有。“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这都是中国几千年循环往复的传统戏。这样的革命，是鲁迅不愿看到的，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多数革命党人所不愿看到的。所以，他们不愿看到阿Q革命，更不愿让阿Q在革命中实现其理想。因为无论革命党人还是原来的立宪党人，都不愿让旧戏重演。

    他们的这种选择，让这片土地少流了许多血，让社会多了一些稳定。后来，鲁迅像许多革命党人一样，觉得由于这稳定，社会过多地保留了旧东西，没能让历史的污泥浊水受到应有的荡涤。但他与后来的革命言说不同，在他看来，即使发动阿Q们起来革命，激烈固然激烈，可以天翻地覆，但乘势泛起的，却依然是旧世界的污秽。

    所以，一些研究者说鲁迅前期思想还不够先进，有局限性，不相信群众，等等，这一切都言之成理。不过，到底怎样是先进，怎样是落后，怎样是提高，怎样是降低，却是另一回事，需要放在文明与野蛮的大坐标上去考量。



3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一场动荡和破坏都比较小的革命，是杀人最少的一场革命。

    结束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却没有血流成河，没有付出太多的生命代价，成本最低，是中国历史的奇迹。

    究其原因，大概不外这样几点：立宪派的参与，世界力量的制约，革命党人的文明程度。

    正是这些，使这场革命以最小的牺牲，完成了最伟大的事业，也大大降低了革命的破坏性。

    考察当时的革命党人，大多有点人道精神，并不以破坏和杀戮为目的，而是尽量减少流血和牺牲。在革命之前的宣传中，他们曾经历数满清血债，似乎要把满人斩尽杀绝才可以消除心头之恨，但真到了革命之际，“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鲁迅：《坟·杂忆》]

    在一些地方，比如西安等地，的确杀了不少满人。但那是因为那里恰恰有大清帝国的忠臣，拼死抵抗，革命军伤亡严重，自然也就杀红了眼。其结果，包括一些无辜的满人，也一起做了牺牲。但那毕竟是局部的事。在更多的地方，革命军对满人很平和，只要不抵抗，决不滥杀。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改朝换代所没有的。

    之所以不滥杀、不抢掠、不欺男霸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Q们未能参加。如果他们参加，是不会放弃土谷祠里那“三大理想”的。

    由此看来，没有发动群众，也许并非“失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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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软弱”与“妥协”

——辛亥革命百年祭之一



李新宇



1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讲到辛亥革命的所谓“失败”，往往要归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这“软弱性”似乎又分层次：武昌革命党人的软弱，表现在自己进行的起义已经成功了，却不敢领导革命，而请一个清军将领黎元洪来做都督；一些同盟会员的软弱，表现在不敢坚持斗争，而与“反动派”议和；革命领袖如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章太炎等也太软弱，表现在革命立场不坚定，对立宪党人和旧官僚存有幻想，所以未能支持孙中山北伐……如果到此为止，孙中山还是不软弱的，因为在别人都软弱、妥协的时候，他仍然反对议和、主张北伐、要以武力解决问题。可惜的是，到了最后，孙中山也未能坚持，不仅同意和谈，还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也交了出来。这最后一笔真是令人扫兴，所以孙中山也仍然未能逃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说老实话，读着这样的历史叙述，我总觉得有点不近人情。好像战争是好的，和平是不好的；暴力手段是好的，议和就是不好。好像革命者就该永远战斗，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武装斗争。他们一旦走上谈判桌，去寻求和平解决，史家就要为之着急，甚至抓耳挠腮，连连叹息：太软弱！怎能如此软弱！！

    然而，只要面对辛亥革命的具体情况，只要我们的心理和思维还没有被完全扭曲，大概就会看到，大概不是当年的革命党人有问题，而是我们的史家有问题。那些叹息和指责，事实上透露着价值观念的严重扭曲。



2

    其实，武装起义也罢，和平谈判也罢，夺权也罢，辞职也罢，往往都不是坚强或软弱的问题。

    暂且沿袭旧说，把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当时的革命党人定性为“资产阶级”，他们就一定是软弱的吗？

    中国的资产阶级软弱、不成熟，因而无力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多年来教科书中的定论，也是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理由。但是，面对辛亥革命前后那些革命者的表现，疑问却很容易产生：他们软弱吗？他们害怕牺牲吗？

    从史坚如、吴樾，到徐锡麟、秋瑾，再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最后是彭家珍，这是一个系列。他们软弱吗？显然并不软弱，更不是怕死鬼。而且，他们不是因为穷得活不下去才革命的，也不是因为杀人放火才逼上梁山的。他们大多出身于富有之家，有优越的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但他们走上了革命之路，而且义无反顾地为之献出生命。如果他们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那么，一个结论不难做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软弱，而且有理想，有激情，富于献身精神。如果辛亥革命的胜利者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后来的确被打翻在地了，但之所以被打翻在地，并不是因为自身软弱。

    公道地说，辛亥革命前后，那些“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现非同一般。就说那个后来形象一落千丈的汪精卫吧，因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史家叙述辛亥革命的历史，也“柿子捡软的捏”，要说同盟会领袖的软弱和妥协，就首先把他拉来示众。根据当然是有的，因为他的确支持南北议和，因为在孙中山不愿兑现“虚位以待”的诺言时，是他直言批评孙中山“恋位”，声泪俱下，当面斥责孙中山“想做洪秀全”。可是，就是这个主张议和、劝孙辞职的汪精卫，在当时却以不怕死著称，是家喻户晓的“活烈士”。因为正是他，在革命遭遇挫折之际，不顾亲朋好友的劝阻，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排除历史前进的障碍——亲自刺杀摄政王。那时的汪精卫还非常年轻，却已经是同盟会的领袖之一。同盟会在总理孙中山之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三个部，汪是评议部部长。身居高位，中央党委级的，却要亲自从事刺杀工作，连孙中山都坚决不同意，所以派冯自由去阻止他。然而，他却执意去做了。汪精卫与陈璧君的爱情故事众所周知，是中国现代经典爱情之一。可以与之比美的，后来也只有石评梅与高君宇。可在开始时，汪却拒不接受陈的爱情，因为他的理念是：革命家不能结婚。理由是革命者出生入死，随时可能牺牲，如果结婚，可能给妻子带来不幸。为此，他曾发誓，只要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他的那首《慷慨篇》曾在中国广泛流传：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一切，偏偏发生在一个“软弱”的人物身上，历史真会恶作剧？

    林觉民的《与妻书》曾经感动和激励过不止一代人。他从日本回国参加广州起义，没有战死，不幸被捕。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亲自会审。林觉民慷慨陈词，使得张鸣歧曾经如此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清吏也知道惜才，很想让这样的人才归顺朝廷！可是，林觉民志坚如铁，毫不妥协，最后慷慨赴死。《与妻书》是他在起义前写给妻子陈意映的。夜深人静，想到即将投身的战斗，念及怀有身孕的娇妻，林觉民思绪翻涌，彻夜疾书，一方面是无尽的绵绵情意，一方面是慷慨赴死的决心。为了一个理想，为了“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那份置生死于度外的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因为有对妻子的无限深情更见其坚强。

    革命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勇往直前，英勇牺牲。他们软弱吗？当代史家为什么面对这样的表现，却仍然要强调“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3

    软弱和妥协，被认定为辛亥革命的“局限”，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对此，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革命者如果不软弱、不妥协，历史将会如何？

    软弱的证据之一是接受和谈。那么，如果不软弱，就要拒绝和谈。其结果就要决一死战，或者打一场持久战。一个事实是：只要袁世凯掌控的北洋军还在朝廷一边，民军就无力战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所以，主战派只能是喊几句口号，从未有获胜的方案；独立各省的都督们也没几个愿意与袁世凯作战，这不仅是因为没有取胜的把握，而且因为大多数人都看好袁世凯，把他当作希望之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与袁世凯为敌，结果只能是葬送革命。这一点，当时大多数领袖都清楚，各省都督都清楚。所以，首义都督黎元洪可以与黄兴争权，可以反对孙中山就职，却从来不与袁世凯争。

    正因为这样，无论是各省的都督们，还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蔡元培等，还是同盟会的领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统统成了主和派，都愿意与袁世凯妥协，都赞同“虚位以待袁世凯”。他们的选择，大概算不上愚蠢，也并非历史的错误。

坚强也罢，软弱也罢，坚持也罢，妥协也罢，都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党人不怕牺牲，但目的并不是牺牲，更不该为牺牲而牺牲。在无力战胜的时候，仍然选择战斗，决不妥协议和，当然是一种选择，而且不乏英雄色彩，可是，明知道不能战胜，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同志去把鲜血流尽呢？

那样的领袖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自己足不履险地，只是号召、动员部下，并以各种手段鼓动部下不怕牺牲。可是，那样的领袖就真的伟大吗？事实上，他们可以迷惑众人于一时，最终却必然要被历史所唾弃。因为人只要稍微摆脱一点蒙昧，就不会继续崇拜那样的领袖。

    尤为重要的是，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已经到了无需流血就可以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把千百万生命推上战场？为什么不可以设法避免千百万生灵涂炭？

    事实上，领袖的妥协，常常体现着伟大和高尚，因为正是妥协体现着他心中有众生。所以，无论是黎元洪、黄兴等人的妥协，还是章太炎等人的妥协，还是最后孙中山本人的妥协，所证明的，都不是他们的软弱，而是他们的伟大。这证明他们都不是那种为个人权位而不惜牺牲部下和民众的那种领袖。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革命至上、暴力至上的观念，总是强调斗争，否定妥协，赞美暴力手段，贬低和平途径。辛亥革命不符合这种时尚，所以就有了一系列“局限性”。怎样就没有那些局限性呢？只能是做出相反的选择：拒绝议和，坚持武力攻取北京；拒绝与袁世凯合作，坚持与北洋军拼个你死我活；拒绝立宪派“投机革命”，在已经独立的省份进行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把汤化龙、谭延闿、汤寿替、程德全、蒲殿俊等统统抓起来砍头……如果那样，革命性肯定是加强了，软弱性也克服了，立场也似乎站稳了，但革命会因为不软弱、不妥协、没人投机而成功吗？恐怕不但没有更好的结果，就连自身性命也保不住，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大业就无从说起了。

    可喜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领袖们还保留了一些本土的恕道和外来的人道。作为革命领导人，他们最终没有为自己的权位而让革命同志过多地牺牲，也没有为夺取权位而把百姓拖入战争的血海。他们选择了妥协，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了帝制，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

    一句话，所谓“软弱”和“妥协”，不是革命党人的弱点，而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我祖父是当时的普通百姓，属于当时“沉默的大多数”。正是革命党人的“软弱”和“妥协”，才使他们免于战乱之苦。所以，对于那种“软弱”和“妥协”，我唯有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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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



李新宇



    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课堂上，有同学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有同学立即回答：孙中山。又有同学补充说：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

    提问的同学把目光转向我，我却不知道该点头还是摇头。回答者显然没明白提问者的用意，回答的几乎是标准答案，而提问的那位同学大概不是因为不知道那标准答案才提问的。有一些爱动脑子的同学，真是让人高兴。作为一个老师，我常常是在这样的同学推动之下去思考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我是下课之后又来翻阅工具书的。与一些近代史教材不同，《辞海》历史分册没有直接讲这场革命是谁领导的。它讲了许多内容，包括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给农民利益、不能充分发动群众、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等等，而开头是这样写的：



    【辛亥革命】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894年（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4年华兴会、光复会相继组成。1905年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尖锐的斗争，并在各省和海外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1911年（宣统三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孙中山12月回国，经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结束了清朝政府的统治……①



    要讲1911年（辛亥）发生的那场革命，却兜了一个圈子，先讲1894年兴中会的成立，接着讲同盟会的成立、同盟会的政纲、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等，说它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条件。对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的介绍却极为简单，接下来就是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皇帝退位……在这里，没有直说是谁领导了辛亥革命，也没有说谁领导了武昌起义，更没有说是谁领导了各省的独立，但读者凭这样的介绍，自然会得出业已形成的标准答案。

    辞书如此，教科书亦如此；短篇介绍如此，长篇史著也是如此。讲辛亥革命，就要先讲孙中山在海外如何组织革命团体，如何鼓吹革命，如何发动一次次起义，然后才是武昌起义和各省独立，而最后又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继续往下讲，当然要讲孙中山辞职和袁世凯就职，但到这里，辛亥革命就失败了。所以，这种讲述很艺术，不用直说，就能给人一种印象：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主角，而孙中山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

    一切光荣归于皇上，归于领袖，这是我们的传统。在一般人的思维中，传统是不容易改变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讲法是后来根据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又是在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对抗中形成的。在辛亥革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这样讲。包括革命党人和同盟会的元老们也没这样讲。

    一些常识应该是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主要成就是结束了帝制，具体表现是推翻了大清帝国，创建了中华民国，使古老的中国完成了从“帝国”到“民国”这一现代性转换。那个中华民国创建于1912年，国体是民主共和，国旗是五色旗，政府名称是“中华民国政府”。它是辛亥革命的成果。但这个成果在15年后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所谓“北洋军阀政府”被推倒了，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国号没变，仍叫“中华民国”，但国旗变了，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政府名称也变了，由“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体事实上也变了，由“民国”变成“党国”。此前的军政要人喜欢说“忠于民国”；此后的军政要人喜欢说“效忠党国”，这是在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仍能偶尔看到的。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使“帝国”变成了“民国”；北伐战争使“民国”变成了“党国”。帝国——民国——党国，这是中国国体变化的一条线索。党国试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统一全国，要使国民万众一心，步调一致。为此想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是教育国人崇拜孙中山。具体的措施包括机关学校都在做“总理纪念周”、学习“总理遗嘱”；在南京大兴土木，以皇陵的规格修建宏伟的陵墓，并为孙中山举行隆重的葬礼；孙中山这个名字不能叫了，革命同志必须称孙中山为“国父”。

    既然是“国父”，一切革命建国的功劳就都应归于他。从1928年到1930年，尤其是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之后，这种历史叙事逐渐完成，只要讲辛亥革命，就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主线。

    当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革命之前，宣传、鼓动、起义、暗杀，对后来的革命自然有影响；革命爆发之后，黄兴、宋教仁等人也是四处联络，努力以同盟会的方针指导革命和新政权的建设，这一切，也在客观上把独立各省有效地联系了起来。但是，把辛亥革命归于孙中山系的领导，却不符合历史事实。

    革命开始于武昌，所以有“武昌首义”之称。如果要寻找首义的领导者，只要面对历史现场，就不能不承认文学社和共进会是筹划者。

    文学社的源流清晰可见，一路走来的线索是：自立军——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社形成了一贯的传统，活动重点始终在新军中，前赴后继，脚踏实地，默默地发展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与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不同，他们的工作重点不在学堂和会党，更不在海外。而且，文学社成员小心谨慎，埋头工作，无意于领导全国，也无意于拉大旗以张声势，所以对外联系很少。“因为文学社鉴于日知会失败，由学界无赖分子贪赏告密所致，所以他们的组织专争取同伍之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兵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抬营主义’，是不欢喜与外界周旋的。”②对于当时努力领导全国的同盟会，他们基本没有来往。他们的经费沿袭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做法，社员每月捐献本人薪饷的十分之一。

    由于文学社的这种沉实低调，甚至中部同盟会的领导者都不清楚他们的情况。1911年初，为了策动湖北响应广州起义，谭人凤来到湖北。他以为武汉的革命党人都在居正的领导之下，所以把经费给了居正，惹得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大不高兴。至于文学社，谭人凤见都没见，当然更谈不上给经费了。

    共进会与同盟会关系密切，却也是一个独立的组织。1907年，湖北的刘公、居正、孙武等人与四川的张百祥、湖南的焦达峰、江西的邓文辉等人一起在日本成立共进会。因为置身日本，他们大都参加过同盟会，或者与同盟会有联系，但由于当时同盟会分裂，光复会重新独立，孙中山远走南洋，加上这些人对孙中山的政治纲领有所保留，所以另建了自己的组织。后来国民党人常常把共进会说成是同盟会的下属或外围组织，但在事实上，它并不隶属于同盟会。共进会成立时，黄兴就曾指责焦达峰另立山头。焦达峰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殊途同归，有何不可。黄兴问同盟会与共进会“二统谁将为正”，焦达峰回答：“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③由此可见，他们自认与同盟会是平等的。他们与黄兴、宋教仁等保持着密切关系，却不赞成同盟会的纲领。在共进会的纲领中，同盟会纲领的“平均地权”被改为“平均人权”。虽然只是一字之改，意义却相去甚远。而且，共进会有自己的旗帜，就是武昌起义之后升起的“铁血十八星”旗。

    而且，武昌起义谋划多日，同盟会的领导人却毫无所知。即使后来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家也不得不承认，孙中山从来没想过在中部起义，他关注的一直是两广。后来，一些人成立了中部同盟会，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筹划，文学社和共进会筹划的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这让黄兴、宋教仁等十分懊恼。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发动革命，革命爆发了，他们却不在场，未能充当领导者。他们之所以估计不到，不只是因为孙中山只关心广东广西，更重要的是，黄花冈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对革命已经不抱希望。因为黄花冈之役集中了同盟会的大量精英，黄兴等人亲上前线，简直是破釜沉舟，但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使同盟会元气大伤，不少会员认为至少需要五年才能重整旗鼓。就连孙中山也觉得革命事业恐怕“不能及身以见其成”。④

    文学社与共进会筹划了武昌起义，但众所周知，真正指挥了起义的，却不是两个团体的领导人。10月10日，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实际领着干起来的，是新军中的小班长（棚目）熊秉坤。从起义爆发前半天的联络和计划，到打响第一枪，再到占领军械库，直到晚上10点多，一天的时间，起义的领导者是熊秉坤。10点半之后，因为熊秉坤感觉自己职位太低，指挥吃力，请出了地位比他略高的连长（队长）吴兆麟，请他做了总指挥。攻打督署、吓跑清吏、直到天亮武昌光复，都是在吴兆麟的指挥下完成的。熊秉坤和吴兆麟都是小人物，自知缺乏号召力，所以在初步胜利之后，就请出了黎元洪，求他做了都督。从此之后，武昌革命的领袖就是黎元洪。

    综上所述，直接领导武昌起义的，按出场顺序是：熊秉坤——吴兆麟——黎元洪。他们是首义者，是真正的辛亥革命元勋。他们的身份也是值得注意的：熊秉坤不是同盟会员；吴兆麟连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没有加入；至于黎元洪，是加入过同盟会的，而且做过同盟会的副总裁，但那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了。

    同盟会领导人的参与，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起义成功之后，他们才纷纷从上海等地跑到武昌来。15日，谭人凤、居正到达武昌。28日，黄兴和宋教仁到达武昌。他们曾经试图领导革命，让黄兴做“两湖大都督”，把黎元洪和谭延闿都置于黄兴领导之下，但达到武汉之后，却发现同盟会的力量微乎其微，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黄兴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做了革命军的总司令。黄兴为首义做出了贡献，但在武汉，却是黎元洪领导他，而不是他领导了黎元洪。

    至于各省的独立，是谁领导和发动的，一个个不难查清。可以说，没几个省份是同盟会领导和发动的。

    在一般叙述中，讲到各省独立，总是要在那里找出几个同盟会员。似乎只要在那里有几个同盟会员，这革命就可以记到同盟会的账上。更有甚者，甚至是只有见到同盟会员的踪迹，才算是真正的革命，否则就是立宪党人“投机革命”，或者旧官僚“破坏革命”。可是，如果没有立宪党人和“旧官僚”的“投机”，也许就没有那些省份的独立。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一些原先的立宪派已经早已不是立宪派，无论是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还是四川的蒲殿俊、浙江的汤寿潜，经过一系列事件和三次大请愿的失败，在思想上已经转向革命。就连比较保守的张謇也不再排斥革命和共和。所以，孙中山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不但没有歧视他们，而且给予足够的尊重，临时政府的9位总长，有6位是立宪派，只有3位是革命党人。既然如此，后人的那种排斥，虽然高举孙中山，却在事实上否定了孙中山。

    革命发生了，实际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就是那样一群人，他们并非清一色，分属不同的派别，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历史的事实难以改变：正是他们终结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如果张三领导就是革命，李四领导就是投机；孙中山被选为总统就是革命成功，别人被选为总统就是革命失败，一切辉煌归功于领袖，那种党国的意识形态叙事，是经不住后人审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