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呼唤责任感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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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呼唤责任感和气度
谢春彦 傅小平
来源：文学报


　　谢春彦（画家、美术评论家）傅小平（本报记者）
　　■艺术工作者，既然有责任尽力创作出可能流传后世，并被当成精神财富的作品，他就应该对自己的人品有所要求。
　　■我们不能要求画家、批评家超越时代，但必须有，也一定会有少数批评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才有希望。
　　
　　一
　　记者：最近参加美术界的活动，常听到一些批评家感慨，当下要做批评很难，难就难在写批评文章有很多顾忌，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攻击。我想，这样的感慨并非没有来由，我们或许可以藉此剖析美术界的一些病相和乱象。
　　谢春彦：深有同感。我想起，二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批评文章，有些指名道姓，有的写得很尖锐，但从来没有引起误会和攻击。那时，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一般就在报纸上发商榷或是争论的文章。所以说，中国的文化人，要有点责任感、气节，还要有气度。
　　记者：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论争上，曾经有良好的传统。他们可以在报纸上唇枪舌剑，相互之间对骂很厉害，但私下里并不交恶，甚至可能还是朋友。
　　谢春彦：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鲁迅和施蛰存有过三段笔墨官司，他骂施蛰存是非常厉害的。有一回，我去拜访施蛰存，他还挺幽默地说，我是被鲁迅痛骂过的人，你也敢来采访？对这段公案，黄永玉先生做过专门研究，那时他还不认识施蛰存。他就说鲁迅和施蛰存笔战三次，施蛰存赢了三次。但施蛰存并没有因为被鲁迅痛骂就做出很过激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经不要太脆弱，中国人，尤其是文人，自视甚高的人，应该有点最起码的自省之心和幽默感。
　　一个人只有心理健康才会有幽默感。他敢于调侃，敢于自省，充满乐观的态度。要没有幽默感，我们得怎么应对这些凡俗、平庸的日子呢？
　　记者：现在文艺界普遍的情况是，可以“幽默”地相互吹捧。等到被批评，相互之间就幽默不起来了。
　　谢春彦：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评论家，红包评论家，在玩假幽默。他们到处写肉麻的吹捧文章。被捧的艺术家，开始还算有点自知之明，被吹捧一次、两次就习惯了，时间长了就当真了。对比一下前辈，我们应该感到汗颜。我的老师叶浅予先生，他是一个有伟大成就的画家，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徐悲鸿请到北京开展览，都快九十岁的人了，还说自己底气不足。我们在场的人听了都感到很震惊。就这么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他还在反思自己文化准备不够。
　　
　　二
　　记者：的确，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美术界，近些年都少见有真批评。特别是在美术界，体现在很多批评家的文章中，是一片你好他好我更好的庸俗空头繁荣景象。
　　谢春彦：这些年，艺术界看似很繁荣。然而，在这种闹哄哄的繁荣景象的背后，潜藏着艺术的堕落和危机。你看看，现在的艺术创作，还有多少精神追求的东西。说实话，非常稀缺！不少艺术工作者，完全忘了自己还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他们把画画当成了生意。其实，正经的做生意也没什么不好，但背后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结果，整个书画市场就成了一部非常荒诞的生意经荒诞剧。
　　记者：以金钱来衡量艺术，势必给艺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谢春彦：艺术是一门生计，用它来挣钱养活自己无可厚非。但挣了钱，有面包，有牛奶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自省、前进？不但钱要进，我们的艺术，我们的品格也要进。放大了看，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应该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所贡献。即使不要求他以“天下为己任”吧，也不可以把天下当成“一己之天下”。在我看来，拿书画而论，人品和艺品在最高意义上还是应该统一的。艺术工作者，既然有责任尽力创作出可能流传后世，并被当成精神财富的作品，他就应该对自己的人品有所要求。
　　记者：事实上，一些大艺术家，在人格、人品上也有弱点和缺陷。
　　谢春彦：我是这么看的。一些艺术家的确会有自身的弱点。但大艺术家都有一点老百姓意识、平民意识，他们很清醒，知道一滴水只有放到大海才不会干掉。因此，即使有人大肆吹捧，他们也不会膨胀得太厉害。因为如果和老百姓对立起来，他是画不好画，更做不成伟大的艺术家的。一些艺术家，起初都有很强的进取心。到了后来，受很多因素影响，在创作上就止步不前，画来画去，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这样创作肯定是不行的，画到最后就没有激情了，毕竟自然规律不能违背。
　　记者：所谓当局者迷，艺术家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
　　谢春彦：古话说，观人观其友。很多画家成名以后，就很少能听到结交的朋友说真话。习惯被人吹捧以后，也很难听得进真话。于是很多人就顺着他的心意捧杀他。最后，画家自己就不知东南西北了。
　　记者：确实如此。在私下里，常能听到画家喜欢给自己排名次，霸气十足，自吹不输古今中外的很多大家。当然，有些纯粹是自我调侃，顺便抬一抬身价。有些很较真，但完全有可能高估了自己，毕竟艺术创作是否站得住脚，不是自己说了算，甚至也不是当下的市场价位说了算，到底还是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谢春彦：我总是觉得，有些事情是不可类比的。文艺的好坏不好排名次，水浒英雄排座次，也不完全靠的本事，还包含社会背景等因素。文艺作品更复杂，不可能去排名次，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当个人私利、名利膨胀的时候，就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与皇帝穿新衣并无二致。
　　记者：除了受名利影响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谢春彦：名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说到根子上，这恐怕还涉及到一个国民性的问题。现在一些艺术家，有了名有了利后，私欲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更加膨胀。他们用钱收买媒体、出版社，还有一些学术机构，以求更大的名更大的利。
　　记者：也因为此，批评显得尤其迫切，尤为重要。
　　谢春彦：说实在，对当下的批评我很失望。相比文学批评的现状，美术批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有一个阶段，我对写作这类文章已经毫无兴趣，失去信心了。王元化先生说过一句话，别小看报上那块“豆腐干”，要是坏人写文章填了这个版面，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你去写了，即使是水平有问题，也是有作用的。我们不能要求画家、批评家超越时代，但必须有，也一定会有少数批评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才有希望。
　　
　　三
　　记者：当下棘手的问题，是评价标准的缺失。换言之，艺术评价的标准未必是艺术的，有些时候反而是非艺术的因素占了主导。
　　谢春彦：画画不可能像工业一样计算成本，但还是有客观标准的，好坏自有公论。而且，艺术标准永远放在第一位。从前，一个年轻画家出来，在社会上有相当名望的前辈画家会给他“润格”。这些前辈画家都是权威人士，他们有士人的气节，绝不会随意估价。而且，绘画的估价是有一定规定性的，就国画来说，一般情况，山水画估价最高，人物画次之，花卉绘画估价会低一些。这样一套规矩沿袭下来，也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现在的情况就很是不同了，整个就是极端的商业化。尤其是这两三年，很多资金在寻找投资方向，这就造成了艺术品投资的虚假繁荣。然而，这当中，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少之又少。所谓的收藏更像是买股票，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投资的画作跌下来，结果大家一起来哄抬。这和艺术品本身真正的价值，实际上是搭不上关系的。
　　记者：当市场价位成了艺术品唯一的价值标准时，艺术家的创作就很难不浮躁了。
　　谢春彦：这个艺术品市场是怎么来的呢，主要就两种途径。一是炒作，就像我前面说的相互哄抬价格；还有一个是耳视，很多买画的人其实是不懂画的，他买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收藏，而是要用这个东西去送人，去行贿。所以，他们就靠打听画家是什么样的级别，来定画作的价格。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画家的行政级别越高，他的画价也就卖得越高。这样，官阶的标准就成了艺术的标准，岂不荒唐！这也使得一些艺术家不安于创作，转而去追求官阶。因为有了官职，才能让画作价值最大化。
　　另外，现在美术工作者递上来的名片，会看到“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二级美术师”这样的头衔。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评职称评出来的，这也成了市场估价的一个标准。一般买画的人，不懂画，就看这个头衔，想当然地以为头衔越高，画作就越好。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美术工作者在职称上孜孜以求，你还能指望他在艺术创作上不心浮气躁吗？不客气地说，这是“新科举制度”！所以，整个美术界的现状很不乐观，画画掺杂了太多功利因素，波及面也非常广，就是偏远的地区，也要成立个什么画院、协会，上北京去搞个展览，买通评论界的大腕来写吹捧文章。你说评论界的风气都坏到什么程度了。
　　记者：那么，对改变美术界的这种不正之风，你有什么见解？
　　谢春彦：我想，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我们的民族传统上讲，我们常说要有忧患意识。在国家、民族兴盛起来的时候，在经济国力上升的时候，在道德上更要有忧患意识，因为要是道德垮了，就是再有多少钱也难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着钱袋子。我们要朝后看看，看看昨天，看看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拿海派绘画来说，任伯年、吴昌硕、虚谷是现代公认的三大家，但在一百年前，卖得最贵的，是另外两个人，这当然还有社会关系的影响。但是经过时间的淘汰筛选以后，领导他们的这两个人，已经逐渐变成二流、三流画家。这就是历史的公正。我们也要离开眼前的浮名虚利，去看看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子女后代，看看我们的未来。因为，照现在这样下去，前景是很可怕的。我们是否还能找出像黄宾虹、徐悲鸿、叶浅予、林风眠这样德才兼备的艺术家，去跟外国人打擂台呢。要知道，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不仅是经济和武力，最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四
　　记者：很显然，一个良好文化环境的形成，有赖于真正的批评。从这个角度看，任何有价值的批评意见，都值得珍视。
　　谢春彦：好的艺术作品是可以一，而不可以再的，所谓物以稀为贵，这是一个常识。一个精神产品，怎么可以重复呢？明清以来，开始出现“大写意”的画法。一些画家形成了一个创作习惯，就是同题重复。比如“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他老是画画竹子这个体裁，那是因为他偏爱某个题材。还因为大写意，很讲究在很短的时间里作成一幅画，所以画家画一个题材，要把握好度，就特别注重修炼。再比如，任伯年画钟馗，他在不同场合，画了不下一百多张。画的是同一个题材，但都不是一次性画成的。应该说，他画得各个不同，而且越画越纯熟。所以，同题反复，在这些画家的绘画中，是一个螺旋形提高的过程。否则只能是工艺品。
　　记者：我想在艺术家本身，“连环画放大”的批评该是很难接受的。这就好比作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被说成是“拉长的短篇小说”，叫人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谢春彦：老实说，这句话是有语病的。这也说明作者缺少对绘画的认识。连环画是中性的画种的名称，所谓画种无高下，艺术只有在质量上有高下之别。好的连环画，是很多国画都比不上的。比如，上海的贺友直先生，有一次在老上海美术馆展出他的连环画，作品里的人物，只有两寸高，背景人物更小。就这么一个小的局部，用喷绘的方法，被放大到三米多高，人物照样站得住，活灵活现，可见贺友直深厚的连环画绘画功底。所以，用“放大的连环画”形容质量差的中国人物画，是不妥当的。所以，做艺术批评的时候，自己要尽量做到内行。
　　记者：内行的批评，对批评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看来，除了批评的缺失外，怎样使批评更专业，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新一代画家或者批评家中，此种情况是否有所改观？
　　谢春彦：我不能不说，现在的整个风气，对下一代也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十几年前，我特别看好一个年轻画家，他的山水画得不错。后来他生意好了。这些年，他画的画卖得比以前贵了，但说实在画得比以前差多了，这是被市场葬送掉了，很可惜啊。一些年轻的批评家，刚冒出来的时候，被当成是“斗士”的，但很容易就被钱收买了，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文化立场，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批评家，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但很显然文化准备不够，他们习惯于用西方文化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这样的批评也是打折扣的。当然，总的说来，社会在进步。还是有少数人对民族文化怀着虔诚，他们不单单要回归传统，也有自己新的美学追求，我认为这就是有希望的。
20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