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书谱》对唐代草书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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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过庭《书谱》对唐代草书发展的贡献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最繁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无不显示出其恢弘的气魄。初唐文化就孕育在这一开放的社会格局中，这种开放的氛围为唐代艺术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初唐的书法艺术曾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表现出多元的发展趋势，初唐的草书艺术是唐代草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其代表书家有贺知章、孙过庭等。贺知章是学王羲之草书学得毫无自己面目的，从技巧到布局，再到风格的形成，几乎全是大王的气格，对大王草书可谓只有继承，并无发展。与此相比，孙过庭则对草书艺术作出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其代表作《书谱》本身就是一篇很有美学、批评学、史学和形态学价值的文章。初唐在书法上是“崇王”的时代，王羲之对中国书法的最大贡献，即在于对中国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发展范式。他的书法，无论那种书体都能在唐代找到继承人。楷书不用说，行书有楮遂良、李邕，甚至还有唐太宗作为九五之尊的身体力行；其草书方面的发展，在初唐书法史上，我们首推孙过庭，因为他不仅仅是继承，而且还对大王草书艺术语言作出了新的诠释。
孙过庭在历史上的遭际是令人叹息的，因其地位低下，官职太小，以至于我们在今天要对其生卒作一番艰难的考证。好在本文的行文重点旨在发觉孙氏草书艺术的价值和对唐代草书发展的贡献，故此不作深入，而是另外行文考释，此处只引笔者相关文章中的结论。孙过庭，约生于646年，卒于690年，名虔礼，以字行，陈留（今河南开封）人，郡望出自富阳。历右卫胄曹，官至率府录事，天授元年暴卒于洛阳，年约44岁。与当时书家王绍宗、名士陈子昂相交甚好。当其卒后，陈子昂还专门为其写了祭奠之文和墓志铭，这是我们今天考察孙过庭生卒的重要文献。据说其多才多艺，曾潜心研究书法20余年，各体咸通，尤精于“二王”草书，惜一生仕途坎坷。他所生活的时代应正是王羲之行书盛行的时代，但孙过庭却钟情于大王草书，并对大王草书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和新的诠释。唐太宗是一位非常钟爱书法的皇帝，他尤其喜欢王羲之书法，曾不遗余力，大范围收集王羲之书迹，并亲自付诸实践，满朝官员，无不以王书为尊崇。王羲之的书法，尤其是楷书和行书能在唐代有如此之大的影响，想来，与唐太宗的竭力鼓吹是分不开的。但草书方面，与楷、行相比就要稍逊一筹了。而孙过庭恰恰在当时选择了这样一个相对的“冷门”，并且“将期老有所述，死而不朽”。
诚如前面所讲，孙过庭《书谱》不仅是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它同样是一篇理论文章。在孙过庭《书谱》中，他阐释了许多关于书法技法和学习方面的观点，例如他反对在取法与评价上陈陈相因，主张“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这应该是后世关于“笔墨当随时代”的先声；他还主张“驰骛沿革，物理常然”，反对单一死板的法理教条，既而大发书法抒情、书法表情理论的观点，所谓“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为姿”云云，不一而足。他的这些感触应该是对书法实践有深切体会的感悟和心得，是有实践支撑的。所以，我们认为孙过庭对王羲之的发展，首先是在对草书艺术本质的认识上，他的

“性情”、“哀乐”并未以当时流行的楷书、行书来“达”、“形”，而是选择了表情性、抒情性最浓的草书。
不过，孙过庭却遭到窦□的指斥，他在《述书赋》中说：“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当然，米芾的评论算是公允，他在其书论中一方面说孙过庭之书刻薄，而另一方面却肯定的说：“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在历史上对孙过庭《书谱》作出较高评价的，应该是清代的著名书法评论家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自跋草书答十二问》中说：
“反复察其结法，空旷而完密，气力实有过人。拟之数过，益能尽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规矩而弊于拘束，凋疏为甚；‘而东晋士人’以下数千言，渐会佳境；‘而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飞之乐，至为合作；‘闻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则穷变态，合情调，心手双畅。然手敏有余，心闲不足，赏会既极，略近烂漫。”
好一句“空旷完密，气力过人”，这是对《书谱》整体风貌的把握，从书法形态学上看，孙过庭的这篇小草墨迹，粗看并未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且还有些零散之嫌，但如果你实际的作一番临习或置于案前仔细的赏读一下，便会发现，其零散的笔画中还暗藏着法度，这是一件将“情”含于“理”的不朽之作，看似普通却余韵超然。书法史上，怕只有王羲之才能有这样的境界。
再回过头来读包世臣的评论，我们将会更加感受到《书谱》中那一个个草书符号的抒情、表情性格。依包氏的看法，整个墨迹长卷在向我们展示四种不同的书法抒情过程。第一个抒情是文章开始的七八百字，因为是开篇之书，严谨是很正常的创作心理，另一个原因可能正如孙过庭自己所讲，因为《书谱》的目的是要“欲使一家后进，奉为楷模。”故而“遵规矩而弊于拘束”。第二个抒情是从“而东晋士人”以下千余言，心情渐开，下笔稍畅，不羁之态也是常理所在，点画渐趋跳跃、灵动，书法之意趣“渐会佳境”。第三个抒情是从“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越写越快，如有神助，其字势左右倾倒，似正还斜，若微有醉意，是谓“思逸神飞、变态无穷、心手相忘”也。第四个抒情则是文章的最后，仿佛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出神入化，“手敏有余，心闲不足”，真是令人叹服！这样的大手笔，加上文章之优美，议论之精辟，其文其书，誉之为书法史上的“双绝”，似不过也。
这是我们对孙过庭《书谱》从书法形态方面所给予的认识，而从书法发展史，或创作美学的层面来看《书谱》，我们将更加坚定对孙过庭的崇敬，其位不高，却能以书文彰显于世，尤其是在书法批评史和美学史上。前面窦□的批评，我认为应该看作是对孙过庭的不理解。仅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便可以发现孙氏的草书在初唐草书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孙过庭对王羲之草书艺术的继承具有启迪后学的意义，尤其是在初唐社会，当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大量散失时，能有《书谱》这三千五百余言存世，而且是草书，实属难得，这至少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优秀范型。孙过庭草书的另一贡献在于他对王羲之草书的技法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肯定的说，孙过庭的草书“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此即是孙氏对王羲之草书在技法上的发挥、补充和具有时代性质的创造性诠释。
最后，我们还要对《书谱》作一点微观的考察。细观此卷，在用笔上中锋、藏锋、逆锋和侧锋相互转换，一任自然，十分灵活。笔法完备，笔画充满了灵活却又不失力感，结字欹侧多变，颇多险势，却能转危为安，章法随势而生，纵横铺排，空间和线条浑然一

体。另外，《书谱》在行气和字与字之间的处理上，两字三字相连已明显增多，行与行之间的相互渗透也有所发展，在行气连贯之上欹侧多变，跌宕有致，使小草又向前跨了一步，真是上承魏晋遗风，下启后世新境，创造了高雅不凡的情调。其文、其书的确为唐人草书风范的确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王    景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日于愫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