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听雨楼书影之七十二——胡适《四十自述》![]() 转载
《四十自述》，胡适著，1939年亚东图书馆再版。
胡适的四十自述，从1930年6月动手，在上海成两章，迁居北平后至1932年9月，陆续写完留学前的一段生活，共6章。曾于《新月》杂志上刊载过。1933年6月，作“自序”，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从40岁在上海开笔写自述，迁居北平后陆续写了几章，43岁那一年方才与读者见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事情打断，他只写出了赴美留学以前的一段生活。
整部四十自述，观其前后，叙述方式及内容差异颇大。对于母亲及其童年的叙述，十分类似于小说，而对于异地求学之后的叙述，则与类似于传记。胡适以小说的方式来陈述自己母亲的那段历史，让人读起来颇感亲切，真实，且饱含真情，使得我很受感动。胡适的这种方式，是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如第一篇写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胡适自己也很高兴，认为“这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约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大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然而，胡适究竟“是一个受史学加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历史学的训练使得他难以继续走自传文学的新路，因此写完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这一变颇使志摩失望，但他读了那写家庭和乡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赞许；还有多朋友写信给胡适，称“这一章比前一章更动人”。胡适写四十自述，难免有“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也难免有讳饰的笔墨，但基本上还是“谨严的历史叙述”，甚至也不加讳掩地写出了他少年时代曾经打牌、喝酒、逛窑子等恶习，但并非完全像胡适所自称 “赤裸裸的叙述”。通读全书，可以感觉到，第一篇虽然是以小说的题材，并且也遇必要时“用假约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大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然而，我却觉得胡适对这段历史的陈述少有掩饰，且与历史背景对应，颇有历史的真实感觉。而之后的写作，虽然胡适自称“谨严的历史叙述”，但是却有很多地方刻意安排和掩饰，逾到后面，此种印象逾为深刻。
胡适写四十自述的用意十分明显，也曾劝说过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叶景葵等写自传，主要目的就是文学和历史两个方面，他说“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三四十岁的人的自传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兴建，可以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我们赤裸棵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文学的虚构性如何与历史的客观性结合？纵观胡适的四十自述，感触十分大。史学训练固然可以使得历史学家陈述历史的历史能够很好的去伪存真，在浩瀚史料，得其概要。对于有人作掩饰自己的历史陈述，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然而，不难想像，这些训练有素的史家，如果要作弊，岂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且很难觉察。因此，我感觉，虽然在第一篇以后的自述中，虽然以自传的体裁写作，期望以“谨严的历史叙述”陈述自己，却觉得没有第一篇来得自然，总感觉胡适在诱导什么，在掩饰什么。也许形式并不是决定性，小说还是自传，其实不过是一种载体而已，只是自传的题材相对地更能够传达历史而已，重要的还是作者的心意吧。
抛开这些不说，胡适的四十自述是大致可信而又可读的一部自传。自述有意识地阐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对自己的思想的发展，变化都有真实和详细的描述。
最初破蒙时期，胡适读父亲的《学为人诗》，这部书是说做人的道理，其中有：“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邑勉于学，守道勿失”对胡适有很大影响。
之后，胡适开始看各种各样的小说，其中的《红楼梦》，《儒林外史》，使得胡适“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于胡适以后白话文有很大的帮助。而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而此时处于废八股时文的时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胡适的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想的影响，所以不要胡适“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学做策论经义。这对胡适以后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胡适受到时代思想的影响，与二哥三哥的影响是有密切关联的。而由于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他 “象个先生样子”，遂叫孜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正是这种外部的定义，转变了胡适的自我定义，既有“先生”之名，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因此胡适在大人们鼓励下，装出先生样子。一个人的性格，大抵上也就这样形成了。
在为人处事上，胡适也有了变化，由于家庭内部的纷争和矛盾，生活中的琐事，使得胡适“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并且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乡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母亲的宽容，也使得胡适深受这种性格的影响。
胡适的无神思想，大概是胡适人生开始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的开始。胡适的父亲虽然没有接受过西方的科学思想的影响，但是，这是父亲的这种理学家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对他影响很大。“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邑勉于学，守道勿失”，深刻于胡适心中。对于父亲对他的影响，胡适认为：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方回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可见，胡适早年是受到父亲和家族的理学遗风影响的。这也是他无神思想的一个基础。此后，胡适读到了朱子的《小学》，看到了司马光的论地狱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判烧舂磨，亦无所施……”这使得他不再惧怕地狱。后来读到《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记范缜的神灭论中的一段话：“形音神之质，神音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 胡适读了这一段议论，觉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马光的话使得不信地狱，范镇的话似的胡适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胡适写道：“八百年后这三十五个字竞感悟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竞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而范缜的无轮回的学说，也同样对胡适产生了很大影响，学意义。范缜主张的“偶然论”，用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说。“小时听惯了佛家果报轮回的教训，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忽然看见了范绝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里非常高兴，胆子就大的多了。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伯。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从他的这段话，我可以看到，一种思想对一个小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单纯，思想的溶入，尽然与小孩子的单纯天真的想法结合在一起，以至后来胡适还做出了那几个菩萨拖下来去到毛厕里去的事情。但是，母亲的想法使得胡适的这种无神论思想不敢遗漏。
到上海求学之后，没有母亲的监督，这种思想自然就不受到母亲的抑制。严复的天演论对胡适产生了巨大影响。二哥也受到了天演论的影响，以至 “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作胡适的表字，于是用“适之”二字作为自己的字，写文章的时候也用胡适这个名字。之后，梁启超对胡适又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尤其如此，《新民说》使胡适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为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梁启超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之深。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由于某些部分的空缺，激发了胡适的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家业?”胡适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订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胡适后来做《中国哲学文》的种子，从那时候起．就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
后胡适在澄衷自治会上发表了 “论性”的演说。胡适驳斥孟子性善的主张，也不赞成苟子的性恶说。认同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是对的，并且把“懂得了一点点最浅近的科学知识，就搬出来应用了”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胡适认为：孟子不懂得科学，—一我们在那时候还叫做“格致”，一—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水无有不下”，并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他向下。吸力可以引他向下，高地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来水管里的水向上。水无上无下，只保持他的水平，却又可—卜可下，正象人性本无善元恶，却又可善可恶。胡适的这段论述虽然并不是很有道理，但是，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科学已经开始影响了他的思想……。
对于胡适的心路历程，还有很多的内容，我只对胡适的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发展到崇尚西方的思想和科学的路程略加论述。胡适对于这方面的叙述显然是刻意的，并且对这个方面的内容叙述十分详细。虽然其中可能有些不实之处，但不难看出，胡适对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是十分在意的。（汉风和雨）
读《四十自述》——兼谈胡适对传记文学的吁求
1933年胡适的《四十自述》出版，由题目即可知，这是胡适先生为自己写下的“自传”。《四十自述》颇具可读性，它出自20多岁即“暴得大名”的胡适之手，本身就是深为人们关注的理由。一方面我们可以见识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童年生活的真实片断，特别是感受胡适先生与自己的过去“对话”时所独具的文化眼光，在他对久远历史的重温中把摸那一颗不寻常心灵的律动；另一方面，《四十自述》能让人了解胡适对传记文学的一贯倡导，从而以史学兼文学的眼光审视他的躬身实践。胡适眼里的中国传记文学
在胡适看来，传记文学绝不可以小觑，它不仅可以使人看到活的历史，还“可以帮助人格教育”。胡适审视中国的传记文学后，得出如下见解：“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中国的正史，可以说大部分是集合传记而成的；可惜所有的传记多是短篇的。”①因而使得中国的传记文学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体裁发展、壮大起来，文人贤士也鲜有人投身其中。胡适认为，中国的史传文学“一开头就作兴短传记的体裁，是最不幸的事。”②这是一个很富价值的观点。传记由短篇承载，只能提供历史长河中的某些点，难以勾连成线，整体透视。即使有的短篇勉为其难涂抹成线，也多虚泛不清，难以托付应有的史学和文化内涵。说起来，对中国传记文学缺失的审视，在文学革命发生后不久就甚为胡适重视了，这可以看作是他担负文化使命，传播新文化诉求的一个行动标识：即不停地发现已有文化的缺失，以自身的激情推动“再造文明”的伟业。他曾大张旗鼓地劝勉各路人杰投身传记文学的写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四十自述》中他写到“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受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③其中他尤为老辈朋友中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三位口头应允未及成先后作古而扼腕痛惜。林长民“他那富于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间永不能读的逸书④；而梁启超那五十多年生龙活虎般的生活，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感情”的述著呢?“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⑤。梁士，这位在中国政治与财政史上都扮演过很重要角色的人物，胡适一针见血地论道“我也知道他写的自传也许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过；但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法；最要紧的是要他自己写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以求“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⑥
注意，这里最可见胡适鼓吹传记文学的立足之点，也是他的超越之处：摒弃俗常作传的树碑目的，全部热情旨在让历史告诉未来。胡适于1953年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他于多年的搜求中，得到了“两部古代了不得，值得提倡的传记。一、《罗壮勇公年谱》；二、《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及《梦痕余录》”⑦在具体论到汪辉祖传记的价值所在时，胡适强调“不但可以晓得司法制度在当时是怎样实行的，法律在当时是怎样用的，还可以从这部自传中，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所以后来我的朋友卫挺生要写中国经济史，问我到哪里去找材料，我就以汪辉祖的书告诉他。”⑧这里尤可见史学家独到的眼光和追求，正所谓“给历史添些材料”；胡适同时关切作传者当事人的特殊视点和内心感受，即“自己做事的立场和动机”，因为带有个性标识和生命印迹的记录自然会给“历史”与“未来”的对话注入鲜活的基因，从而有别于他人所谓客观的记录，这该是胡适作为文学家的心灵冀望。
研究胡适的学者们倾向性地以为，在学术研究层面上，胡适深得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真传。1935年胡适在其《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确认，自己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是赫胥黎。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两人加起来就使胡适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⑨我们在他对传记文学的呼吁和造势中也自然地注意到了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子。请看他对中国传记文学缺失的诊断：“第一个重大缺点是材料太少，保存的原材料太少，对于被作传的人的人格、状貌、公私生活行为，多不知道。”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从前我们没有很多的图书馆——公家保存文献的机关，一旦遇到变化的时候，许多材料都不免毁去。”10胡适痛惜“这是中国历史记载最大的损失”。为了说明史料的重要，胡适特举出美国人为其已故总统威尔逊作传的例子，仅威尔逊太太提供的材料，就需陆军部长下令派七辆大卡车才得以装下。材料的丰盈，自然是证据的充实，直接作用于传记的结果是令其血肉丰满。史传绝非小说，须臾离不开“拿证据来”的材料。于是胡适呼吁“我希望大家就各人范围之内来写传记，养成搜集传记材料和爱读传记材料的习惯”。也是基于这个理由，胡适极为推崇言行录之《论语》，说它“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应该把《论语》当作一部开山的传记读”。《论语》可以让人知道“好的传记文字，就是用白话把一言一行老老实实写下来的。”11这里已不止于对材料证据的要求，而是跃升到“怎样写”的层面。
胡适怎样实践自己的作传主张
对“怎样写”的回答，似乎胡适特别钟情“赤裸裸”。譬如《四十自述》中“自序”的尾端胡适写道，我们这些三四十岁的人“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如此青睐“赤裸裸”，完全可以看作是胡适渴求传记文学“真实”的心愿的极端描述，也是他对中国历史上传记文学最大弊端——忌讳、伪饰——的一个反拨。胡适以为推究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他领会首要的弊端之一是“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12为帝王讳，为圣人讳，为自家的先祖讳……，讳来讳去，就没有了鲜活的生命气息，用死的文笔写死了的人，双料的没血没肉，何谈传记文学的发达!为此他特举了自己对照曾国藩日记(据说印出来的日记已经删掉了一部分)读其学生为曾国藩写的传记“才知道这本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13那么，应该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胡适的自传实践。《四十自述》全书六章，从父母的婚姻缘起下笔，止于胡适19岁考取官费出洋留学之时。按胡适的构想，拟把自己四十年的生活分为三个阶段写出，问世的六章，只是三个阶段中的第一段。结集出书的这一年(1933年)胡适又要出国，且“归期还不能确定”，以至连书的“自序”也是完成于太平洋上之行程的，这也是胡适所以接受友人建议先印行六章作为《四十自述》的原因。《四十自述》的文学成就我们且放下不论，只盯住胡适怎样躬身实践其“不忌讳”，“无顾虑”、“赤裸裸”等写人叙事的作传主张。
开篇，读者就会为胡适父母失衡的婚姻震撼：47岁的父亲迎娶17岁的母亲的情景是“我母亲结婚后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亲了。那时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儿子。大姊比我母亲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二姊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姊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四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17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14更不幸的是，胡适三岁零八个月丧父，“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23岁”。母亲前半生的不幸与艰辛，胡适用真情的文字做了真实的记录，貌似平静的字里行间，流露着沐浴过西洋文化和文学革命洗礼的作者对封建主义造成的种种违反人性的生活境遇的指斥和批判。周旋于大家庭中的年轻母亲压抑至极的失声痛哭；岁岁年关，大哥欠下的鸦片烟、赌博债的债主群坐厅堂向母亲催逼讨钱的一幕幕，使作者沉重的道出“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15封建主义带给旧中国妇女沉重而苦痛的人生命运，我们在鲁迅的小说中多有窥见，如祥林嫂、单四嫂子等人物，胡适却用他“赤裸裸”的追忆让我们结识了他的母亲。于是读者从别一个侧面洞悉了胡适何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如此那般的反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激情奉献。
写自己的十九年成长是《四十自述》当然的主体，某些章节(如乡村启蒙教育一章)至今仍是台湾语文课本和某些外国大学中文系必选的课文，足以说明其价值。本文想特别指出的是第六章“我怎样到外国去”的若干内容。当时18岁的胡适面对着少年人的理想遭受打击，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母亲病倒，赖以栖身的新公学解散等一系列变故，茫然忧愁之际，他结识了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胡适真实描述了自己学会“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16的经历。直到有一天喝得酩酊大醉，闹出乱子来，不但摔破了脸，丢了马褂和一只鞋，还在雨中与巡捕动手被关进了巡捕房。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少年人精神不堪打击与诱惑的脆弱，揭示了人生成长中予人以历炼的挫折，人物因之真切实在地走出了文字，直接化入了生活的情景之中。
《四十自述》力行了作者对传记文学最根本的主张，没有忌讳，更没有掩饰，交予同辈及后世一个血肉逼真的“活”胡适。想必作者自己是满意的(这从作者后来在台湾欣然同意重新排印出版可知)，它让人想起了胡适早年文章中的一句话“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17写作《四十自述》的胡适当是这样的愉快者。（张洁）
|
|
|联系我们|手机版|Archiver|教师之友网
( [沪ICP备13022119号]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1-14 11:42:27
收藏
转播
分享
淘帖
顶
踩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