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水氏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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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水氏源流【转】






　   生活在甘肃的水氏族裔，一直没有家谱、族谱之类的记载他们生存历史的文件、文书。我们只知道水氏族裔相对集中于甘肃中部一带，他们没有显赫的历史，以至虽然这一姓氏十分罕见，也难以回溯他们从哪里来，以及他们如何定居在甘肃省内。

　　浙江宁波、兰溪等地的水氏族裔，其族谱累代相传。兰溪水亭街《水氏宗谱》，自宋嘉定年间至今代代相传，至今已三十二世，《水氏宗谱》称“吾水氏之裔，本出神禹而居吴兴，布河洛，隋唐间分于闽之莆田”。比较确实的渊源则始自汉代，据考其祖上汉时居于河南，隋唐间迁往福建莆田，宋绍熙间迁浙东。

　　浙江鄞县桃源乡凤岙寺诚应庙水姓始祖水敬则，于宋建隆八年由东越迁鄞，至今已历时千年，为水姓一大支派，水姓数百户，堂名“本源堂”；距宁波市18公里的鄞县鸣凤乡仓门里后陈浪岸村，有水姓人家约五十余户，堂名“追源堂”。该地水氏祖上原居宁波西门外，因洪杨之乱迁至今地。

　　湖北鄂城、大冶、云梦亦为水姓聚居地，其《水氏宗谱》谓：“吾始祖大禹，起自会稽，至少康移姓，以水为氏。始迁祖寿三公、祝三公兄弟二人，由元末自浙江徙居湖北”。

　　安徽无为县东乡（汤家沟附近）水家楼“十数里之内尽为水姓”，有水姓人家六百余户，其先祖水来远于元末明初自兰溪迁来，世代繁衍，再散居芜湖、宣城、广德、郎溪等地。此外安徽怀达县水家湖、江苏天长县等地亦有水姓人家分布。河南南阳地区有不少水姓人家，大都信奉伊斯兰教，现聚居于镇平县“大水沟”、“小水沟”村的水姓人家约数百户。

　　从历史资料推断，“本出神禹”虽是一种传说，但各地水姓均持此说，当系“持之有故”。据水祥云记述，台湾水泽柯老先生原籍安徽无为，他于民国五年详阅水氏宗谱，宗谱载商汤十九年天下大旱，汤王命我水姓始祖于西北地区督导居民按照山川地势建筑塘堰，以兴水利……商汤因我始祖原为禹王后裔，禹王因造福人民治水有功，故封水姓。观正史载有“商汤立禹后与古圣贤有功者”足证余家谱所载水性渊源之不虚也。

　　据此，西北的水氏并非远迁而来，最早的水姓人家当分布于西北和中原各地，部分水姓之改宗伊斯兰教则应该是元代以后的事。现在全国南北各地都有水姓人氏，但在“百家姓”中，“水”姓显然属于数量很少的姓氏之一。近年新编《百家姓》按人口统计数据排列，水姓以人数极少，以致列于“百家姓”之外。

　　1948年，任职于全国总工会的水祥云由上海到兰州，前来拜访父亲，送来由他主持续修的浙江鄞县水氏族谱，并拟将甘肃水氏家谱载入其内。父亲会同二叔水榕、三叔水枬，写成他们所了解的家谱稿，交水祥云带走。水祥云送来的族谱及父亲、叔父撰写的家谱底稿均藏于煦园平庐，不幸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水祥云到台湾后，组建“水氏宗亲会”，该会有水祥云作词的“会歌”：
　　
　　水有源/树有根/人有祖/子孙不忘本
　　吾宗本姓姒/禹王治水功业成/蒙赐水为姓
　　辛劳十三年/栉风沐雨/三过家门不入门
　　继承父业为大孝/公而忘私为大忠/人溺己溺史所称
　　勉吾宗亲好子孙/效法始祖贤德行
　　人人守岗位/个个志气宏/同心协力/敬业乐群
　　吾族绵延海内外/万世传光荣
　　
　　现举兰州的水氏家族的口述历史，只能追溯到清代后期。在我们的曾祖父那一辈人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甘肃河州，大部分布在今广河三甲集水家村附近。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广河、东乡是河州的中心地带。黄河从青海高原自西向东流入甘肃境内，洮河从甘南草原自南向北流到永靖，汇入黄河。二水相会处的三角地带，就是河州。
　　　　
　　远古时期，这里曾有过辉煌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家将这一地区的彩陶概括为“马家窑文化”类型，彩陶器之精美，堪称海内无双。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这里山高林密，居民以放牧和农耕为生。后来森林被人们砍伐一光，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十九世纪为最。如今，这一带已经全成濯濯童山，滚滚浊流。


　　河州是西北各地回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清代史书称：“甘肃自省垣及所属府厅州县，大半参居回民，河州回尤悖骜不畏法，州大东乡山壑深险，林木箐密……陕甘及他省回皆依归听命也。”我们的祖辈生活在这里，自然会遇到在其它地方所没有的矛盾和问题。但在大多数年月里，河州回汉居民尚能相安无事。

　　清代顺治、乾隆两朝回民起义，震惊关辅。但顺治五年起事者来自河西；乾隆四十六年则为新教与老教（即什叶派与逊尼派）相残所引发。两次起义都曾围攻兰州，但其影响都不能与同治年间的战乱相比。
　　同治元年（1862）四月，陕西华州回汉乡民发生械斗。这桩因回民砍伐汉民栽种的竹子引起的冲突，很快就扩展为回汉民族之间的仇杀。太平天国、捻军和清廷官兵的介入，使这场因小衅引发的民族冲突，变成血流遍地，尸横四野的大灾难。陕甘两省生灵涂炭，许多城镇在回汉武装相互攻城、围城，反复易手之间，无辜民众几被屠戮殆尽。同治五年冬，曾国藩奏请湘军大将刘松山进军陕甘，战场形势风云突变，回族武装节节败退。同治六年夏，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由福建到甘肃。左宗棠认为平定陕甘回乱的关键在于河州：“河回嗜利轻剽，无事时尚出抄掠变乱，十年来未受惩创，更无畏忌。此非创巨痛深，难望其帖服也”。湘军西进，河州回汉民众惶恐不安。三甲集是由兰州、狄道进取河州的门户，也是回民武装头目马占鳌扼守河州的要塞。眼看战祸不可避免，三甲集的汉民胆战心惊。

　　同治六年冬，代总督穆图善调各路兵马进驻洮河东岸，范铭之“黑头勇”巡守于店子、康家崖一线。东乡回民武装聚集于洮河西岸。这是狄道、河州第一次大战事的开端，许多汉民从东乡泅水逃往洮河东岸。洮河结冰以后，有更多的汉民由“冰桥”过河，逃离河州东乡回民武装控制区。清代史书记载穆图善所部于同治六年秋冬“解散随教汉民数千”，即包括渡河而来的东乡汉民在内。
　　
　　
　　我们的曾祖父和他的子女，即于此刻离开了三甲集水家村，开始了逃难生涯。在严酷的跋涉流离即将开始的时候，由于小脚难行，不愿拖累家人的曾祖母在洮河西岸的树林中自缢。悲痛欲绝的曾祖父带领惶恐的家人，汇入逃难的人群之中。这些失去家园、也不知道自己明日去向的人群，被当时安定（今定西）、金县（今榆中）一带的住民称之为“逃难人”或“随教人”（因不愿改宗伊斯兰教而逃离原籍的河州难民——Refugee），这些称呼包含着同情和怜悯。而兰州本地居民则叫他们为“河州鬼”，流露着城市居民对他们的调侃和轻蔑。

　　 我们的祖父水应才，字阜之，是曾祖父的第五个儿子。逃离河州时年纪不到二十，但已经是同辈青年中最高大健壮的一个。他曾在私塾读书，能写会算，又具审时度势，进退有方的禀性。三甲集的老阿訇曾指点他读书写字，阿訇向曾祖父表示，如果水家随教，他将选水应才为满拉。“满拉”是伊斯兰教中以修习经文为主职的预备教职人员。

　　曾祖父一行过洮河时，得到范铭部下兵勇的掩护和接济。范铭所部有不少洮州、狄道、河州籍的兵士，多为招募的“逃难人”。他们骁勇善战，但缺少军纪观念，一人入伍，眷属随军而行。这造成两种结果，一是行军扎营时的奇特景象，很难分辨兰缕散漫的大队人马究竟是流浪的难民，还是一支军队；二是他们作战时的不屈不挠。因为进攻或退却的结局不仅关系到战局成败，而且将决定父母妻小的安危。也因为如此，他们常常违抗清军将领的意旨率意行事。左宗棠大军到狄、河一线后，“黑头勇”与“楚勇”间的矛盾趋于公开。左宗棠部寻衅围攻，将范铭的“黑头勇”击溃于岷州。“挑其壮健，分置各军”。
　　
　　
　　经过连续几年的战乱，“自秦州迤西，巩昌、狄道四百余里……弥望蒿莱，人烟断绝”。同治七年，曾祖父一行由河州经狄道来到安定（今定西），在西巩驿附近开垦弃置的荒地。二爷爷留居定西，一、三、四爷爷定居榆中。祖父水应才自渡河后就留在范铭军中，未随家人东行。他在军中停留数日，所见所闻使他萌生去意。当时兰州经制兵（由当地人组建的地方武装）叛乱和楚勇对制兵的残杀，出现“饥民割死人肉食之，继乃杀人而食……城中生灵存者不能十一二”，百业荒废，劳力奇缺的状况。祖父离开范铭军营，翻山越岭，到了省城兰州。

　　祖父到兰州城下时，发现四门紧闭，城下有挖掘城壕的士兵，询其如何进城，得知城门平日封闭，护城士兵缒绳上下。他们见祖父高大健壮，便招他挖掘城壕。日暮时分，城上守兵放下大绳，掘壕者缒绳入城，祖父随其后，进入兰州城内。他被编入守城军中，每日修整城壕城墙。

　　河州回民武装是同治十年解散的。这年秋天，清军过洮河攻三甲集。十月，三甲集被攻占，“所有村堡，悉数破除”。是年冬，左宗棠部在烂泥沟一带被袭，傅先宗、徐文秀以下一百余人阵亡，马占鳌乘胜乞抚，交出战马四千余匹，军械万余具，左宗棠复密谕马占鳌搜捕在逃撒拉族武装头目狗齿牙、马彦漋、马聋子。马占鳌将撒拉武装头目解缴官兵，被左宗棠悉数处死，河州之乱告平。

　　同治十一年，左宗棠驻节安定行营，上书清廷，提出大规模迁移甘肃境内回汉住民的计划。其奏章谓：“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汉少，杂以番众。同治元年变乱以来，陕回多避居其中。自陕境肃清，金积扫荡……所有各处猖乱之回多寄孥其间，以避诛戮，此客回之应迁徙者也。其本籍汉民，有受河回挟制，甘心役使，名为随教，以图全者；有仇隙已深，逃至洮岷、狄道，充当勇丁，而亲属仍留河境者。宜分别拔出，以杜衅端。此本境汉民之应迁徙者也……安插之地，汉回各有攸往。汉民安插狄道、金县、安定、会宁一带， 凡近城驿汉民聚积之处，宜也……汉民中亲属有已流寓陇西、狄道州各境者，听其自行投赴完聚，而皆给以赈粮。大口每日八两，小口每日五两……”。

　　 这时，曾祖父一行已在安定开出大片耕地。但他认为金县土地雨水好于安定，便将已经下种的耕地留交二子，率其他子女迁居金县小康营。榆中小康营便成为我们的另一故乡。但我们的祖父并没有在榆中定居。

　　狄、河平定后，兰州城恢复安宁，当地招募的士兵就地遣散。祖父离开军队，在兰州城内卖油为生。河州一带盛产菜籽油、胡麻油，当地行商大批贩运到兰州后，由小贩肩挑油桶，敲打梆子，沿街叫卖。这种卖油方式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四十年代。

　　祖父历经务农、从军、卖油之后，进入兰州新关一家毡帽作坊当工人。他很快就学会了用羊毛制作帽子的全套手艺，后来又替作坊主人管理帐目。这样，当毡帽作坊的主人打算离开兰州城做别样生意时，便将毡帽坊的工具转给祖父，以此顶替工钱。光绪元年（1875），我们的祖父水应才成为毡帽坊的主人。他由一个农民而从军，而卖油小贩，而手工业工人，最后成为毡帽作坊坊主。
　　 我们的祖母姓李，像当时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她只有姓氏而没有名字。（天长姐幼时，曾好奇地追问祖母，问来问去，也只听到祖母说出了一个“莲”字）她出嫁后的正式称呼是“水李氏”，到她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之后，她被尊称为“水母李太夫人”。祖母是宁定李家沟人，宁定即现在临夏广河。同治年间，她随父母外逃时是十四岁。在准备离开故乡外逃时，女人们都准备了征途的特殊“装备”──多层结实的粗布叠在一起，用针线密密地缝扎起来，再缝上带子。当跋山涉水遇到陡坡时，小脚的妇女们便手脚并用，她们把两块这样的厚布绑在双腿膝前，以便在砾石山坡上爬行。
　　一个乡村妇女的性命，在那个战乱年代里有多少分量，是祖母永生难忘的。她看到太多被肆意杀戮的妇女和在逃亡路上伤病在身，不愿拖累家人而投河自尽的女人：孩子们跪在河边号啕大哭，看着他们的亲人艰难地走向河心，终于被激流卷没。而给祖母留下最深伤痕的，是兵阵前与一条狗同时被杀，高高悬起的女人。在那个赤裸倒悬的妇女尸体后面，有几千个手持红缨矛枪的男人，排成密密的方阵。那时候，常用类似的方式来禳解、抵御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官兵的攻势。我们年幼时使用红头火柴，每当我们打开一盒新的红头火柴，祖母就会想起那个她不愿想起的场面，一根根红头火柴使她想起红缨长矛的方阵。祖母终于走过结冰的河川，积雪的山地，随着男人们开荒种地，后来她到了省会兰州，与祖父成婚。
　　祖母生了好几个孩子，成活长大的是四个孩子，那就是父亲水梓（字楚琴），一个早逝的姑姑（适畅姓人家，婚后不久去世），二叔水榕（字子荫）和三叔水枬（字寄梅）。二叔幼时体弱，读书时患头痛，祖母悉心护持，使其辍学在家修养；三叔幼时在兰州斗母宫学馆读书，以优异成绩进入甘肃文高等学堂，后学堂改为甘肃省立一中，他成为省立第一中学首届毕业生。姑姑的早逝给祖母很大打击，加深了她对妇女命运宿命的悲观心理。当她的孙女，我们的大姐水天真以十六岁年华逝去时，“水家姑娘命苦”成为她沉思和回忆时的口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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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氏家族的百年沧桑



上个世纪初，在甘肃兰州曾经存在着一处颇为可观的私家园林———煦园。煦园的主人就是声震西北的陇上先贤水梓先生。
　　 水梓先生集教育家、革命活动家、社会活动家、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他在90年的风雨生涯中，既经历了辉煌，又饱尝了磨难。最终，他与煦园都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庆幸的是，水氏家族的后代保留了先父的部分照片和文稿，并写出了充满情感的回忆文章，汇成了《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一书。这部珍贵的家史见证了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和一个家族的百年沧桑。
　　 《煦园春秋》由不同时期的回忆和史料组成。全书围绕着中国新旧文化转化时期成长的文人水梓展开。其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全书由不同体例的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眺望远山》是家族历史的回忆，前后涉及水家四代人的成长过程；第二部分《水梓诗文》是水梓有关文化教育、政治历史方面的撰述；第三部分《回忆·散记》，是水梓子女对父母、煦园及家庭生活的记述。
　　 在12月2日召开的《煦园春秋》出版座谈会上，一些文学评论家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部书是从一个家族的情感和命运来揭示历史，是用历史的细节来对抗历史的遗忘。文学理论家李硕儒说，这本书与最近出版的一些回忆历史的书不同，它用宁静的冷思和淡淡的哀愁来诉说历史，没有那么多的怨和恨，表现了宽大的胸怀。
　　 水梓的孙子水均益说，因为出生较晚，对历史的往事记忆不深，但从这本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本书不仅是家族的年鉴，也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百年风雨。他感叹父辈都是受过大苦的人，但思想丰厚。在社会向聚集财富突飞猛进的时候，人们都变得很浮躁，但他们还能沉下心来，一如既往地做自己的事。（工人日报  赵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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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梓自写小传



予家本寒素，予父遭清同冶之乱投笔从戎 ，光绪元年始入兰州营工商业以治生。予生于光绪十年，家居兰州新关，.父亲督率工匠十数人营毡帽业，母亲躬执炊爨。予有一兄夭折，予又孱弱多病，父母甚珍爱，故读书较晚。七岁父日授蒙经及四子书，九岁始入塾。予之蒙师为伏羌（今甘谷）谢邦彦先生，时在省文庙设馆。同学数十人，贫富不等，予为贫家子，常被富家子弟凌辱。然读书则未落后。

十一岁师杨作庚先生（亦甘谷人）在求古书院设馆，同学数十人。先生希塾子早成，教之最严，不时朴楚即加，每日清晨背诵书时，念错一字即责三板；如背诵不下，则掷书于地，令跪而温读，直至别人背完始令起；写字不许丢点一字，每抄写选文，如有错令另写。又最恶懒惰，如稍迟到即严责之。一日，天大雨，予入塾，见老师睡未起，同学均未来，出而游，责打极重。故无论多大风雨，终年不敢逃学一次。师亦不轻易放学。照例旧年放假，期限最长，师如不回籍，虽过年亦不放假。如回籍放假，即将予应读之书，应作之文，指定范围，命定题目，令其按时读完，照题作就，不得有缺。

予父爱予最切，对于读书不稍放松。每日到家后，必同予之所学。逢冬季夜长，傍坐课读，或亲为研墨，看予写字，写后批阅，一字之间架结构有不妥处，必使习之千百而后已。每晨末起时，令予背某书某章，如有遗忘，便为口提。年假中，先生指读之书丶命题之文，按时督催，先生回来，告以经过。尝谓予因遭乱学而未成，汝必须读书有成，以供偿予愿。故管理亦最严。除上学外，不准出门，不准与邻儿游戏，不准打人骂人。以是予十几岁时，邻舍亲友多不识予为某家子弟，予亦从未以恶语骂人，更未出手打人。即普通游戏，亦多不会。对于饮食方面，亦甚注意，不给零钱，恐买零食也。

予十一岁至十三 岁，所读之书为四书丶诗经丶书经丶千家诗丶声律发蒙丶学文正法丶七家诗等。先生教予作对语，由二三字以至十余字，求其对仗工稳，平仄调叶。继学作五言六韵丶试帖诗与童试制艺文。十四岁文章才作半篇，先生即命予赴童子试，获取佾生。

十五岁至十八岁，增读春秋左传及古文析义丶通鉴等书。制艺已作全篇，并学作赋及经义策论文，故应试时能考古场。十八岁以县试第二丶府试第一丶院试第一获取邑庠生。时已改经义策论。十九岁应乡试，三场获荐而未中。二十岁科举废止，改设学堂，予以秀才及乡试荐卷选送甘肃文高等学堂。未入学堂之前，予尚在塾中，仍受业师杨先生之管教也。

自入高等学堂后，环境为之一变。高等学堂初设时，主办者为杨增新，总教习为咸阳刘古愚。继为皋兰刘晓岚。其余各科教授多为聘自各方者，尚有外国人数人。学科有经学丶中外历史丶地理丶算学丶理化丶博物丶外国文等。外国文设有俄文丶法文丶英文丶日文四科，予习俄文用力最多。其它各科，似不甚感困难，然每逢月考丶学期考丶年终考，尚能幸列前茅。

在此时期内，予因学堂管理较私塾放宽，最为快活。课余恒唱歌不己，而思想变换亦极大。时康梁学说输入西北，予为最喜读梁任公著作之一人。最早读“中国魂”，厥后对革命学说亦渐接受。如章太炎之革命书报。故于毕业考试，因所作国文涉及评议朝廷，总督升允初欲严办，经学堂提调杨增新请求从宽，始准扣一年。直至第二年，仍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以予各项课程分数，俱占最优也。

予在高等学堂，身心上所受之益，以刘哓岚先生为最多。先生授经学及宋元学案丶近思录等。其道德品性感人最深。唯予在少年时，并不喜讲理学之皮毛，故其行动近于狂而不近于狷也。

予二十五岁时高等学堂毕业，不幸先父弃养，事在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予在家守孝一年，设馆授徒，教亲友子弟。次年（即清宣统元年）春间，前高等学堂提调杨增新，由北京返新疆阿克苏原任，道经兰州，欲带予出关。谓“汝学俄文有年，正可为边疆效力，不必株守里门”。予以学业未成意欲深造为辞，杨嘉其志趣。旋应甘肃提学使保送官费学生考试，于夏间赴北京，考入学部直辖京师法政学堂肄业。先入补习科补习日文，以该校专科教授多日人，须日文直接听讲。逾年学堂改为法政专门。予入政治经济本科。除研习固定功课，浏览参考书籍，不时与同盟会人往来，谈论革命。三年，暑假回家省亲。秋间返京，革命事起。予应友人约，拟赴太原。适值山西起义，遂改道由汾阳丶陕北回甘。在花马池遇匪难，九死一生，备历艰险。时予年方二十七岁也。

辛亥年终抵兰州，闻前甘督升允率甘军攻陕，人心惶惶。在兰革命同志因国体问题，主张共和，总督长庚欲杀之，以攻克长安之日为期。闻予新到，乃联络密议，如何早认共和之计。推予与马云亭先生密商办法。先是，升允欲利用云亭攻陕，云亭不应。见予新从北京来，问大局情形。予谓：“清廷必倒，共和必成”。其意遂决。乃出面向长督陈以利害，一面联络官绅，发电承认共和，并主张首先停止攻陕之军。电报列首名者，为巡警道赵惟熙。时中央政府新成立，方以甘军攻陕，如长安不守，影响全局为虑。甘肃承认电到，大为嘉许。即任赵惟熙为甘肃都督。时甘军攻陕已下醴泉，攻乾州咸阳，距西安仅数十里耳。时予年二十八岁。

甘肃承认共和事定 ，予与诸同志筹设民意机关。以彼时尚无法令根据，组织临时省议会，举李镜清为议长，刘尔忻丶张令炎副之,马云亭丶周务学及诸同志均被举议员，事在壬子春初，较其它各省民意机关成立为早。议会成立后，解决大事为停止攻陕之军，和平解决秦州黄钺独立及消弭省垣炮兵哗变诸问题。其地方政治之兴革者甚多。嗣以议会纠弹，与赵督发生冲突，中经挑拨军人，议会停止开会，李议长遭暗杀，予亟出走。事在壬子夏间，予年方二十九岁也。

入都后即到原校复学，时值孙总理偕黄克强先生北上，组织国民党，予入党本部，为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交际组干事，获与革命诸先进共事，发动筹办甘肃支党部及甘肃国会议员选举事宜，并购置印刷机器，派人运甘，筹办党报，鼓吹革命。惟予虽办党务，仍以学业为重，故于学校功课未少懈怠。遐时，辄往学术团体，如尚志学会等，听名人讲学。于民国三年春毕业于法政专门学校。是时，予权力观念已淡，曾被选为参议院议员，未就；又熊希龄前任奉天交涉司时，经人介绍，代译俄文密件，伊组阁后欲援引之，亦未应。此皆予三十岁左右事也。

癸丑以后，袁氏当国，摧毁民党。予被人以甘肃乱党告密，几遭不测。予从此立志，不作袁氏之官，专办地方教育以培造人才为目的。自甲寅回甘后充公立甘肃法专教授丶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创设省教育会，赞划女子教育，提倡学校运动会，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调查东南教育，经直鲁江浙各省，调查欧美教育，经英丶美丶法各国。皆为三十岁以后之经历。在此阶段，因袁氏称帝，同时革命被嫌疑诬陷，又经诸多波折，迄今思之尤痛。而十年教育究为予一生差可自慰之事业也。

总之，予青年时代，约可划为三个时期。自十岁至二十岁为科举时代，受严父严师之管教，养成予一生作人作事之基础。自二十岁至三十岁为学校时代，正值革故鼎新之时会，陶冶予之思想，锻练予之精神，关系极重。三十岁至四十岁为从事教育时代，亦可谓养晦时代，使予头脑为之冷静，身体日益健全。至学向事功皆无成就可述也。

                                                 （原载1943年《甘肃青年》杂志第6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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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天中的风雨人生路

本报记者 李利军

情到深处意更切

    2004年9月1日，适逢第十六届中国西部商品交易会在平凉开幕前夕，作为这次盛会的一大点睛之笔，“2004’中国·平凉崆峒文化论坛”在平凉隆重举行。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主任、研究生部负责人、美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美术史论》季刊主编、《中国美术报》主编的水天中先生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了精彩的发言。完全可以这样说，平凉是水天中先生的第二故乡，正是怀着对第二故乡的深情厚谊，对平凉人引以为自豪的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崆峒山，水天中先生从景观评价的全新视角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崆峒山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其很早就获得了人们情感上的认同，而崆峒山山形奇特，峻拔厚实，壁立的悬崖与周围群峰形成圆弧线与直线的对比，黄土高原与崆峒山峰的青绿草木形成青与黄、苍与润的对比，从而构成了崆峒山在中国北方少有的丰富性与奇特性。他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在开发崆峒山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和发扬崆峒山的“个性”，即它的自然景观特色和人文景观特色，抓住中国道家思想风格，以自然、质朴和大度为依归，远离繁冗低俗，抵制“时尚”诱惑，节制人工建筑的添加，把崆峒山景区营造成一片林木蓊郁，烟云缭绕，清静、自然而奇幻的天地。他那高屋建瓴、别开生面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与高度评价。

     从1979年离开平凉算起，他和平凉作别已25年了，在这个给他留下了太多眷恋、太多遗憾、太多美好的回忆、太多伤感和怨怼的地方，他更多的是以一个学富五车、声誉鹊起的艺术家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很含蓄的情愫。别梦依稀，对于在那人人自危的荒诞岁月里自己所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他没了常人的耿耿于怀，相逢一笑，一些与他有关的尘世间的恩恩怨怨，早变成了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些小插曲，不是他健忘，而是一个饱经风雨沧桑年逾古稀的老人所拥有的那种宽容、旷达的胸襟和境界使然。

     在接受采访时，水天中与我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请先生简要谈一谈重游故地平凉的感受。
     水天中：我初到平凉时，在汽车站找了一个老头的手推车推行李进城，上东门坡时我在前面拉，老头在后面推……离开平凉25年，故地重游，已经找不到当年熟悉的地方。古老而简陋的房屋被现代风格的建筑所代替，狭窄的街道已经变成平坦的大街，我所居住和工作过的柳湖、平凉师范、二中……都已经焕然一新。改革开放大潮正在改变着平凉的外表，也改变着平凉人的行为方式。但平凉人的气质——他们的善良、质朴……并没有变。
    记者：作为我国美术理论界的权威，请先生谈一谈历史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平凉，书画界应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求得绘画艺术的新突破？
    水天中：平凉的美术是全国(也是全世界)美术的一个部分，它的发展不能脱离大的潮流和整体环境。平凉的美术家既要改变封闭和自足的习惯，又不能急功近利地追逐潮流。最该做的是在自己选择的风格、语言方面把功夫下透，同时提升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修养。两方面都不能轻视。
    记者：平凉在崆峒文化的开掘上今后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水天中：“崆峒文化”当然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但我觉得它只是平凉文化的一个方面，并不能涵盖平凉文化的所有方面。对于崆峒山的建设和利用，希望与邻近的山区统筹安排，形成更大的旅游景区。
记者：先生对平凉今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寄予些什么希望？
      水天中：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大问题，我不敢妄言。我只希望将来的平凉是一个清洁、繁荣、安静的城市，平凉的年轻人更具有高水平的现代文化素养，而且乐于进取，并一如既往地聪明、纯朴和漂亮。 ……

    平凉只是水天中先生人生的一个驿站，尽管对平凉的关爱只是先生通过他汪洋恣肆的文章所表达的对这个世界的大关爱的一部分，但对平凉而言，这种一往情深的关爱弥足珍贵，关爱中融合着先生对第二故乡的无限期待和祝愿！煦园代有才人出

     说到水天中，必须说到他的父亲水梓，必须说到煦园，也必须提到他的非凡的家庭背景，因为水天中是从他的父亲身上、他生活的环境中汲取了一般人得不到的养分。

      在甘肃兰州，有一个享誉陇上的名门望族水家，水天中就出生在这个诗书传家的大家庭。他的祖父水应财出身寒门，年轻的时候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下一代求学上，他的父亲水梓因此便成了水家第一个得到功名的读书人。在上世纪，水梓能成为蜚声陇上的一代名士，不仅在于他满腹经纶，更在于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在风雨飘摇、险象环生的动乱岁月里，水梓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文人们做人风格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他是甘肃最早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斗士之一，民国时他担任过甘肃省的教育厅长，解放后担任过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热衷于对新中国的建设大业建言献策。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水天中的影响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水梓30年代在兰州的颜家沟建造的煦园，是当时兰州的名园，也是兰州文士聚会之地。张恨水两次到兰州，都曾到煦园。煦园优美的环境和园中浓厚的艺术文化氛围对于水天中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的成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水天中有兄弟姐妹8人，他的哥哥姐姐都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大哥水天同，教了一辈子英国文学；二哥水天明，四十多年一直在兰州大学教俄罗斯语言文学；三哥水天浩，解放初期毕业于经济系，后来在西安体育学院教政治理论课；姐姐水天长教世界史，退休后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弟弟水天达是电视剧导演，甘肃省电视台电视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奖获得者；妹妹水天光是中学化学教师；小弟弟水天行是高级工程师，现在是CRBA-IATCA高级审核员。在水天中的同胞兄弟姐妹中，他的大哥水天同和妹妹水天光的命运最能代表这个大家庭所惨遭的坎坷和不幸。

水天同十四岁(1923)考入清华学堂，1929年毕业赴美，入欧柏林学院攻读英国文学，1931年毕业，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研习比较文学。1933年先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德国马尔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从30年代开始，他师从著名英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理查兹研究语义学和文学批评。1934年归国，到青岛山东大学教书。在当时的中国，水天同是一个在英语教学和研究著述方面独树一帜的人物。1948年，水天同应兰州大学校长、老教育家辛树帜之邀，到兰州大学任文学院长，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他由西北大学英语系主任调往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是上世纪50年代首次招收研究生的两位导师之一。1957年夏天，他对已经开始的反右运动不以为然，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水天同和妻子受不了无穷无尽的折磨侮辱，几经自杀进行抗争。妻子死后，孑然一身的他孤独地打扫厕所、编写《汉英词典》、翻译《拿破仑传》、去湖北沙洋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他于1979年回到兰州，在兰州大学指导莎士比亚研究生。一位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学者就这样让那个时代折磨得报国无门以至郁郁而终。
    水天中的妹妹水天光在他们兄妹中最多才多艺，她上中学和大学时成绩优异，画画、唱歌、舞蹈都十分出色。从化学系毕业后，家庭成分决定了她的前途。在参加了两年“社教”之后，她被分配到临洮县的一所偏远中学。因为她是“大右派的女儿”，便不断受到花样翻新的歧视和打击。1976年春天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她遭人诬陷，学校领导发动学生批斗、殴打她，3月22日她失踪了，50多天后在洮河的浅滩里发现了她遍布伤痕的尸体。学校革命委员会给上级的报告称水天光是“落水而死”。在她遗留的笔记中，有一些被视为罪证的诗句：“家乡的上空笼罩着阴云，只有生命和鲜血，才能换来真理的声音……”“在这狂吠声中，我要让人的声音高高飞翔……”她在一种不能容忍独立人格的环境中，硬是要保持独立人格，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许是水天中他们这一代把属于他们这个家族过多的苦难都承受了，抑或是这个家族的家学注定要结出更美丽的果实，他们的下一代为这个家族在续写着新的自豪和辉煌，有10多人分布在从兰州、北京、西安、武汉、广州、深圳一直到英国剑桥等城市中，有多人是大学教授。水天中的二哥水天明的儿子水均益是这一代中的佼佼者，他是从黄土高原走出去的中央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

    经过了120年沉沉浮浮的摔打，水氏家族总是艰难而不犹豫地保持着他们的高贵血统馈赠给他们的尊严和大气，这不仅是他们这个家族的精神财产，也为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以来让文化的张力撑起一个家族精神的大纛、让对高层次的追求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提供了一个范例。怀才不遇悲秋风

    1935年，水天中生于甘肃兰州，自小接受了父母良好的启蒙教育、对书画艺术情有独钟的他上大学时报考的是西安西北艺术学院(现西安美术学院)，1955年毕业。1959年7月，他被分配到平凉筹办平凉专区艺术学校，到平庆两地各县招生，拟定教学计划和课程表，订做画板、画架，订购石膏模型和各种画具，他很投入地干着这些琐碎的工作。9月1日，平凉艺术学校开学了，他为美术班学生上素描、速写、透视和水彩课。到这个时候，尽管因父亲的右派问题，他已尝到了人世的苦涩，但尘世众生所经受的真正的苦难，其情状是什么样子，他依然缺乏了解。

    1961年，随平凉艺术学校师生去庄浪农村支援灾区春耕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所谓的“自然灾害”让当地的许多青壮年劳动力死亡了……1963年，平凉地委宣传部调他去泾川玉都公社搞四清运动，在乡下，他看到了许多被农民称为“土皇上”的社队干部对农民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的恶行，也看到了农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极度贫困。残酷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对他刺激太大，他开始用一个书生的眼光观察和研究社会。

    1965年，他已任教4年的平凉二中开始搞四清运动，在“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思想指导下，全校教师人人过关，一场新的灾难降临了。平凉文化馆举办美术作品展览，文化馆的朋友选了他的五六幅油画。预展时一位领导得知水梓是他的父亲时，立即作出决定：“这种人不能参加展览！”一个以绘画为专业的人就这样失去了参加展览的权利。1966年5月，平凉二中的文化革命工作组从摸底排队发动积极分子开始，动员革命师生向“修正主义反动思想牛鬼蛇神资本主义当权派”展开进攻。在工作组和积极分子的教唆和带动下，学生们以他们的老师为对象，口诛笔伐，咒骂揶揄，用黄纸写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学校的墙头和教师宿舍的门窗，大部分教师被当作牛鬼蛇神对待，全校80多名教师中揪出了30多个牛鬼蛇神。在教职工学习会上，对这种极左做法极为不满的水天中和几位教师提出这不符合“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工作组大怒，调转全部火力集中批判他们几个人，围攻批判了一个星期，围攻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手段的残酷和对人格的侮辱践踏让他至今心有余悸。从1966年冬天开始，水天中每天的工作便是与几个“牛鬼蛇神”一起，从早到晚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刷大标语。这些工作一直做到1977年。

    1968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又开始了新一轮阶级斗争，工宣队进校后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将教工厕所与学生厕所合而为一，第二个革命行动是勒令全体教职工集体住宿，学校的两个大会议室变成男、女宿舍。工宣队掌权的时候，毛泽东发布了“一打三反”指示，平凉有好几个青年人被枪决，他们的罪名是以作文、日记等形式“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在那个弓杯蛇影、草木皆兵的年代里，平凉秦剧团的一个很有名气的老演员，听人讲他的儿子写了“反动标语”，惊恐之中投井自杀身亡；一个人和他妻子在床上说私房话，别有用心者说两人恶毒攻击了毛主席，被判处15年徒刑。对这些反人性、逆天理的荒唐现象，如履薄冰的水天中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慨，他只能把深深的厌憎埋藏心底。那个让人齿寒的年代，有两件事给了水天中莫大的慰藉，也让他对这个世界残存的幻想没有完全泯灭。1974年夏天，被借调到省文艺工作室的水天中去刘家峡水库和祁连山旅行写生，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让人迷醉的水色山光使他感受到了一种深沉的美，也让他发现了在那样的时代里，仍然有人在雪山和森林间保持着人的洁净和尊严。1975年春天，他带学生去泾川太平公社许家坡大队劳动、上课，当地农民对他们们十分友好，他住在一个贫下中农家里，这家的女儿巧能和她的妈妈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使他感受到了底层劳动者的人情温暖，看到了人性的美丽。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他的主要任务从画毛主席像转为设计和制作花圈，他带领十几个学生，为各种场合制作各种规格和尺寸的花圈。许多人对他设计制作的花圈赞不绝口，这让他心中更生莫名的悲哀，做了多少年为绘画艺术献身的梦，但是，空有一腔抱负，他只能一边远望着缪斯女神的背影，一边忍气吞声干不需要多少学问的手工匠人就能干的活计。

    “四人帮”的垮台，标志着多舛的中国一段长长的噩梦的结束，也预示着水天中充满悲剧色彩的命运将发生重大转折。1978年秋天的一天，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让他怦然心动。已过不惑之年，能重回让他魂牵梦绕的艺术殿堂去求学深造，既让他兴奋，也让他犹豫，但他没有放弃奋然一跃的机会。于是，他报考了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生并被录取。1979年初，在平凉很压抑且有点狼狈地生活了22年之久的水天中，怀着眷恋和酸楚相交织的复杂心情离开了平凉，前往北京开始了又一段求学生涯。

    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尤其一个人的成长历史。在平凉的22年间，水天中饱受了歧视和压制，他的美好年华有多少被白白扔在了这片黄土地上，他的艺术潜能的开掘被长时间地延缓了。但平心而论，在平凉经见的许多东西，是他在书本上学不到的，长时间地接触社会底层，为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该算得他不可多得的一种财富。更何况，在那个乾坤倒悬、万马齐喑的年代里，整个国家的命运尚且如此，作为个体的水天中，怎么能躲过这一劫呢？腹有诗书气自华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压抑和“冷藏”，当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日子来临时，水天中心灵中艺术的种子开始迅速地发芽吐翠，开花挂果，不再戴着镣铐舞蹈，他的才华、他的灵性便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锋芒，他明白，既然抓住了机遇之手，自己就绝没有懈怠的理由，用加倍的勤奋来弥补先前的损失是自己惟一的选择。

    1981年，水天中获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他的主攻方向转向美术理论研究。凭着深厚的绘画底蕴，再加上文学学士的文字功底，使他在美术理论研究领域如鱼得水。当时，尽管已开始拨乱反正，但文革遗风在我国美术界依旧风头不减，时势将水天中推到了以锋利的臧否之笔对美术界进行正本清源的潮头，站在一种高度，水天中犀利的眼光和犀利的笔锋成为当时中国美术界很前卫的景观，奖掖扶持被埋没的才俊，为让世俗冷落的探索者呐喊助威，将国外的新思潮、新风格大胆进行引进，对媚俗和亵渎艺术的歪风邪气展开不留情面的抨击和指斥……这个时候的水天中，还原了本真的他自己。“侠骨柔肠，剑胆琴心”，是水天中写给别人的赠言，但我觉得将此作为水天中自己做人做事风格的写照似乎更恰切。

    他在评论中国水墨画时说，在中国绘画史上，伴随着水墨逐渐成为主要的绘画形式，绘画逐渐离开宫苑寺观的墙壁，进入私人居室。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绘画艺术生长的环境，人们对绘画作品从整体视觉张力的重视，逐渐转向微妙绘画性效果的重视。而士大夫文人更将这种趋势推向极致，疏淡、萧条、古雅、内省的“老境美”统率了水墨天地。中国水墨画被“雅化”了。它与书碑简册、清茶素琴和谐无间地静处于斋堂几案之间，给无欲无求的遁世者以心灵的慰藉。批评这种局面为“衰败”，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值得推敲。因为衰败意味着一个活的系统无法控制地趋于停滞和解体，而传统水墨画的这种局面，却是文人画家的理想和追求，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画家为使水墨画符合这种规范而尽心竭力。

在为被人“误读”的印象派画家张目的文章中他写道，印象派绘画不是局限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艺术，其影响及传说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了一百多年。它既不是完全陌生的艺术，又不是随处可见的流行艺术；它既不是遥远的艺术史记忆，又不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前卫艺术现象。对于不同文化层次和背景的观众，印象派绘画一直是一个既赏心悦目、引人入胜的审美对象，又是一个包含着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有人说“印象派的存在，只是把批评家训练得更加尖酸刻薄而已”。“印象派”这一称呼，也含有嘲讽意味。有人批评毕沙罗早期作品“丑陋”、“粗鄙”，雷诺阿画的舞女长着“棉花腿”，莫奈风景画中道路的笔触被比喻为“黑色的舌舔痕迹”……其实，印象派画家是最独特的具备着卓绝的情操、艰苦奋勇穷毕生精力向时代挑战的纯艺术家，印象派的存在，把批评家训练得更加胆小了。

    对于文艺界的媚俗现象，他不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鄙夷，谈及被热炒的旅法女画家潘玉良时他尖锐地指出，潘玉良之所以被影视流行文化看好，是由于在她身上宜于发挥诸如青楼秘闻、多角恋爱、裸露身体等等“时尚风情”，只有潘玉良能满足观众的窥视欲。他说，一些影视作品的编剧和导演根本不了解中国美术界和美术史，一些情节场面的处理“荒唐”地违背史实。“真实”在这里已为“市场”牺牲。“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转折时期的极其特殊的女性的人生经历，就这样被大众媒体的构架手段所改造，传统男权文化的才子佳人套路和流行影视故事的多角恋爱套路，代替了潘玉良的个体人生经验……这使得美术史上的潘玉良变得苍白、贫乏和俗气——女演员的外形漂亮也无济于事……于是潘玉良的艺术创造被淡化，潘玉良气象峥嵘的性格被消解，她成为又一个被捆绑在流行文化的普罗克拉底斯铁床上被宰割的历史人物。”他不无痛心地感叹道：“她已经失去了她的原初意义。”

    20余年间，水天中笔耕不辍，《李公麟和他的时代》、《油画传入中国及早期发展》、《中国油画简史》、《现代美术评论集》、《穿越四季》、《历史、艺术与人》等一大批作品的问世，让人们能得以更全面地了解水天中，并在审美愉悦中分享他的成功。他在文集《历史、艺术与人》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的史学观点：“‘据事直书’是中国史学的珍贵传统，没有这种精神，就会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记载失实有各种原因，但最需警惕的是‘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为了避免别人找麻烦，避免卷入门户之争的漩涡，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于是在历史著述中搞平衡，对敏感的问题不置一词，使用外交辞令，顾左右而言他。这已经不是史才的高下，而是史德的有无了。”在《进入新世纪的水墨画》一文中，他冷峻地指出：“形式规范的极度狭隘和艺术思想的不着边际，是当代水墨画发展的隐忧。”，“远离写实的后果之一是远离现实。如今的表现性水墨，放逸笔墨者多，歌哭人生者少。除了少数画家的艰难跋涉，水墨画似乎又将回到只谈‘风月’的境界。”他评价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少有的几个坚守个性、敢于放笔歌哭人生的画家中的一个”，这也是他给当代美术贫血症开出的一剂对症的良药。他推崇“歌哭人生”的绘画，他自己的文章往往也是“歌哭人生”的悲歌。他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术界根本不存在像巴金、贺绿汀那样敢于讲真话的权威。”

    铅华洗尽始见金。如果把水天中的一生用一种简单的方法进行划分，他最精彩的人生画卷是在他行将步入知天命之年时开始绘就的，他用半生的历练与血脉中融合着的睿智相结合所完成的人生答卷，证明着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无所追求和自甘平庸的人永远不会主宰自己的命运。坚守淡泊旷达，拒绝追名逐利种种物欲的诱惑，保持做人高洁、特立独行的风范，是水天中得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化人的一种才德标高，在这一标高面前，许多自命不凡、人格低下的文化人“皮袍”下掉出的是一大串“小”！

                                水梓简介
    水梓，字楚琴，清光绪十年(1884)出生在兰州。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少年时的水梓便显露出了过人的天分，光绪二十七年，水梓以榆中县名额参加科举考试，以县试第二、府试第一、院试第一的成绩考取邑庠生(秀才)。考取秀才之后朝廷废止科举，当时京师和各省先后设立文高等学堂，水梓进入甘肃文高等学堂。文高等学堂给水梓的重大影响是开始接触新学，严复的译著，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的文章使他耳目一新，梁启超的文笔尤为他所激赏。受他们的影响，水梓开始从制度的角度思考他眼前的社会弊病。他在毕业考试的文章中评议时政，鼓吹仿效欧美制度变法，被陕甘总督升允查出，拟严加惩治，得名士从中斡旋，被从宽处理。宣统元年(1909)，水梓通过官费学生选拔考试，入京师法政学堂。学堂专业课多由日本教师讲授。这是水梓从传统文化环境向现代文化环境转进的开端。学习期间由同盟会甘肃籍老会员王耕山先生介绍参加革命活动。民国元年，水梓在北京担任国民党本部政务委员、兼本部交际组干事。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共和，内地十八省中惟独甘肃当政者继续拥戴清廷，并派马福祥领兵进攻拥护共和的陕西。已加入国民党的水梓由北京回到兰州，联合甘肃倾向革命人士，策划说服拥有兵权的马福祥按兵不动，促使甘肃总督长庚同意发出承认共和通电。但省内军政大权仍然在留任官员之手，于是水梓等人转而筹组临时省议会，与原来的军政大员形成对峙，临时省议会的主持者成为地方军阀必予除之而后快的目标。民国元年六月，地方军阀开始采取行动，首先刺杀议长李镜清，水梓夤夜策马出逃。他参与推行民主宪政的第一次实验就这样破灭了。

    在甘肃推行宪政的失败，使水梓深刻感受到文化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1914年，水梓从法政学堂毕业回到兰州教书。1916年，当时的教育部指定省立一中教师水梓作为甘肃省教育界代表，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借此机会水梓结识了东南各省教育界的黄炎培、程天放、经亨颐、陈筱庄、朱经农、陈衡恪等人。1919年年末，水梓参加北京政府教育部组织的欧美教育考察团，历时一年多的参观考察，使水梓在了解世界教育趋势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教育主张，他将这些主张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为促进甘肃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年代，西北各省局势多变，水梓先后在甘肃省内和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期间曾兼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31年，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邀请水梓为省政府委员兼省教育厅长，在教育厅长任内，他为甘肃学院筹设医科及附设医院，中等学校改四二制为三三制，改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调整、改善出国留学生的选派和资助，重视外文教学和艺术教育，开展古代文物调查和保护。抗战时期，水梓离开教育界，先后任甘肃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和考试院甘、宁、青考铨处处长等职。1949年，著名教育家张柏苓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他任命水梓为考试委员，但水梓未往南京赴任。南京解放后让他撤往广州，他拒不南行。

新中国成立后，水梓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几次重大运动都安全过关。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他慷慨陈词，抨击时弊，提出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以及人事工作中强调阶级成分问题，他希望共产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时“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结果他的意见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水梓纲领”，他成为甘肃省“最大的”右派分子。1957年的整风发言，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法制理想的彻底破灭。

      文革中，在批斗、抄家后，水梓被赶出居住了半个世纪的煦园。全部藏书和数百件书画卷轴被抄走，其中包括章太炎、王一亭、胡适、张大千、齐白石、余绍宋……题赠的书画作品，自20年代开始水梓未曾中断一日的日记和手抄诗集《煦园诗草》也全部被毁。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中去世的水梓，平反问题迟迟不得落实，直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出批示后，甘肃省有关部门才改正了水梓的右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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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维  《叙写历史的细节》
有些书，刚拿起来又放下了；有些书，一拿起来却再也放不下。《煦园春秋一一水梓和他的家世》就是那种一拿起来便再也放不下的书。我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读完了，心里还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一本叙写历史的书，记录了一个文化家族五代人从清末到上世纪80年代的百年历史。书中主要记述了陇上文化名入水梓先生和他的儿女们两代人的传奇经历和悲喜故事。水氏家族是兰州的名门望族。水梓先生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清末同治年间因避战乱，从临夏三甲集逃难到兰州，靠自己的辛劳和汗水，创建了一份新家业。水梓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大，自幼天资聪颖，五岁随父读书，九岁入学馆，后考入甘肃文高等学堂，文高等学堂毕业后，又考入京师法政学堂。在京三年，他接受了西方近代政治、法律、经济学说，决心返乡从事教育事业。返回兰州后，应聘为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教师，后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六年后，又离开学校担任了省政府秘书长职务。1929年起，先后在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和赈灾委员会任职。其间，为甘肃灾区的救助奔走呼号，尽心竭力。1932年，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任教育厅厅长。抗战开始后，又先后任甘肃省银行董事、董事长、甘肃慈幼会、甘肃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和重庆国民政府甘、宁、青铨叙处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水梓先生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50年代中期，被推选为甘肃省政协委员、“民革”甘肃省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又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地残酷批斗，并于1968年秋天被勒令搬出自己的家园，搬进了一座居住条件最差的大杂院。从此，水梓先生只能整天不言不语地在阴暗的屋里独坐，健康状况明显下降，又得不到适当治疗，便于1973年2月4曰溘然离世。

一个一心报效甘肃的陇上赤子，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直到1986年夏天，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才为已经去世13年的水老先生举行了追悼会。

    水梓先生一生关心甘肃教育事业。他的子女们也大都子承父业，选择了教书的职业。长子水天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首届研究生导师。次子水天明是兰州大学外语系系主任、教授。三子水天浩是西安体育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次女水天长是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系主任、教授，后为省文史馆副馆长。四子水天中曾在乎凉当教师，后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三女水天光是临洮县新添中学教师。八个子女中五位兄妹从事教育工作，实在可称得上是教育之家。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教育之家，就这样一群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热血儿女，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磨难。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水天同、水天长与父亲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水天长兄妹三人还被派遣到酒泉和玉门农场劳动改造。“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几乎所有兄妹又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几乎每个人的遭遇都能写厚厚的一本书。

    我有幸认识书中的其中几位。水天明、水天长是我师长，水天达是我的挚友，听过他们的课，读过他们的书，也听说过他们的坎坷经历。他们的学识让我仰慕，他们的品德让我敬佩，他们的人生际遇让我认识了人生，认识了社会。但更让我认识生命之重的还是水天光的死，水天光是水梓先生的三女儿，“文革”前夕大学毕业，多才多艺，聪明美丽，本该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可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被分配到了临洮县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农民质朴憨厚，山里娃勤奋好学，在农村的讲台上也不是没有美好前程；可她偏偏遇上了几个思想极左的学校领导，在没有任何缘由的情况下，便将她打成“黑线回潮”的典型，给她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不准她在食学吃饭，在水灶打水，逼得她夫离子散，无路可走，只行含恨而死。她只能与无言的河水亲近，便一个人走进了洮河的激流。一个正当锦绣年华的知识女性，就这样离开了人世。除了逝者如斯的洮河水，至今没有人能知道她离世的确切日子。书中有亲人满含泪水的回忆，也行组织平反昭雪的《复查报告》。惨死9年后，终于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组织上算是尽了责任，们冤案留给亲人们的伤痛，何时才能抚平?

    《煦园春秋一水梓和他的家世》不是文学作品，但有些情节比当下的许多冠以“文学”字样的东西更感人。书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水老太太不顾60多岁的高龄，两次孤身西行酒泉，探望在荒漠戈壁上劳动改造的“右派”女儿的故事。水天长先生戴上“右派”帽子后，被学校送到酒泉，先是在边湾农场，后又到丁家坝农场“劳动锻炼”。此时，水天明、水天中俩兄弟已分别在边湾农场和花海农场“劳动锻炼”。说是“锻炼”，其实是改造。后来，俩兄弟先后回到了兰州，唯有女儿天长迟迟未能归来。时值大饥饿时期，农场里忍饥挨饿，开荒种地，一些人已被饿死在戈壁滩上。水老太太思念女儿，虽然从未单身出过远门，但仍不避风险，带着从自己口中省下的一点食品和粮票，两次孤身一人挤上西行列车，迢迢千里，看望女儿。第一次，在秋冬之际，只同女儿在酒泉的小旅馆住了一夜，临行，还强忍泪眼，安慰女儿：“你再坚持一段，我看也快调你们回去了，这里劳动把身体倒锻炼结实了，劳动吋千万要注意安全，可不能落下个伤残……”。第二次，正值隆冬，滴水成冰。水老太大背着沉重的行囊，找到女儿，索性在农场住了下来，陪着女儿接受改造。从家里带来的一点食品，很快被女儿同宿舍的难友吃光了，她便将自己碗里的糊糊汤分出  一大半儿让女儿吃。女儿下地后，她就到田间地头拣来一些可吃的东西，到了晚上，便悄悄地在小泥炉上煮熟了给大家吃。有一次，她竞不顾风烛残年，一个人在马路上挡了一辆拉货的卡车，从嘉峪关的饭馆里买回一饭盒田鸡肉和两个花卷，天黑尽了才回到丁家坝。自己一口也不吃，只看着女儿把一饭盒田鸡和两个花卷一口一口吃光了，才回到宿舍。

    慈祥，善良，勤劳，面对苦难，从不言苦。一位多么让人敬仰的母亲，一些多么使人难以磨灭的记忆。但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真实故事，是那个年代的一些历史的细节。

    书名叫《煦园春秋一_水梓和他的家世》，编著者正是着意以煦园的兴废变迁折射水氏家族的荣辱兴衰。煦园，也叫水家花园，是水梓先生亲手建造的一座私家园林，曾经与邓家花园一起，并称为兰州名园。“文革”中，水梓先生一家被逼迫迁离，煦园被毁。这看似编著者在寻梦自己的家园，在用自己的声音记录自己的历史，其实是作者在用自己家庭的特殊经历在记录那段特殊年代的历史。这种特殊的经历是他人不曾经历的，具有历史的唯一性和真实性。这些历史的细节，对包括“反右”和“文革”在内的甘肃当代史的研究，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这也是这本书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记。

                    原刊于《甘肃文艺》 200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