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叛逆 朱其:"末代文青"的策展生涯(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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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叛逆 朱其:"末代文青"的策展生涯(組圖)

2007年11月22日

上世紀80年代的文青，文藝不是點綴而是需要，像暢快的呼吸一樣 朱其任總策展人的798藝術節     文學青年，也就是文青，是這樣一個詞語。本來是一個縮略名詞，後來成為一個形容詞。在當下的語境中，它形容那些廣泛涉獵文史哲、音樂藝術等領域卻又無一精通的人。這些人淺嘗輒止地挑戰自己的智力極限，棲身於流行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間的曖昧地帶。他們在情懷方面有些文人，志趣方面卻很小資，有時候軟弱得像個懦夫，豪氣萬丈的時候偏執得近乎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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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藝術地圖》是朱其的另一個學術寄託

    文學青年出身的朱其，大學時候就開始寫詩、寫文學評論，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校園裏，詩歌的普及程度是今天的大學生無法想像的。有人開玩笑說經常推開宿舍門就看到一屋子詩人。這種說法當然有些調侃，但朱其的一段經歷足可以證明當時詩歌的影響不僅在大學校園裏，還廣泛波及到社會中。1990年代初的時候，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有一檔節目《午夜星河》，就是聽眾打電話進來點播詩歌。朱其當時的主要工作是帶著一大摞詩集坐在播音間裏，從中找出聽眾點播的那首，交給主持人去朗誦。主持人還挺有名———和晶。

    寫詩出身的朱其，組織過文學社的朱其，具有批評家群體中不常見的文學修養和文字功力。通常來說，藝術批評家和策展人的成長路徑都得畢業于美術院校。這樣固然使得他們的藝術見識規範了很多，卻也有顯而易見的局限。朱其無門無派，視野也就沒有受到那些限制。文化興趣也可以更加廣泛，比如說現在他像一個學術追星族一樣，時常從北京跑到上海，就為了一場大師的講座。他每每出現在哈貝馬斯、德里達等大師們設下的講壇前，仿佛聆聽一場高僧布道。

    朱其就是喜歡用“文青”作為自己的身份標簽，似乎全然不顧這個被異化的詞語涵義與20年前早已大相徑庭。在講述自己如何開始和藝術有關的生涯並在這個圈子內搖擺多年的經歷時，朱其不止一次地說起，文青氣質對他進行了深刻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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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策展的行為藝術《鳥巢》引來諸多關注

    因為文青，1990年代初期的時候朱其把大學畢業分配的機關工作辭掉，甘心情願在社會上混跡多年。那年頭大學畢業生沒正經工作的不多見，可朱其甚至願意跟著朋友在菜市場裏賣凍肉賣水產；因為文青，他離開上海去北京闖蕩，在藝術領域冷冷熱熱地轉了多年，卻始終沒成為“藝術寡頭”。作為一個獨立策展人，他一直徘徊在藝術核心圈的邊緣地帶。

    其實，策展人在當下的藝術格局中是最有權力的人，朱其只要松個口，周圍很快就會圍著一群藝術家，籌集策展資金也不會那麼困難。可是他認為得有信仰，得為自己覺得正確的東西去堅持。沒有門檻兒、標準，亂做展覽，像有些策展人那樣一年做十多個展覽，其結果必然是透支了自己的藝術資源和策展聲譽。一開始大家還找你做展覽，到了後來就沒人看得上你了。

    朱其當然也得妥協。中國的當代藝術界，水很深，每個人都三頭六臂能耐極大。藝術，畫到畫布上、寫到紙面上很形而上，其實內裏交織著太多複雜的元素。策展並不僅僅是個學術活動，還是一場買賣。為了做成一個展覽，必須和各種人做利益交換。作品水準的要求得稍微放寬，人情、資本都要兼顧。很多策展人在這個度的把握上出了問題，從此傷了元氣。所以朱其說自己得守著底線。

    守底線的朱其，多年來一直半紅不紫。1996年首次介入當代藝術之後，他基本兩三年才有機會做成一個展覽。對於依靠策展費用養活日子的獨立策展人來說，生活就很艱難。朱其說，那時候時常要靠自己的弟弟接濟一把，最落魄的時候身上只剩下200多元錢，房子的按揭都沒了著落，幾乎想要賣掉在北京的房子、放棄藝術回上海找工作。那是2004年初，4個月後，藝術市場全面進入了神化時代，無數展覽找上門來。苦日子到頭了。

    雖然朱其一直對現在瘋狂的藝術市場感到憂慮，對很多現象不滿，但是他也承認，自己終究是一個藝術市場泡沫的既得利益者。要不是2004年藝術泡沫的全面啟動，現在真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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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朱其進入藝術圈很偶然。1996年機緣巧合他做了一個展覽，“以藝術的名義———中國當代藝術交流展”。那時候，前衛藝術展很少，一個展覽足夠全國的藝術圈談論一兩年。藝術家和策展人以同志般的友誼和串聯般的熱情，從全國各地匯聚到上海。藝術家來回能報銷火車票，沒錢住賓館，外地藝術家就被上海的藝術家們分頭帶回家去住著。那個展覽，為了印畫冊，朱其自己賠進去不少錢———後來不少展覽他都在自己賠錢。現在，藝術家一件作品幾十萬元上百萬元，都有錢了，來回坐飛機，住宿都是星級酒店。但是再也找不回那種激情，還有和物質無關的友誼。     在朱其開始策展生涯的時候，中國的藝術被兩股勢力把持著：官方美術和叛逆主流話語的藝術。中國藝術那時候二元對立的格局，別的藝術形式插不進去。朱其硬是用僅有的幾個展覽，開闢了一塊自己的領地。1998年的“影像志異———中國新概念攝影藝術展”，是中國首個有關觀念攝影的展覽；2000年的“轉世時代———2000中國當代藝術展”，野心勃勃地試圖將藝術從政治話語體系中拉入對當下精神層面的關注；2002年的“青春殘酷繪畫”，將一代人的青春憂愁和焦慮呈現出來。而且，隨著他策劃的這一批展覽，也出現了一個藝術家的代際劃分概念：70後藝術家。     這幾年，朱其的日子顯然好多了。雖然10多年前有些藝術家就有百萬元身家，朱其至今也達不到，但終究是好多了。可是他又在想著別的。他說，只要能做出一個自己覺得很圓滿、足以為自己的藝術履歷畫上句號的展覽，就淡出藝術江湖了。其實他的姿態一直是隨時可以離開：不幹藝術了大不了回去“寫小說”，他常這樣發狠話。實際上，他無法淡出。策展人憑藉兩三本畫冊和幾本國外藝術雜誌就橫掃國內藝術圈的時代一去不返了，現在的年輕策展人想要出來，門檻實在太高，也需要時間和堅持。朱其這樣的策展人，依然得滿世界跑，跟不同山頭的各路藝術界人馬打交道做展覽。寫小說，終究不是他現在的主業。     其實朱其用來形容自己的文青一詞，指的是上世紀80年代的文青，帶有多種時代特徵。在那個時代，文藝不是點綴而是需要，像暢快的呼吸一樣。理想主義不是飄浮在半空中的，而是在大學裏、詩集上、聚會中觸手可及的堅實的存在。對於那個時代的文青來說，文青不是身份工具，而是活法。激情也還沒有變成姿態，而是真實的叛逆和嚮往。

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