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行窃心理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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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行窃心理探秘

汉川市新河街中学
吴学艺　周红萍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夜继《狂人日记》之后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主人公孔乙己是一个没有“进学”的穷困潦倒的老童生。他身穿长衫,“品性却比别人都 好”,但在鲁镇社会他的最大恶习就是偷。这是有据可查的:一次是“偷何家的书,吊着打”,结果是“脸上又添了新伤疤”；第二次“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结果是“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作为读书人的孔乙己染上与自己身份极不相符的恶习——偷,让人不解的是他不在咸亨酒店行窃（那里有酒有菜）,而偏偏把目标锁定在鲁镇上有权有势的人家。是孔乙己好喝懒做,“是自己发昏”,还是另有隐情?本文试图从孔乙己行窃心理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透视封建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以及封建社会文化氛围的“吃人”的本质。
　　一、孔乙己行窃心理成因
　　1．孔乙己吃“文化”这碗饭越来越难。孔乙己的确是读过书的。他身穿长衫——那是文化人的象征,说着满口的“之乎者也”——那是文化人的口吻,只是没有“进学”。在鲁镇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当中,孔乙己有两种“营生”的本事:一是会抄书,“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书。”可是“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起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的这点“坏脾气”,使他在鲁镇失去了读书人应有的诚信,也使自己失去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生活来源。孔乙己另一个营生的本事是会识字,可是孔乙己是一位落第的秀才,他的识字能力自然也遭到鲁镇社会的质疑,“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就连咸亨酒店的小伙计在下意识中就看不起孔乙己，也不认为他有教导自己的权利和能力。因为在鲁镇这样的世界上，一个儿童可能希望自己成为“穿长衫”的人，希望自己成为酒店掌柜，或者根本没有想过成为什么样的人，但绝不会希望成为像孔乙己这样落魄的人。他们本能地依照掌柜和丁举人的形象塑造自己，而不是依照孔乙己的形象塑造自己，他们也不会相信孔乙己能够把他们塑造成自己希望的那样的人，因为孔乙己自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识字”无法把儿童吸引到孔乙己身边，也无法给孔乙己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由于孔乙己独特的个性和久考不中的事实，鲁镇社会早已不把孔乙己当成“文化人”了。以读书人自居的孔乙己想吃“文化”这碗饭自然就倍感艰难了。
　　2．面对现实与梦幻的极大差距，孔乙己作出了选择。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出现时，作者是这样写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仅仅十七个字，便点出孔乙己的尴尬处境。既然是穿长衫的，理应踱进屋里慢慢地坐喝，然而孔乙己却踱不进去，因为他“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柜外站着喝酒。既然穷到这步田地，就该脱了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走进短衣帮的行列，然而他却不能。在那个崇尚“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里，读书是最高尚的事，任何事情，只要和读书有关，就是值得尊敬的了，甚至像偷窃这样的丑事，一旦和书发生了关系，也就不成为丑事了，甚至还有些荣光。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孔乙己便选择了行窃。
　　二、孔乙己行窃行为的实施
　　1．行窃内容和对象的孕育。孔乙己与鲁镇上有权有势的“读书人”都是“文化人”，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成了“人上人”，而独独他成了“人下人”。成了“人上人”的已不需要文化的工具——书籍笔墨纸砚了，因为有了钱，有了权，就有了他们的一切。工具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点缀和摆设。没有这些，他们照样过活，照样威风。真正需要这些工具的是孔乙己，他要靠它们过活，但他却没有。虽然他穿着“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却被视为没有文化的“蠢材”，到处受人嘲笑。孔乙己下意识中大概就觉得这一切实际上应该属于他的。尽管他知道偷走这些东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还是忍不住要偷。
　　2．行窃行为的初步实施与自我满足。“偷”的原则就是要避开惩罚而获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孔乙己偷何家的书却没有这样“聪明”。“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不过孔乙己的这次行窃确实也给他带来了可观的“物质享受”：两碗酒、一碟茴香豆。同时，也给孔乙己带来了片刻的“精神满足”。面对短衣帮的嘲笑，孔乙己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便排出九文大钱”，尽显自己是“规矩人”。当短衣帮摆出人证物证这些铁的事实时，孔乙己极力为自己偷书辩解，过了一回十足的“之乎者也”瘾。“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窃”与“偷”本是同义词，所不同的一是文言，一是白话，可孔乙己却认为不能相提并论。他宁可承认“窃”，决不承认“偷”。在他看来，“窃”比“偷”高人一等，何况他“窃”的是与读书人关系密切的书，这就更高人一等了，接着便有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也”之类，好像是说我孔乙己行事完全是圣贤所教，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也。
　　三、孔乙己行窃行为的终极
　　“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短衣帮的这句话透露着这样一个信息：丁举人是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鲁镇的最高权威。正是在孔乙己最落魄的时候，他偷到丁举人家中，结果是被丁举人的家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从此，他的生计更加艰难了，“他的脸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身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绳子在肩上挂住。”这外形的改变，正是孔乙己悲惨遭遇的写照。
　　孔乙己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不把行窃的目标放在鲁镇的咸亨酒店，而偏锁定鲁镇的“权威”人士，这是他弥补心理平衡、实施情感发泄的一种特有方式。“就其实质意义上说，这是向权力宣战，向社会权威的宣战。”（王富仁《孔乙己叙事学评论》）。但孔乙己毕竟是弱者、苦人，他向社会权威挑战的隐秘心理，必然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越是沦落到更深的悲惨境地，他的心理越不平衡；心理越不平衡；他就越是要向更高的权威挑战。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在鲁镇社会群体看来这是非常愚蠢的，除非“自己发昏”。孔乙己的偷只能是一部从失败走向失败的屈辱历史。
　　孔乙己的命运到底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这漫不经心、模棱两可的回答，透着一股刺骨的凉气。其实孔乙己早在鲁镇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在小孩眼里，孔乙己是那为数不多的几颗茴香豆；在小伙子眼里，孔乙己是那没多大用处的四个“茴”字的写法；在掌柜眼里，孔乙己是一张欠着十九个钱的欠条；在短衣帮眼里，孔乙己是缓解体力疲劳的“笑料”；在权势者眼里，孔乙己是有辱圣贤的“废物”。孔乙己凄惨死去，鲁镇社会的“权利世界少了一个挑战者，经济世界少了一个消费者，劳动世界少了一个笑料。”（王富仁《孔乙己叙事学评论》）。孔乙己圆满地完成了一个“苦人的凉薄”。
“揭出痛苦，引起疗救”，这也许正是鲁迅先生“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目的所在。孔乙己是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文化一方面培育了他的自尊性格，另一方面又给他以最冷酷的待遇，致使他的这种性格不断地受到现实生活的蹂躏、践踏，甚至扭曲。孔乙己的偷隐藏着更多的无奈、辛酸、不满。只要这种制度和文化存在，知识分子那种隐秘的“劣根性”，一旦与现实碰撞，就会变成埋葬他、置他于死地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