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语文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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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语文特级教师

文/姜广平

题目很大，我本来是不敢做这种大题目的。这种题目也不是我们这号人能扛得动的。我算什么东西，敢对语文特级教师指手划脚？
你知道什么是特级教师吗？
这类人，人们一般尊称之为“×特”，譬如，特级教师王老师，人们叫作“王特”，特级教师李老师则称之为“李特”。在面对这种称呼时，这些顶着特级教师徽号的人们矜持而陶醉。那种样子，既让人羡慕，又让人觉得高不可攀。对这些姓后加“特”字的人，我向来是尊奉有加的，即使让我顶礼膜拜我也心甘情愿。对大师我从来不吝惜我的尊敬。
对语文特级教师尤其如此。语文教师，如果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很精湛的教学功力，想要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语文特级教师，那是梦想。譬如那个叫于漪的语文特级教师，再譬如那个叫钱梦龙的语文特级教师。那些人岂是等闲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在告诉你什么叫大师，是大师就得那样。几十年的教学生涯给熬下来了，这还不算，还得尽脱“教书匠”的匠气，还得著述甚丰，还得自成一家，还得通晓古今，另外还得饱经沧桑。喜怒固可动之于心，但哀乐绝不形之于色。这样的人往你面前一站，你就会看到一座山。
什么是语文特级教师？这些人就是语文特级教师。
这样的问题回答完了我才可以评点语文特级教师。
当然，你得先原谅我如此狂放。更不能对这本杂志动怒：既然你知道人家语文特级教师山一般地不是你能扛得动的你又何必充好汉？你有什么资格点评人家？
我知道我的胆子大了一点。胆子一大，口气就没办法不大。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吧。
先说一点题外话。
语文教改轰轰烈烈这么多年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我生也晚，但也教了十几年的语文了。往人面前一站，也一副语文教师的样子。可是现在心下自知，生命在语文教学这领域里竟然白白耗去了这十几年，而且这十几年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竟然还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处在一种错误的语文教学里，且这种错误就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些号称语文教师的人自己一手制造的——误尽苍生、少慢差费、人文缺失……这便很难让人平静得下来了。
你说，像这种耗法，我们当语文老师还有什么意思？想起1997年年底《北京文学》引发出一片骂声，我实在觉得坐不住。但那时候，语文圈子里面冷得可以。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心理素质好了，而是我们心虚了，我们不敢接人家的招。否则，和人家摆开擂台，大干一场，也不失为一种精彩，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愿和人家过招？
我们在装糊涂，我觉得我们是不可以装糊涂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97年底的那场争论，应该说到现在余波未散。即使大家都保持缄默，但我相信，有良知的语文教师现在心里总有着一种郁勃难平之气。当时语文界对这一争论是很冷的，很多人都看出了当时“圈内冷圈外热”的不正常的现象。很多人对语文教学的现状给予了猛烈抨击，但我们语文圈子里面却没有能给予一定的反响。当时，有一批作家煞有介事地去做了一做语文高考试卷，结果是这些作家连个中学生的水平也不如。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也为这些作家感到害羞，他们不应该这样丢人现眼。作家不应该去趟语文教学中的这一趟浑水。人家没有去趟你的文学，你还要去趟他的语文干什么？没意思，没操作性。一种是纯技术性的，一种是纯情感性或纯理性的，怎么能扯到一起？这实在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还有，语文试卷为什么一定要让作家去做？作家又为什么去做语文教师都不愿意去做的事？说实话，在这一方面，我是很清楚的。语文试卷，如果没有标准答案，语文教师走上讲台，自己都没有把握应该怎么讲。所以，我对作家去做语文试卷，没有什么好的评价，我感到一些作家有点做秀。想要说明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或渠道。我想我如果是作家，我是不会做这码事的。
跳出圈子一想，我们这些教语文的，靠语文吃饭的人，当时对此没有半点反应，是不是有点不正常？语文界是不是太有点装聋作哑了？
我曾读过一篇关于语文教师写作偏向的文章，那篇文章引发了另一个和我有着深切同感的外地语文教师的共鸣，我们都认为那篇文章很清醒也很有见地。我们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深刻处，两人都想要流泪。语文教学这么多年来的痼疾，影响的岂止是一代人？我们语文教师也是这种教育的牺牲品：写作上有偏向存在，只能操作一种文体；语言里再也没有了灵性，再不会口吐莲花妙语如珠。
语文教改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风水突然逆转，一茬一茬的语文特级教师从全国各地冒了出来。那种“中间小谢又青发”的势头，就像文坛上的先锋派、晚生代、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的青年作家一样，让你觉得语文教坛上的名家名流一下子也如九十年代的小说文坛一般群星闪烁，无法不让人为语文教坛上的这种丰收景象而感奋，无法不让你感叹语文教改好啊，瞧，催生了这么多语文名家。
你一定注意到了我刚才在用文坛上的新生作家来类比这一茬茬语文特级教师的。这里其实是一种反讽。当我们的语文教师津津乐道于题目的解题技巧、文章的阅读分析、作文的应试章法时，我们的文坛早已大异其趣了。一些让你无法识得面孔的青年作家们以极快的速度登上了文坛。我们且不说这些作家将来的发展怎么样，但看他一出手就那么很纯熟地驾驭着小说的技巧，你就得服膺人家的阅读与写作了。这里面不仅仅是才气的问题。这些作家无一不是对欧美作家非常熟稔的。他们实现了真正的拿来主义。塞林格、荷尔德林、马赛尔·普鲁斯特、威廉·福克纳、纳博柯夫、博尔赫斯、詹姆斯·乔伊斯、卡彭铁尔、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布莱希特、亨利·米勒、米兰·昆德拉、大江健三郎……一个个陌生而让人兴奋的名字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作家。从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中国当代作家们在为中国文学的繁荣、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在作着可贵的探索，这些伟大的作家有王蒙、贾平凹、陈忠实、马原、莫言、史铁生、孙甘露、吕新、苏童、格非、余华、刘恒、刘震云、叶兆言、杨争光、阿来、高建群、阎连科、北村、吕新、海男、毕飞宇、红柯、海男、韩东、朱文、刁斗、东西、鲁羊、林白、徐小斌、徐坤、陈染、李洱、李冯、李大卫、夏商、祁智、丁天……
可是有几个语文教师对这些中外作家关注过？有多少语文教师还能知道中国文坛上的战国时代早已经到来？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非常成熟，又有多少语文教师对这些正在走向成熟且已经具有世界级水平的中国作家知晓一二？
这些作家其实已经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汇时期的文化风景线。或者，就是这些人在书写着当代中国的文学史。
而小说作者们的阅读，也足以让语文教师们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现在在写小说的人，哪怕是极不起眼的作者，一出手都能看出他的阅读量是很大的，而且都是研究性的阅读。很少有作家浮泛地读别人的作品的。我觉得，现在要做一个小说读者也是非常不简单的事。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读当下的小说的，现在看刘心武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只不过和现在的中学生作文差不多。可是，当下文坛的这种高水准，连我们教语文的都不知晓，偌大中国还有多少人知晓？
我的悲哀也就在这里，一方面是文学作家们的迅速成长，一方面是语文特级教师中有了少壮派的面孔，一个个指点江山一般地激扬文字。可是后者对前者一无所知，对中国鲜活的文学一无所知。
文学难道注定要孤独？
可是没有文学的语文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语文呢？
我曾经想过文学为什么孤独的原因。现在的文坛，已经没有刘心武他们出道时的那种氛围了。现在，没有一个教师可以凭一篇小说而昂然走出教育界。与之相关的，现在的文坛，个人话语、私人化写作，已经使写作成为一种个人行为了。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了。笔者有一个作家朋友也身在语文圈子中，他曾对我说过，他的文学写作以及个人的文学阅读，他非常小心地不让它和他的语文教学混在一起。因为，他深知，他的那种阅读与写作是个人化的，而他的语文教学却是社会化的。这是一种矛盾。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做一个语文教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心理压力都很大。你如果要将这两者混到一起，那么等待你的将是什么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宁愿让他的阅读写作处于一种半自由或不自由的状况，有时甚至是一种半公开与半地下的状态。他不会让它和教学掺乎到一起。在写作的时候，他是一个作家；而在教学的时候，他是一个语文教师。没半点含糊。他觉得这种定位也最好。没有一个人对语文教师是什么家更感兴趣。这是你的事，而不是语文的事。他说他也很想振语文教学之衰，但他做不到。他向往成为当代中学语文界里的朱自清、叶圣陶、郑逸梅，但他知道如果他的学生一次应试成绩很差那么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但成不了大师，想要呆在教育圈子里混也不可能了。
我的这位朋友不能振语文教学之衰，有人却能。他们是谁？他们是语文特级教师。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影响来做也这件事。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我想错了。
在我与外地同行的电话中，我们谈到一点，现在相当一部分的中学教师和我们的学生一样，只被一些亚文化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泡沫文化包围着。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文化品位了。他们不知道中国当下的文坛，近些年毕业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是如此，大学教科书的更新速度太慢，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非常老化。
与作家们相比，语文教师，包括那些很有名气的语文特级教师的阅读与写作实在太可怜了。他们拿不出什么，能拿出的也不是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些解题技巧、应试对策、知识讲解什么的。甚至连对语文教学的规律性的东西的阐述都少而又少。他们太功利了，把语文搞得面目全非。现在很多特级教师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与前一代的语文教学大师相比，现在的很多特级教师都是文化侏儒。靠这样的人搞大语文，实在有点痴人说梦的味道。
我于是突然明白，为什么当时语文界一片寂静了，这些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们，靠着应试语文起家，然后也就像大师一样指指点点风风光光，要说文化底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打开他们的所谓“论文”，全是心气浮躁的技术主义的复制品，毫无创新意识，毫无创造价值。他们当然对争论保持缄默，以维持他们那种圣者贤者的样儿。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我的那位作家朋友告诉我：“在中学语文圈子里，我还是感到了生存的压力。就是这些扛着语文特级教师称号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看到我的小说时，得意地说，你只会写这个不会写论文。没有一个教育行政单位，会为你的小说评定职称的，你就是作家出版社出了书也没用。那种话里，完全是一种语文特级教师般的自负与自得。我觉得这种话不应该出自一个语文特级教师之口，一个语文特级教师不应该浅薄到这种地步。”
我的朋友为我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小说与教育教学论文是两种路数，两套语言。语言感觉上确实有着很大的冲突。但那个特级教师的话显然暴露了自己这方面的语言感觉。一个语文特级教师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语言敏感，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事。当然，我的这个作家朋友非常犟，有点像著名作家格非。格非也是教授们嘲笑他写不了论文因而一定要整出点学术成果来。我这个朋友也不服气，他一定要写点什么给语文特级教师们看看。他有理由相信，他觉得他应该比那些匠气十足的人，只知道搞些试题分析知识讲解的人更会操作论文。
大学与中学原来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怪不得格非有一部《欲望的旗帜》，讽刺了一些教授的不学无术与门户之见。
现在，这位作家的教学论文也陆续在北京上海等重量级的语文教学刊物上发表了，而且一发就不可收，一篇接着一篇的。我觉得他的另一种语言感觉也非常出色，他的论文我觉得比一些特级教师的文章更具有理性。我每读到他的一篇论文都会给他去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然而，我的朋友在电话里说我说错了：你如果说到理性层面那就是太恭维那些新生代的特级教师了。语文应该摒弃操作主义与技术主义。这是对学生灵性的扼杀，也是对语文教师灵性的扼杀。一个没有灵性的语文教师，也一定没有理性。
说得太精彩了，没有灵性的人，连理性也将都失去。
现在很多语文特级教师的写作是与我们的写作教学脱节的，就像我的那位朋友的写作和他的写作教学也是脱节的一样。只不过在我的朋友那里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脱节罢了。朋友告诉我：“我的这种脱节是必然的，是痛苦的。我愿意承受这种痛苦，我不愿以牺牲我的灵性与理性为代价而去获得那种哪怕是特级教师的徽号。这同样是没有意思的，没有操作性的。就像你不同意作家去做语文试卷一样。”
现在语文特级教师们都已经意识到语文教学搞什么标准化是错误的了。可是回过头来寻找时，却又是从标准化的起点上出发的。根本没有能意识到这种回归是一种错误。别的学科要否定之否定，语文却不要这种哲学。说到这里，我想说，我这个人对语文教学的理解有点保守。语文教学甚至可以回到孔夫子时代。你看，那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一种什么境界的语文教学啊！这一点，我们的语文特级教师做到吗？
当下的语文特级教师几乎没有什么阅读。现在的情况就像海绵之于水，只有海绵的存在而没有水的存在。我们先前还在大讲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现在的特级教师，想找出文化的一滴活水也没有了。
我真的搞不懂现在有的语文特级教师是怎么评上的？谁给了他这个称号？他特在哪里？
当然，可能话也不要说绝了，应该有一些特级教师还像文化昆仑的。但我后来一统计，这些人既不是老得可以在语文界里呼风唤雨的此老或彼老，也不是年轻得像少壮派们有这个精力成天鼓捣着编高考复习资料的。（这两种人，我搞不懂现在为什么会惊人的相似。能够呼风唤雨的，据说有着三老情结，一定要做第四老或者第五老——原谅我大胆放言——而不管语文将走向何处，举着应试教育的大棒，今天指向东，全国语文教师就走向东；明天指向西，全国的语文教师就全走向西，否则你就不行，否则你就在语文圈子里没有地位没有发言权。）他们每天早晨起来，一般是打一会儿太极拳，然后走进书房，拿起《读者》或《报刊文摘》什么的。接着，他们走上阳台，给他心爱的君子兰洒点水。再接着，他们还可能会坐到书桌前，戴上眼镜，拿起毛笔，写上点可以叫做书法的东西——他们完全在做着颐养天年的事了。

（本文曾以节选的方式发表于若干年前的《北京文学》。现在看这篇文章，多少有点愤青的味道。但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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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挑战·期待·超越



特级教师是教育界向社会郑重递上的一张名片。然而，这张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名片，目前似乎已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光泽。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特级教师及其评审机制，这是我们目前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本刊现特约部分专家学者、特级教师、普通教师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参与。

对话：特级教师，还能走多远？
○朱永新  姜广平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我们谈过很多问题了，现在将话题转移到特级教师上如何？
朱永新（以下简称朱）：好啊！这个问题在你发表《点评语文特级教师》时我就想和你讨论一番了。
姜：关于名师的培养机制，其实有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大多数名师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并不是那么顺利，社会环境或教育环境给予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大多数名师是在一种自发状态下，凭自身的努力打拼浮出水面的。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管理者不能创设一种优良的教育环境，促使名师们或准名师们迅速成长呢？
朱：名师的成长需要环境，尤其是一种宽容的环境、理解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理想的环境是由一个名校长来提供的。校长就是一个学校的导演。舞台的搭建，气氛的营造，灯光的设计，都需要校长去努力。他把老师们推上舞台，成为学校的主角，而不是自己粉墨登场充当主角。这样教师就能比较好地成长起来。现在在很多学校，主角都是校长。教师是很难超越校长的，甚至教师是为校长服务的，因此，绝大部分的名教师无非是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在校长的帮助下，从学校走向一个更大的舞台。但是也有一些教师，就像你说的，是靠自己的底气，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坚韧打拼出来的。很多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或者说是在外面先建立影响，然后逐步在本地区或在本校有影响的。
姜：对一个臻善的教育体制而言，名师之名，现在倒出现了某种反讽的现象。因为名师之名，往往大都在于自身的个性与才气。是名师们的自身努力成就了名师本身，如果没有这一点品质，名师当然就不会再出现。即使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名师，也往往昙花一现。我就想，难道教育真的有某种不能承受之重吗？
朱：这一个问题与前一个有联系。真正的名师应该在学生心中很伟大的。名师之名不是靠宣传与吹捧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名师，在现在的体制下往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他一方面要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要适应现实的环境，否则，他还没有出土，就会被冻僵了。因此，名师本身的个性与才气，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了他的社会适应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甚至对付考试的技巧与技能。他一方面用思想征服这个世界，同时，还要用成绩来证明自己。总体上讲，我们的环境，还有待于改善，还应该为名师的成长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
姜：我对名师们，特别是特级教师这一群体不是很看好，数量既过于庞大，产生机制也很值得怀疑。这一队伍中的人，动机性、目的性，可能都不那么纯粹。对教育的虔诚度同样是令人怀疑的。
朱：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这样论证可能会伤害我们很多特级教师。总体上来说，这批教师，还是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因为我们事实上很难能考量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包括对教育的虔诚度。我们只能通过外显的行为和外在的成果来评价一个教师。总体上来说，特级教师教学的成绩是好的，教学的成果是多的。当然，特级教师之间也是很不平衡的。有一些是有思想的，有些可能就显得不够，只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有些是有追求的，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也有一些人就可能不是那么高尚。我们总体上应该宽容或理解他们。当然，现在特级教师的产生机制的确是有问题。我曾经也讲过，特级教师并没有什么特别，高级教师也没有什么高明。如果评特级教师，更多地听听学生们的意见，听听家长们的意见，可能就会客观点。另外，特级教师也完全可以不要评，因为，任何一个教师，他的精神境界是不可能通过一次评估来影响他的一生的。给一个教师一个帽子，让他永远戴一辈子，很可能使一个教师失去了成长的动力。
姜：但从教师形成个人特色、个人风格角度来讲，也还是非常不易的。你觉得要怎样做才能使一个教师甚至一个特级教师真正达到大师水准呢？
朱：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参加我们的新教育实验。最基本的做法就应该是读书。因为我觉得读书不仅仅是教育中的一件大事。我做市长，你做作家，任何一个领域要做得非常优秀，都必须要读书。书是人类几千年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如果不读书，不与大师对话，很多事情你就必须从头开始，你就得面临着你的前辈甚至前辈的前辈他们的那种起点。
姜：除了读书呢？
朱：那就是思考。我们提倡写教育日记，也是一种反思的过程。日记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内核正是反思。反思的前提是行动，只有在行动中，他才能进行反思。他会思考自己为什么做成了，为什么做不成了，从而在第二天或此后的工作中体现出自己的思考来。袁伟民曾经跟我讲过，他当时训练女排时，对郎平的要求就是每天要写训练日记。
今天我见到的徐向洋（择差教育创始人），他要求他学校的教师每天都要写教育日记。这与我们的新教育实验是不谋而合的。
姜：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想起我自己来了。我没有写教育日记，但我写的是教后感或课后感。每一节课后都写。当时，兴化中学的特级教师柳印生对我说过，姜老师你不需要做其他什么事，只要将自己的课堂实录下来，然后对每一个教学环节进行推敲，长期做下去，你就非常成功了。
朱：的确是这么回事。反思肯定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最好的途径。
姜：这里面也涉及到个人修养的问题，教育日记同样是一种道德长跑。这里我又想到特级教师们能走多远的问题了。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特级教师们是能走得很远走得很高的。可惜我们的一些特级教师起初的出发点便值得怀疑，最后只能为一己之私利而无法长高。南京某校招聘教师，24名特级教师落马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其实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损耗与浪费啊！
朱：这还是回到一句老话，要做好学问，首先要做人。你要做一个好老师，也首先要做人。
姜：我觉得现在很多特级教师更缺乏人格良知与道德良知。
朱：关于人格良知与道德良知的形成，事实上又回到了读书上面。我经常说，学历的高度不等于道德的高度，但这里面的情形又比较复杂。譬如，一个文盲老太，她更多的是一种人际道德的高尚与否，她很可能做到舍己助人，但她很难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是她看不见的世界。
姜：是啊。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一些特级教师成长起来了，但恰恰正是这些人，反过来却要压制、打击，甚至排挤新的成长起来的力量。这在教育场景中似乎并不鲜见啊！
朱：道德的情景与读书是相互联系的。当然，你所说及的一些现象，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教师，包括特级教师们，大多是在一种缺少人文关怀与道德境界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鼓励大家对善的追求。人不完全是教育的产物，但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的道德风尚，会规范着社会当中的一些群体。你所说的情形，其实并不只是个别的情况，而是在相当大的层面上，都有着这样的倾向。这些人其实就是将个人的发展或个人的快乐，建筑在践踏别人或者别人的痛苦之上的。这不是我们应该鼓励与提倡的。对一种真正的实践道德的提倡、建立，在我们的教育中，要进一步强化。
姜：我记得你也谈过高教界的情形，你说你与海派京派都能相处好，反而，京派与海派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分歧。我总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不能相容？我们基础教育领域里面，可能因为生存的问题，这方面表现得激烈一点。很多人，特别是名人，对别人的接受与认可是很有限度的。所以，我总觉得，某种机制还是打破的好。这样倒反更能利于人的成长。
朱：其实，同样是特级教师，其分量是不一样的。我不主张给中小学教师一个终生的称号。在实践中，国外的大学，只有终身教授是终生的，其他都不是终生的。但还要有相当长时期内的事实与实绩的证明。
姜：这就像文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它是对一个作家毕生文学成就的认定。特级教师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它是在一个教育处于青黄不接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民族需要巨人产生的时代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但现在，我们清醒地看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历史时期的需求是一回事，但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体能否达到这样的需求水平是另一回事。更何况，现在的特级教师，小学的与中学的层次肯定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其情形又是非常复杂的。说实在的，教育中很多厚重的东西，是要到了一大把年纪才能有所把握与有所感悟的。《江苏教育》策划的那个新生代专题，参与者中的小学教师，都非常年轻，我曾与他们交谈过，觉得有着很深的人文底蕴与很深刻的教育思想的，实在太少了。这样的教师竟然是小学中的佼佼者，我觉得小学教育肯定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地区之间的差异就更大。譬如说，北京的曹阳，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教师，可是，他现在还被关在特级的门外。但这样的教师，如果放在东北与西北地区，可能早就是特级了。所以，我如果再说一句偏激的话还请你理解：现在的特级教师，确实如我所说，已没有多少人能具备深厚的人文底蕴了。无论是学术高度，还是精神引领，特级教师这一个群体中可能只有很少人才能在这方面称为大师了，怀有一种教育理想与人文精神的人则更少。很多特级教师，其实仍然只是文化侏儒。另有一点，特级教师在评选中，似乎还存在着学科的偏向，语文特级特别多，其他学科特别少。但深具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最多。
朱：在某种程度上，越评质量越差了。最拔尖的都被选出来后，就只能是矮子里面选将军。为什么一定要将这种制度保持下去呢？我觉得是应该废弃的。不过，我主张每一年选一些优秀教师，作为年度优秀，进行奖励，对他这一年的工作进行肯定。

特级教师的处境和责任
○黄厚江（苏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近来不时听到一些对特级教师提出异议的话。说得最多的是现在的特级不“特”，评审机制不合理，特级教师没有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
首先坦率承认，现在的特级教师中存在“伪劣产品”。什么样才是特级呢？我认为，除了师德等条件以外，单从专业的角度讲，这个“特”字可以体现为教学效果特别好（也就是相对的考试成绩好）、课堂教学特别好（绝大多数学生喜欢且绝大多数同行认可）、教学研究特别好（理论水平比较高或科研成果多）。简单概括一下，也就是“三好”吧。但是，要求特级教师三个方面都“特”，未免太苛刻了。应该承认，一“特”不“特”的特级教师是有的。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又不在特级教师机制本身。连著名教授的成果都有剽窃的，省部级领导都有伪劣的，要求特级教师100%货真价实，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不过，我敢说，特级教师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教师队伍中仍是最优秀的群体。
人们似乎对特级教师不良的生活处境不大关注。只要还站在讲台上，做一个特级教师并不容易。大环境、小环境对你的期望总是很高。首先是家长和学生。家长希望特级教师教的学生考得比别人要好，甚至还希望你比别人好得多。学校也是如此。学生希望特级教师的课好听、好“玩”，收获大。同行希望特级教师的课高人一筹，能有新奇之处。一旦失望，就会发出“特级也不过如此”的感叹；一旦真有些小亮点，又常常会被思想前卫的先锋派们斥为技术主义，除了落一个虚名，得到一份精神享受，一个月80元的津贴，代价实在太沉重。
新一轮课程改革开始以后，特级教师受到的指责似乎更多。听说一位在全国极有地位的课程专家说过：“新一轮课程改革，最大的阻力是那些特级教师们。”若这位专家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我们很高的期望，是可以理解的；若真以为，特级教师都是顽固守旧的应试教育拥护者，既得利益者，恐怕是欠公允的。应试教育也同样迫害着站在讲台上的特级教师。
揣摩这位专家的意思，或许是希望我们要有最新的理念，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要敢于冲破教育的现状走一条异路，在课程改革中做急先锋。一位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在很多场合鼓励教师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努力做全国有影响的教育家。这样的鼓励自然是好的，但以此要求所有的特级教师，是不切实际的。特级教师是怎么评审的呢？第一条标准是师德好、工作好。师德好，还比较虚，没有问题就行；工作好，是很实在的：态度要积极，要能吃苦，教学实绩要好。任何一个学校都会认为，好教师就应该如此，特级教师尤其应该如此。其次是教科研方面有一定的成绩，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工作好”这一条做不到，学校这一关就过不了，特级教师本质是一个表彰，是一种荣誉（这是主张废除终身制的人所忽视的）。既然特级教师是这样诞生的，苛求他们在课程改革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就不切实际了。能做到更好，但不是他必须做到的；积极投入是应该的，要他发挥决定作用是不可能的。
对于新一轮课程改革，一个普通的特级教师，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以为，应该是：圆满地完成本职工作；对学科教学有一定的研究，能形成具有一定价值的学科教学经验；在某个范围内能发挥一定的带头作用，或起一定的积极影响。至于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要成为教育家，这实在不是大多数特级教师所能做到的。有一个反常的情况很值得我们注意，即有几位大家认为比较有思想、自己也认为有思想的特级教师，既不受学生欢迎，也得不到进过他课堂的同行和专家的肯定。当然有可能因为真正的思想家总是孤独的，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但更多的是，这些“家”们写在文章中的或在台上讲的思想，在他的校园里，在他的讲台上总是看不到，甚至看到的总是他所批判的东西。就是说要么他的思想是脱离实际的，要么他的人格是虚伪的，要么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只是在进行概念炒作。记得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切徒有其表的东西都在人身上培植虚伪的性格。”所以我一贯主张，对学生宁可没民主，不可假民主，当然我们要努力追求真民主。多出现几个思想家、教育家和改革家，是大家的共同期盼，但这又不是树立一个志向、喊几句口号、订一个计划就能产生的。我们的头脑自然不能成为别人的跑马场，但也不是提出几个和别人不同的说法，对现实现时说几句偏激的批判的话，写几篇用新潮概念组合成的文章就是有思想。教育思想的产生，是需要厚实的实践基础的。
小文章说了个大话题。好在是讨论，请大家批评。


在旷野中呼喊
○闫学（山东省章丘市实验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曾经以为特级教师是一座山，我却不曾把它作为攀援的方向——以我的脆弱和单薄，我是决不敢存那份奢望的。但总有一个声音使我一次又一次地积蓄了力量，踏上那条未知的路。这个声音来自心底——我爱教育，我爱孩子，我爱语文！
2002年秋天，在跋涉了11年之后，我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攀上了那座峰顶。
但我却没有看到无限风光。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旷野，天地苍茫，茕茕孑立。在这片位于峰顶的旷野中，我不止一次地追问自己：路在何方？
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追问，不是我一个人的迷茫。应该说，所有登上这个峰顶的教师，心中都有同样的伤痛。这决不是一种自鸣得意的矫情。作为年轻一代的特级教师，如我的资历和涵养，我自知无法感召一个群体，只能改造一个自己；我无力对这一群体的历史作用做点评，也无法预见前方的路是平坦还是崎岖，我只拥有自己的现在。我对现在倍加珍惜。
特级教师是一道炫目的光环，是每一个中国教师心中的梦想。得到固然是一种欣喜，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背负？当今太多的特级教师背负着这个厚重的壳，有的窝居一隅，一劳永逸，有的急于在这个壳上涂抹更多的亮色，但往往事与愿违，壳越来越重，步履维艰。有时这个厚重的壳也会变成一袭华丽的外衣，你可以舞姿翩跹，歌喉婉转，但你要不断地舞下去，唱下去，就是不允许停下——社会有一千个理由要求一个特级教师变成神！曾经听到一位特级教师这样感叹：“他们不把我当人看……”这其中蕴含了多少深深的痛楚和无奈的感伤。特级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研究，不允许失败，甚至不允许探索，只允许提供所谓成功的经验和辉煌的成果。而这，是作为一个“人”不可能达到的境界。
我们毕竟已经走过了一个把人神化的时代。既然特级教师是人而不是神，那么在且歌且舞的过程中，就难免跌跌撞撞，气喘吁吁，漏洞百出。于是就免不了挣扎、敷衍、浮躁，更多的是关于名利的追逐，更多的是难以静心、静气地读书、写作、反思、实践。如果能抛弃这个厚重的壳，让心灵获得自由，每一个特级教师将在这片无边的旷野中，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特级教师，应该是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但特级教师同样需要发展，而这种发展也因为本身的高起点而愈加艰难。不容置疑的是，一个真正的特级教师，必须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开阔的人文视野和深厚的教育理论功底。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占其一，或者占其二，真正能够三者具占者可谓凤毛麟角。就目前数量最多的语文特级教师来说，要求他首先应该是个作家，是个百分之百的性情中人，然后他还应是一个敏锐的文学评论家，一个教育理论的全面诠释者和占有者，最后才是一个课堂教学的高明组织者和实践者，这肯定是一种刁难。面对当今教育教学界值得探讨、争鸣的一些重大问题，即便是在特级教师中，沉默的依然是大多数。究其原因，应该归咎于我们不少特级教师视野的局限和不够丰厚的理论功底。
不读书、不写作的特级教师依然存在；脱离一线，教而优则仕的也为数不少。这些造成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特级教师们大脑中那些曾经鲜活的思想，就会变成一支支干枯的花朵，消了颜色，散了芬芳。只有毫不间断地读书、写作、反思、实践，才是特级教师得以继续生长的肥厚土壤。根植于这片肥厚的土壤中，成长将不会停滞。否则，不仅我们的教育教学将最终变成无源之水，而且就连特级教师本身也将失去生命的活力。
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对于特级教师而言，则更加尖锐。


特级教师和粮票
○刘德福（浙江宁波神舟学校）
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许多东西都是紧缺的，出现了许多票证，比如粮票、肉票。在这里，我要说一说粮票。人吃的是粮食，绝对不吃粮票。粮食绝对不会来自粮票，而是来自土地。粮票只是一种票据，是一种限制购买的凭证，因为我们的粮食不足，由此衍生的就是粮票的奇缺与重要。发行粮票是因为我们的土地已经荒芜。有一年，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我们的农民不挨饿了，粮票就作废了。
特级教师是国家为了表彰特别优秀的中小学教师而特设的一种既具先进性又有专业性的称号。现在已有数万名中小学教师荣膺这一称号。特级教师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这是国家对特级教师的“本质”定位。拥有多少个特级教师是一个学校乃至一个县、市、省教育发展的标尺。
可我们遗憾地看到了另一面：特级教师的本质在缩减。在特级教师数目膨胀的同时，必然出现本质特征“缩减”的情况。海德格尔的一句话说了这个现象，叫“存在的被遗忘”。存在是如何被遗忘的？米兰·昆德拉说：“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中。”
一方面，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在缩减。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精神价值缩减为实用价值。一次次缩减遗忘了事物最本质的东西。另一方面，大量的招聘广告中凸显特级教师的价位，增加了特级教师的金钱含量，催促特级教师高度繁荣，而特级教师群体外的教师队伍状况如何，与特级教师的生命本质力量是否真正拥有有着绝对的关系。特级教师只有保持其纯洁、纯粹以及高蹈性，才能真正成为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才能引领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教师的业务提升和教育教学实绩的生成。
特级教师需要一种苦读深蕴然后横空出世的冲击力和永立潮头不断进步呐喊的气魄。特级教师就是教育界的文化大师，一定要拒绝那些“匠气”十足的教书先生。文化底蕴是教育的形而上的内质。那些只能操作形而下的教学技巧的教书先生式的特级教师非但不能使教育发展，更多的会成为教育发展的绊脚石。新课标形势下许多思想陈旧素质低下的特级教师下岗或是晕倒在讲台上，就是因缩减而成为“人才粮票”的明证。另外，现在教育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一大批优秀教师辞职走出公办体制，他们的职称评定都成了问题，但是，现有的特级教师的评定体制无疑是将这些“教育吉普赛人”开除出局，水分便自然多出了很多。如果这种体制继续下去，那么，就会造成一种教育的不平等，最终将损害教师队伍的质量和教书育人的感情。
特级教师必须成为货真价实的人民币，最好成为教育界的黄金储备，成为一座座高山仰止的楷模。只有特级教师的生命流动起来，我们的教育才不是一潭死水；只有特级教师领头“运动”起来，我们的教师队伍才是一支奔跑的队伍。我们要遵循宁缺勿滥的原则，形成市场化现代化的竞聘体制。特级教师不是铁帽子王爷，而是四年一过关的教育界“律师”。我们可以借鉴中央电视台歌手大赛的机制，特级教师的评定由各地教育学会组织，参赛费自理，特困者可以由政府资助，聘请评委，公正公平公开，电视实况转播，进行品行、著作、授课、答题、才艺等考察测试，最后择优评定。这样，各地教育电视台或教育频道中四年一次的“特级赛事”就会成为中国瞩目的焦点，而成为特级教师的人就会是中国教师中的顶尖高手。特级教师就真的成了“荣誉称号”，特级教师就真的成了坚挺的人民币。
今天多数特级教师少有独立的人格。领导的好恶决定了一个特级教师的产生。现在的不少特级教师已经纯粹成为了应试制度的最大获利者，他们搞得教育界机械主义、拜金主义风行，而自己却垄断着教育教学乃至高考的话语权。这又回到了教师的职称评定问题，当特级教师都经过竞选产生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和民间行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职称评定就真的没有意义了。没有职称评定的教育不一定是完美的教育，但一定是一个更公平的教育。
我们曾经拥有过粮票，那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耻辱。从前我们也曾经为特级教师而激动而喝彩过，但是，时代变了，教育体制变了，如果让这一体制继续存在，就应该让大量的有才华有能力有教育情怀的教师走进这一群体。我们真的不希望特级教师这一浸润着好几代教师生命情怀的称号成为博物馆里的一种标本，它应该是教育界向社会打出的一张鲜亮的名片。

装配的成功、追求的终结与关注的视角
○张菊荣（江苏吴江市教育局教科室）
自1978年邓小平同志首倡在全国建立特级教师制度以来，已有数万名中小学教师荣膺这一称号。无疑，特级教师是教育界的大熊猫，教育的功臣。我并不怀疑任何一位特级教师的价值，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他们中的许多还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就我认识与熟识的特级教师来讲，我十分敬仰他们的人品与学品。
本文所想反思的，是特级教师“制”作为一种现象的存在，而不是针对某位或某些特级教师。凭心而论，特级教师制催生了我们时代的名师，教育的精英，也是党和国家对突出教师的一种肯定，是对教师专业地位的认可，是对广大优秀教师的激励。
但是，作为一种存在了二十多年的制度，在今天也确实有反思的必要。我知道讨论这样的话题需要勇气和更多的真诚。请相信，我愿意抱着十分敬仰的心来讨论特级教师制的一些弊端。
1. 装配的成功
与所有的评比一样，特级教师的评比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没有一些明确的标准，无从评起；如果有了一套可供操作的标准，又很容易让评比陷入机械。当然，我们的特级教师评比有一整套的条例与要求，于是我们的优秀教师们为了“落套”而奋斗，对照条件，一二三四，缺什么补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名师工程”，也为之提供各种包装。缺论文，就想方设法补论文，速成的论文、拼凑的论文于是一篇篇出笼，教育报刊一路绿灯；缺获奖课，就想方设法争名额……这叫做“缺啥补啥”，能够装配出来的啊。
2. 追求的终结
特级教师是一种称号，而不是一种“职称”。一旦评定，几乎就是终身受用。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特级教师“下岗”的。这样的制度不利于特级教师的进一步进取，客观上导致了部分特级教师的追求终结。当然，真正杰出的教师是不会因此而停步的，最典型的就是情境教育的代表人物、江苏南通李吉林老师。她正是从评上特级教师后开始探索具有更为鲜明个性特征的教育风格，遂成大师的。但许多的特级教师，却躺在了“以前”的功劳本上而不思进取，“江郎才尽”。更深一步说，我以为这不是那些教师的错，而是制度惹的祸！特级教师制度要改革，我以为也有必要打破终身制。唯有如此，才能促进特级教师向“教育大师”的层次迈出，让我们的时代拥有更多真正的大家，让教育的天空“群星璀璨”！
3. 关注的视角
特级教师制培育的是精英，看到的是一个精英的世界。而在我看来，教育要更多地关注“绝大多数”而不是金字塔尖。今天的特级教师制更多的是一种锦上添花，但我以为国家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雪中送炭，促进每一位教师的成长。特级教师制客观上鼓励教育行政部门把更多的眼光向上看，“培养特级教师”成为政绩工程，而我以为社会与学生更需要更多的教师，甚至是全部的教师都成为教育的智者，因为“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努的同时，我们仍要把更多的视角看到金字塔塔基，毕竟，这才是金字塔存在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