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碎句的修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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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碎句的修辞意义

——以蒋韵《心爱的树》为例

姜广平

女作家蒋韵的中篇佳作《心爱的树》（《北京文学》2006年第5期）包孕的东西非常多，有伦理、背叛、仇恨、怜悯、亲情、疼痛、原宥。它的故事非常简单，然而，这篇作品真是“好大一棵树”，仅以语言成就一项，便可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因而，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五篇获奖中篇小说里，名列榜首，其文学品位与文学价值之高，是近年来所罕见的。
进入《心爱的树》，扬起我们的感动的，是苦难中人与人之间的原宥，是梅巧未能去到巴黎却在苦难中也用香烟来打发时日，是凌香这丫头“日本鬼子的炮弹也没有把她怎么样”的为了一句话的执着，还有她说完那句话以后重新成为善良温情柔软和悲天悯人的好孩子，是大先生的深沉，是大萍的隐忍，是席方平历经了生死考验终于没有将梅巧半道扔下，是一切爱恨情仇之后的复归于平静。
大味至淡。这是蒋韵这篇小说的特点。作家将历经几十年的红尘恩怨，借一种平静的语言表述出来，朴素中透着大气。而碎句的使用，恰到好处地将这一切尽皆传达出来，而且，碎句的使用，不但传达出作者的叙述姿态，使得整个文本温馨而从容，也让人读到了作家的深沉壮阔与悲天悯人的大情怀与大心胸。
“碎句”，这可能是笔者生造的一个词。然而，检索有关文献，从语法与修辞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我们也确实很少有语言学家或修辞学家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但碎句在文学作品中时常可见，它传达作者的语气、语调或传达作品中人物的语言特点，它以一种零散的或被打乱了的语言错位形式，传达着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美学意义。现代白话文文学作品里，其实随处可见这种碎句。而在《心爱的树》里，这一句式，得到了广泛而集中的使用，获得了极佳的修辞效果。
譬如“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我们其实也可以这样处理：“这是座小城，至少在梅巧心里它是小的。”从语法角度看，这两句是非常相似的，但这两句的文学价值与美学效果却大不相同。作家用前一句，立即让人体会到一种母性的大度与大气，于舒缓与轻微顿挫中透出一种少有的平静与怜爱。
这样的句子，在《心爱的树》里，随处可见。我们不妨再举几个例子：
①“这后半句，她说得狠歹歹的，赌气似的。”梅巧的赌气，作者恰恰是用一种极平静的语气或语调表达的。
②“这阅人无数的大先生，惊讶地发现，他的小新娘，拙荆，贱内，竟然冰雪聪明!”这一句里惊喜的语气与语调，也是不难让人体会的。作者用碎句，表达了大先生的惊喜与对他的小新娘的由衷喜爱。
③“她的身板，真是太好了，年轻，肥沃，漫不经心撒下种子，就有好收成。”语调舒缓，而又节奏明快。
④“这话，可谓一针见血，让人惊心，也只有亲生亲养的娘，说得出口。”如果不以这样的碎句表达，那么，就是非常平静的陈述，而这一来，将某种硬气的表达效果碎化软化了。
⑤“说起来，这席方平，原来还是大先生的学生，弟子，得意的弟子，家道贫寒，寡母扶孤长大，后来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如今，刚毕业，就受到了大先生的聘书——不用说，大先生是很钟爱这个弟子的。”这一句子中碎句的使用，有着强调的意义，后半句，在一种轻柔的语调里，传达出大先生对席方平的钟爱，为下文席方平对大先生的背叛起到了很好的反衬作用。有意思的是，这一句的表现形式，竟然与第②句有着惊人的一致，从而与小说中席方平背叛恩师与“大师母”梅巧陷入不伦之恋的情节天衣无缝地对接起来。
⑥“夜露下来了。像树的眼泪，一大颗，一大颗，滴下来，是那种无法言说的大伤心。”⑦“整整一座宅子，黑着，只有书房里，亮着一盏灯，就像，审判者的眼睛，神的眼睛。”像这样的句子，沉郁顿挫，只有在细细的阅读与吟味中才能体会出作者及书中人物的大悲痛与深刻的负罪感。
人们并没有认识到碎句的文学意义与美学价值，更多的论著中，对短句的论述是非常多的，然而，还没有更多的著作明确地对碎句进行过讨论。有些语法论著，则将这种句子归入到短句之中。其实，情形并非如此。短句只是结构短小的句子。而碎句，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种插入语，或者，它只能作为一个句子中的成分。但是，这样的句子成分与其他一般性句子中的句子成分不同的是，它具备了一个句子的语调或语气。——我们知道，很多语法体系，论定句子成立的理由就是以语气或语调来进行论定的：句子是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并且具有一个特定语调的语言单位。明白地说，也是基于这一定义，笔者才将《心爱的树》里经常出现的这种语言形式论定为碎句的。而且，《心爱的树》里那种碎句的语气与语调，从形式上讲，非常契合作品的内容，已经成为文学作品的一部分。可以说，缺少了这一点，作品的个性是缺失了，也缺少了更多的韵味与那种美学风格。这种语气与语调，很可能就是作者的语气与语调，也可能是作品节奏所需要的那种语态，以及作品中人物所使用的口语形式。《心爱的树》正因为使用了碎句，从而使作品带上浓郁的怀旧、伤感、深婉、绵长的韵味，形成了独特的语感，使整部作品洋溢出一种古典而精致的韵味。
更重要的是，碎句的使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感，在这种独特的语感中，折射出作家的关爱，透示出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疼爱。即便是梅巧与席方平的背叛，也因为这种疼爱而未着一字。这是碎句使用的极致。很可以想象的是，换一位其他作家来写梅巧与席方平的事，那就无法做到这样的洗练、干净，他一定会大肆地渲染一番有关性事，不至大红大绿绝不罢手。而在蒋韵这里，只有一声“大师母”、一次梦、几次脸红便暗中交代了这一不伦之恋的全过程。作家甚至未对梅巧、席方平背叛大先生的事从伦理价值的角度进行评判，然而，却让读者从叙述中体会到作家的一种大悲悯、大情怀。
至于人物本身使用碎句，同样表现了一种悲悯与疼爱，即使是凌香想指责母亲，也只是在历经了艰难历程之后说了句：“……我来，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牵挂！”
所以，单就这篇小说而言，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能体会到，虽然这篇小说的故事确实也就那么简单。
我们还可以从句子的选择角度来谈碎句。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与整句相对的是散句，与长句相对的是短句。可能，现在得将碎句的选择也列入其中。选择碎句，而不选择长句或整句，是作家们刻意追求的一种语言艺术，是一种小说的或叙事文学的修辞艺术。
与语感的生成相应的就是，这种碎句的使用，再一次提醒人们，即便是小说，其实也是适合“读”而不仅仅是用来“看”的。
当代作家，在语言艺术的追求方面，历来为人们所轻视。这是不公平的。其实，自先锋文学以来，很多作家在语言艺术方面的造诣，其实并不弱于像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老舍、冰心等作家。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作家在语言上的造诣，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家。先锋文学以来，很多作家将小说还给语言，让语言使小说的艺术价值提升，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先锋时期的马原、莫言、苏童、余华，其后的李锐（蒋韵女士的丈夫）、史铁生，以及近年来引人注目的毕飞宇等人，都是在语言艺术的追求方面可谓殚精竭虑也是卓有成就的作家。然而，很多人对他们作品的语言学意义未予深入的探究。到了蒋韵这部作品，这方面的意义便明析化了。笔者也由衷地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对当代作家的语言学方面的贡献进行探索与研究，让更多的人理解共和国建国以后的作家特别是世纪之交的作家，并不是我们原先所认为的那样缺乏深厚的语言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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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语文教学人文精神走向

无论对二十一世纪如何定位，是生物的世纪也好，是汉语的世纪也好，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二十一世纪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信息化与数字化的世纪。
信息化时代与数字化的生存空间，对语文教学提出了很多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处理好，那么语文将会陷入很尴尬的境地。
网络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信息量的激增和人的空间观念的转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全球信息资源不可逆转的网络化发展趋势。我们如果认定信息技术对教育不可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因为信息技术本身的智能化特点，它蕴涵着人类的高级智慧，所以，它至少会成为新世纪一场教育革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对人类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与精神的扼杀。后现代时期的到来，深度消解、复制技术等都给人文精神带来了严重的杀伤。信息技术，仍然是一柄令人感喟的双刃剑。
因而，在新世纪，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得到充分体现就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过去，我们一直在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上纠缠不已，虽然早有人提出过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但并没有人注意到要让语文真正地与生活同步。现在，当语文与信息化与数字休相提并论的时候，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就显示出来了：语文的人文性在数字化与信息化的时代应该得到更其突出的呈现。
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现象也可以看到网络时代就突出语文人文性的重要。
那就是语言的发展。
在文学上，公众话语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个人性话语、私人写作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至于一些概念的提出，也是很令人深思的，譬如话语权势与消解深度的问题。深度消解虽然不能让所有人都接受，但是，话语权势的问题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能够在语言上进行大一统的规范了。创作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神圣性，现在人们大都使用写作这个概念。这就使写作这一人类的精神活动成为一种个人化与私人化的行为。此外，网络语言应运而生。只要我们一走进网络，立即会有一种全新的语言世界呈现在你面前。而这些网络语言现在也开始进入到一般的话语空间与生活空间，以一种看似怪异的面貌惊世骇俗地存在着，你会震惊于这样一个全新的你所不认识的空间。网络语言催生了网络文学的兴起。如果我们以一种传统的语言文化去思考这一现象时，人们会立即发现，再用语言的工具性或语文的工具性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滞后。在网络世界里，工具是什么？是语言还是网络？如果语言也是一种工具的话，是否意味着网络与语言这样的双重工具才能支撑起网络世界？而我们平常所说的网络语言显然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所说的语言。我们可以造很多这方面的短语来说明笔者的这一观点：如音乐语言、诗歌语言、身体语言等。
所以，语文的落后，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落后，现在的语文面临着双重式微的尴尬。
笔者这样论述，绝不意味着笔者对网络时代的这一文化现象持首肯的态度。对语文而言，网络只是工具，但对网络而言，语文却面临着人文精神的重建。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从现代化大工业所带来的文化的革命如果是一种消解深度的话，那么，这种消解深度模式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现代化对文字与图像的复制过于便捷。现代世界充斥着各式各样批量复制的图像。现代人越来越习惯于用直观的视觉符号来激发自己的感受，人与世界、与他人的接触，常常被轻便地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的图像的接触。大批量复制的标准化图像语言使人失去了私语和默然会心的交流。文字语言被逐向边缘，创作让位于写作，甚至有让步于制作的可能。语言连同世界的沉重感从人的感知领域中淡出，人的心智再也不必在语言的困境中经受磨炼。世界对于人和人对于世界的相互生成已不再可能，世界和人也因此都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
德国大诗人海涅临死前担心那些无知的人们会恣意地砍伐他的“桂树丛林”，在那里种植土豆，担心他们将扯下他的诗页来包起他们的花生米。事实也恰如海涅所担心的，20世纪以图像的超量繁殖为特征的文化工业恰好可以理解为土豆的种植业和花生米的包装业。现代文化工业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将沉重的文字降解为失重的图像语言（使之成为图解性的语言），以缓解甚至消除语言的沉重性给人造成的压力与紧张。从而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文化生态危机。
什么是文化生态危机，让我们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起。
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二十一世纪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既使人觉得写作已经走近大众，但也使得写作成为一种“辉煌的轻松”。写作因而逐步成为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东西（米氏有一部名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长篇小说）。人类将从另一个意义上惧怕写作。这便是一种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残酷。对于这句曾风行一时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人们发现，只要自己写出的或说出的东西一离开自己就有可能化为无形，或是淹没在相同的话语空间，或是消失于繁杂得令人心慌意乱的信息空间，那样，一种语言的恐惧与思想的可怕就不是人们能够承受的了。
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生态危机。这是将要出现在网络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因此，语文教学的任务就有着对这种文化的救赎，亦即对现代文化或者直白地讲是一种网络文化的既有吸引又有分割、既有舍弃又有继承的文化重建。而且这一救赎与重建，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语文教学的人文任务将不能在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手中完成。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精神我们认为应该是以人的发展为前提，切实提高人的素质，不仅仅是指发展学生的素质，也指发展教师的素质。应当认识到这一切都旨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教师的科学精神。这是着眼于终身学习的一种举措，同时也是符合当前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的。网络终将成为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场所，成为提高人的素质的一个重要阵地。网络时代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在这个角度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对语文教学而言，学校与教师应该像构筑“智力背景”（苏霍姆林斯基语）一样，构筑起网络时代的语文学习平台，这种平台首先应该是符合学生、教师以及信息资源能动而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大语文“场”。
笔者在《新世纪语文教学视角前瞻》里其实也已经涉猎到关于网络时代的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问题了，但那篇文章因为主要是从教学的角度去探讨的，因而未能从内容与本质意义上去展开。如果我们将网络时代定性为新世纪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语文教学一个最根本的任务与最重要的语文教学目标：存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在信息化时代，收集、选择、组织信息的能力将被视为语文学习基础能力的主要部分。信息技术是解决信息时代教育问题的基本工具，那么，在语文学习中，科学地利用信息势必要被视为学生的语文能力的标志。而语文教学的人文性则表现为：当信息化时代到来的时候，当数字化生存作为人的生存的主要方式时，网络时代的公民既要有健康的身心，又要有丰富的知识与综合的能力，更要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以及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终身学习的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断言，在信息化时代与数字化生存的环境中，语文教学的人文特点更其重要。
这就给阅读教学带来很多新的难题，阅读速度与阅读方法过于滞后将使语文面临一个生存的问题。学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学生固然必须学会怎样处理和利用他们每天获得的大量信息，但一个教师如果不能在这方面给学生提供帮助的话，那么这个语文教师的使命应该说可以终结了。这是一种残酷，但语文教师却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所以，在这一方面，语文教师也同样面临着和我们的教育对象一样的关于高新技术时代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的重建问题。
另一个更重要的且与之相关的话题便是信息素养。语文教学的人文性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更加重大。
什么是信息素养？
关于这一问题，华南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桑新民教授说：“我们迫切需要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包括培养学生高效获取信息的能力；熟练、批判性地评价信息的能力；有效地吸收、存储、快速提取信息的能力；运用多媒体形式表达信息、创造性使用信息的能力；将以上一整套驾驭信息的能力转化为自主、高效地学习与交流的能力；学习、培养和提高信息时代公民的道德、情感、法律意识与社会责任等方面。信息素养作为一种高级的认知技能，同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的能力一起，构成了学生进行知识创新和学会如何学习的基础。”①
信息素养的问题其实是关乎着信息时代公民终身教育与持续创新能力培养的问题。网络时代，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是一个高科技全面覆盖我们的生活空间的时代。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弘扬人文精神已成为语文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克隆”技术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需要回答的不仅仅是“会不会”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回答“值不值得”、“可不可以”、“应不应该”等一系列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生态学和法律上的问题。网络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越是在高技术的背景下，越需要教育的文化内涵来平衡。
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德加·富尔说：“人类的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有创造性的理想家，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②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语文的文学教育问题，在网络时代，语文的文学教育特色如何体现呢？
网络时代，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将发生由量到质的变化：泛化或称其为边缘化。传统意义上文学体裁的划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界线将越来越模糊，随笔，或者干脆无法确切划分的一些“网络文学”将成为主导。到最后，传统的文学体裁将可能被整合缩略成一种文体，在这一文体的文本中，将会出现文字、图片、动画、声音、影像甚至是超级链接这些超文本的符号，带给读者全方位、多维的阅读感受，并可以与作品本身形成互动。
其次，由于自身具有的自由、平等特性，网络将开启一个大众写作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创作、任意发表。这将使文学部分地回归到人类一切艺术活动源于游戏的本义。同时文学的崇高和神圣也将被消解。而写作者身份的隐藏，写作心态的隐晦和随意，各具个性和特点的人文感悟与写作的直接链接，将使原有的词汇和语法经历一场爆炸式的增长和变异，这些都将直接导致文学的变异。
还有电子图书，它将和网络一唱一和，共同改变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阅读生活。这一切都将使文学的面目发生巨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文学的本质和功能。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我们依然离不开人类文明之光的照耀和抚慰，离不开回忆和梦想。
反映到语文教学上来，民主精神将成为网络时代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的人文精神走向，语文教师宗师式的地位完全丧失。语文教学的课堂结构也将随之大大改变。正像后工业时代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于解构整体与消解深度，课堂教学，这种以教师讲课为主的特征，是一种老式的、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结构的象征。在新的世纪，语文课堂教学的地位将会大大地降低，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与远程教学、数码科技都将走进语文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教学形式和社会同步发展，家庭教育方式与孔子教育门徒的方式会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很多语文教师将面临着失业，因为，语文教师都将建立自己的网页和网站接受学生的访问。这就是说，有些语文教师的网络覆盖面很宽就意味着有些语文教师的被忽略。
与民主精神相提并论的一点便是语文教学方法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语文阅读教学，有一个恶谥是：“尸体解剖法”。它主要表现为对信息的处理重复、低效、浪费，是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总是处于少、慢、差、费状态的根本原因。中国阅读学会会长曾祥芹教授从未来教育的角度，分别从阅读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这三个层面上提出了阅读的三种方法：精读、略读和快读。曾祥芹教授呼吁：“在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如果再不把快读和略读放入到中小学阅读计划中来，那就太滞后了，显然于21世纪的要求极不相称。”在有关未来学的论著中，对学生的技能要求也有关于泛读和理解的技巧，且作为21世纪的人的主要能力标志。阅读是教育的中心，也是读写能力的主要标志之一。一个学生如果要在21世纪大有可为的话，就必须掌握好阅读的技巧。而21世纪的阅读则更侧重于快读与略读。快读与略读显然与我们平常强调的精读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一点，在培根的《论读书》里其实早就提到了。但直到现在，我们的语文教学还是主要在指导学生精读上面下功夫。
网络时代，语文教师还将承担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引导学生提防警惕文化帝国主义在网络上进行不良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不良的生活方式的传播。这就如同现在的语文教师必须提高学生的阅读品位、欣赏能力以及帮助学生抵制不健康读物的影响一样。这同样是语文教学所必须承担的一项重大的人文精神建设的任务。
凡此，都对我们的语文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语文教师必须与现代教育技术结缘。为了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语文教师将面临许多急待解决的教育技术上的继续教育问题。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当教师的知识视野比学校教学大纲宽广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教师才能成为教育过程的真正的能手、艺术家和诗人。可以想见，将来的语文教师虽然是作为学生求知的合作者身份出现的，但在控制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走向上，教师的角色定位却非常重要。


（①②转引自农涛：《新技术引发的教育革命》，《人民教育》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