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读书愉快享受写作 大脑齿轮转得热时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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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读书愉快享受写作 大脑齿轮转得热时写作

来源：北京日报  

　　有时像又密又急的秋雨滴落无边湖面，有时像飘飘扬扬的雨丝遮掩参差的屋宇，格非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欲望的旗帜》，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和余华、苏童等一道被贴上“先锋小说家”的标签。
　　但是到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中。尤其《春尽江南》的完成，“乌托邦三部曲”划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批判，先锋作家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的自省，锋芒依旧，思考更为深切。
　　在迷宫式语言的环绕中，某种神秘的气息笼罩着格非的写作，也成为他种种人生境遇不可解释的终极理由。否则，他如何穿越一层层迷雾由丹徒的农村走到华东师范大学，如何从腼腆少年成长为清华大学的教授，又如何成为当代文学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
　　从刘勇到“格非”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话尚未普及，即便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工宿舍，也只有一部外线电话。每次传达室的老头喊一嗓子：“刘勇！”楼道里总会立马冲出来三个人。
　　如此三番，中文系的刘勇觉得很沮丧。这时，他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在文坛刚崭露头角。他想，一个楼里就有三个刘勇，中国该有多少刘勇！他决定为自己取个笔名。
　　方式很特别：他搬来字典，翻到哪页算哪页，觉得哪个字好就用哪个。头一回，翻到372页，他觉得“格”不错；又随便翻了一页，翻到312页，考虑了一下，觉得和“格”字最好搭配的就是“非”。于是，“格非”“诞生”了。他当时并不知道，李清照的爹就叫格非。
　　直到现在，在一些事情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他还习惯于把选择权交给命运。而他的人生，也具有很多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因素，只能将其归结于命运。比如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曾经面临着学木匠还是去种地的选择。
　　16岁之前，格非在江苏丹徒的农村，是个老实、腼腆、与世无争的孩子，从不越规矩。在父母眼里，他比较沉稳，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更别说交际，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想法。从小学上到高中，几乎是一路玩着过来的，学习很轻松。所有人都以为在这样一个成份不太好的家庭里，他是与大学无缘的。
　　可以考大学了。
　　几乎没有准备，格非高考落榜了。他对上大学没有任何概念，这时反复考虑的是：按母亲说的学个木匠呢，还是在生产队种地？那段时间，他常常坐在院子里发呆，竟有两个月没有说话。母亲没有劝他，只是把舅舅叫来小住，让家里热闹些。
　　他为此很感谢母亲，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家。“当我有了孩子，我发现我妈所有事情都是对的，我小时候她对我的严厉是对的，初中后对我的尊重也是对的；有烦恼时她不惊动你。我曾经为自己做了错事母亲不知道而得意，其实后来发现，我所有的错事母亲都知道，但她认为都正常。”
　　有一天，母亲约来了木匠师傅，吃饭的时候，母亲怂恿格非跟师傅坐在一起，并暗示他给师傅夹菜。他本来已觉得别扭，这时候又听师傅说“你的孩子交给我可以，我可是要打的”，心里一下恼火极了：凭什么还要打？他对学木匠产生了恐惧心理。
　　尽管如此，他也只是暗下私忖是否去种地而已。可就在这时候，本来已经翻过去的人生一页，又翻了回来。
　　有个中心小学的校长，和格非素不相识。有一天，他步行了五六公里一路找到格非家。这时，父母都睡觉了，格非还在院外乘凉。校长说，他听说这一年高考村里没有人考取，这不是孩子的问题。他有朋友在全县最好的中学当教导主任。去中学打听来几个成绩好的孩子，然后挨家挨户找。
　　于是，格非拿着校长的推荐信，借宿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每天跑十几里路读书。亲戚家条件不好，房间很小，离学校又远，少年时期的格非经常生病。但是他读书读得很好，两个月后，格非在县中学的排名成为全班第一，连老师都目瞪口呆。考大学前夕，镇江市模拟考试，格非名列全市第二。老师对格非说，你回去好了，以现在的成绩，考大学没问题。但是回到家里，又被父母“撵”回学校，似乎只有待在学校才是高考生的样子。由老师出面，格非住进了集体宿舍，十几平方米的宿舍住了40多个学生。刚住进去没几天，格非又病了，高考前连续发烧。他硬撑着走去学校的医务室，里面挤满了人。他费劲地挤到大夫身边，用虚弱的声音说：我发高烧了。大夫是年轻人，没好气地冲他说：“你没看到我这么多人吗？”
　　一怒之下，格非离开了医务室。他打听到发电厂有家大医院，又拖着虚弱的身体沿着运河往前走。只走了一小半，他再迈不出一步，只好坐在河边休息。
　　等到太阳落山，有凉风吹来，格非恢复了一点力气，他没再去大医院，返回学校，他躺在床上，做出决定：不去参加高考了。
　　这时，格非的一个朋友劝问他：“明天就考试了，大家都在摩拳擦掌，你怎么还盖着被子睡觉？”格非告诉他自己打算放弃高考。晚上九时，格非的朋友把这件事告诉学校的教导主任——这是格非平时最恨的一个人，姓罗，是苏北人，个子很大，满脸凶气，从来没见他对谁笑过。他走到格非身边，说了三句话：你知道范进中举，自古无考场外举人；你父母不在，我要对你负责；你发烧没关系，我找了医生，就在我家等着。格非跟着教导主任去了他家，大夫果然已经在那里等候，直接给格非静脉注射。格非立即觉得轻快了许多，再喝下两碗粥，退烧了，凌晨一时多，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虽然仍旧虚弱，已能够支撑他第二天的高考。
　　因为这次打击，格非的高考受到影响。考完后老师问他怎么样，他回答说，一塌糊涂。于是填志愿时，他基本上没有填重点大学。老师建议他最好填一所，万一考中了呢？他随手写了华东师范大学。
　　“我觉得生活中总会发生非常奇怪的事情。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帮助你。眼见着好像不行了，突然出现一个人。这也是我为什么对那个年代有很大好感的原因。”这大概也是格非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的原因。格非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拋弃了以貌取人的观点。很多看上去很恶的人，在关键的时候表现出的道德感一样很强。
　　1981年，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读大学，火车上完成处女作
　　尽管他认同约翰·韦恩所说“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可是此时，大学生活成为他人生最大的磨难。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格非无数次想着逃离城市，回到家乡。他习惯了爬葡萄藤蔓的茅屋，习惯了清晨被啼鸟唤醒。在《夜郎之行》中，格非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过去的一个偶然的瞬间，我被时尚的潮流拋在了一边，像一条鱼被波浪掀在了河岸上，我凭借回忆和想象生活在过去。”似乎可视作他内心真实的表达。
　　他反复地阅读沈从文，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寻找对于故乡相同的慰藉；他也阅读德国诗人里尔克，“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里尔克说，人在最困难的时刻一定要顶住；他读蒂里希的《存在的勇气》，“不顾非存在之威胁而进行自我肯定”。蒂里希说，人要有勇气肯定自己。阅读修正着他，鼓励着他。“所以我从唯美和现代主义学到的东西，对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支撑力。”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处处涌动着热情而执著的文学浪潮。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各种文学社团，其中不乏已经非常著名的诗人作家。格非裹挟其中，参与并见证了文学激情四射的氛围。常常是一帮人被带到某个人的住处，各路人马会齐，通宵达旦地讨论，不仅是诗歌，小说也是如此，有时有题目，有时没题目，比谁更有想象力。“那时的写作特别放松。写诗一定要别出心裁的，往往是诗一读出来，大家就笑翻过去。”格非说，有时候，他们为一句话怎么表述恰当争得面红耳赤。比如是“没有人住的房子总归有人住”，还是“总要有人住”，双方引经据典驳斥对方，批评起来毫不客气。常常以“优点就不说了”开头，直接进入主题探讨缺点，没有人觉得这么说不对。
　　“那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创作，各个行业全部打通了，信息量很大。”格非很怀念那时的文学氛围。《诗经》里讲“如切如磋”，如果一个人关起门来写作，往往容易偏枯。
　　1984年，大学三年级的格非首次在《小说界》发表短篇小说。但是他觉得这只是一篇“他们喜欢的”作品，也从来没觉得这篇小说重要。直到若干年后，有一次碰到《小说界》的编辑，编辑热情地对格非说：“你的处女作还是我发表的。”格非笑道：“我以为你忘了——最好是忘了。”
　　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985年的《追忆乌攸先生》。这部作品的产生也很奇怪，而且又是极其神秘。
　　“我到浙江调查方言——我不是学语言学的，听同学说要去浙江调查方言，也想参加。跟颜逸民教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可以去打前站，颜教授同意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就参与了这个活动，作为服务队，每个点都提前行动，到了那边联系好旅馆，介绍信一递就没事了，无所事事，一天到晚四处瞎玩。到了一个村庄，看到一个老头坐在那里补网，就坐下来聊天。老头就跟我们聊村庄的历史，一个村子有九姓渔户，很多人做妓女。我做了很多记录。”
　　返回上海的火车大概要走十二三个小时，旅途寂寞，一个女生便问格非：“听说你会写小说？”格非说：“是啊！”“那你写一篇给我看看？”格非随口便说，行啊。浑身上下摸了摸，发现口袋里装着工作日志。就在这个绿皮的小本上，格非想着让她大吃一惊，写得放松自然，毫无顾忌。他在火车上很快完成一篇四千字的小说。后来女同学睡着了，醒来也没再问格非的小说。他又是个腼腆的人，不好意思给她看。于是这篇小说写完后，再无下文。
　　几个月之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先生全国走访了解文学创作，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王中忱召集了文学社团的师生开了座谈会。轮到格非发言的时候，王中忱让他谈文学的看法，格非不好意思谈；又问他有没有作品，格非提及那篇写在日志本上的小说。王中忱鼓励他说，你抄出来寄给我看看。
　　散会后，格非把日志本翻出来，在灯下看完，大吃一惊，自己都觉得特别喜欢。他把这篇小说改了改，用复写纸抄了一遍，寄给了王中忱，很快便发表了。次年，格非受邀请参加青岛的笔会。
　　他为此很感谢王中忱。“他很有文学使命感，希望培养更年轻的作者。在笔会上，有特别年轻的作者北村、迟子建，也有知名的作家北岛。你原来眼前的障碍没了，最优秀的作家跟你在一起，这些人和我们完全一样，对年轻人也很好。”格非回忆，这篇小说还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使他树立了写作的信心。此后，他陆续发表了《敌人》、《边缘》、《唿哨》等，成为先锋文学阵营里的标志性的代表作家。
　　《人面桃花》：先锋小说退场？
　　20世纪80年代，作家潘军曾在三亚组织过一次笔会，聚集了余华、王朔等等诸多著名作家，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时代变了，作家怎么办？文学有没有出路？在一个精神大分化的时代，一种面临时代突变的恐慌紧紧地攥着每个人的心。如《春尽江南》中的秀蓉或者端午。如小说中所说，“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他发现，若干年前的朋友，再见面时已经变了，而这个变化的过程很复杂。
　　不是渐变，而是突变。很多人拋弃了原来的信念，很多人痛苦地调整自己。这种焦虑，使格非一度停止了小说创作。《废名的意义》作为格非的博士论文，其实也与他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有关。无可否认，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受到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影响，但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格非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试图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我发现西方很多学者谈到中国小说和文化都非常谨慎。比如热奈特，他会特别强调说：我的理论不包括中国小说。他们看待中国小说非常尊重，作为另案处理。相反，国内还有很多人不觉得我们的文化有特性，认为中国小说是垃圾，要扫除。”
　　在王元化的推荐下，格非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无比丰厚的滋养。他发现，中国的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大部分作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中受到滋养。没有唐宋传奇就没有沈从文；没有明朝的文人小品，就没有汪曾祺。在长达十年的反思与沉淀之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首部《人面桃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他认为，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还要提供某种意向性的东西。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到了90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文学到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缘于和格非以往作品叙事方式等各方面的转变，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退场”的标志。而此后也有读者认为，作为三部曲，《春尽江南》与前面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有断裂。格非不以为然。他认为，其实作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即便是十年之前的《敌人》，也是讲述面对外界信心丧失的困惑和恐惧。“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自《人面桃花》开始，格非对国民革命早期、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及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进行了痛苦而深切的探索。格非所关注的主题一以贯之，只不过现在的写作更为丰富。他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上的好看，同时更愿意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
　　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格非的痛苦也在于此。以他个人的性格，他愿意再含蓄一些，可是他所格外关注的真实感，又不得不处理成现在这个样子。“当代的问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首先乱在我们心里。所以小说要有乱的样子。”
　　“三部曲”中的“花家舍”，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既隐含着格非所追求的世外桃源，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追求和最高的理想，还暗含了变革的源头。在《春尽江南》中，“花家舍”到处存在，虽然表面看来美丽而干净，实则更加奢靡、浮华。如此，“乌托邦”的陷落成为必然，格非以他特有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逝去吟咏悲伤的挽歌。这大概也是他在《春尽江南》中，要将主人公谭端午设置为诗人的缘故，这个“和整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史》。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世道人心。陈寅恪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醇正。
　　使格非感到失落和遗憾的是，在关注现实、释放理想主义的书写中，所有的神秘都在褪却，时间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似乎现在就完全可以看见遥远的未来。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
　　好作家的基本素质，是对社会对世界有独到的看法，而非单纯地表达个人经验。格非在“乌托邦三部曲”中对于存在世界的认知和表现，也是如此。他自然也常常面临写作上的困惑。人都是有惰性的，一不留神会滑到以往成功的惯性方法写作。“而且我们这样的年龄，任何微小的改变很难。比如写《春尽江南》，如果我采取这种方法，是否要付出代价？《人面桃花》中古典主义的美在新的写作中要不要延续？叙事节奏和基调怎么控制，要不要尝试速度更快的写作？”他隐约觉得有内在的要求需要自己做出调整。
　　“哪怕失败也要变。对有一些影响的作家来说，不要担心你的读者怎么看，要不断提醒自己有勇气改变，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在乎过去的东西。”格非说，现代社会有不同的思想范畴，个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如何处理当代问题就要涉及当代思想，这也是困惑之一，如果把小说变成大杂烩也很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从自己内心开始追寻，从情感入手表达，因为情感包容了所有的思想。
　　《春尽江南》完成后，很多人给格非打电话或发邮件，说被作品深深地触动。“我个人的判断，希望通过《春尽江南》来表现、记录当代的精神生活，也尝试在叙事上有新的变化，使得它不要有太大的语言文字上的门槛，使得叙事更清晰一些。”格非说，原来作品中的很多迷雾，现在正慢慢拨开。
　　格非被誉为设置故事圈套的高手。那么，在不同的时代，“讲故事”的侧重有何不同？
　　“故事的复魅正在进行。”格非说，故事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去没有小说只有故事。小说的出现把故事的魅力去掉了，而目前，格非发现，当代作家开始求助于故事，如何用上故事的因素，成为全世界作家的追求。“过去的故事是口口相传的，在流传中磨得玲珑剔透，时间累积重新赋予故事以魅力；故事是和解的，小说是不和解的，是写困惑的。小说家要提供另外的智慧和价值，小说需要重新借助故事的力量。”格非说，他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跟社会和解，又不能轻易和解，哪怕分离和死亡。所以在《春尽江南》中，格非以《睡莲》结尾，表达了某种象征性的和解：
　　“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
　　如同格非的《戒指花》中将诗歌拼贴进作品中暗含的某种隐喻，这首《睡莲》在《春尽江南》中承担的功能也不仅仅是文字表面所呈现的力量。其实最初的诗歌，格非曾经求教欧阳江河。欧阳江河帮他写的两首诗令人喜欢，“但那就是诗歌，跟小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又重新写。写完了之后，欧阳江河跟我说，这是小说家的诗。我请翟永明看看，她觉得很好，帮我改动了一两个词。宋琳也帮我看了一遍，改了一个句子。这些改动我都采用了。”他还和以前一样，作品发表之前，会找最可靠的朋友提意见，而作品一旦出版，所有的交流实际上早已结束。他始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判断。
　　年轻的时候，有人问格非“怎么不写了?”他会很慌，现在他觉得，写作是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他觉得写作是顺其自然的事情，能写就写，不能写就不写，随时可以终止。没有“非要写下去”的恐惧，使格非的写作找到相对自由的状态，既充满热情，又相对放松。他对同时代的作家，认识非常清醒：心灵比较敏感，但是经验相对贫乏。如果一年写两本，经验无法去支撑写作。“我的习惯是这样，大脑齿轮转得热的时候写作，写完需要休息。再转快的时候再来写，一定有90%的理由说服自己才去写。我不会贸然动笔。”和格非打过交道的编辑，可能多多少少对他有些失望，因为约格非的稿需要超乎寻常的耐心。“我知道在很远的未来不可能给他们稿子。我也希望他们能了解，只有相对充足理由的时候我才写小说。”
　　上课、读书与写作是格非人生的三件大事。其中最愉快的是读书，最享受的是写作。每当他要犒劳自己的时候，会拿出半年时间读书；而每天上午是固定的6小时写作时间。写作《春尽江南》时，他甚至怀疑自己得了心脏病，因为他的心总在怦怦直跳，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笼罩着他，像吸毒一样上瘾。“写作使我处在幸福中，写完之后又不由得希望第二天早点到来，早一点坐在桌前，这种感觉非常迷人。”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