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和同学

教师之友网

我的小学老师和同学   梁宾宾    原载《新课程报 语文导报》2010-10-12

丁亥年初春的一天，我正准备外出采访时接到了同事的电话，他告诉我，我的小学老师正在校园西门口的实验中心楼等我。这个消息让我意外，也让我惊喜。我赶紧放下行囊，把电话打过去，那边传来了老师的声音，她叫着我的学名，就像当年在学校时那样。由于激动，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问：“赵老师，您是怎么找到我的？”
    除了班长石小峥之外，我很久没与同学、老师联系了，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也已经更换了几次，老师还是按照十年前的记忆找到了我的单位，当然，找到了单位，也就不难找到我。
    她告诉我，她是来北京女儿这里探亲的，今天老两口从中关村步行到北京大学医学部专程来看望我。我问她有什么事没有，她说她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想看看我。一时间我很感动，也感到惭愧，大概是在世俗圈子里混久了，人似乎也变得世俗起来，好像找我的人都是为了办事似的。我赶紧问她哪天有时间，约定会面，她说她第二天就得赶回保定去上课了。
    当天晚上，我采访回来后拨通了老师的电话，我试图挽留她。她说因为有课必须得回去，希望下次来北京能见到我。我们谈到了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大家都知道，铁凝刚刚来中国作协担任主席。我告诉老师，我们班曾大鸣同学也在几年前调到了北京，他现在在国家石油部的一个科研单位做研究工作。谈话间，老师的话语里始终表露着她内心的满足和骄傲，她说希望有一天能在北京和我们相聚。
    与老师有了联系，自然就恢复了和许多同学的联系。春节期间，我接到了几位同学的电话和祝福留言，大家共叙情怀。
    在红色的时代，我们一同跨进了河北小学的大门，那是当时省内唯一的一所招收干部子弟的小学，三年级以下班级配有生活老师，指导我们的饮食起居；半军事化的管理和封闭式的教育，让我们远离了父母的呵护和家庭的依靠，“三点一线”的生活轨迹以及同学、老师、书桌、课本是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我和我的同学们于七岁至九岁的人生启蒙阶段，同吃、同住、同学习，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朝夕相处整整三年，如果不是十年动乱，我和他们会一直相伴到小学毕业。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国家正在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王杰、焦裕禄。雷锋把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学校把作为对我们的基本要求。教室里黑板的上方贴着我们的校训：诚实、勇敢、活泼、团结。就是在这八个大字的前面，我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
    入学的第一年，由特级教师张志玲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在这一年里，她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汉语拼音和汉字基础。张老师经常把难记的汉字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出来，或者编成顺口溜引发我们的学习兴趣。她的板书写得非常好，一笔一划横平竖直，就好像书本上的字被原封搬到了黑板上一样。她一边在黑板上写着，一边形象地讲道：书本的“书”字，是两排书整齐地放在一起，右上角还有一个小地方空着，正好放一个铅笔盒，这个“铅笔盒”就是“书”字的那一“点”；书包的“包”字，就像一块布里裹着一摞书，开口处的竖弯钩就是“书包带儿”，正好背在同学们的肩上。这些生字经她一讲，让我们至今不忘。
    升入小学二年级，由赵智慧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当时她刚过二十岁，在我们眼里，她却是个威严的师长。赵老师很注重德育教育，对孩子们的缺点和错误批评起来从不留情面，她和张老师一样，担任我们语文课的教学，对待教学的态度也是极其认真负责的。记得我写老虎的“虎”字总是省略横折那一折，为此她跟我发火了，当时我心里很难过，甚至怨恨她，不过由此注定了我永远不会再写错这个字。在赵老师的语文课上，我们学习了《蚂蚁和蟋蟀》、《小猫钓鱼》、《钢铁战士麦贤得》、《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些课文，那自然不只是学习文化的过程，也是了解世界、学习做人的必需。
    十年动乱时学校被迫停课，赵老师怕我们落下的功课太多，便依照学生们的住址就近编成了学习小组。当时保定地区武斗得很凶，子弹不长眼睛，经常误伤到人，在这样的情形下，她不顾危险，每天穿梭于各学习小组之间坚持授课。那段时间里，我们就在院子里围坐一圈儿听老师讲课。
    父母要去石家庄省直干部学习班了，就把我和妹妹送到了北京，寄养在姥姥家。约一年后，我们又随父母去了石家庄，我就在那里的一个军队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称班主任为排长，我的班主任也是个女教师，姓田名秀云，我们就叫她田排长。一段时间后，我的父母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我仍然留下来上学，田排长知道我的父母不在身边，对我很好，她总是在班上肯定我学习和劳动的成绩。有一次学校要求每个同学写一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稿，作为语文作业，在班上宣读。记得当所有的同学念完了自己的批判稿后，田排长开始评价大家稿件的质量，她特别把我提出来表扬，说虽然我念的声音小，但我写得稿件是全班最好的。这样的评价和表扬让我意想不到，当时还极力掩饰着内心的喜悦，在那段倍感孤独的岁月里，她给了我精神的抚慰。
    不久，母亲接我和妹妹随他们去了邢台隆尧“五•七”干校，那里原是个劳改农场，是监督劳改犯劳动改造的地方，很荒凉。临行前，我写了一封感谢信与田排长告别。后来听同学告诉我，她读到我的信时哭了。到了干校以后，我和田排长通过几封信，她在信中鼓励我，并且说，相信我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会坚持自修好功课的。
    来到干校，我就上了干校为子弟们临时办起来的学校。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月里，谁也说不清明天将会面对什么。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学农，下地摘棉花、种玉米、种萝卜、收麦子，这是我们学习文化课以外的必修课。大人们除了搞运动，就是下地劳动，改造思想。一次在地头儿休息时，铁凝的妈妈徐志英阿姨把一封铁凝的来信展开给我妈妈看，信中提到，我们班已经升入六年级了，是小学毕业的最后一年，赵老师让问问，宾宾能不能回到学校来上学，和同学们一起毕业。
    妈妈请志英姨回信时转告铁凝，请她告诉赵老师，我已经在这里上学了，就不打算回去跟班毕业了，感谢老师的关心。我知道，这是妈妈别无选择的、唯一能够做出的答复。我凑过去看了看志英姨手里的那封信，心想，凝凝的进步可真大，都会写连笔字了。
    对赵老师的这一举动，我一直心存感激。今天说来，在老师心里，她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据说九十年代初，我们班举办过一次小学同学聚会，同学和老师四处打听，也没能联系到我。那时没有人知道，我已经来北京工作多年了。1996年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班长石小峥的电话，我和小峥在全托幼儿园的时候就在一个班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特别惊喜，急忙问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他们问到了铁凝，巧得很，铁凝跟我妹妹有工作上的联系，于是他们就从我妹妹那里得到了我的联系电话。
    那一刻，我就像做梦一样。
    我如约奔赴保定，去参加我小学同学的聚会。
    保定城市虽小，变化却不小，我已经分辩不出原来胡同和街道的模样。聚会是在一个大礼堂里举行的，“自报家门”这必要的开场白给我们的聚会增添了不少戏剧色彩。光阴无情地改变了所有同学的容颜，惟有老师在学生眼中的容颜永远不改。与赵老师分别了二十多年，她还是那么干练，语音里蕴涵着极其的感召力。我把买好的鲜花送给她，她非常高兴。我想，此时她表露出的喜悦和激动不在于接受了某种形式上的拥戴，而是心满意足带给她的欣慰和享受。我忽然觉得，做教师这个职业是多么幸福，她的付出与回报永远成正比，我相信在所有学生的心里都保存着许多关于他们和老师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能够伴随一个人的成长，伴随人的一生。老师可以轻易地计算出她一生中带过多少学生，却数不清留存在学生们心中的故事。这笔巨大的财富怎能不让她心满意足呢？
    聚会显得正式而隆重，老师讲话，同学发言，在电视台工作的同学还搬来了摄像机。从会议的规模和质量不难体会出组织者们为此煞费的苦心，也让人感受到，大家对老师和早年同学心怀的那份情义以及对童年学习生活的感怀之情。这些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从来没有忘记过保定这座优美的古城，她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青春的见证。那里有我的同学和老师，还有我成长的足迹。
    春节期间，赵老师打电话来，说年后准备再来北京看望她女儿，问我的时间安排，看什么时候我有时间，她就什么时候来，为得是能见到我。这让我感慨良多，屈指数来，又是十年不曾相见，她现在该是什么样？我期盼着和老师会面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