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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时代的钢琴运动 张晓舟
郎朗似乎更像一名优秀的钢琴运动员。论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位优秀的“钢琴健儿”已经超过了李云迪。2005年,郎朗相继进入白宫、欧盟总部和德国总统府表演,并杀入2006年世界杯开幕式,在足球上被世界杯远远抛弃的中国人居然能在音乐上杀进古典音乐的老巢,这的确是个有趣的奇迹。
傅聪在大赞郎朗“这样的天才100年才能出一个”时,也委婉地批评说:“但音乐并不是比赛。”而郎朗对自己的成才背景并非没有反思,他曾表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无懈可击的,比欧美任何一所音乐学院还要专业,但问题是中国的音乐教育似乎重在比赛,为了比赛而学习,这是和西方不同的地方。”
获奖,尤其在国际上获奖,已成为各门类的中国艺术家和艺人的最大生路。电影不消说了,古典音乐领域,一个年轻演奏家只要拿一个国际奖,就俨然一跃成为“殿堂级音乐家”。一个现代舞团只有在国际上获奖,才能争取到政府的文化资金支持,否则无法存活。我曾经问一位舞者:“那你不就成了艺术体操选手了?”他答:“我也不喜欢为了比赛去跳舞,为了获奖我不得不在编排上搞得很夸张。”
夸张,或者说炫技,便是中国式“获奖美学”和“比赛艺术”。而郎朗无疑是这种夸张美学和炫技艺术登峰造极之翘楚。
郎朗最推崇的,一是霍洛维茨,一是鲁宾斯坦。鲁宾斯坦曾在自传中承认论技巧霍洛维茨高出他不少,但直言不讳地认为自己胜在对音乐的理解力,他说自己是一个音乐家。言下之意霍洛维茨只是一个演奏家,鲁宾斯坦当然是在最高的意义上理解音乐家和演奏家的区别的。霍洛维茨神乎其神的演奏技术,郎朗或许可以穷毕一生之功去奋力追赶,但鲁宾斯坦的音乐气质他却无法企及。气质这个玩意儿并不等于才华。
郎朗也是计划生育世代的形象代表。作为儿子经纪人,精明的郎爸也是文革一代的成功缩影,在虚掷了自己的青春之后,他们转而投资下一代,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年代、计划生育世代孤注一掷地斩断过去、重塑未来。与郎爸相似的还有丁俊晖之父,还有千千万万成功或不成功的中年男人。郎朗称:“中国有2000万琴童,再过10年古典音乐的半壁江山会被中国人占据,古典音乐的时代会到来。”瞧瞧千万雄师过大江俨然赤壁大战的这一盛世气象吧,2000万琴童正背着他们的父辈在钢琴的三十九级台阶上奋勇攀爬,这何止是在比赛,简直是在打仗。打一场输不起的现代化之战,一场“大国崛起”的钢琴大战。
中国人实在是压抑太久了,以至于艺术都成了比赛,成了打仗,成了为国争光的民族主义精神寄托。因为中国的文化在上个世纪已经断裂得太久太深,而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一百年太久,五十年太久,十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急于补偿,急于暴发,来不及承传,来不及积累。
我曾带一位琴童去看傅聪,我问他喜欢傅聪还是郎朗。我的问题是愚蠢而多余的,他喜欢的当然是郎朗。瞧瞧郎朗甩头的招牌煽情动作,再看看傅聪亦无风雨亦无晴的神情,你想到的何止是音乐。郎朗完全可以重新演绎傅聪招牌的肖邦马祖卡,但能否想象在《傅雷家书》之后,来一部《郎爸家书》?
(选自张晓舟的博客,有删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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