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交叉学科”抑或“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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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交叉学科”抑或“跨学科”
2011年06月26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谭学纯




　　关于修辞学的学科归属，学界或倾向于交叉学科，或倾向于跨学科。这看起来只是学科的命名问题，但其背后却有学理依据。

　　我们依据“交叉”／“跨”的词典义分析“交叉学科”／“跨学科”的所指，发现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交叉学科”偏向于学科性质，一般指相关学科的外延部分重合；“跨学科”则偏向于学科视野，意指走出本学科视界，在更开阔的视阈下审视同一学术对象，同时吸收不同学科的研究特长，融入本学科的研究方法。

　　如果强调修辞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或强调修辞学的跨学科取向，通常不会造成认知纠缠。但如果将“跨学科”归为修辞学的学科性质，也许需要斟酌。

　　2010年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通知列出的“项目申报的学科范围”中，有“交叉学科”，而无“跨学科”，这是否包含了这样一种认知，即“交叉学科”可以进入“学科范围”，而“跨学科”不宜视为“学科范围”。

　　从学科性质着眼，修辞学是交叉学科——它以语言学为主，涉及文学、传播学、新闻学、心理学、教育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众多学科；从学科视野着眼，修辞学可以是跨学科的——它可以广泛进入众多学科视野，成为人文科学的公共关注对象。但应该区分的是：尽管修辞学可以进入跨学科视野，但它本身的学科性质不是跨学科。正如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哲学、生命科学各自从不同的学科视野进行隐喻研究，但都不能证明隐喻属于跨学科。

　　中国修辞学的传统学脉和作为他山之石的异域资源，可以为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和修辞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提供学术、事实方面的双重支持。

　　在中国，作为文化传统的修辞学，早自先秦时代就广泛进入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诸子关于修辞问题的丰富论述，一直是中国修辞学重要的理论资源。各种版本的中国修辞学史所诠释的修辞观、修辞原理，无不来自传统诗学、文艺美学、哲学：从《周易》“修辞立其诚”、孔子“文质彬彬”、老子“大音希声”、庄子“得意忘言”、孟子“以意逆志”，到沈约“四声八病”、刘勰“为情造文”、司空图“韵外之致”，再到苏轼“辞达”、严羽“以禅喻诗”、袁枚“以口语入诗”、刘熙载“极炼如不炼”、黄遵宪“我手写吾口”、王国维“词重内美”，直到严复、林纾等早期翻译家的翻译修辞论，中国修辞学始终交织着中国古代诗论、文论、词话、曲话、小说评点，以及美学、哲学话语，包括一些跨文化交流经验。近代以前，进入中国修辞学史的历史人物，几乎同时都是其他学科史中可圈可点的文艺学家、美学家、哲学家、翻译家。20世纪以后，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除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其他影响力较大的修辞学专著如唐钺的《修辞格》和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其作者分别是心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虽然学科意义上的修辞学是20世纪的概念，但是现代学者有关中国修辞学的历史记忆，始终在交叉学科领域缠绕，对传统修辞学研究的现代审视，每每在跨学科视野中纠结。中国修辞学传统学脉的自然延续，不应该割断，否则就屏蔽了修辞学的历史记忆，泯灭了修辞学的个性。

　　在西方，一些走出国界的修辞学著作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学术视野比较开阔。如尼采《古修辞学描述》、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福柯《事物的秩序》和《权力／知识》、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等等，都在不同学科有较高的显示度，在不同学科被引用和研究。尼采的时间修辞、巴赫金的对话思想、福柯的话语理论、海登·怀特的历史修辞观，都有着修辞学的深度参与。作者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介入修辞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也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较多地进入跨学科的公共阅读。

　　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和修辞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是不应该混淆也不应该互相置换的概念。中国修辞学的传统学脉和西方修辞学的理论资源，从学术记忆和全球化背景的角度共同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学理支持。修辞学学科边界的有限延伸，是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的合理反映。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