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研究多重转向：从经验之谈到综合描写、宽域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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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研究多重转向：从经验之谈到综合描写、宽域规范
2011年11月15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38期 作者：方梦之



　　编者按：语言学研究向来关注具体问题，方法可谓具体研究之良具，因此，本版将陆续推出关于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的文章。栏目名中“旨归”之意取自《温病合编·自序》：“其于卷帙浩繁者，必要旨归，琳琅珠璧，无美不搜……”希冀将语言学方法论之美文尽收于本栏。

　　1927年，蒋翼振《翻译学通论》出版，语词意义上的“翻译学”从此诞生。蒋氏对翻译学的定义很简单：“用乙国的文字或语言去叙述甲国的文字或语言；更将甲国的精微思想迁移到乙国的思想界里，不增不减本来的面目；更将两国或两国以上底学术作个比较研究，求两系或两系以上文明的化合，这个学术，叫做翻译学。”蒋的话可分三段，前二段涉及翻译，后一段直指翻译学，方法论上是比较（研究）和综合（化合）。可见，对于翻译学，80余年前我国学人已开始有了朦胧的学科思想，虽然与今天谈论的翻译学学科体系相距甚远，但在那个时代实属远见卓识。遗憾的是，国人并未紧随其后做系统研究以对翻译学有所建树。此后半个多世纪，虽然我国译家译论不断，再现了传统译论的精髓，但翻译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似仍渺茫。

　　一门学科的建立或取得开创性的突破往往取决于方法论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译家习惯于经验之谈、随感而发，诸如对直译意译、原本译本、忠实通顺、信达雅等大发印象式、评点式的议论。有的立意高远、天马行空，有的字对句凿、严密考证。这些固然是学术研究之一隅，但对学科的建立似无大补。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研究方法的不成熟成了学科发展的羁绊。

　　语言学途径使翻译研究走向科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开始用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研究翻译，把翻译研究列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随后我国学者也仿而效之，张培基等1980年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方法上以英汉语言对比为主线，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从词义的选择、引申和褒贬、词类转换、语态转换、增词、重复、省略、正反译法、分句合句、被动态译法、从句译法直到长句译法，把传统语法中的词法和句法合理对应。用语言学方法研究翻译，借用了语言学的许多术语，包括像“转换”这样的关键术语。“转换”在语言学中的意思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用重新安排结构成分的次序、添加或省略某些成分等手段，把一个语言结构或几个语言结构改变成另一个语言结构的过程或结果。翻译研究把原来发生在同一语言中的这种结构转换改变成发生在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扩大外延，丰富内涵，可以是语音转换、意义转换、修辞形式转换、层次转换、形象转换、信息转换、语义转换……不局限于结构转换。总之，有了语言学方法，翻译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多学科研究充实翻译学方法

　　但是，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西风”扑面，等效论、功能对等论、交际翻译论、语用翻译论、符号学翻译论、结构主义翻译论、解构主义翻译论、女性主义翻译论、后殖民主义翻译论等接踵而来，国人眼界大开，译坛空前活跃。多学科研究兴起之日，正是翻译学方法充实、提高之时。例如，用信息论中信息载体、信道、信道接受力、编码、解码等来解释翻译中的信息传递，引入冗余信息、交际信息、信息量、信息密度等概念；用思维科学中原理和方法来建立翻译模式，如语义模式、功能模式、转换模式、语义—认知模式等，借用有声思维法（TAPs）重现译文产生的实际心理思维过程；哲学中的“主体（性）”、“客体”、“范畴”、“方法论”等纷纷被引入；众多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方法论把翻译研究带入跨学科的疆域。　　

　　文化转向推动翻译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翻译研究跟着“文化转向”，认为翻译就是指在一定的权力、意识形态、机构的操控下对文学的一种解释。文化转向是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研究视角上的转向，也是翻译研究方法的转向：将研究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从注重忠实原文转向探讨译文的变形，从语言对比研究转向翻译文化研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带来了新的文化途径，又有一批像“文化翻译”、“文化意象”、“文化适应”、“文化误读”、“文化移植”等重要术语被引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和文化学方法一时成为推动翻译学进步的动力。

　　认知翻译观注重翻译精神属性

　　21世纪初，翻译研究又出现认知转向。认知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在翻译过程中，原语文本脱离原语的认知世界和认知环境，转换进入译语的认知世界和认知环境。其间必然会受到译者认知心理和认知方式的限制。所以，正确地理解原语的认知世界和认知环境是译者与原作者沟通思想、形成契合的重要条件。认知转向的意义在于注意到翻译的精神属性，因为翻译与译者的脑力活动有关，包括意义的理解和建立、文本的选择与建构等。

　　半个世纪以来，翻译的系统研究经过“多重转向”：由语言学途径转向多学科途径，由多学科途径转向文化途径，又由文化研究转到认知途径。每一次“转向”主要是研究重心的转变，并不是对此前途径的全盘否定。途径的转变实际上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方法论上带来新的变化，带动翻译学研究的进步。

　　翻译学研究虽途径多变，但语言学途径伴随始终。语言学途径随着语言学科自身的不断开拓和发展而越走越宽。当代语言学途径（也称“后语言学途径”）已经摆脱传统“等值”的束缚，翻译研究的核心观念已从传统的语言转换转移到译者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把译者看成文化冲突的调停者。批评语言学探究语言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等文化要素；语料库语言学支持着大规模语料库翻译实证研究；认知语言学更成了翻译研究认知途径的重要理论命脉。当代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一改过去只重原文、重形式、重规范、重共时、重微观的做法，开始重视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现在，借鉴描写学派的研究方法，运用当代语言学的新思想、新概念，实行多学科“综合描写、宽域规范”的多元整合的译学新范式、新方法已悄然兴起。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