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窜改”和“篡改”谈小学语文教材的毒害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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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窜改”和“篡改”谈小学语文教材的毒害深远  




文/叶开



















       这篇博文纯粹是有感而发。

      近两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对中小学语文进行批判，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大多发表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的“语文之痛”专栏上。这些文章每篇八千字左右，长的超过一万字，因此文章字数超过二十万。文章里论述要用大量的材料做依据，为此我查了很多书和杂志，家里也购买了各种版本的作家作品。例如，我为了充分掌握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的背景，专门花了三个月把他的文集通读一遍，家里藏有各种版本的朱自清作品集，有些是新购买的，有些是原来家里藏有的。为了获得朱自清原文的第一手资料，我还影印了叶圣陶编辑的、由他们的老友夏丏尊先生创办的开明书店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出版的《欧游杂记》。这些案头准备工作，花费了我太多的时间。虽然《语文教学与研究》的主编晓苏先生诚恳地请我为他们杂志再写一年，但我今年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能每期给他们写这种长文，这个“语文之痛”的专栏就停了。我后来写的一些跟语文批判相关的文章，主要也都不定期地发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在今年第十期，《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以“语文现状批判”为题，把我的三篇文章集中起来，作为一个批判语文和引导阅读的专辑来发表。这三篇文章包括《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绝境》、《乱读书不如不读书》和《语文教材存在的两大问题》，加起来两万多字。另外一篇专门谈论童话名著《夏洛的网》的文章，则作为封面作家文章发表在《文学教育》杂志的头条上。此文发表时，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先霈教授建议改名为《陪女儿读〈夏洛的网〉》。这篇读书文章今年五月十八日曾首先发表在我的网易博客上，我看到很多网友都给我留言和加以评论，显示出彼此交流读好书的强烈愿望。在交给刊物发表前，我又做过反覆的校对和修改。因学识所限，难免还会有各种笔误错误讹误。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责任心，把错误消灭得多一点，对自己和读者负责。有些隐秘的错误，在作家和刊物来说，都不可能彻底根除，其中还有有些是存在争议的问题。
       例如，“拼命/拚命”“惟一/唯一”这两组词，《现汉》等规定全都统一为前一个词，但我们杂志几十年来坚持分开使用。这两个字分别表示不同的意思和涵义，分开用表达更准确。后来，《咬文嚼字》有专家发表文章认为“唯一”是正确的，再后来，近几年来人们在使用这个词时，开始区分“唯一”和“惟一”了，后者现在反而属于不正确，正确的用法是“惟独”用“惟”。其他的例证，有心的读者可以翻词典求证。而“拚命”的“拚”，现在已经被混用了，并且变成了正确的用法。实际上，“拼接”“拼图”用“拼”，“拚命”“拚搏”用“拚”，望文生义都更加好记，词义也区分得很明显，不是更好吗？现代汉语经历了近一百年的历史动乱和使用混乱，至今都没有改观，还在整合发展中。乐观地推想，一百年或者一百五十年后，能发展成熟都很激动人心了。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语，大概还在哺乳期。做一个小小的纵向对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唐诗，在最盛的李白杜甫王维及中唐晚唐的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的作品，距离初唐已经最短一百多年。如果加上蓄势期，从建安七子以降到竹林七贤再到陶渊明等，这个蓄势时间有四百年。现代社会变化快，交流手段发达，也许会让语言成熟期提速，那起码也得再过五十年吧。那时候，现代白话文也许会初具成熟的雏形。
      这里开始谈到了“窜改”和“篡改”。这两个词，在我们这些专业的文学老编辑眼中，并不是最复杂的问题，而且字形很容易区分。还不如“床第”和“床笫”、“暖昧”和“暧昧”、“功夫”和“工夫”这几组词容易看走眼，因为他们的字形太像了，“功夫”和“工夫”这对，我手里编辑过的作家作品里，通常都会用错。“即使”混淆成“既使”这种，是因为字形太相似读音又一样，很多作家自己看漏了没有校对出来。但“窜改”和“篡改”这两个词，不仅字形差异大，词义也颇为不同，一般不应该混淆，除非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两个词。但是，当我在博文里使用这两个词时，常常遭到少数网友的冷嘲热讽，甚至是恶毒挖苦。例如《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剽窃窜改作家王安忆文章》和《小学语文窜改巴金名作》这两篇，都受到几个网友的嘲笑……其实，当这几位朋友挖苦和嘲笑之前，首先查查词典，例如《现代汉语词典》《高级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词典之后再发言，就不会显得如此的低级幼稚了。再说，即使我混淆了这两个词的用法，那也确实是我的基础不扎实，或者校对不严谨所致。你们甚至也可以这样考虑，连我这样的专业人士都会常常犯这种错误，岂不是小学和中学语文教育的基础不扎实所致吗？如果在这十年的学习黄金时代里，我能得到真正有效的国文教育，写字不会这么差，遣词造句也许会更好，逻辑推理可能更加严密。我曾给一个网友回消息，告诉他我中小学语文的考试成绩一塌糊涂，除了高考那次，常常不及格。但是，因为我父亲的宽容，并且因为他允许我读闲书，我在那时把找得到的书都读了，有些书还反覆阅读很多次。我大姐那时订阅了《收获》《人民文学》《钟山》等杂志，我也偷偷拿来读。现在想来，如果现在还能写点文章，敷衍成句，跟那时自由的阅读有莫大的关系。根据我的了解，新时期文学的著名作家，大多数这种自我训练的方式，打下一定的文学基础和文化基础，而这些，本应是学校所传授的。也正因为缺乏系统的、有传承的文化训练，导致几乎所有大陆著名作家的文化基础都不扎实，在碰到相对专业的问题上，容易丢丑露乖。我们的著名作家，不仅大多数不懂外语，跟民国时期的作家相距甚远，而且也缺乏对传统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和理解，这跟民国时期的作家的差距更是不可以道里计。有些著名作家，别字连篇，甚至胡乱造字，偏旁部首随意增减。中国大陆中小学教育的模式，已经极大地毁坏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他们不仅讨厌阅读，缺乏文化基础的铺垫，又丧失了吸收现代世界文明的兴趣，脑袋空空，随口喷粪。而且，还常常无知无畏，不管什么都看不起，除了超女和快男。且不说同属汉文化系统的港台专家学者，即使是那些通俗歌手，也能随随便便用他们相对比较扎实的国文教育底子，来压制大陆的同龄人。起码，《诗经》是有用的吧？《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古文观止》也是有用的吧？周杰伦的歌词陶喆的歌词，怎么就是写得比我们大陆的同龄人好呢？他们只不过是受过中等的基础教育而已。
       如果这些人不是脑袋空空，又不爱阅读，更不懂得思考，这个社会也许会美好很多。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的博文很长，看完之后，也许会发现其中有些地方还是有价值的。起码，我写这些文章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不严肃地胡乱打字。在这些博文里，都有具体的真实的数据和统计资料。即使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大家友好商榷，彼此促进，岂不是互利的好事？
      对比过第一手原文之后，很多读者都会发现，我们长时期以来习以为常的教材，常常出于不成为真正理由的目的，肆意窜改现代文学名家的作品。他们这样窜改，并不是他们真的比名家高明，也不是他们真的更懂得少年儿童的心理，而是出于最根本的修改历史、愚化民众的核心教育理念。他们篡改安徒生童话，也不是为了让小孩子更容易阅读，而是为了愚民。在这种教育思想下，为了某种利益，人们可以不顾任何事实地胡编乱造，捏造历史。还美其名曰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造假。现在，他们对小孩子造假，也打着这样虚伪的旗号。有学者已经指出过中学语文教材对朱自清散文《荷塘月色》等的删改，其他现当代文学名家的作品，大多数遭到过类似的命运。最可怕的是为了某种目的，彻头彻尾地进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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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开答《羊城晚报》记者问：强烈反对三聚氰胺版课文  

记者：您最近在自己的博客上大谈上海小学语文教材的弊端，引来了很多网友的议论，各种媒介也进行了转载和报道，我注意到，您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教材的问题了，请问您是出于怎样的初衷去做这个事？

叶开：我是从女儿上小学开始关心教材问题的。三年级有一篇“课文诗”《信》写得非常糟糕，交杂着空洞的说教和虚伪的想象。我专门写了一篇七千字文章分析这首“诗”，发在《语文教学与研究》的“语文之痛”专栏上。

我不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课文没有署作者。翻完了整本教材，都找不到作者。我越翻越纳闷，教材里这么多课文都没有作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一度以为这些课文是教材的编写者自撰的。我在网络搜索其中一些课文，结果跳出了大量相同的提问。这才知道，有这么多人都在找作者。

我参加过女儿学校的一堂语文公开课，内容是没有作者的课文《带刺的朋友》。

这是一堂公然作假的公开课：一切都是预先排练好的，哪个问题由哪位学生回答，语文教师事先都安排好。我女儿说，她们班还好，隔壁班级老师更夸张，要求每个人都举手假装提问，但是只有举左手的才会被叫起来回答问题。

我认真地读了这篇课文，发现逻辑不通。后来查到了作者和原文，拿课文对比，发现课文进行了彻底的篡改。经过篡改的课文，已经逻辑不通而变成“带刺的敌人”了。

记者：你这样集中地关注小学语文教材，为此还写了好多的文章，是什么原因让你如此执着？

叶开：这个问题我之前想过。写这些文章，我还跟我妻子商量过是否值得。我们交流后，她支持我这么做。小学语文不仅让我们自己的女儿深受其害，其他的孩子更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我是职业文学编辑，每天要看大量的投稿，业余还创作，时间很紧。为了写这些文章，我要找很多资料，把资料读透，做到言之有据，不发空洞议论。我去年在《语文教学与研究》开了一个“语文之痛”专栏，共有十二篇文章，每篇八千字左右，都需要精心准备，反复修改。为寻找相关材料，还购买了大量的书和杂志。写了一年专栏，后来实在是没有精力继续，今年就停了，但是写了文章，还是给他们发。里面我写过一篇关于朱自清的文章，为此花了三个月把他的文集通读了一遍。

说得宿命一点，我这样做，完全是被挑选的。我觉得我被选中了，我不做，也许不会有更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情。比我优秀的学者，平时工作应酬很忙，几乎不管自己的孩子，更不可能想到去翻看孩子的语文教材，没有精力并一字一词地读课文。普通的家长，虽然有热心和好心，但又缺乏专业的能力。我这样就突然变成了一个综合条件正好合适的人选。

记者：现代社会节奏很快，很多父母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干什么，更多的人都把孩子甩给了自己的父母。经过你的对比和分析，小学语文教材暴露出来的问题确实很严重。

叶开：严重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是一个相对隐秘的区域，不太引人注意。我也是怀着疑问，翻查了女儿三年级和四年级两年的四本教材，一篇一篇地去阅读，对比，分析，这才发现，这些教材里的课文很多都极其糟糕，充满了赤裸裸的说教和假大空的情感。绝大多数课文都不署作者名字，大多数还遭到了低劣的窜改乃至篡改。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写到，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第二册，四十篇文章，只有一篇署作者名，其他的大部分是剽窃和窜改的，包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著名作家王安忆的《我们家里的男子汉》等人的作品。

女儿的教材里有一篇《扬州茶馆》，脚注写明“本文作者朱自清”。实际上，篇课文是从朱自清的《说扬州》里节选的。这个脚注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课文应该这样规范注释：本文节选自朱自清的散文《说扬州》，选入时有删改，题目为编者后加。

教材编写者不仅剽窃别人的文章，不署名地归为己有，还随意窜改名家作品，使这些作品变成了掺假的伪劣产品。小孩子很单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每天认认真真学习的语文课，竟然大部分都是剽窃来的伪劣产品，而少数的几篇名家名作，又遭到了手法低劣的严重的窜改。我感到触目惊心。三聚氰胺毒牛奶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而这些，如果没有专业人士揭露出来，普通人都是懵懂无知的。喝惯三聚氰胺牛奶的人，还觉得这种牛奶口感好呢。脑子里塞满了垃圾课文的人，也会误以为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无趣。


记者：对于安徒生童话被上海小学语文教材篡改的行为，您提出了强烈的不满，还用了“为小学语文教材消毒”这样的字眼。您认为这样的篡改是一种“毒害”？

叶开：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不仅仅是上海“沪教版”教材的特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他省市的小学语文教材，大部分都有相同的问题。比如，巴金的被窜改版《鸟的天堂》，全国很多省市的教材都在选用，人人都以为这就是巴金的原作。我写了一篇新的博文，逐字逐词地加以对比，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又是三聚氰胺版课文。我家里只有上海版小学语文的教材，我只能具体分析这套教材。这样做言之有据，而且材料确凿。

这样的篡改，不仅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条例，更重要的是以次充好，山寨优秀作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把作假这种行为合理化，从而变成了道德毒素。从小就使用这种教材，阅读这种课文的小孩子，慢慢地就会丧失了对好作品的理解力和感受力。长大了，也就会像我博文里偶尔出现的几个人那样跳出来就谩骂，认为教材剽窃和删改别人的作品是教材编辑界的惯例，而且窜改过的作品更符合小孩子的心理。

记者：那么您认为这样改过之后，会不会真的更合适小孩子阅读呢？也许他们的理解力确实更适合学这种课文？

叶开：我在好多文章里都提到过，我强烈反对这种硬要做代表，认为只要他们才懂得小孩子，才能代表小孩子一样。在我们的国家，小学教育界有一批人，不知道出于何种心理，总是故意贬低小孩子的智力，打击小孩子的理解力，认为这些小孩子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能理解，似乎只有经过他们用非常低级的手段窜改过的课文，才是一种合适的饲料，更好地塞进小孩子的胃里。不仅如此，我们的教学手段，求同不存异，无论什么问题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小孩子说出不同的看法，就会遭到批评和压制。而且，这种教学模式还热衷于打击小孩子的自信心，破坏小孩子训练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泯灭小孩子的个性发展。实际上，小孩子的天性是纯净善良的，他们的理解力和感受力，都远远超过自以为是掌握了什么真理的大人。在生活中和学习里的大多数情况下，小孩子的学习能力和感受力，都比大人强。我们不妨扪心自问，除了热衷于搞人际关系，除了喝酒抽烟唱卡拉OK之外，大人自己早就退化了，大多数人都只懂得工作上那一点点可怜的技能，此外几乎一无所知。


记者：您认为小学语文教材篡改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

叶开：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不可能跳开现有的“教育思想”。如果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零件”“螺丝钉”“建设者”，那么配套的教材在编撰上，就要努力打压人性，磨灭个性，这种教育只能是普遍性的教育，而不是个性化教育，只能培养顺民而不是公民。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教师被比喻成园丁，执一把大剪刀在花园里逡巡，灌木都修剪得齐整，杂草都拔除干净。合格的学生，则被比喻成鲜花。在这个比喻中，鲜花是柔弱的象征，经不得风雨和害虫。他们必须上交自己的个人权利，必须把自己上交给园丁的保管，接受园丁的肆意修剪。

教材编写者自认为水平高人一等，并且想当然地当上了小孩子的“代表”。在他们眼中，任何文章都有杂草的嫌疑，任何词语都可能是害虫，手执剪刀的编写者认为自己有权力，也有义务把任何可能的杂草刈除，把任何可能的害虫扑杀。

他们或许忘记了，小孩子不是抽象的比喻，也不是一朵鲜花，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生而性格有差异、身材有高低、脾气有好坏、悟性有高下，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如果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人，那么教材就必须为这个目标服务，而编撰者则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有权力篡改、删除可疑的文章。

记者：经您这样指出之后，是否希望有关方面是否会出来修正？

叶开：美好的愿望谁都有，不过我宁愿保持谨慎的态度。鉴于我们国家在制度上的保守性质，这种改变，必须是自上而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这需要决策者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事关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可能才会痛下决心来全盘考虑。推动这种改变，目前看来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我们国家有一本刊物就叫《咬文嚼字》，很多大作家比如迟子建、毕淑敏等公开发表的作品都被这个刊物“挑刺”过，最近，我还看到铁凝写信感谢〈咬文嚼字〉给自己作品挑了语病。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叶开：你这个提问很有针对性。人的天性是不完美的，所以西方人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偶像来警醒自己。写文章很难避免所有的笔误。这种错误，在经过查证的基础上加以修正，我想任何作家都不会反对。比如，把“暧昧”误成“暖味”，把“即使”写成“既使”，确实要改正。但是，不征得作者同意就随意窜改他们的文章，甚至剽窃他们的作品，这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和道德沦丧了。

记者：郑渊洁先生对儿子的教育也很特别，他提倡“身教”，而且在儿子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就办理了退学，在家里自己编写教材自己教育儿子，您赞成这样的方法吗？

叶开：郑渊洁先生是一位奇人，身教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他是我们这个僵化的教育环境下开出来的一朵散发着迷人毒气的罂粟花。不过，既然他是天才和异类，普通百姓就没有必要、估计也没有能力去学习他。他的教育模式是异数，可能只合适他自己。盲目模仿，可能会邯郸学步，适得其反。有句俗话说，鞋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知道。他的做法有参考价值，有景仰价值，但我不建议、也不提倡普通人模仿他。

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材，如果教育目标没有改变，教师只能继续粗鲁地对学生进行无休止的修剪。所以，决策者高瞻远瞩地展望未来，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前途的高度来思考，这才是有效地推动教育改革与进步，推动国家与民族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实行“以人为本”的“人的教育”，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平等教育的权利，每个公民都能在教育中获得自我完善的能力，是在现代文明基础下的国家教育的根本目标。在这个目标背后，是充分尊重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享有个人的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于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公民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天才教育”的问题。确立教育目标，制订教育政策，是要为全体国民服务的，而不是为个别人服务的。

记者：除了对教材不信任之外，您对中国教育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叶开：教材是整个教育制度的具体体现，我对教材的不信任，代表了我对整个教育制度的质疑。
（注：题图为剑桥大学校园，网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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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的痛根在教育制度  

——叶开答《北青周刊》记者陆玉

陆玉：先请您对此次的事件做个评论吧，毕竟博客是网络世界的东西，很多读者还是希望通过平面媒体了解一下事情的概况以及您抨击教材的前因后果。
叶开：我批判小学语文教材，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质量低劣的教材的严重危害性。我对教材对批判，开始于两年前。去年我为《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开设了一个“语文之痛”专栏，写了十二篇文章，都是七八千字以上的长文。在此之前，我看到女儿饱受语文作业的摧残，再翻看她的语文教材，越看越感到这些教材所编选的内容低劣到了匪夷所思到程度。我有两个强烈的疑问：第一，这些课文怎么大多数没有作者？第二，这些课文怎么大多数都语言低劣甚至逻辑不通？怀着这两个疑问，我去查找这些课文的出处，这才发现，在网络搜索引擎上，到处都是询问某篇课文作者是谁以及查找原文的帖子。我原以为，这些课文如此糟糕，大概是教材末页的“特约撰稿”者所编，没想到，即使是那些低劣的课文，大部分也还是剽窃来的——另外一些，我查不到出处。这些课文不仅剽窃名家作品，而且剽窃普通作者的作品。尤为恶劣的是，这些剽窃来的作品，大多数都遭到了各种程度不同的窜改，有些甚至惨遭篡改而面目全非。
陆玉：这件事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无论是网友还是学者在看到相关报道后都对教材质量提出质疑，您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关注孩子们的教育吧？
叶开：我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确实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在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大量报道下，这个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这个问题只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才可能产生一些好的结果。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媒体能做到更多，我也期待媒体的专业人士能够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毫不夸张地说，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完全可以上升到国际战略高度，着眼于中国的未来，民族的未来，看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从一开始的根部就烂掉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在国际上就会逐渐丧失竞争力，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陆玉：教材的改动是个大事，至今教育部门和出版社学校等机构还没有出面对这个问题发表评论，这个问题会不会又朝着有关单位相互推脱责任却不落实整改的方向发展了？
叶开：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请你这样的媒体记者主动去调查采访了。教材的改动，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关涉面广，千头万绪，需要有关的方面的决策者和顶尖的专家学者从最高端的层面来全面深入地思考，才可能推动问题朝着好地方面发展。
我只是一个提问者。
陆玉：最大问题出在哪儿，您认为谁应该负主要责任，这与教育体制有关系吗？
叶开：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有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就有什么样的教材。教材是教育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
陆玉：您是在给女儿辅导功课的时候发现了教材中的问题还是之前通过媒体的报道也得知了这方面的消息？
叶开：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是我给女儿辅导功课时发现的。后来去女儿学校参加公开课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二十一世纪了，我女儿的语文教学活动，还是语文教师在进行赤裸裸的作假表演。这逼迫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我女儿说，她们班公开课还好啦，不算太假。隔壁班级，谁谁回答哪个问题自然也都是事先排练好的，这还不算，语文老师要求所有人都举手，显得课堂气氛很踊跃。但是，无关同学举右手，事先安排好回答问题的同学，举左手。
陆玉：作为父亲，看到女儿的教材，还有哪篇文章是您怀念的吗，什么文章应该入选小学语文课本呢？
叶开：我自己的小学时代，是在捉鱼摸下的快乐中度过的，早已经忘记那时候学过什么课文了。时至今日，我陪女儿一起阅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古今中外名著，不得不说，可以选入小学教材里的太多了。有心的父母，都能从全国的少儿出版社的书目中，找到大量合适的作品来给孩子阅读。
陆玉：您认为现在的小学语文教育应该偏重培养孩子哪方面的能力？现在的小孩儿一个劲儿的学英语，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
叶开：中国现在的小学语文教育，从教育理念开始，就大错特错了。
2007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里，有一篇记者张英对华东师范大学著名语言学家潘文国教授的采访，题为《一百年来，我们用教外语的方式教母语》。我非常欣赏潘文国教授的这个杰出的见解：学母语跟学外语是两回事。潘文国教授指出，“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主要做两件事：识字、做文章。学习西方的语言学后，强调语言分析、语法分析，现在回头来看，这些对母语学习来讲基本没用。我们要反思中国一百年的汉语观、汉语教育观和汉语教学方法，包括语言政策，可能是有问题的。中国人学英语主要是学大量的语法，但英国人学英语很少学语法，他们上课主要是读文章。……同样你跟中国人讲大量语法也是浪费时间，还不如把时间花在欣赏文字和语言本身的技巧上。……中国两千年的母语教育重视的是修辞教育，而不是语法教育，而我们一百年来误认为语法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其实提高不了。……我看过英国人编的高中语文教材，阅读量大得不得了，大量的文选、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各种文体都有。我们中国人学汉语也应该这样，一定要强调大量阅读。”

潘文国教授的这个访谈里面很多真知灼见，可惜湮于尘灰，不为人所重视。我这里，基本上都是摘抄他的意见，有心的读者，尤其是教育界人士，请找这篇文章来认真地研读，必有重大收获。我个人在发现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之后，和太太一起，每天给她进行清空脑袋里的语文垃圾回收站的活动。具体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设法激发她的阅读兴趣，引导她阅读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上海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小学生到五年级，课外阅读量不低于一百万字；中学生到九年级，课外阅读量不低于两百万字。我女儿目前是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她的阅读量远远超过“课程标准”对九年级中学生要求的十倍以上。
陆玉：多数“被改编”后的作品并未署名，这不仅侵犯了作者的权利。身为作家的您对此想必也很愤怒。但为什么没人站出来维权呢？
叶开：我对此倒还是说不上愤怒，只是感到深深的无奈。在教材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复杂问题，包括相关的利益链，这些都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所能应对的。我只是忧虑，从国家基础教育的长远战略出发，如果人们不能摆脱一切都只从利益出发的短浅目光，这些低劣的教材给我们的下一代造成的危害将是难以估量。而事实上，这种危害已经早就已经在我和我的同龄人身上发生了，我们的父辈，就已经遭受了重大的危害。相对而言，被侵权的作家进行维权，还是一个次一级的问题。我期望被侵权的作家能站出来，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利益，更多是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未来，进行维权。我也希望相关的知识产权法专家和律师能深度介入，对小学语文教材的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破局，可能更为有效。从知识产权入手，先剥笋叶，逐渐深入，可能触动一些深刻的问题。
陆玉：“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对教材进行了长时间的相关分析后得出了“四大缺失”的结论，分别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您认为什么的缺失是现在教材的最大问题？
叶开：最近，我也注意到这个研究团队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研究结果。这“四大缺失”，都是教材实际存在的问题，我个人要向他们致敬。他们都是第一线的教师，能从局中破谜，反思教材，尤为难得。但以我的浅见，这“四大缺失”都不是核心问题，而是外在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教材作假。是“假大空”，而不是“真善美”。我在“语文之痛”专栏里，专门写文章谈到这个问题：“真”是我们目前人类文明所领悟到的最高智慧之一。道法自然，是这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这个道理。检验什么？检验“真”，而不是鼓吹“假”。如果教材从核心上就是在作假，从剽窃作品到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而胡编乱造，那么这样的教材就是诲淫诲盗的。如果教材不“真”，教材里面的课文所宣扬的“善”就是“伪善”，“美”就是“臭美”。上述的“四大缺失”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要破除这“四大缺失”，首先得去除教材作假这个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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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国语课本让我们至今蒙羞  


















《南都周刊》今年第44期的报道《语文教材：从民国到现在》里说到一句让人感慨的话：“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这里提到的三种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和《商务国语教科书》，是上海科技出版社2005年重印的民国国语课本系列。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商务国语教科书》由大出版家张元济亲自出持编写出版，1917年出版后十年间，发行量高达七千万册以上。

这些国语课本，定位和目标都极为明确，以母语教育为本，传递传统核心文化价值，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精髓及新式教育思想，以新的教育理念和传统文化精神的进行有机融合。这些教材不仅着眼于传达传统的核心价值，而且宽宏地容纳了世界最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学生不是训诫和管教，而是引导和培育。并不以单一而强横的标准答案来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而能博纳多种价值和宽容各种思想，从而在国家仍然积弱时努力增强学生的自信与大度，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思想。

在此之前的多次回答记者采访时，我都斗胆强调，语文教材是教育思想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材。对比这些近八十年前的国语课本，再考量新旧两种教材的核心教育思想，我对所谓的“新”与“旧”这两个字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被我们下意识地理解为“旧”的教材，因其浓烈的人道主义思想飘香，反而显得历久弥新，比“新”教材要先进得多。有些美好的价值，流经八十年仍然熠熠生辉，有些虚伪的课文，即使只是被我们阅读一次，也已经陈腐不堪。判断课文的优劣，不能仅仅着眼于时间的单向顺序，而要着眼于思想的包容度和人文价值的传承。

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标准，完全把语文工具化，而失去了人文性考量。培养目标不是一种使得个人自我完善的公民，而是建设者——其象征是“螺丝钉”。由于民国时期的国语课本的教材编写并不由政府指定机构垄断，当时的优秀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学者，都热心从事编写小学国语课本。《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就是典型的顶尖专家强强联合打造出来的精品。

小学国语教育是国家文化昌明的百年大计之核心基础，一点马虎不得，疏忽不得。

根据这种前辈的成功经验，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无论如何都应该放开控制，提供自由的出版舞台，让各种教育团体组织最优秀的文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出版家和学识精深的优秀学者来共同编写。教育主管部门只需要组织专家委员会来对各类出版物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估和推荐，而不是现在这样恰恰相反。

这些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民国时期出版的国语课本，距今已近八十年，早该属于落后过时反动而乃至要挨打扔进垃圾堆里的垃圾了。根据我从小就学到的正确历史观以及特有的“新旧定律”，我知道，凡是旧的都是差的，凡是新的都是好的。这些国语课本如此陈旧，早该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被滚滚灰尘淹没了。我们常被教育说：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我也早就知道，历史的车轮现在归我们管，爱怎么开就怎么开爱碾谁就碾谁，怎么没有把“陈旧”落后的国语课文碾得粉碎了呢？这里面的真正原因，值得深究。也许，从核心的文化价值传递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角度来评估，旧的反而是新的，新的反而不如旧的。

语文教材是学校教学活动中最重要的材料，不仅要传达出准确合理的教学目标，而且要通过基本的识字教育过渡到美德教育和修辞教育。这里的美德，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历史深处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并且把这些历久弥新的道德，用美好的修辞表达出来。我们现在的语文教材，三十年来核心价值不明确，虚浮的道德到处飘忽，教材编写一再变更，几十年过去了仍在试验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不知道如今的语文教材编写者看到这个旧教材畅销的消息时作何感想。我很想知道，但只能猜测，却又无可测度。假设他们看到了这些教材，并对比新旧两种教材，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论？

现在的教材编写出版流程，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神秘的事情。教材的编写组、教材的出版以及教材的主管，形成了一条稳如磐石的链条，跟诸葛亮的一字长蛇阵般无懈可击。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像民国国语课本那样历久弥新的优秀教材放在我们现在的孩子课桌上？
本文刊发于十一月十九日《东方早报·早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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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材到底有没有底线？  










这段时间，在翻检我写过的文章，准备编订出书时，我一直在惶惑：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他们心里到底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社会道德底线？
在这些教材中，我确实看不到这个底线。我看到的是剽窃的课文、虚假的课文和低劣的课文。
而在我看来，这样一套全市小学生必须采用的官定教材，起码应该有这样几个基本的起点：真实性、人文性、艺术性、宽容性。所有这些基本要求的前提，是真实性。
我在很多篇文章里，都强调了“真实性”这个大前提——“求真”，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所普遍尊奉的知识基础。把这个求真的思维说成是普遍价值，一点都不为过。或许有人认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这也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无论中国的文化有多么独特，我们也不会承认自己的文化核心是以“造假”为基础，我们仍然尊奉“求真”的文明底线。

“真善美”不是三个空洞的字，而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之一。在这三个字中，“真”至关重要。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一遍又一遍地倡议“讲真话”，甚至把《随想录》第三集起名为《真话集》，在里面收录了文章《说真话之四》，也是看到了社会假大空泛滥的深刻弊端，有针对性地作出的深刻批判。因为如果不说真话，而像社会芸芸大众一样人云亦云，甚至跟着别人说话，乃至主动说话，那么历史的真相就会被彻底埋没，丑恶的事情就会被掩盖，美好的事情也得不到张扬。这样一个善恶颠倒，真假不辨的世界，曾给现代中国带来整整十年集中的动乱，在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在说假话，有些人为了生存为了保护家人能被迫说假话，有些人为了往上爬为了打击别人而有意说假话。这个说假话盛行的时期，让整个中国坠入最黑暗的深渊。在《真话集》的《十年一梦》里，巴金先生写道：“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在这篇文章里，巴金先生还说，“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个小时。那几个月里我瘦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擂门声就浑身发抖……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
就是这样一个人性、尊严完全扫地不存，这样一个人斗人人整人的邪恶时期刚刚结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有人提倡忘记这些事情，说要面向未来。面向未来没错，但是面向未来必须正视过去。巴金先生在《随想录》写作的过程，伴随着很多压力，甚至是真正的威胁，但是他顶住了这些压力，以一个性格原本怯懦的老人的良知，一直在用笔一字一词地写文章，呼吁反思过去，提倡讲出真相。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后来是以跟巴金先生所期望的相反方向，脱缰而去。我们被金钱所俘获，成为金钱拜物教忠实的信徒。我们不再思考真理，也不再思考道德，在这个丛林社会，每个人都提防着自己成为猎物，而梦想成为凶猛的掠食者。
这个社会如果不“真”，“真善美”就无从说起，“善”就变成了“伪善”，“美”就变成了“臭美”。长此以往，恶就变成了丑恶。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我们都有成为猎物的危险，我们自己让自己变成了危险品。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吗？
我们的前辈一再提倡“真善美”，，并不是用这三个字来欺骗下一代，而是把人类文明的精华，浓缩在其中——这是野蛮人之变为文明人的基本道德伦理规范。
这些基本的道德观念，现在似乎已经被我们抛诸脑后了。在这个疯狂的时代，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人都被绑在加速奔驰的火车上，正驶向未知的前方。我们所鄙视的这些文明价值观，构成了基本的人性底线，即使是现在，仍然是人类得以生存、继续文明之根。如果没有这些文明基础作为基本的文化积淀，则人类仍然停留在丛林阶段，从暴力到暴力，以低级循环的模式继续低层次地徘徊。
我的忧虑在于，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虚假低劣的课文作为小孩子人生起步阶段的学习材料，并通过集体暴力的模式强行灌输给他们，而整个社会对此毫无警惕性，也缺乏反思精神，则我们国家的文化转型并复兴的前景，仍然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什么文化建设云云，根本无从谈起。
我们是经济物资生产和贸易大国，而不是文化生产和输出大国——现在更是山寨文化炮制大国。从最基本的日常用品开始，到最高级的文化生产的各个领域，我们都在山寨着、繁衍着，并且快乐着。
有网友地给我发信说，山寨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说不定还是一种进步。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山寨文化高论，也不知道这种进步观念是跟什么落后观进行对比得出的。对使用这些山寨产品的普通民众来说，山寨产品确实解决了他们的一些需求。他们的要求在这个层面上，似乎具有一点点的正当性。在文化建设的高层决策上，则不能这么思考问题。如果我们一直满足于山寨制造业，整个社会的创新思维都会被山寨产品所挤压，并直至窒息，我们也只能一直蹲在山洼洼里，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地小天下，而不知有汉有魏晋。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被彻底隔绝于武陵桃花源内，外人无法进入，或许可以维持一种相对简单的社会关系，形成一种理想中的美好乌托邦。但这种乌托邦只能是以人口稀少，地理偏僻，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为想像，那种小国寡民的单纯的经济结构和人际关系，只能在几千人、最多几万人的小型村落或部落里形成——不过，即使在部落社会，这种理想中的乌托邦也没有现实性，而只能是知识分子美好愿望的投射。
一个现实中的、尤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人口庞大、国土广阔的国家，根本无法关门塞户，在一个隧洞的背后与世隔绝，阡陌纵横，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现在，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地球村在技术上已经变成了现实。在网络时代，地理学意义上的距离已经不复不存在了，仍然执着于老死不相往来的思维实在不合时宜。不过，如果从部落首领的思维角度，我们仍然可以伪装洞口，让重访的武陵人们在“两岸桃花夹去津”中迷路，以此自宫的方法再度与世隔绝，从而保持桃花源的脆弱纯洁性。在网络时代，权贵们也可以采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来堵塞通路，屏蔽信息。但这种做法是被动的、也是效率底下的。《国语》里就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筑坝塞川不如疏通河道。
在治水传说中，大禹的父亲鲧用息土的方式来填平沟壑，也已经被证明为末技。如果不是大禹调用重型工程机械般的应龙来打通峻岭，开山掘道，泄水向东，现在的四川盆地也许就变成一个体积庞大的内陆堰塞海了，天府之国也只是另一个传说中的大西洋州亚特兰蒂斯理想国。
三千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已经明白了制造危乎高哉悬在居民百姓头顶上的堰塞湖很危险，只有疏通渠道，排泄洪流，才是化危为安的良策。
小学语文教材在泯灭人性的同时，通过质量低劣的文章来壅塞孩子们的脑子，阻止他们发展和培育自己的个人思考力，从而制造新一代的“没头脑”和“不高兴”，锻造一堆新的螺丝钉。人毕竟是智慧的生物，堵塞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求知欲。一旦有机会，人们仍然会去寻求真相，探寻真理。
在人性深处，人们天然地保存有追求真相、探寻真理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即使在我们小时候，也一样会想办法翻墙围观。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中国南方雷州半岛的坡脊小镇时，每次我们发现街上有热闹，但是挤不进大人围观的人墙内，通常是爬到树上，或者翻墙骑到墙头，找到一个角度，一定要看个究竟。
也许，语文教师会批判小学生说，热闹有什么好看的，大人看完回来告诉你不就行了？可是，即使大人们亲口讲述，仍然是隔了一层的，不如亲眼目睹令人激动。根据我做小孩子的经验，大人常常会以一些没有道理的借口，编造假话来欺骗我们。例如，镇上的五类分子夏振国上吊自杀，这个热闹在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微型小镇上，可谓是爆炸性的大新闻。我没有得到消息，不能及时围观。当我问起大人时，大人认定小孩子心理承受力不够，又觉得我们理解力差，不一定能明白这种事情，于是随口就撒谎说：没有人上吊，是姜援朝家杀猪了。
我后来从邻居张六通那里打听到了消息，才知道，原来真的是夏振国上吊了。
我记忆中的夏振国，身材敦实，头发花白，腰背佝偻。听父亲说，他曾参加过国民党，还在湖南长沙保卫战中和日本兵面对面拚过刺刀，他的肩膀，有一个半指深的洞洞眼。我们最爱在他身上，用手指抠这个肉洞玩。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常常给我们讲故事，但眼睛里饱含忧愁。
他死了我感到很悲伤。
从那之后，我很久都不能相信大人的话。
我一直在探求他的身世真相。在不断的阅读中，我才知道长沙保卫战的惨烈，知道汨罗江两岸的英魂埋骨无数，知道上海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国民政府军顽强抵抗日寇的入侵，而遭致惨重的伤亡。这些都是我成年之后，在不断地阅读，不断地寻找真相中，慢慢地发现的。
我父亲怕我们看见夏振国的尸体，这种谎言确实还算得上是善意的，他可能担心我会受到惊吓。但是，语文教材的有关职能部门的官员，把小孩子的智力贬低，并且认为只有这些篡改过的课文才符合小孩子阅读的论调，却毫无道理可言，我以为还是怀着极大的坏意。
我从来不敢贬低小孩子的理解力，我从来都以小孩子为自己的老师。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我们观察世界的模式，已经在长期的社会浸泡中，丧失了思维的敏锐力了，只有小孩子，还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理解力，而且跟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总是发现自己被世界隔离在外，但是，通过孩子的眼睛，却可以看到更加美好的真相。
我们每个人都有亲眼目睹真相、亲自探究真理的强烈本能。
大人告诉我们真相，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参与探究的快乐，以及在这种探究中学习到的知识，体会到的情感经验，都不是被大人转述所能得到的。更何况，一旦你看到了真相，当别的小伙伴问起时，还能以亲历者的身份，津津乐道地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那些围在身边的听者，会让讲述者感到沾沾自喜。所以，即使大人一再阻止，我们仍然会在发生热闹时，翻墙一睹究竟。
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到底基于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我至今都无法一窥其奥。这些教材自然有编写大纲，有编写指导思想，还有固定的编写格式，为这些目标，教材编写者再去找来各种类型的文章，裁剪成合适他们观点的课文。教材编写，已经变成了少数人闭门造车的秘密工作，他们找来的文章，很多都是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自己的作品。这种陈规陋习，已经延续了几十年。虽然各省市不同的编写者会找到不同的文章来裁剪，但是，因为这种套式所限，他们更多是趋同化，而不是差异化。不同省份的教材编写者之间甚至出现马太效应，相互袭用对方的选文。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教材，在编写格式上，都貌似严谨。一本书分成几个单元，每一个单元的知识重点是什么，需要用多少个课时来讲述，全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也因此严格地限制了语文教师的发挥空间。这种严格的格式化教材编写和僵化的教学模式长期延续下来，迫使有些独立思考能力的语文教师，通常也难以跳开教材思维，而只能勉强地依葫芦画瓢。他们是教师，通常也局限于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语文教师，总是要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完成工作量才行。
我每次看到语文教师上公开课，都为她们而感到难受，甚至感到难堪。面对这种糟糕的课文，她们居然还要做出精美的教案，要做出PPT文件，要设计各种问题，要安排学生回答，要控制教学时间，要让整个教室显得热情而有序，给观众以良好的印象。为此，她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却给孩子们灌了一脑袋的垃圾。
面对这种垃圾课文，无论一位语文教师多么敬业、多么优秀，都不可能教给自己的学生真正有效的知识，更不可能引导小学生热爱阅读，学会思考，培养他们形成为了完善自己、为陶冶自己而主动去思考去阅读的能力。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而不是为了考出高分。这个观点每位语文教师本该深有了解。但是，在当前的教育体制的严格束缚下，他们确实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就像只给一名大厨一块牛粪和两个石子，却要求他做出一桌满汉全席。
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我们可以断定，如果教学培养目标错了，语文教师越敬业，带来的危害就越大。
我们目前面临的现状是，小学语文教材一直采用质量低劣、大多数是剽窃来并遭到肆意篡改的课文，一遍一遍地集中打击小学生，破坏他们的求知欲，剥夺他们获知真相的权利。在这样严酷的背景下，我们还不能对官定的教材说不，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光是抱怨，并不能解决问题。
近两个月来，我接到全国各地很多媒体记者的采访，还有到我家来跟踪采访的大报记者，跟我女儿交谈很长时间。他们不仅详尽地研究了我写过的那些文章，而且还关注了这些文章产生的不同反响，为推进整个社会对小学语文糟糕现状的关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在回答他们的采访时，越来越集中地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改变不了教材，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我跟很多教师通信时也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做起，积小善而成溪流。我不敢说汇成江河，但可以汇流成小溪。在这种现状下，教师自己也要有基本的清醒，不能完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教育制度，因为这是我们暂时无法撼动的。我们只有从自己身边做起，改善语文教育的微环境。
我一直坚持认为，人类文明是需要累积的，就像千百万年来积淀下来的岩层，一层一层加高，一层一层堆累，才能变成土坡和山丘，乃至于高山。我们不能再通过焚烧和杀戮的方式，不能再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残忍手段，来谋求所谓的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尚且不能杀鸡取卵，文化累积的更是大忌竭泽而渔。我们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一瞬，而文明的累积，则是一代一代堆叠起来的。我们现在的破坏行为，直接伤害的就是下一代。而被小学语文教材伤害的，可能是三代四代以上。
我看不到这种伤害的尽头。
我只能提倡自我的疗救。
我们都要从自己做起，从有效的阅读做起，疗救自己的孩子遭到小学语文教材伤害的心灵。我们改变不了社会，但是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朋友做起，通过阅读学习，来提高自己的修养，来培育自己的性情，来提高自己的智慧。这样做，也可以慢慢地改变社会的小气候，调整微细的生态环境。即使在丛林社会里生存，智慧也是重要的生存技能。
对这个社会，我仍然保持着一点乐观精神。我们不能把整个社会想象成一成不变、死板一块的丛林世界，不能因为一些邪恶事件的不断发生，就彻底悲观，放弃，以为无能为力。我跟记者说，这个世界有很多邪恶，但是也有很多温暖，不然，情何以堪？我个人的经验，我的同事们都很友好，我的朋友都很善良。在基本的道德范畴上，我周围的朋友们，包括我所看到所接触到的小市民，包括在菜场卖菜的很多商贩，都是善良的、诚实的、友好的人。
自己心存恶念者，才总是把别人想象得比自己还邪恶。
我在考虑编辑这本书时，把重点放在了阅读上。
我不仅要把揭露和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文章放进这本书里，还要把我自己搜集到的、我女儿读过的作品，做一个详细的目录，放在这本书里，并按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以至于中学的不同年龄段，逐级推荐不同的阅读书目。有关书籍，还尽量做些简要的点评。重要的经典作品，还附有评论文章。
这样，我就把这本书的重心，从批判转移到建设上。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小学语文教材的深刻危害，而且要想办法从自己做起，来自我疗救，从这种危害中康复。
我呼吁所有的父母，都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小学语文教材毒害小孩子的心灵，我们要通过有效的阅读，在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甘泉来滋润他们，就像水土需要涵养，就像湿地需要涵养一样，小树苗也需要逐步培育，才能慢慢涵养成健康挺拔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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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语文教材荒腔走板？
　　我们需要这样一部教材：更富有人性化，更具备基本常识，更靠近普世价值，更具有审美感，更有逻辑性
　　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利益，更多是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未来，进行维权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吕珊

　　28岁的海燕在浙江省杭州市一所重点中学教书。平时，她喜欢在课堂上和学生们开展互动，活跃气氛。
　　但是这天的语文课却让她感到非常憋闷，这节语文课的题目是《羚羊木雕》。
　　扮演万芳的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老师，我怎么老觉得别扭啊，万芳是个女孩子，为什么会喜欢小刀呢？”海燕笑了：“也许她像个男孩子脾气吧。”“那她也不能站在操场边的树底下和同学换裤子啊？”
　　其他几个同学也纷纷提出了看法。“万芳转变的也太快了，没有一点过渡。”“课文里说她冒着雨跑出门去，怎么回来的时候就看到月亮了呢？”结果这堂课成了讨论课，完全打乱了她的课时安排。
　　下课后海燕试图在网上查询，教科书题注中写道：“标题是编者加的。原著题目是《反悔》。有改动。”———顺着这个线索，她搜到了张之路先生的《关于〈羚羊木雕〉》一文，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羚羊木雕》的原文———《反悔》。这才知道，《羚羊木雕》在编入教科书的时候经过了编者的大量删改。课文中的小女孩万芳在原作中是男同学万方，这就难怪课文里的万芳语言和行为不太协调了。经过对比，她发现入选教材的课文与原著有着比较大的出入，原本温和慈祥的妈妈变成了粗暴严厉的人，为了突出万芳的仗义和善解人意，改变了许多情节和对话。严格地说，改编后的《羚羊》成了一只受了伤的“羚羊”，已经基本上不是张之路先生笔下原来的那只“羚羊”了，这样的改编几乎成了低劣的“再度创作”。
　　海燕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人的困扰，近日，由作家叶开炮轰小学语文教材而引发的大讨论已经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展开了……

　　1、从一堂公开课说起

　　“事情还要从一堂作假的语文公开课说起”，今年41岁的叶开是《收获》杂志的副编审，曾发表了《口干舌燥》、《我的八叔传》、《三人行》等作品。面对《法治周末》的采访，叶开的言谈中尽管始终带着学者的严谨和谦和，但回忆起这件事却还显得颇有些激动，语气中甚至带些宿命的味道，“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做，也许不会有更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今年十一前夕（应为前年），叶开受邀来到女儿乔乔的学校，参加一堂语文公开课，内容是一篇没有作者的课文《带刺的朋友》。教室宽敞明亮，一人一桌一椅，地面上铺着实木地板。课桌的摆设六人一组，面对面拼在一起，便于分组讨论，气氛民主、平等、交融，这种“典型的欧美式(圆桌)模式”的设计让叶开感到新鲜有趣，但是随之而来的课堂内容却让他近乎绝望：与三十多年前相比，语文课的教学竟没有任何进步！
　　据叶开回忆：“这是一堂公然作假的公开课：一切都是预先排练好的，哪个问题由哪位学生回答，语文教师事先都安排好。我女儿说，隔壁班更夸张，老师要求每个人都举手假装提问，但是只有举左手的才会被叫起来回答问题。”
　　经过认真阅读和分析这篇《带刺的朋友》，叶开发现，文章逻辑完全不通。后来查到了原文，课文居然进行了彻底的篡改。经过篡改的课文，因逻辑不通变成“带刺的敌人”了。
　　此后，叶开开始从这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第二册(试用版)入手，进行逐篇的对比分析———总共四十篇文章中，只有一篇署了作者名，其他大部分是“剽窃”和“篡改”的，包括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王安忆的《我们家里的男子汉》等作品。
　　国庆期间，叶开又在博客上以女儿的课本中巴金名作《鸟的天堂》和安徒生《一颗小豌豆》为例，比对分析了原作和被改写后的小学语文课文间的差别，并发出了后来被媒体广泛引用的“小学语文垃圾教材危害远胜三聚氰胺奶粉”的感叹。

　　2、改编能否传递原文精髓

　　“上海现行的小学教材编辑过程中，借用的作品既不署名又加以篡改，严重地侵犯了作者的合法权益，是一种违法行为。”
　　就在对“毒教材”的声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叶开提出的有关教科书作假涉嫌侵权的话题同样引人注目。
　　前文提到的《羚羊木雕》，已入选教科书二十多年了。而文章作者张之路却浑然不知。还是一个当老师的同学打电话告诉他的。出版社没给过任何说法，连样书也没有，他只能到新华书店买一本留作纪念。
　　被改编的《后悔》入选教材二十多年而他毫不知情，对此，张之路没有计较，但对改变原作还是颇有微词。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含蓄地表示：“(文章中)我的朋友万方原来是个男生，现在改称万芳，被称为‘她’，这样一改，‘我’在书中也被理解为女生了。由于这样的改动，‘我’和‘万芳’在课文里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准确和顺畅了。甚至有的读者也称我为女作家，是不是受到课文中女生的暗示？”
　　对其他情节、对话的删改张之路也颇显无奈，但他并没有想过追究责任。
　　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的过程中，叶开的态度则更加鲜明，“我期望被侵权的作家能站出来，也希望相关的知识产权法专家和律师能深度介入，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破局……因为这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利益，更多是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未来，进行维权”。
　　记者翻看了这本上海版小学语文教材。在教材最后的声明里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出版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既然如此，那么语文教材里“汇编”他人的文章却不署名，这是剽窃还是合法的使用？对文章进行大量的删除和修改是否属于篡改、侵权呢？
　　北京师范大学知识产权法学教授韩赤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了著作权人所取得的权利，其中就包括署名权(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和修改权(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前者属于权利人的著作人身权，不同于著作财产权所规定的身后50年权利期，是受到法律永久保护的权利。尽管这一权利属于民事权利，需要权利人的自行主张权利，但是直接引用作品不署名的做法与著作权法的精神相悖，“对教材中的汇编作品不署名作者，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作者修改权的判断相对复杂，韩赤风表示，需要区分两种性质上的修改，即是内容性的修改还是文字性的修改。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改、删节。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
　　那么是否意味着类似语文教材中的汇编和修改就是合法的呢？
　　韩赤风告诉记者，在这里判断是否侵权的关键，是要区别修改的性质。如果是涉及作品内容、形式的改动，包括情节、内容、表现形式、作品整体面貌等有悖于作者原意的改动，就侵犯了作者的著作财产权；如果是文字上的修改，比如字句的斟酌、修改等不影响作品整体走向的改动，则属于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合法范围。
　　语文教材中的改动是否属于内容的修改和删节？改动后的作品是否违背了原作精神？
　　叶开曾以巴金名作《鸟的天堂》为例，以专业文学编辑的视角，比较了修改前后的作品。
　　用叶开的话说，巴金的原文描述准确、具体、生动，课本编撰者的删改让文章失去了准确性，也丧失了音乐性的感受。这样的篡改，使得学生读到的课文，是被掺假的作品，原文的精髓已经被抛弃。
　　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是目前唯一对教材改编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人。在得知小学教材里选编了父亲的《鸟的天堂》后，李小林表示，“出版社从来没来和我谈过，为了教材的需要，我不反对做适当的删减，但是不能随意改动主要内容和文字，这样，你干脆别选好了”。
　　而时至今天，教科书出版单位和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事件仍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

　　3、从“阅读”开始回归语文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用满目疮痍的垃圾教材如何能教出好的学生来？”上周，叶开受邀为上海一所重点小学百名教师做讲座时，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尽管他认为在僵化的思想观念下，“教材编写大纲”是现今小学教材中毒的根源，而这一根源又很难迅速消除，但此时，叶开的心情似乎晴朗了许多。
　　叶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阅读———“通过有技巧地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培养学生形成好的阅读习惯”。从去年开始（应是零七年，二年级暑假期间开始阅读《哈利波特》第一册），叶开和太太一起，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在女儿乔乔身上实践。
　　通过一个学期的引导，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乔乔阅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阅读量远远超过“课程标准”。从《小王子》、《安徒生童话》到《哈利波特》，叶开发现，这些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培养了女儿良好的语言能力，而且也提高了她对事物的理解、分析、研究的能力和与人交流的能力。叶开相信，即使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女儿大量的阅读基础也足以让她在当前的评估标准中拿到高分。
　　事实上，从“金庸走进教材”，到“鲁迅大撤退”，近几年关于改革语文教材、提倡语文回归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教材究竟该朝着什么目标发展，是解决语文教育的基本问题。
　　今年4月，由语文课程论专家、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研究学者、儿童阅读推广人与一线教师组成的教育团队，出版了一本《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围绕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诸多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书中有一句话说“文学就是涵养，是用来涵养人的”。换言之，语文就如同一片土壤，好的土壤可以滋养人。
　　正如叶开和多位教育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多少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变味的语文教材和课堂：教学不是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生活体验出发，而是为了弄懂语法结构；解读作品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而是对“中心思想”的提炼；看待作家，不是从作家的时代背景和完整作品中出发，而是寻找“微言大义”。
　　什么是语文的回归？用叶开的话说，就是回归到“人的教育”上来。“这个人，就是有独特的、独立的个人价值的‘人’，对‘人’的核心价值的确认，对以‘人的价值’为核心的综合价值的彻底考量，这也是现代文明的最新和最高的成果。”
　　我们需要这样一部教材：更富有人性化，更具备基本常识，更靠近普世价值，更具有审美感，更有逻辑性。而叶开推崇的《小王子》乃至《哈利波特》等一系列经典儿童作品所诉说的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正是将这些价值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们。
　　谈及未来的规划，叶开表示，今后的重心将会从批判转向建设，争取为小学语文教育做些实事。目前正在写一些推荐阅读书目和技巧的文章，用以启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将来会考虑结集出版。
　　

　　作文“打假”要从课文“打假”开始

　　李海燕

　　在批改学生作文时，经常发现造假现象。这里的“假”不是指虚构，而是情节不合情理，语言描写喜欢唱高调，又大又空。
　　可是，这全是学生的错吗？学生生来就会造假吗？不，是我们的教育在教他们造假。
　　小学暂且不提，我们来看看人教版初一上册的一篇课文《羚羊木雕》，虽然这篇课文已经有人拿它和原作《反悔》做过比较，比如《语文学习》2009年第12期上刊登过李明哲和张兴合的课例《那一只受伤的“羚羊”———〈羚羊木雕〉课文与原文的比较阅读》，另外，课文作者张之路也写过相关文章。但，我要揭示的是，相比原作，课文《羚羊木雕》有不合情理之处，存在“造假”现象。
　　原作的好坏撇开不谈，虽然有学生说《反悔》这个小说本身就很幼稚，为编故事而编故事，倘若“我”事先和父母商量，征求父母的意见，或是爸爸把羚羊送给我时，就叮嘱“我”好好保管，不能送人，那么，这篇小说也就不存在了。另外，万方这个人物形象太完美了，他仗义、宽容，处处替人着想，而父母的形象又太过了。这些人和事虽然现实生活中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存在或发生，所以，不能说是假的。但是，课文有好几处改动都违背了小说真实性的原则，不符合情理。
　　一是情节发展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原文“飞快地跑出门去”，课文改成“冒着雨飞快地跑出门去”，“我”出门的时候还下着雨，等要回木雕，就“月亮出来了”，天气转变得太突然了，不大可能。这个矛盾课例中有学生指出来了，此其一。其二，课文里，万芳和“我”换裤子是发生在“上星期”(原文是“那一天”)，可是，后文却写道：“直到现在，我身上还穿着她的运动裤。每次上体育课，看见她裤子上那条长长的伤疤，我就觉得对不住她。”既然是上星期换的，“直到现在”可以理解，因为时间不长，可是怎么会“每次上体育课”呢？这么短的时间，能上几次体育课呢？很明显，编者是为了体现万芳的仗义，“我”的感激和愧疚。
　　二是原文前六段被删除影响了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使得人物形象单一，不符合现实。原文前六段既有渲染我沉重心情的环境描写，也有对妈妈的细节描写，比如，妈妈见我写作业时常常抬头看窗外的雪花，于是走过来，轻轻地把窗帘拉上；妈妈见我用双手把耳朵堵上，于是走出去，电视的声音变小了；妈妈重新走到我的身边，慈爱地把我的手从耳朵上拿下来。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发现，“我”的妈妈是比较细心、体贴、慈爱的。但是，课文把前六段删去，妈妈的形象发生了变化，性格变得单一，只剩下了严厉、粗暴、专断，比如从课文的“紧紧地盯”、“十分严厉”、“坚定”等词可以看出。而现实生活中，人物性格往往是多面的，不可以贴标签。
　　最后，在换回羚羊时，原文中有：“万方的妈妈顺手给了万方屁股一巴掌(原文略)万方站在那里没有动。他妈妈又推了他一下，他才不情愿地走了。”课文把它删掉了。
　　其实，万方不情愿换回羚羊木雕，非常符合一个小孩子的心理，因为他十分喜欢羚羊木雕，原文中他还为它做了个小玻璃框子，从屋里出来的时候是“托”着而不是“拿”着木雕，这都体现了万方对羚羊木雕的极度喜爱。因此，万方的“不情愿”反而写出了人物的立体性与多面性，毕竟，贪恋自己喜爱的东西，这是小孩子的天性。
　　纵观以上这些改动，编者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突出人物某一个方面的特点，而牺牲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牺牲小说的真实性。
　　编者希望把主人公万芳塑造成体贴、细腻、仗义、明理等优秀品质的化身，当然，由于编者忽视了潜对话，其意图未必实现；而另一主人公“我”的妈妈，则塑造成万方的对立面，她严厉、粗暴、重财、专制，从而，小孩子和长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编者站在哪一边？非常明显，站在小孩子的立场。但是，编者还不放心，最后加了非常直白的一个结尾：“可是，这能全怪我吗？”
　　编者为了塑造某一个类的代表，可谓“泾渭分明”，好人好死，坏人坏死，而牺牲人物的多面性，这违背了真实性的原则，容易误导学生“造假”。我们的学生作文，为何假话连篇，我想，这和我们的教材是有关系的。为了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精神，我们的课文决不能带头“造假”。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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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编小学语文教材  
















这是《扬州晚报》记者留冠霖先生对我的采访，我看到他们的专版报道做得很用心。非常感谢媒体的深入报道。
1、出现您所认为的“三聚氰胺版课文”，根本原因何在？您认为，如何才能彻底将“假大空”的文章从课本中删去？
叶开：我觉得还是跟教育制度有关，教材只是教育制度的体现。要杜绝“假大空”的文章，必须对教育制度进行重新的考量，也要把对教材的严格控制彻底放开，并允许出版社和专家自由编写出版教材，甚至允许一些有能力的教学单位无教材教学。课程标准和教学评测，也需要更加宽泛地考量，不能像现在这样用僵化的思维模式来评测学生的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
2、语文与政治、泛道德捆绑在一起，仅仅是中国一党执政特殊国情的产物吗？就您所知，国外语文课本是如何解决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
叶开：任何一个国家的教材，都会是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的一种体现，但体现的应该是这个国家以及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价值。我们国家要考虑的是，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种核心价值的思考要超越某些具体的政党这个狭隘的层面，进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大范围来思考。
我们汉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世界文明发展到现在，我们肯不肯存在某些普遍价值？有什么样的普世价值可以被我们汲取？人道主义这么简单的价值，难道不能普遍到中国大陆吗？难道我们要推行的兽道主义价值观吗？
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编订统一的教材，他们只是制订一个宽泛的课程标准给各个教学单位参考，并推荐大量优秀的阅读书目，而且年年更新或数年更新。在民主国家，政党轮流执政，他们不能挪用国家公器来宣扬或者灌输自己一党之理念，在很多国家，这甚至是违法的。人们要强调的，还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推崇整个文明范围内大家普遍公认的价值。例如人道主义、善意、诚实、同情心、环境保护等等。
3、您的女儿假期在家里，重新阅读来“倒垃圾”，但如今的学习压力下，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能有这样的家庭以及时间精力来做，您认为，普通家庭的孩子该如何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叶开：普通家庭也能做自己力所能及做的事情，起码要努力给自己的孩子减压，例如对考试分数的追求不要那么功利，不要把孩子当成超人到处给他们报名参加各种补习班。具体到语文这个科目，还是要多阅读。我博客上有一位美国华人母亲给我留言说，看了我的推荐，她和孩子立即去借了《the Trumpet of the Swan》，中译本叫做《吹小号的天鹅》。她说，在美国，学语言和文学没有教材，就是靠大量阅读来学习。她的孩子也是小学生，一年读了两百多本书。
4、看了您的博客，您给女儿开的书单主要选取标准是什么？孩子的兴趣？书籍的经典性？
叶开：根据小孩子的不同年龄，我建议在小学生阶段，还是多阅读“虚构”“幻想”“冒险”“探险”类作品。《丁丁历险记》是一本历久不衰的连环画，而《哈利波特》则是把幻想和冒险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一套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最好从小说开始读，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揠苗助长。我推荐了无数次瑞典童话女王林格伦的作品。只要去找，一定能找到很多。
5、近日，民国课本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您认为重新使用这些教材有可能性么？是否可行？
叶开：从逻辑上讲，重新使用这些民国课本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不完全合适。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这些前辈们的人道主义教育思想，学习他们新鲜活泼的写作态度，采用他们的真情实感的编辑思路。
6、不少教材编写人士认为，您总是在批评，缺乏建设性的意见，如果让您来参与编写语文课本，您准备怎么做？选择那些文章？
叶开：我对此做过非常认真的思考。不必太谦虚，我认为我自己完全有能力主编一套小学语文教材，而且不会比现有的教材差。叶圣陶先生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初小八册，一九三四年在出版了高小四册，共四百篇文章。这些课文中，超过一半是叶圣陶先生自己创作的，还有一些是采用国外名著或国内名著及传说，重新改写或者创作的。这些课文，不像我们现在的课文那样问题多多，也不存在任何的侵权，更不可能剽窃，也没有任何版权的问题。但《开明国语课本》直接拿来当教材，很多方面确实不太适合现在的学生了。教材要与时代同步，包括课文所反映的世界变迁。例如，在叶圣陶先生那时，乘坐飞机是非常陌生的事情，他专门创作了一篇课文《乘飞机记》，写“舅父”乘水上飞机从上海飞南京的经历。现在，乘飞机旅行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还有，叶圣陶先生那个时代的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前，他们的认字程度可能为零，而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学了上千个字的大有人在，读过很多书的小孩子也不少。他们跟七十年前的孩子，在文化程度上已经不一样了，编教材时也要考虑这种具体的情况。实际上，教材的定位不宜过高，它只是起到的更大的一个作用应该是“领进门”，真正提高语文水平，还有课外进行大量的阅读。
叶圣陶先生的经验让我们知道，小学教材的编写，并不一定要组织一个庞大的队伍，他自己一个人就足够了。我如果主编一套教材，或许会把教材分成《汉字王国》和《文学世界》两个部分——这不是我的发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有很多一流学者曾提出这种建议，后来形式变化太急促而流产了——具体操作上，可能也要根据实际创作一些课文。现在的孩子文化水平高，高年级时可以直接选入篇幅较长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学时期，过了识字关，完全不必拘泥，甚至可以丢开现有教材的编写模式，直接选读优秀文学作品。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采用的成功办法，并非我自己的发明。一个学期精读读五本到十本，效果就要比现在的教材好很多。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再引导性地加上一些初级研究性的观察日记、游记等的写作训练，来提高学生的基本表达能力，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
这些只是你采访时，我想到就说的，不是系统的阐述。具体编写的话，自然还要参考借鉴和采用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神话传说以及中国自己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故事，但初小阶段的浅显课文，肯定大部分都可以一个人创作完成，根据具体情况，还可以邀请优秀的儿童文学家或者优秀的小说家来参加创作。我读到一本《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里面东北师大教授、研究儿童文学的朱自强先生提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日本的四套主要的教材，都是著名的儿童文学家主编的，参编的人员也主要是大学的教授。而不像我们这里，是大学里搞教法的牵头，凑十几个小学教师和区教育局的教研员，就成一个编辑队伍。他们这些人对儿童文学，基本上是外行，阅读的量有多少，还真不敢太过高估。更何况，根据我的了解，很多小学教师对世界儿童文学不仅陌生，而且抱着一种不屑的态度。他们把小学语文教材完全当作是识字工具和教化鞭子，要修理修理这些进学校的孩子，让他们成为标准件。这种想法，已经耽搁了我国几十年，而且，我觉得还会继续耽搁下去，我看不到破局的曙光。
其实，现在并不是缺乏优秀的人才，而是优秀的人才无法进入或者不愿意进入教材编写领域。已经进入的一些人，假设是优秀人才，又被现行的各种教材框框彻底箍死，无法放开手脚。长期身处这种恶劣环境中，有人还会产生一些不真实的、异想天开的怪想，以为全世界只有他们自己才懂得小孩子，才是会编写小学语文教材的合适专家。
7、对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批评您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了，有没有一些效果？（除了媒体的讨论以外）
叶开：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我也不会特别去评估。但有不少家长给我留言或来信说，他们根据我博客里提到的推荐书目去购买或者借阅，孩子都很高兴。你到我的博客上，可以看到有很多来全国各地乃自澳洲、北美和欧洲的父母们的留言，他们的见识和思想也都非常开阔，觉得我的推荐很有具体的效果。
无论如何，多阅读好作品，总是比装了一脑子的垃圾教材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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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新教材为什么比不上民国老教材  

前几天，我连续接受了好几家媒体记者的热心采访，这是《广州日报》陈庆辉先生采写的报道，已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刊发，见该报B11版。以下是该报道的原文。

   
78岁“老课本”很给力
“贴近生活，真情实感”是秘诀

近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包括《开明国语课本》在内的“老课本”，在网上和各类媒体上热评如潮。这套78年前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读本》如今迸发出的潜力让人无法预料，居然达到热销至断货的程度。而出版方却表示，这本《开明国语课本》原本就只是一个尝试，所以他们要严格控制印数，因为他们认为“宁可放弃这诱惑，也要力挺现今的语文课本，厚今薄古，才是我们现今存在的理由。教育从来都是国家意志的工具。新中国的教育，始终把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作为方针。”

“现在的教材编写、出版，已变成了一桩极其神秘的事情。教材的编写组、出版以及教材的主管部门之间，形成了稳如磐石的链条，跟诸葛亮的一字长蛇阵般无懈可击。如果有人真的为了自己的集团小利益而对这些前辈的图书进行压制，我个人觉得很遗憾，也感到不可思议。” 《收获》杂志社副编审叶开告诉记者，《开明国语课本》即将有新版推出，并邀请他为新课本写序。据叶开透露，负责新版图书的出版社告诉他，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版本有很多错误，这次他们都会一一改正，“我们向前辈大师学习，是本着为下一代负责的态度。”

“老课本”好在哪里？

   据了解，《开明国语课本》由叶圣陶亲自编写，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以发展儿童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为目标，内容紧系儿童生活，从儿童周围开始，逐渐拓展到社会。材料活泼有趣，文体兼容博取，词、句、语调切近儿童口吻，以适应儿童学习心理。初年级课本的文字用手写体，由丰子恺写并绘插图。特点是图画与文字有机配合，这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是很新颖的作法。课本于1932年初版后印行40余版次。

曾把老课本用作小学生课外读本的小学老师表示：“老课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如《绿衣邮差上门来》一文：‘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简短的几句话，充满童趣，也让孩子们对信的认识变得鲜活起来。”

老课本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叶开表示，老课本正是从基本的人性出发，切合小孩自身成长的心理逻辑。“早上上学，下午回家，游戏，劳动，唱儿歌、写信，都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这些不是虚假的，事情是真实的，情感是真挚的。”

语文教育要让儿童自由思考

近来，小学语文课本一直被诟病不断，主要表现在虚伪空洞说教。有位家长看了《开明国语课本》后表示：“最近听说民国时的三套国语课本，尤其是叶圣陶编文，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被热捧。我就买了一套，今天一收到就把上册看了大半，感动不已。那文字可用四个词概括：童真，童趣，天然，自然。这才叫真，善，美。我恨不得把儿子塞回小学一年级重读一遍。”

曾有专家指出，现行语文课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很显然，这些“缺失”在还原我们所谓素质教育本来面目的同时，更烘托出功利教育的主流现实。

叶开告诉记者，目前语文教育中教材、教法和考试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问题。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指出，巴金的《鸟的天堂》在现在的语文教材里，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一现象，他也无法知道答案，“至于巴金《鸟的天堂》的窜改，我确实想不出有任何理由。我猜可能编者认为巴金创作于三十年代的作品，语言不符合现在的语言规范吧！这个理由有可能是真的，但非常荒谬。”叶开认为，语文教育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识字，另外一部分，应该是通过有效的阅读来对孩子进行自我心智的培养。而目前的考试模式非常僵化，把小孩子的自由发展的空间的路都堵死了。

对话叶开

评判一个东西关键是看它是否有生命力，是否符合基本人性，是否符合认知世界的真实合理。“今”未必比“古”好，“古”未必比“今”强

广州日报：您认为将来语文课本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叶开：将来理想的语文教学应该能给实际的教学单位更大的自主性，并且把文字教学和文学教学分开。主管教育机构需要重新评估和修改当前的“课程标准”，允许教学单位自行选择教材。

广州日报：目前对于“老课本”的热销，有出版社认为要“厚今薄古，大力支持现在的语文教材”你怎么看？
叶开：这个说法违反基本逻辑。评判一个东西，关键要看它是否有生命力，是否符合基本人性，是否对人们认知世界提供充分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今”未必比“古”好，“古”自然也不一定比“今”强。在此之前的多次回答记者采访时，我都强调，语文教材是教育思想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材。对比这些八九十年前的老国语课本，再考量新旧两种教材的核心教育思想，我对所谓的“新”与“旧”这两个字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被我们下意识地理解为“旧”的教材，因其浓烈的人道主义思想飘香，反而显得历久弥新。有些美好的价值，流经八十年仍然熠熠生辉，有些虚伪的课文，即使只是被我们阅读一次，也已经陈腐不堪。判断课文的优劣，不能仅仅着眼于时间的单向顺序，而要着眼于思想的包容度和人文价值的传承。

目前的小学语文教育在考试和考评中都要有标准答案，这个不合理。考试出题要谨慎和严谨，否则会把小孩子锻炼自由思考的可能性都抹杀了。

广州日报：您认为，目前在小学的语文教学中，如何做好考评？
叶开：小学的语文考试应该认真对待，科学评测。目前，在不能颠覆教材和教育制度的情况下，不应该频繁地考试，考试出题要谨慎和严谨。就比如“三国中最聪明的人是谁？”这样的题目很低级，如果题目改成“列出三国中你认为聪明的人”，就很好，这样既能考察小孩的阅读情况，又能知道学生知识的掌握能力。语文考试，不能以单一而强横的标准答案来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压制他们的个人思考能力。人文学科通常不应该预设终极真理，通常情况下，更没有什么唯一的真理掌握在教师手中。

广州日报：有人看了您教育自己小孩的经历和您对小学教育的态度有后，产生了一些质疑，认为您也是经过小学教育的，而事实上您现在也成为了作家，并获得博士学位。你如何看待这些质疑？
叶开：这个我要澄清一下。其实我的小学阶段基本上是“散养”状态，小学中学上的都是普通的乡村学校，语文也很少考及格。但我有宽松自由的阅读环境，父亲也极宽厚没有对考试成绩对我过多的要求。著名作家莫言，因为家庭成份是上中农的原因被剥夺了上中学的资格，但这反而造就了他，他有一段时间生病，每天闲在家里翻看上大学的大哥留下来的鲁迅作品集和《新华字典》，学到了最有用的知识。其他成名的作家，很多人的小学语文成绩都不算好，反而受到语文教育的伤害少，并从中获益。读书多的孩子，一开始考试不见得好，慢慢适应考试技巧和陈规陋习后，很快就能考好。而在学习和阅读大量的文学著作后，孩子学会的是：敏锐的感受力，真诚，待人以善。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如果从小学开始不好好教育小孩，任其发展，小孩以后会太有个性，甚至用韩寒作为例证。你认为这个观点正确吗？
叶开：这个教育理念是错误。个性不是无序的生长，文明中提倡个性是在基本的文明规范里的自由，而不是什么绝对自由。当我们在谈个性的时候，并不是把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去掉来空谈。目前，我们社会遇到的重大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失去了核心价值的认同，不能确定哪些价值是可以被普遍认定和接受的，也不知道哪些价值是能够和整个世界文明对接的。比方说，我们不能有意伤害一个人，要善意待人而不是恶意相向。这些共同的道德认同，不管哪一种学生都要进行合理有效的传导和教育，恰恰是假而空的东西我们要摒弃。
韩寒本身并没有不好，我觉得他很多东西都是善意的。这种担心根本没有必要。韩寒的模式只有他自己才能发展，他只是个案。教育要考虑整体共性，至于以后发展是什么样的，要看个人的机会。我反对精英化教育，提倡公民教育，这种教育要让整个社会的每个人都有享受公正和平等的教育机会，并在具体的教学中，充分地调动不同学生在学习上的主观能动性。让所有受教育的公民具有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生存技能，并学习到自我完善的能力，这是在国家宏观层面上规划教育纲要所要着重关心的核心教育理念。

家长要负起基本的责任，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为孩子挑选好作品。

广州日报：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孩子写作能力是天赋还是可以培养的？
叶开：在国外的学校，学生们得到的具体实践训练很丰富，中小学生的文学基础知识打的很扎实，他们的知识一直是有效的，可以跟大学有效对接。而在中国，我们会谈到中学和大学无法有效对接的问题，似乎大学以前学习到的语文知识大量都失效的。父母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模式去衡量孩子的语文水平。对于写作而言，天赋和培养并重。天赋很难捉摸，但培养是可以使天赋不受伤害的成长出来，因此，合理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现在很多小学生不喜欢写作文，是因为学校现在的命题作文虚情假意，没有孩子会喜欢。我个人也不主张小学生写很多情感虚空作文，留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写一些读后感，做观察笔记，写说明文，都更合理有效。

广州日报：您教育小孩的思想会很前卫，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学习您，您能给普通家长一些教育小孩的建议吗？
叶开：我的教育方法其实并不前卫，只不过是对目前的教育中的虚情假意的东西进行消除而已。我知道普通的家长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指导小孩学习，但是有点可以做到，就是培养小孩阅读习惯。阅读作品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看缩写版，要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有针对的挑选书目。我现在正在按年龄段分类书目，整理完后，可以推荐给各位家长。如果有学生能阅读我推荐书目的三分之二的话，阅读量将超过一千万字，而我们现在的课程标准是，到高中毕业只需阅读两百万字。所以家长要负起基本的责任，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为孩子挑选好作品。要学会帮小孩减轻负担，甚至有些能对付就可以对付。至于普通评测能考多少分，可以不必太在意。如果阅读基础打扎实了，他们碰到大考时，仍然会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