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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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7年08月07日 　来源：中华新闻传媒网

中国著名摄影理论家林路在他的新著《她的视角--女性摄影家及其作品》中对一些优秀的女摄影家作了这样的论述：女性摄影的真正变化不仅在于题材和表现手法，更在于女性不再从外部、从男性世界来看待自己，观看的出发点回归到女性的内心……面对一位女性摄影家的目光时，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逼人的力量。尽管摄影对她们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障碍和技术的局限性，但不管怎样，照相机却依然成为她们表达、交流激情和渴望的工具，是她们回归自我精神家园最理想的方式之一……许多女性在摄影这一媒体中成为当然的先驱，她们的照片所讲述的故事是由心灵、眼睛和照相机共同捕捉的特殊瞬间，尤其在今天，当女摄影家以勇气和自信找到了新的视角并且在复杂的真实中散发出更多的光芒，试图重新解释我们的世界时，女性的眼睛揭示的是对人类精神体验的深刻理解……     笔者以林路的这番话作为采写居杨的初衷及采访后的深切体验，相信居杨那些发自内心的真实创作而非简单记录的图片，定会使观者感受到一种具有强烈穿透力的无时不在的生命活力。     一个深冬周末的下午，围绕居杨拍摄的几个著名摄影专题，我和她从艳阳高照谈到了灯火通明。 　 　一、 拍摄成名作《丢丢的故事》时，老主任王毅说："一张好照片自己会说话，不用你说。"居杨记住了这句话，并和丢丢一起长大了     （居杨，1米7多的靓丽身姿，透彻而颇具"神采"的一双大眼，严谨而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使初见者容易产生距离感。她说："我们把两个沙发分开些坐着，这样说话舒服些。"沙发向两边一挪，我们相距1米左右分别座下。虽然距离拉开了，但两颗心却一下拉近了、平和了。瞬间，我对她能如此成功地采访许多嫌疑犯、重刑犯，并和他们进行心对心地交流的疑问顿时释然了。我们的话题自然首先扯到了她的成名作《丢丢的故事》。）      杨立群（以下简称杨）：《丢丢的故事》从始至终充满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且人文气息十分浓厚，这是你的初衷吗？      居杨（以下简称居）：纯属偶然。那是1997年，我刚到摄影部工作一年，整天忙于采访、拍摄、出报纸，对一些摄影理念性的问题思索甚少。一天，报社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救出了一个孩子，让我们去看看。见到那个孩子，我完全震惊了--只见他体无完肤，伤痕累累，简直惨不忍睹……孩子是被吸毒的母亲当作抵押品抵给毒品贩子的，这个3岁的男孩被毒品贩子摧残得已是气息奄奄。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应该救这个孩子！    杨：是社会责任感还是女性的本能使你产生这样的"念头"。      居：完全是一个女性的本能。我真的不能忍受这样一个幼小的生命被无辜地断送。当时孩子已经昏迷不醒，在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治疗，他母亲被抓，医药费没人付，也没人照顾，于是我整个夏天的业余时间几乎就是在医院和丢丢一起度过的。他昏迷时，我就陪着；他打针、吃东西、神志清醒时，我就赶紧拍几个镜头，拍完后连夜赶到报社的暗房进行冲洗，那时拍的都是黑白胶片。天气闷热，暗房里的温度有时高达40℃，再加上药水的味道，真是十分难忍……      杨：每一幅令人感动的作品背后都有着同样令人感动的故事。作品就这样发表了？    居：哪里，说到作品的发表就不能不说到我们的老主任王毅。     （王毅曾任《法制日报》摄影部主任，是中国著名摄影记者，2003年因病去世。说到王毅，居杨的脸上不禁露出了崇敬与庄重的神情，因为他是居杨走上摄影之路的伯乐和恩师，当然"骂"是没少挨的。）      那时，我每拍一组片子就拿给他看，反复跟他解释我的意图、我想表达的思想。我的喋喋不休并没有赢得他的赞扬，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每一张图片的问题，并尖锐地说："一张好照片自己会说话，不用你多说……"渐渐地我的话越来越少，他问得却越来越多了。终于有一天他说："我觉得成了，你成了，这是好故事了。"就这样，这组名为《丢丢的故事》的图片专题报道在《法制日报》和《南方周末》上刊出了。      （专题刊出后，一时间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竟达4万元，用居杨的话说："编辑部的电话几乎打炸了。）    杨：这件事应该说可以告一段落了。      居：可是我却欲罢不能。丢丢的治疗、捐款的使用、孩子以后的去向……"救救孩子"的初衷使我对这些问题不能不闻不问。这之后的8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丢丢，期间，他的母亲再次丢弃孩子。围绕孩子的抚育问题，我又相继拍摄了《归来的母爱》、《丢丢哪里有你温暖的家》等一些报道。直到2004年，孩子的母亲又开始吸毒且遗弃孩子，而孩子的舅舅也不愿再管孩子，我就登上火车直奔信阳（孩子的老家）去做各方面的工作。2004年我共去了四次信阳，最后，无奈之下我找到了市长，请他亲自出面解决孩子的问题。在市长的大力帮助下，丢丢终于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家。     （一向坚强而不知眼泪为何物的居杨，在去信阳营救孩子的路上两眼婆娑了，她感到很凄凉、很无奈，但是她坚持住了。在爱的光环中她看到了希望。）      杨：《丢丢的故事》讲了8年，这8年中，你从一个普通摄影记者，到摄影部副主任又到现在的摄影部主任，并多次获得全国新闻摄影的大奖，应该说你在各方面也逐渐地成熟了。     居：确切地说我是和丢丢一起长大的。《丢丢的故事》从更深层面揭示了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揭示了一些社会犯罪的根源，这是有警醒意义的。     法制报道的内容多是比较血腥的，刀、枪、流血、吸毒……令人产生恐怖感，但是选择报道的角度方式很重要。在这方面我觉得女记者有自己特殊的优势。女性比较细腻，比较温情，善于体贴和观察，发挥自己的优势，以感情表现为突破点，在画面上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的精神主旨，从而可使画面语言更加耐人寻味，其产生的效益和影响也是更加深刻的。      二．"卖淫"是表象，其深刻的内涵则是整个社会的贫富观、婚姻观、道德观、人生观及一些社会问题的极端反映     .居:《卖淫女》的专题始拍于2000年。当时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很大，报社经常接到采访任务，听说北京有一个专门收容"卖淫女"的场所，我就想去看个究竟，想弄明白这些女人为什么选择这条路。    杨∶出发点依然带有很浓的情感和人文色彩。      居：根深蒂固，我以为这是一个新闻摄影工作者新闻敏感的出发点或是内容指向。我要用图片去讲述一些事情，去反映一些问题，去记录一段历史，让大众传媒去影响更多的人，而具有情感和人文色彩的东西则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      杨：我原来很憎恶那些"卖淫女"，但看了你拍的这些图片之后，反而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这是你所希望的影像效果吗？     居："卖淫"只是表象，其深刻的内涵则是整个社会的贫富观、婚姻观、道德观、人生观及一些社会问题的极端反映。      第一次走进看守所，那些女人一下就跑开了，有的将头低下，有的极力躲避着。我在那里拍了一个多月，想尽办法和他们接近，我对她们说："如果你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脸，我会尊重你的意见，尽量不正面拍或是打上马赛克……"我觉得一定要给采访对象留出空间来，要从心里接近和尊重她们，接触过程中有些画面在我眼里已经有了，但是为了尊重她们，我宁愿放弃。就这样，她们渐渐地认同了我，而这一个多月的拍摄也彻底改变了我原来对她们的看法。     有一个30多岁的卖淫妇女对我说："我干这事唯一的愿望就是要让我的漂亮女儿上城里人的学校，那以后她就是城里人了……"但此时她尚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艾滋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酸酸的。在拍摄她时，我在她的后背拍进了一个十字架形状的阴影，这是我赋予她的影像寓意吧。      还有一个20岁的女孩，她是家里四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父亲早逝，母亲十分好强，含辛茹苦把四姐妹拉扯大，得知小女儿干了这种事母亲又急又气，又是打又是抓地对小女儿说："我一辈子好强，没想到你会干这个。"而女儿的想法是：自己不会干家务，连保姆都当不了，干这个一个月可以挣几千元，以后回到家乡钱包鼓鼓的，多风光……      杨：我看到照片中有些是丈夫在看守所里看望妻子，这些男人不会因此而和他们的女人离婚吗？      居：在卖淫女中农村女孩占到80-90%，有些人大字不识一个，她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挣钱养家。她们的丈夫有的知道真相却假装不知道，更不希望别人知道；有的是真不知道却也害怕知道。只要他们的女人每月给家里寄钱，他们就会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一般知道后也不会离婚。      杨：这组图片中，细节的描写、情绪的传递等等信息的容量都很大，主线、副线、环境、画面结构、故事叙述都很到位。      居：因为这组图片的内涵更丰富。我在拍摄卖淫女的同时也采访了一些嫖客，这给我的启示同样很大。比如有一个博士在中关村创业，他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谈恋爱，所以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在嫖客中还有家庭不和、夫妻关系不好的，同时也有一些腐败的现象存在着。在卖淫女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深层次的复杂的社会问题。     （这不禁让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话：仓廪食方知荣耻。这更让人难以忘记那"火红的年代"里，被称作"搞破鞋"和"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前进，而一切都在颠覆中。或许只有经过颠覆和混乱的重新排序之后，才会有新的秩序出现。）      三、 "死亡年"拍《重刑犯》；蓦然回首，女人多是为情所困    （女人是一种情绪化的动物，凡女人概莫能外，居杨亦如此。居杨说，摄影已经融入到了她的生命和血液之中，已经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表达方式，是她表达思想、表达情感的最理想的方式。2003年，老主任王毅过逝，从病重到操办丧事居杨不停地忙碌着，她不能承受一个魁伟的大汉转瞬间即踏入不归路的打击，内心十分沉重和伤感，她为这沉重和伤感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寄托方式。）      居：那一年可以说是我的"死亡年"，我开始很认真地考虑所谓"生"和"死"的问题。于是我想到了去拍"死刑犯"，想了解那些明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人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罪恶并度过最后时光的。      杨：人们对摄影有着很多的定义，摄影是职业、是创作手段、是使用工具、是描述和表达方式……而依我看，摄影之于你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居：你说的对，我之于摄影就象人要吃饭、喝水一样，几天不拍照片我的心就痒痒。手握相机就会有一种幸福感，那一瞬间我的一切是那样地快乐和自由，我为能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而感到满足。     杨：话虽如此，但是与那些杀人犯、重刑犯打交道恐怕并非易事。      居：我采访这些人的心态也十分复杂。这些人很可恶，他们多是有人命在身的杀人犯，但他们也是人，是具有七情六欲的且都有亲人、朋友的人，既是人，就应当具有人的共性特征。    第一次到看守所，走在楼道里感觉四周到处都是阴森恐怖的死亡味道，我很恐惧。采访他们很不容易，禁忌很多，问哪些话都是有要求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犯人情绪上的波动，使他们做出极端的事情，从而酿成大祸。因此我尽量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聊天，谈亲情、谈友情、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样，他们对我的戒备心也就逐渐放松了，慢慢地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杨：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在这个时候十分脆弱、十分敏感，"求生"是最大的欲望，这给你的拍摄带来很大难度，不论是现场氛围还是人物的内心刻画都受到局限。      居：拍摄这些人时尽量略去了他们的面部表情，努力运用周围环境的光影效果营造出他们内心世界的强烈波动以及他们对生命和自由的渴望，将人性的本能张扬到极致。      杨：拍摄这个专题的感受一定不同以往。     居：技术手段的实现是一方面，最大的感受是对人性的更多认识，比如男、女重刑犯犯罪原因的天壤之别。虽然同样充满了血腥，但男犯人多是恶性犯罪：抢劫、强奸、偷盗、贩毒、贩枪等等终致杀人；而女重刑犯多是为情所困造成人命，这个比例占到70%。      有一个空姐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位房地产商人。两人第一次约会，地产商开着奔驰，手捧99朵玫瑰，空姐不由芳心大动。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知男方已有家室，在为她购置的豪宅中两人过起了日子。时间一长便动了真情，空姐提出结婚，此时方知男方真相，便逼他离婚。一来二去，就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两人翻脸后空姐竟用一把水果刀结果了地产商的性命……     婚外情、女方帮男方贩毒、贩枪、藏匿、奸杀……这些女人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犯罪原因隐含着很深的社会问题。这个专题在2004年"平遥国际摄影节"上展出引起很大的震动。     （居杨在她的一篇论文《关于深度摄影报道的思考》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感受时代记录历史，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相机在我们手中就像一把利刃切开生活表面的华丽，去体会家庭的悲欢离合，去记录国家的日益强大和人民的坚韧和执著。也许我们摄影人不能彻底改变什么，但我们可以呈现一切，并通过媒体的传播进而影响那些可以改善这些状态的力量，还可以唤起人们内心之中那些美好的部分……）      杨：《重刑犯》拍完了，情绪得到了彻底的宣泄。      居：专题拍完后我感到内心非常平静，而且在这之后，我越来越喜欢静静的画面了。越质朴的东西越能打动人，高明的摄影者应当把形式（构成、影调、光线）隐藏起来，用一种朴素的"语言"去诉说，心里就会特安静，就能找到你自己的摄影语言。    四．拍摄时永远的黑、蓝、灰--"将自己隐藏在相机背后"；放下相机就是靓丽的"时装秀"。角色的转换令她愉悦      杨：在最近《人民摄影报》举办的"金镜头奖"颁奖晚会的舞台上，你身穿礼服站在那里十分抢眼，对穿着很有研究。     居：很喜欢时装，女人嘛。但我在拍摄时却是另一身行头，永远都是黑、蓝、灰的暗颜色，就连摄影背心都被罩在大外套的里面，一点不引人注意。摄影者一定要隐藏在相机背后，不要让被摄者强烈地意识到你的存在和你的工作状态，因为此时此刻，被摄对象是唯一的主角，如此也容易拉近与被摄者的距离，使图像更自然。     但不拍摄时我一定穿时装，而且会穿得很时尚，平时会尽可能地抓紧时间购物、买衣服。    杨：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的置换在你的衣着上显得如此鲜明。    居：角色的置换不仅局限在衣着上，人生就如同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因时因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只有于不同时刻、不同场合演好每一个不同的角色，人生才会精彩。      我一出家门，满脑子都是工作；一回到家，却对工作绝口不提，我先生总是最后一个看到我作品的人，而多半都是听别人提到后他才恍然大悟："呦，原来你的照片拍得这样。"我们在一起就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      这种角色置换体现在工作中。我是一个晕血的人，平时看到车祸、流血都要赶紧避开，而在采访、拍摄灾难现场时，却可以对着血肉模糊的伤者、死者反复端详、选择角度，认真地拍下每一个镜头。有一次我连续三天三夜没怎么休息，拍摄了一个山体滑坡的灾难事件。拍片时很"英勇"，事情过后，我连续几天半夜惊醒睡不着觉。为了尽快逃出灾难的阴影，我便约了几个女友到商场购物，然后享受了一把大餐，如此心境才漫漫平和下来。      杨：你用女人特有的方式来平衡内心世界的强烈冲突，这种方式最普通、最女性，看似简单，但都闪现着哲理的光辉。    居：我现在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式，因为法制题材的报道阴暗面居多，会对人的心理形成强烈的冲击，如果不能很好地调节自己，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失衡。所以每完成一个"艰难"的报道后，我都会让自己尽可能接近快乐和美好的东西，将心中的阴霾慢慢驱散。但是记忆是不会消失的，现在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镜头中那些曾令我心痛不已的表情、那些曾经采访过的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更加清晰。每每在无人的角落，这些记忆总会使我浮躁的心安宁下来，那时我能感到自己在成熟和坚强起来。(杨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