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呼声 ——评析普利策获奖战地作品看美国新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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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呼声 ——评析普利策获奖战地作品看美国新闻观念2011-09-29

来源：媒体时代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一致公认的最高奖项，是全球热点问题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影响波及全球新闻界，堪称新闻界的诺贝尔奖。人人都以能获得此项殊荣为自己终生的职业追求，它已成为一个记者所希望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同时，一些获奖者表示他们把得到此项奖项看作是攀登另一座高峰的动力，获奖也是一种责任和力量。
自1917年以来，普利策新闻奖对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录几乎囊括了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最优秀的作品。今天，普利策奖不仅是美国近300个新闻奖中最知名的一个，而且为全世界所关注。应该说，普利策新闻奖是对美国主流报界的一种检验，它已成为美国新闻文化和社会文化中大放光彩的明镜。德国鲁尔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海因茨•杜特里希•菲吉尔所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单篇报道作品显示了文体的高度纯熟，而主体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者则具有恒久的意义。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将能够品赏玩味这种经常是令人激奋的和信息量丰富的读物价值之所在。”
翻开历届普利策获奖作品集,不难发现战争的硝烟弥漫了许多篇章。20世纪的人类文明被两次世界大战所洗荡，死于战争的人口已超过过去任何世纪的总和，以至于政治家、学者和商人们都认为有必要进行彻底地反省。战场，不仅是无数士兵葬身的坟墓，也是记者们纷纷不顾一切奔赴的地狱，记录胜负、杀戮、真实、哀伤……不仅仅是为了填充新闻版面，更多的是为了成为我们时代的见证人。关于战争的报道与图片应永远留驻，以浩劫警示后人。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1922年普利策报道奖授予了美国记者柯克·L·辛普森的《军号呜咽以安勇士忠魂》，本篇报道是为纪念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美国战士所写。“在震荡未绝的炮声中，军号吹奏起那只极古老、极悠远的曲调。它高亢、清越而又如此真切，像是为生者催眠，又像是为死者安魂。很久以后，一位已被人忘却的战士诗人捕捉到它的意义并将其记述下来，无论何处倒下的士兵，当他告别人世时都深知它的含义：
天光渐淡，
白昼远去夜来临，
当你长眠不再醒，
会有一颗为你祝福，
为你导航的星。
炮声又隆隆响起，凝聚着举国的哀悼。他回家了，这位无名的战士，将在他的土地上长眠。
一篇成功的新闻报道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要警示人们。作者写道：“血管中流动着不列颠祖先血液的他，长眠在古老的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巨石下；法国的他，安息在凯旋门之下；意大利的他，静躺在罗马祭祖的圣坛之下。”整篇文章如泣如诉，如歌声绕梁，洋溢着全世界人民热爱和平，珍惜生命的基调，以一首诗歌结尾也是本文的一个亮点。
然而，一战并未以惨重的代价换来宁静和平，人类对土地、财富的占有欲仍在空前地膨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战斗最为惨烈、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它波及30多个国家，伤亡上亿人口，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黑暗篇章。与此同时，战地记者在前线进行采访调查工作，为了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往往自身就会上演生死攸关的时刻。在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中，不仅仅记载着惊心动魄的战役，也呈现过战争中出现的伟大人物。
伊拉•沃尔夫特，美国著名战地记者，以《美国兵所罗门岛勇措日寇记》获得了1943年的普利策国际电讯奖，所罗门群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重大战役，沃尔夫特从说明战况，到陈述日军的顽抗，最后才是赞扬美军，有条不紊，娓娓道来，整篇新闻不像一篇报道稿，更像是一篇感情充沛的散文。而1944年的普利策国际电讯奖授予了美国记者丹尼尔•德鲁斯的人物新闻《铁托风采》，他通过对第三者的专访从侧面对铁托将军这个有“魔力”的领袖人物进行了刻画。从大部分战地报道作品来看，无论是对于牺牲、胜利的报道，或是对于重大事件以及领导人的描写，记者的文笔都是流畅悠扬的，甚至会让读者误会读到的是散文而不是报道，思想上更与新闻记者们共鸣，渴求和平的呼声广泛地回响在整个世界。
1942年，首届普利策新闻摄影奖颁发。此后，摄影记者以饱含平实感的镜头，用巧妙的手法披露事实，既如实记录生活中有意义的事件，又深深地感染读者、撼动人心，以致普利策新闻摄影获奖作品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事实上，许多美国人是通过普利策新闻奖获奖照片来回忆自己的一生的。而在最初的这一阶段，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主要颁发给了有关二战以及二战遗留下来的问题题材的摄影作品。
1944年的新闻摄影奖授予了美国记者乔•罗森塔尔的作品《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这幅照片堪称二战时期最著名的照片。照片上，空旷的天空下硝烟未尽，星条旗在风中猎猎飘扬，五名美军将士的身躯如钢铁浇筑般的坚实，表明正是英雄们这种昂扬、无畏的气概，最终战胜了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这张照片被视为美国的“国家圣像”而珍藏于华盛顿纪念馆。
即使是二战结束后，世界也并未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宁静，流血冲突、局部战争以及部分国家的内战不断，使得战火从来没有在地球上燃尽。关于战斗的悲剧题材的新闻照片也就层出不穷。1962年荣获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是摄影记者赫克特•兰登的《临死前的祈祷》，这一年委内瑞拉一个海军基地发生了军事叛乱，叛军与政府军互相猛烈开火，记者兰登冒着枪林弹雨，不顾呼啸而过的子弹，躺在地上拍下了这幅经典的照片。图片中一名忠于政府的垂死伤员跪倒在神父的面前进行临死前的祈祷，而神父由于惊恐万分而心不在焉。没有血淋淋的暴力镜头，神父和士兵的神态却把战争的残酷性从一个新的角度表现了出来。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地启发人们的思考。
越战：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
接下来时间步入的是一个对美国、对普利策奖都影响重大的时期，这就是长达12年之久的越战。1965年七月，美军作战部队全面投入对北越的军事行动，随着战事的无限期拖延，美国一步步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士兵们被不断地派往越南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越战的正式结束，是以美国放弃驻西贡（今胡志明市）大使馆为标志的。1975年4月美国放弃使馆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楼顶上，用直升飞机仓促地撤走使馆人员，这是一场有电影记录的大溃逃，它象征美国延续了4任总统的越南政策以失败告终。
越战是冷战时代的悲剧后果。然而，美国媒体对于双方战争伤痛和生命损失的报道，却从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开始了。正是这些对士兵的生命价值以及对无辜越南民众的生命价值的报道，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民众，影响了美国政府撤离越南的后期决策。
关于越战时期的普利策奖的幕后故事，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六七十年代某些影响全国事态发展的大事，普利策奖金管理者、普利策董事会秘书约翰•霍恩贝格[1] 在他的著作《普利策奖纪事—美国最大的奖金透视》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最后，对国家那一年的前途作出最明确和最艰难的展望的是普利策奖……被国际报道评审委员选中的两个人是美联社的马尔科姆•布朗和《纽约时报》的戴维•哈尔伯斯坦。他们绝不是在最初阶段就得出结论说战争正走向失败的仅有记者……我早已熟知约翰逊总统的支持者们提出的一个论点，任何一个对美国拯救越南免其陷于共产党北越和越共的努力，持如此消极态度的记者，都是‘不爱国的’……简而言之，问题是美国公众是否应被告知战争已走向失败的真相，美国最大的两大新闻机构美联社和《纽约时报》会做出不可思议的事—训令他们的记者无视事实……4月23日，普利策董事会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辩论越南战争上，而是几乎未经讨论，就投票通过把奖金授予布朗和哈尔伯斯坦。”（摘自《在亚洲进退两难》）
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出，当美国政府掩饰越南战场的战况，敷衍美国的民众时，与美国主流媒体同样试图遮掩事实的做法相比，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则对新闻记者的真实报道投了赞成的一票。美国政府曾恼怒地表示：“政府派到越南的记者既不称职，也不爱国，他们不应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甚至连怀疑也不能有。”然而，有正义感的记者们认为有必要让公众知道战争的真相，他们说：“没有一种检查制度能够阻止大众毫无成见的心理，去真诚地反对赤裸裸的暴行，反对令人作呕的行为，反对来自越南前线的令人心潮起伏的悲剧。”
不过，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的内部，确实有过关于越战报道的分歧，根据霍恩贝格的记述，关于记者萨利斯伯里的报道没有获得普利策奖的经过—萨利斯伯里曾去河内一探究竟，敢冒危险去核实美国军用飞机轰炸河内市区和河内周围以及其它地区的结果，这得到了霍恩贝格的敬佩，他在书中写道：“可以肯定，萨利斯伯里的报道表明，北方仍然受到可怕的轰炸，但是，正如他强调指出的，它所产生的结果只是加强了遭受苦难的人民的抵抗决心……在普利策董事会那年春末的会议上，人们讨论的重点集中在《纽约时报》的建议上，即授予萨里斯伯利从河内发回的系列报道以国际报道奖……这位《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脸色铁青，他指责那些在会上反对萨里斯伯利的人，说他们是“玩弄政治”，而不是按工作业绩来决定问题，但是他未能改变结果。”会议结果是约翰•休斯关于印度尼西亚流产的共产党政变和接着于1966年进行的清洗的报道获奖。我们从这段资料记载多少可以看出，越战作为一场公众争议不休的战争，在普利策奖幕后也有着一样激烈的争论，甚至也有部分试图努力使越南战争走向和平谈判的作品失去了获奖机会，但是他们的努力始终应受到感激和人民的尊敬。霍恩贝格在他某些同事故世之后才出版了这本著述，因为这些人在普利策奖的授予问题上显然存在不同的看法，霍恩贝格对于萨里斯伯利未能获奖始终表示遗憾失望的态度也许就是其中之一。
1971年6月，《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报纸披露了一批描写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国防部绝密文件。这些文件是由一名颇有正义感的国防部官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透露给外界的。在文件公布之前，美国政府曾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文件的发表，但未果。这就是美国政治史和新闻史上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批国防部的绝密档案表明，美国政府在越战初期就采取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以后这些手段更是成了政府的家常便饭。这种欺骗行径引起了早已强烈不满的美国民众更加高涨的反战情绪[2] 。
约翰·霍恩贝格对此也有所回忆，1969年的五角大楼，一切希望归于破灭，反战的学生骚动遍及全国。又有五项普利策奖被授予在越南有英雄表现的美国人——总数已达到19项，舆论对美国政府的愤慨又有所上升。从五角大楼泄密一事来讲，美国政府终于无法再试图掩饰在越南正在进行的罪恶，之后普利策奖被频频授予越战中的出色报道，这些作品的刊登与获奖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美国对越战争的提前结束。
普利策奖在这段时期摄影方面的奖项也有所革新。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只有瞬息万变的世界，要想用一个刹那凝固的画面比较全面、系统而深刻地反映一个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显然是不现实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种使用多幅照片，从多个侧面、不同角度、不同时间、不同光线予以报道，每幅配有图片说明的综合式的专题摄影应运而生。1968年首届普利策专题新闻摄影奖设立。获此殊荣的第一组照片名为《美好时期的梦》，由日本记者荣井智雄拍摄，它因揭露了美国士兵被遥遥无期的越战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真实处境而引起广泛关注。
2004年，美国著名摄影记者，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摄影家之一爱德华•亚当斯逝世，他一生经历过13次战争，获得500多项摄影奖项，被称赞为摄影天才。他的作品中最有名的是他于1968年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枪毙越共》。这幅图片准确地记录了一位被怀疑是越共领导人的年轻人被警察击毙的瞬间，就在警察开枪的同时，亚当斯也按下了快门。
这幅照片很快成为越南战争题材最为著名的照片。美国民众从照片上看到遭近距离处决的越共人员，这种惨状让他们猛醒，反思越战的非正义性，美国政府也为此调整越战政策，这甚至影响了当年的总统大选。舆论认为，就是这张照片促使越战最终提前半年结束，作者亚当斯因此在新闻界获得巨大声誉。
无独有偶，1973年的普利策摄影奖获奖作品，美国记者黄功吾拍摄的《火从天降》也有着相同的称誉。这同样是一幅控诉越战罪恶的著名照片，拍摄的是一群孩子被从天而降的燃烧弹吓坏了，其中一名少女撕掉了身上已经着火的衣服，赤身露体，发出惊恐的尖叫声，而一旁的越南士兵却对此无动于衷。强烈的对比凸显了战争的无情残酷，士兵的人性受到了深深的拷问。这幅作品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不久，越战就宣告结束了。有人说，是这幅照片令越战提前结束的，其实，哪幅照片应该获得这样的功绩不是最重要的，事实是，媒体起到了有力的监督作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地摄影作品，有许多成为了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些杰出的战地照片，深刻控诉了战争的惨无人道，唤起了大众的良知与对美国政府的指责，从而为尽早结束这场罪恶之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越战之后的今天
虽然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揭丑”新闻屡获大奖，但是这并不表明普利策奖对现实社会完全持否定态度，相反，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标准显示了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即自由意志、社会责任感、民众知情权、信用、监督权、社会正义与同情心等。一方面，负面报道通过严肃尖端的揭露和抨击，来促使社会做出一定的改革；另一方面，这些报道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减压阀”作用。总之，普利策奖是主流政治文化和新闻精神的产物，它维护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宣扬美国社会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观念[3] 。
由普利策拟定的新闻揭丑思想后来不但成为由其自己发起成立的普利策新闻奖的“主旋律”，而且逐渐演变成了美国新闻报道观念的主流话语。从战争到今日的和平，多数新闻记者们一直在为此努力，通过严肃尖锐的揭露与抨击，以达到消除毒瘤和弥补缺陷的目的。一直以来，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关注社会弊病的滋生与防治，深挖公众瞩目的、与生存相关的热点问题，是普利策奖首先要关注的题材。
正因为如此，普利策奖作为全球新闻奖的一座高峰，在它的道路上有着努力不懈的攀登者。
注释 [1] 约翰•霍恩贝格：著名新闻工作者，1950年到197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任新闻学教授。1954年到1976年兼任普利策奖管理者和普利策董事会秘书。他因对美国新闻事业的贡献而获得普利策奖特别奖章。 [2] 引自百度百科：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3] 摘自李萌《从普利策新闻奖透视美国新闻价值观》，《新闻记者》2004年6月刊。
参考文献 [1] 李天道主编《普利策新闻奖名篇快读》、《普利策新闻奖图语》 [2] 约翰•霍恩贝格著《普利策奖纪事—美国最大的奖金透视》 [3] 《黑镜头—越战的血》

（作者：谢茜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