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杂志100页中国人肖像史摄影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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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杂志100页中国人肖像史摄影专辑

《新周刊》杂志的284期在10月1日又重镑推出了一本100页的摄影专辑：什么写在中国的脸上？--肖像史里的中国表情。梳理了从1844年至2008年的中国人的肖像史，通过肖像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民族容颜的塑造。分为四个时期报道：1844-1911；1912-1949；1949-1976；1976-2008。其中穿插的图片故事包括叶景吕--一个人的62年留影；《良友》画刊--浮华世界的欲望与美丽；庄学本与西南边地：见证生命的安详与尊严；样板戏--燃烧激情；40年--28个女人人的青春容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六张全家福：看见幸福。这是《新周刊》继去年10月1日100页摄影专辑《29位外国摄影师的视觉中国》之后的第二本摄影专辑。而且这次更安排了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是10月18日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主持人是摄影界非常有名的独立学者顾铮。策展人是顾铮、李健。展览是10月18日-11月18日在北京798艺术区的大河画廊举行。
sayphoto 上传了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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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前言

　
　　
　　“世间一切，尽在脸上。”
　　古罗马哲人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如是说。
　　什么写在中国的脸上？是由朝代更迭、制度替换、运动叠起造成的历史的倦容，还是由社会开放、民族复兴、大国崛起共同铺垫的自信和从容？
　　过去的150多年，摄影术在中国，没有写下完整的国家命运及民族史，但逼真纪录了150多年来众多中国人的肖像和表情。这些脸孔，共同组成了我们民族的容颜。
　　晚清时期，外国人拍下中国人的第一张肖像，在西方留下中国人呆滞、木纳的最初形象。民国时期，《良友》封面女郎和罗伯特·卡帕镜头下抗战士兵坚毅的脸庞，呈现出国人的浪漫与英勇两面。随后的样板戏剧照表情，是国人最热衷模仿的肖像照姿势。改革开放30年，肖像摄影的风格流派日呈多样化，中国人在镜头前释放出自由表达的无限性。
　　历尽磨难的少年中国已经长大成人，中国的百年命运写在中国的脸上。
　　温家宝总理说：“我相信，13亿中国人民微笑着面对世界，全世界人民也会微笑着面对中国。”微笑写在中国的脸上。
　　2008，中国经历了大悲与大喜。大悲与大喜都写在中国的脸上。
　　且翻开这本视觉专辑——150多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和中国人所经历的一切，都写在中国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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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史:面貌与精神


肖像摄影成为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公众文化的一部分。从人类学角度说，肖像的谱系也是民族志，集体的灵象。

文/朱其
　　
摄影在19世纪晚期传入中国，肖像摄影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从晚清的官员肖像，《良友》封面的名媛摄影、斯诺拍的戴八角帽的毛泽东，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工农兵半身像、劳模照、领袖标准照，以及今天各种时尚杂志的美女、明星和企业家的头像，几乎成为中国人在20世纪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公众文化的一部分。
从一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肖像照上，可以看出一个人几经沉浮的精神史。中国过去一百年的肖像摄影史，同样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经历了多么大的人性折磨，而其中的黄金岁月居然很少。从人类学角度说，肖像的谱系也是民族志，集体的灵象。
中国传统历来是重视肖像的，尤其是中国传统的面相学，能从脸上读解出所有已经历过、现在的以及将要来临的富贵气和不祥的征兆。在摄影术未传入中国之前，肖像主要是采取绘画的形式，遗存至今的肖像主要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帝王将相、后宫贵妃以及著名文人。他们穿着官服或长衫，王侯必须气势威严而又庄重，王侯的女人必须端庄高贵，文人则要儒雅。中国的肖像画传统并不是按写实来描绘，而是按照吉祥的脸部特征来加以美化。
随着晚清摄影术的传入，英国旅行家、摄影家约翰·汤姆森在1862年至1872年间曾经来到中国，并为中国人拍摄了不少肖像。他后来在传记中记录了在肖像观念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冲突。由汤姆森所拍摄的清朝上层官员不喜欢欧洲人使用油画的阴影方式来表现脸部的立体感和光线的美感，中国人觉得脸上有光源打上来的阴影是不吉利的征兆。这使得晚清的很多官员肖像都是泛白的高光照。
中国人在晚清时期的肖像摄影大部分都是面无表情、神情严肃甚至木讷的，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底层百姓。晚清也是西方旅行家和摄影家首次大批涌入中国的时期，他们将这些中国人缺乏人性活力的肖像照带回欧洲出版和发表，无疑影响了欧洲人日后对中国人的形象的看法，比如憨厚、严肃、中规中矩。
民国是中国肖像摄影的黄金时期，在学术上可能只要用“民国摄影”一词就可以涵盖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化美学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的肖像摄影又是民国摄影的一个最风情万种的品类，可能直到今天都很难再越过那个时期肖像摄影中的人性魅力和社会风情。民国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肖像摄影为“名媛摄影”和“精英合影”，《良友》画报除了抗战时期和个别特刊外，在二十多年间几乎每期都使用一张“名媛”肖像照作封面。一开始使用电影明星像胡蝶、周璇，后来使用了并非明星但气质优雅的“名媛”。
民国的“名媛”主要指大户世家或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儿，她可能不像电影明星很有名，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记者或者大公司职员，甚至待字闺阁，但气质不凡。“名媛”的肖像一般风情绰约而优雅动人，《色·戒》的原型郑萍如也曾经上过一期封面，她的父亲是于佑任的秘书。所谓出身大户世家的概念在民国并不是指当时的大资本家，而是主要指清末的遗老贵族和文人世家，民国社会之所以会有“名媛”群体，在于有一个自诩为贵族和文化嫡传的晚清以来的末世群体，他们不仅嫡传国学和琴棋书画，还开风气之先接受西方最新的文化。尽管他们不再是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主导阶层，但还是拥有中上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上的社会影响。
“名媛摄影”的早期代表当然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贵妃婉容。婉容在紫禁城、天津和长春拍摄了大量的半身肖像照，她气质清纯、美丽优雅，琴棋书画无一不晓，甚至英语也非常好。她的气质集古代的典雅和现代的时髦于一身，丝毫不输给后来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是最终红颜薄命。“名媛”肖像的眼神都是顾盼流连，富有韵味，有一种柔和的女人味和内敛的性感。这种性感是现在时尚杂志中找不到的。
胡蝶、周璇等人虽然不是出身名门世家，但其气质也接近“名媛”，这可能由于电影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高层的圈子，像黎民伟这样的电影老板是跟随过国父孙中山的，一些导演像孙喻、费默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上海电影界在上世纪30年代也是一个左翼成为主流的先进文化群体的聚集地，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明星具有现代都市新文化和新女性的气质。今天的电影女明星的气质大都太风尘和江湖，跟民国女明星差得太远，这可能跟电影圈的男人素质有关。
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另一大高峰是“精英合影”。尽管集体合影之风晚清就已开始，这符合中国人的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的传统，与集体同在的文化根性。但民国时期的“精英合影”更令人叹服，从蔡元培胡适的自由派文人、黄宾虹的文人画群体，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共产党群体，甚至黄金荣杜月笙的帮会群体。民国“精英合影”的一大特色是站位成散状，比如在一个花园假山石背景前，有的人站在假山上，有的人站在水边，前后左右站得自由散漫，每个人姿势各不相同，跟解放后的单位合影那种严密的一排排秩序化的排列明显有别，解放后这种纪律性很强的合影在晚清政府的合影中出现过，比如福建水师学堂的合影，留美幼童的合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民国时期的精英文人以自由民主、大义救国为己任，那是一个标榜个性、破除旧文化的年代。“精英合影”的魅力不仅在于散状站位的自由派文人和革命者的相处状态，还主要体现在那些人的人性魅力，那个时期的文化和政治精英还没有像1949年以后背负着意识形态的沉重约束，他们身上一半还处在传统之中，有一种儒家或使命的自律性在内心，并且文人、名媛、精英的脸上都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沉着和满足感。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的帮会领袖像黄金荣的肖像看上去也是气定神闲，章法有度，颇有文人气息，这也不是现在的黑社会老大所能相比。
我最近发现一张上世纪30年代上海美专董事会成员的合影，照片上除了有海上画家刘海粟之外，居然还有黄金荣、杜月笙、喻洽卿等上海三大亨，以及民国教育之父蔡元培，那张照片还有黄金荣的毛笔字题签，黄金荣还居然有一手好书法。民国时期精英群体流行在肖像照上题签赠言作为礼物的时尚，甚至像少帅张学良都有这种嗜好。个人的肖像摄影经过名摄影师和照相馆的拍摄，精心洗印装裱后，用毛笔在照片上题写赠我友某某，不失为将中国传统和摄影时尚结合的一种新文化。
民国时期还有两大肖像摄影不能遗忘：一个是革命者摄影，二是人类学少数民族摄影。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和阶级冲突达到顶点，国际范围的反殖民地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运动后，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左倾化，以暴力革命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从各地的革命起义一直到红军长征，尽管上海、广州等当时的大城市都在传说神秘的红军，但没有多少人见过毛泽东及其战友的革命者尊容。第一个向外界发送红军高级将领的肖像的应该是美国人斯诺，他给毛泽东拍摄的戴八角帽的照片随着《西行漫记》的发行迅速传遍上海白区和世界。这张肖像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外界对于毛的红军是土匪的想象，毛在这张照片上体现出一种混合的现代中国的革命者的气质，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很多信息：革命者、流亡者、知识分子、波西米亚精神。也许还带有点江湖气。这张照片实际上正式使毛的肖像变成中国革命的正统“符号”，在西方世界获得承认和欣赏。
民国的人类学民族摄影的开创者首推当时的上海青年庄学本，他几乎一个人单枪匹马深入四川西康，拍摄了大量人类学民族摄影。庄学本镜头中的西康藏民像是一群天堂的来客，生命从容，神态自如，并显示出一种肖像和解剖上的高贵的人种特质。庄学本的摄影技术可以跟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类学摄影师媲美，但是1949年之后，庄学本的摄影一直被淹没和忽视。近十年才重现光芒。
1949年之后，几乎所有世家贵族都被打倒，取而代之的只有工农兵学商等劳动者和干部两种主流角色，大家拍肖像照都是穿着中山装或白衬衫，都是劳动阶级的朴实的笑容，都是一样的群众气质。文革期间的肖像则都是一副红卫兵、工人造反派的打扮，仿佛又回到了晚清穿马褂留辫子的时代。民国时期的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风情荡然无存。
摄影史不得不承认一种矛盾的历史现实，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民国，一个是摄影中的民国，另一个是现实的民国。摄影中的民国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中产阶级、精英阶层、新文人、名媛、末代世家的充满文化底蕴和富足风情的社会生活，从照片上看就像一个欧洲社会的中国版。而现实中的民国却还存在着镜头之外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底层民众。正因为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才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才导致革命的洪流不仅推倒了政治和资本的不平等，甚至还将民国掌握文化血统的中上阶级一棍子打倒，造成中国至今还达不到文化和时尚曾经在民国达到的高度、底蕴和灵魂。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肖像摄影又开始出现本能的复苏。比如大家开始穿不同颜色的毛衣，女孩喜欢用一个手指点自己的脸颊，这很像大家现在做出的V字手势，好像不做这个动作就显得不时尚。到80年代肖像摄影开始多元化。80年代流行作家、电影演员和学者的风格，90年代以来则流行模特、美女、明星的肖像模仿，中国明星学好莱坞、港台和韩日，普通年轻人则学时尚杂志的明星形象。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成功企业家和高级白领的肖像摄影也开始模仿明星摄影。
上世纪70年代肖像摄影的一个奇迹出现在香港。香港青年蒙敏生是一个左派，崇拜毛泽东和文革，他发明了一种“摄影宣传画”，让香港女性扮演成各种大陆文革和革命人民的各种宣传艺术姿态，这种方式几乎相当于近二十年观念摄影中的“表演摄影”，而蒙敏生此举几乎比西方的安迪·沃霍尔的装扮摄影还要早几年，比大陆当代摄影中的“摆拍”则要早二十年。他将肖像摄影带入了观念艺术的范畴，但他也几乎像庄学本一样被埋没了数十年，直到现在才被认识到他的前瞻性。
与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肖像摄影时尚中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底气不足和浮于表面，甚至还比不上民国时期的黑社会老大那样的气定神闲，内心章法有度。从1949年到文革前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不仅要背负起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还要彻底抛弃任何可能的人性享受。这种状况的心理惯性可能现在还没有彻底消除，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再度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正在进入一个无规则游戏和浮躁的时期。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成功者，似乎也做不到气定神闲，自律自足，各种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倾泻而来。这使得今天中国的肖像摄影是一个人人模仿明星的公众表情，缺乏真实流露的人性。这种肖像特征在很多企业家名人摄影中可以体现。
每一个时代的肖像摄影也反映了国运盛衰和社会起伏，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尤其是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逐步产生了中产阶层人群，这个群体尤其是80后一代的肖像照在网络、时尚杂志等媒体上，体现出一种发达国家白领和年轻人的气质，比如女孩纯净、皮肤好，表情松弛，充满自信。但从肖像照也可以看出流行文化的影响，比如男孩女孩的气质颇接近日剧、韩剧中的时尚气质，从脸相学说这是观看对气质的影响。随着中国新文化一定会在未来自成一体的出现，相信中国人的肖像气质一定会有中国自己的文化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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