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书目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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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书目揭晓

2012年01月20日
来源：文艺报
　　据新华社电 由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组织15家中央媒体和网站开展的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日前在京揭晓最终书目。
　　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共有60万人参与网络投票。经媒体推荐评议、网络投票等环节，共有少儿、文化、生活与科普、文学等4大类50种图书入选2011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在文学类图书中，有《史蒂夫·乔布斯传》《1911》《刀尖：刀之阳面》《幸福了吗？》《姥姥语录》《金陵十三钗》《农民家书》《白雪乌鸦》《推拿(插图本)》《窗里窗外》《忠诚与背叛》《钱学森故事》《天香》《武昌城》《我的阿勒泰》。在少儿类图书中，也包括《丁丁历险记：独角兽号的秘密》《笑猫日记——绿狗山庄》《生命流泪的样子》《黑狗哈拉诺亥》《雄狮去流浪》等文学作品。
　　新闻出版总署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入选的50种图书导向正确、内容健康、题材多样、语言生动、贴近群众，阅读价值较高，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要，引领了阅读风尚，有利于提高读者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
　　从内容看，此次入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11》等书是2011年重大主题出版的优秀之作。也有图书直面百姓社会现实，积极回应百姓心声，反映大众丰富多彩生活。
　　从题材看，入选图书既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武昌城》，也有深刻展现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小说《推拿》《天香》《金陵十三钗》《白雪乌鸦》等。
　　少儿读物中，不乏《笑猫日记——绿狗山庄》等儿童文学畅销书作家的最新作品，还有《丁丁历险记：独角兽号的秘密》《窗边的小豆豆》等引进版国外畅销童书。
　　据介绍，入选图书的特点之一就是体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新闻出版总署图书管理司司长吴尚之表示，我国现在每年出版图书的品种位居世界第一。图书种类的极大丰富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阅读资源。但对普通百姓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在选书购书时常常会感到茫然。“每年岁末，很多媒体和机构都会对当年的图书进行盘点，评出各种书单。但我们注意到，这些书中，‘小众’阅读的倾向很明显，或者是才刚刚上市并不为人所知，适合普通民众阅读的较少。有感于此，我们才组织开展了这次活动。”吴尚之说。
　　中国出版协会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海飞也表示，此次入选图书兼顾了政治、历史、军事、科普、教育、饮食健康等类别，涵盖了小说、散文、人物传记、游记、童话、绘本等多种题材，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要。
　　自去年12月活动开展以来，主办者初选出400多种图书。在此基础上，推荐活动又进行了大量的阅读调查：一是图书销售量调查。组织方以《开卷》杂志、北京图书大厦以及出版社提供的图书销售统计为依据，对初选出的每本书的销售情况进行了解；二是图书内容调查。通过各方专家对图书内容监测把关，遴选出既有一定发行量、又有较高阅读价值的候选书目100种。推荐活动也得到了广大读者和网民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今年1月7日至13日，累计60万人次通过人民网、新浪网、中国新闻出版网、新闻出版总署官网等网站参与投票选出50种图书，投票人数是去年的3倍。
　　“这50种图书基本涵盖了近两年适合大众阅读的精品图书，基本涉及了近两年大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反映了2010年、2011年我国出版图书的较高水平。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一个书香社会，让更多的民众返回书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吴尚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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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莫多书屋


文/以可


卡西莫多书屋许久不去书店了，也不去图书馆，当然不能说现在的书，都是七拼八凑的励志，好书还是多的，只能说自己近于麻木，近于将朽，已是三十日不摸书，仍不知面目狰狞可憎，可能也是自己不常照镜子的缘故吧。

几年前也常去学院路闲逛，一是喜欢那条梧桐路，要是少些出租车就更好了，荫凉而宁静，一个人落拓地走在树下，虽然免不了寂寞，那感觉还好；二是学院路上，有些书店，因靠近学府，卖的书与新华店不同些。近来去得少了，看见梧桐荫下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勾肩搭背着，就心下戚然，书价又日日贵重，买了又累月不读，竟不知道卡西莫多书店在何处。

听说卡西莫多是个小店，却有些名声，常听某某人说，去卡西莫多买书了，就犯叶公之痒，而一直未去。前天晚上，知道《水上书》在卡西莫多有售，就思摸着去寻这个小店。我是见了学术就头疼的人，More的哲学文章看不太懂，却喜欢她的文笔，想她的文学随笔总该容易懂些，也该收藏，装点书柜，就忍不住想先买为快，看看时间，已是八点半了，不知道书店是不是还在营业，又想，学院学生未寝之前，书店应该是关不了门的，就兴冲冲地打的奔了去。

我并不知道卡西莫多的位置，只想应该在学院门口左近。从大门往东，不过二、三十米，果然就见了卡西莫多几个大字，书店真是小店，只有一间门脸，“卡西莫多书店”，这名字当初一听就听入心里去了，很高雅，很有品位，巴黎就是高雅与品位的象征，女人都希望跟巴黎的香水、时装有关系，文化人都希望跟巴黎作家、巴黎的雨果有关联，取这名字的主人，我想是很费了一番匠心的，独特、好记，而又有文化味道。书店不大，书很多，除了门，三面墙都是书架，都被书塞得紧紧密密，屋子当中也是一长排书架，正当门的地上还堆起半人高，满满当当几大捆，这书店的模样，正是想象中的卡西莫多书屋的模样。

进书店时，习惯看两边的书架，我不想打扰老板，能不说的话，我尽量不说，只要书在店里，总是能找到的，溜了溜半边书柜，没见《水上书》的形迹，就退回门口，望望老板模样的人。可能是天太晚，书店里人不多，除了我，只有一两个读者吧，一个书僮似的小女孩，在书屋与里间进进出出，有时也与似老板的那人对桌而坐，那是一个男人，我认定他是老板，略三十来岁的年纪，皮肤很白，西人样的白，他一直在坐着看书，书没有放在面前的桌上，而是一手举着，举得离脸很近，一手拿放大镜，看上去他视力不太好，眼睛眯着，书却读得很认真，放大镜在书页上不断地划过来划过去，他一直没有抬头，看我或看看书屋里的顾客，我心里想，老板视力怎么糟到这样地步，这样读多费劲呀，他却全然不觉，读得兴致盎然的样子，书已读了一太半，我心下一动，猜他读的会是《水上书》吧，就把目光飘向他读的书上，正看见翻开的一页，有个标题，是《不该被遗忘的人》，我好象在More的博客上看过这一篇，正是M ore的文章了。再低头一瞧，有两摞《水上书》，在我身前，书都放在当中，算是首席位置吧，我竟色盲似的，进门竟没有注意。

我当即拿了一本，放在老板面前的书桌上，再顺着这一列柜台挪移过去。书店里的书多难得一见，一些在大书店看不见的书竟然都有，随便翻翻，要么是李零的《丧家狗》，要么是冯象的《木腿正义》，还有李泽厚的读论语，都属上品，都是久闻其名的书，卡西莫多书店确然不是虚名在外，再往里，竟看见一本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稿，我这是第一次在书店里看见陈寅恪的作品，心中兴奋，大致浏览了一下，好书太多，最后只挑了《水上书》与陈寅恪的魏晋史讲稿，心里说，下周末一定要再来逛逛。

一直没有与老板说话，我将两本书拿去算账，老板把两本书凑到眼皮底下瞧价格，又拿了计算器，吱吱叽叽按了一堆数字，又把计算器拿到鼻子底下，仔细地闻了闻，最后说，45元，我记得两本书应该是49元的，他似乎优惠了几元钱。

有个叫卡西莫多的网友，不知道与卡西莫多书屋有没有关系，感觉是个很有读书阅历的人，在这么一个知识份子人来人往的地方，开一间有品位的书屋，整天读些有品味的书籍，这样的生活，曾是一种惬意的理想，这样想，就羡慕卡西莫多的老板，他一定是一个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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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莫多的文化突围

王峰

    卡西莫多是孝感的一间书屋，孝感城区文化西路一间仅几个平米的小房。
    走进书屋，墙上贴着不少书评，都是店主从不同的报刊杂志上剪辑下来，再经过扩印张贴上去的。整间店内，中外文学名著及思想学术类书籍占到60%以上，流行书籍只占到10%，另有一些为孝感学院学生准备的英语教辅及电脑书籍。
    据书屋潘老板介绍：书屋的主要消费群体来自孝感学院，其中中文系、英语系的学生占大多数，还有该校老师。对尚无经济基础的学生，售书要打折，卖学术书籍，一是风险高，二是利润薄，这类书籍卖不完的退不了。这样下来，书屋的经营就显得略为艰难。
    行内人都知道，小书店最赚钱的是中小学生的教学辅导材料，但是这类书不适合大学，所以卡西莫多不盘；另外，还有一些书店做盗版。潘老板认为：售盗版书违法不可取，是对学术的玷污。有一次，潘老板在武汉进书时，错拿了3本盗版书，其中有一本卖给了一位教师。第二天，该教师称是盗版书，拿来找他。他一检验，确认为盗版，当即把书款退给了该教师，而且还送了一本书给他。后来，那位教师经常来逛书屋，和潘老板成了朋友。
    潘老板凭借自己读书的优势，总能为爱书人推荐或点评一些书籍，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心理。许多学生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旅，更多的学生在这里获得了营养，开始了思想启蒙。孝感学院一位98级的李姓同学认为：真正开始有自己的思想是来自卡西莫多的几本思想著作，有时到卡西莫多坐一坐，同买书人和老板聊一聊，就算不买书，也能很充实很愉快地过几个小时。“卡西莫多已经成为我们很多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
    9月14日，潘老板特意购回了十余种关于鲁迅的书籍及传记，还拿出了自己收藏的有关鲁迅的书籍，在鲁迅诞辰120周年之际，办了个“鲁迅读书周”，邀请了一些书屋的朋友和文学青年一起讨论鲁迅，用文字和语言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大师。
    当记者问到：“在文化西路，这种性质的书屋能维持到今天，是一种商业策略，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潘老板说：“我不计较得与失，只希望以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将纯文学推广下去，将一些好的学术思想传播开来。”

                                      原载2001年9月28日《孝感晚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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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合唱的头颅们

王峰

    世界杯谢幕，齐达内远行。
    有人说，任何影帝也演绎不出齐达内那一低头的温柔和永别大力神时的淡泊从容。我相信。
    真正的不后悔是无需说出口的，人们痛苦的只是选择的过程。假如程序一旦设定并融入血液，过程通常会很快，甚至为零，结果只是表象高潮后的微眩罢了。  全世界都希望齐达内功成身退，用鲜花和美酒滋润他的背影，那是世人眼中完美的齐达内A，但真实的齐达内B也这样希望吗？或许是，或许不是。
    国家、民族、道德、荣誉只是文明发展到某一个时期的产物，人性自由这朵小花往往历经这些泛政治概念的风雨而怒放。
    百里山前做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
    顺风吹起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霸王别姬》。程蝶衣因汉奸罪受审，段小楼多方奔走请出袁汉卿，袁四爷慷慨激昂地出庭作证，轮到程蝶衣自我陈述，他喃喃自语“日本兵没有逼我”，庭下一片哗然，“青木要是活着，京戏就到了日本”，然后爆裂般嘶哑一声“你们杀了我吧！”
    在场的人从段小楼到戏班众伶，从袁四爷到庭审法官，包括1994年坐在孝感京剧团看戏的我都希望程蝶衣承认受到威协（至少应该保持沉默吧），可是他没有。戏里戏外，台上台下也许只有菊仙读懂了程蝶衣的执着与绝望。
    （2003年4月1日后我已无心用任何文字纪念这朵奇葩。今日破例，罪过罪过。）
    十余年间，程蝶衣那种悲怆凌厉的眼神，偶一记起，必是心风作浪，气为之夺。

    谈到气，想到一个人，“气使”独孤伤。
    老金“侠之大者”，真难为了古龙，只得偏安于“侠之风流”。用外史记录下快活王的酒色财气四使，前三使为他搜罗天下的美酒佳人财富，而气使则常伴身边，负责领导安全维护领导尊严。花什么时候开是有季节的，领导什么时候生气就很难把握。独孤伤感到忧伤的不是对手的凶残，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该出手。所以当沈浪用语言和暴力全面打击他的职业理想和职业技能时，“气使”被气死了。金无望、独孤伤只是快活王的枝桠，甚至沈浪也是，整部《外史》中真正璀璨夺目的人物，王怜花算一个，快活王独占八分。
    同样，身败名裂的叶孤城不知是否留在陆小凤的记忆中，但白云城主却活在很多人的心中。尽管他自绝于江湖吻别了江山。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虬髯客纵横八荒心雄万丈，想到中原捉一只鹿，便与时代先锋李世民先捉一番棋，欲东南西北大开发以图中部崛起，不料民哥气定神闲一子定天元，虬髯客心如枯槁，长身而起推枰认输，远走海外。把光荣与梦想，江山与美人，魏征与镜子，青史与野史一古脑丢给了太宗。倒也逍遥。
    他扬帆出海，回头望河山如油画，心中自有万语千言。这时，许冠杰唱道：沧海一声笑，溜溜两岸潮。周杰伦唱道：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

    合唱是传统主流意识的最强音，人类文明史涌现出来无数的伟人、大师就如繁星闪烁，指引路途，梁启超、孙中山、鲁迅、杨振宁、吴敬琏、华盛顿、卡斯特罗、贝利……他们的合声，高亢豪迈，绕梁数个世纪，不绝于耳。
    但历史的天空中还有那些一闪即逝的流星，留下光芒万丈，谭嗣同、陈独秀、沈从文、邓稼先、杨小凯、杰斐逊、格瓦拉、马拉多纳……他们拒绝合唱，只用唯一的声部浅唱低吟、沁我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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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论“新笔记小说”的语言策略

祝一勇

一

“新笔记小说”指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具有古代笔记体神韵的小说，如孙犁的《芸斋小说》，汪曾祺的《故里三陈》、《桥边小说三篇》、《故里杂里》、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庆西的《人间笔记》，阿城的《遍地风流》，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韩少功的《史遗三录》等均为佳作。这些小说体制短小，叙事简约，不重情节性、戏剧性，笔法散漫，然而常收意味无穷之效，深得“意境”、“韵味”、“空白”等中国传统美学之神髓。
文体，以往常被译为“风格”。老舍说：“我们常常谈到民族风格。我认为，民族风格主要表现在语言上。除了语言，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表现它呢？” [1] (P34)“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样式，语言形式首先是一种标志。而既“简约”又有“韵味”，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的语言，正是“新笔记小说”的显著特点。如李庆西认为“新笔记小说”“是叙述为主，行之简约，不尚雕饰”；[2](P328)费振钟、王干认为它“别有一种韵致,读者们(尤其文学素养、审美能力较高的读者)对‘笔记小说’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简约、形式的特征，很为倾心”，[3](P40)钟本康说“新笔记小说的语言，讲究质朴自然，浑然天成，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同时又重视时代性，富有节奏感、色彩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体现和结晶”。[4](P17)这些论述精当地指出了“新笔记小说”语言上的特质。
那么，“新笔记小说”的语言为何会有上述特点？其语言策略如何？

二

首先，“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们非常重视语言，有着自己的小说语言观。他们以一种现代眼光来看待小说语言，超越了传统小说关于语言的认识，将语言上升到小文字游戏说本体的高度，使对语言的操作成为小说本身的目的。汪曾祺所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丰富的内涵。
传统文论中对语言的认识，“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工具’和‘装饰’的观念，所谓‘辞达而已矣’，是说语言乃载道达意的工具；所谓‘情欲信，辞欲巧’乃思想，内容的装饰。” [5](P99)人们总视语言为二等，归于“技巧、形式”一类，居于“内容”的附属地位。传统的小说语言总是以“达意”为目的，总是为了表达一定的思想观点、哲学观点、人生观点等而已。
如何理解“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呢？汪曾祺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中作了较集中的描述。他认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因为“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为此，他专门引用了闻一多对《庄子》一书评价作为说明：“他的文学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这种说法否认了“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对立，指出了语言本身就是目的，决不是“达意”的工具。他还认为：“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作者对生活的存在。”因此，“什么是接近一个作家的可靠的途径？——语言。” [6](P1)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还有一层涵义是“搞文字游戏”。汪曾祺在评价〈林斤澜的矮凳桥〉中说：“斤澜近年小说还有一个特点，是搞文字游戏。文字游戏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贬词。为什么呢？没有道理。斤澜常常凭借语言来构思。” [7](P357)何立伟也说：“中国历代的文人多有文字游戏癖，若不从消极处看，实在也就算不得什么坏事情。古典律诗中的平仄对仗，很难说不是于严肃与严格处，含得有若干的游戏的成分。这样游戏的结果，也就成就了汉文字的种种的形式美与表现力，实在近于一种语言的实验。”  [8](P39)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提出“语言游戏”的说法。他认为，“每个符号本身都是没有生命的。什么东西赋予它的生命？通过使用它才获得生命”。[9](P344)语言只有在词句的综合搭配中才能获得生命，在词句的运用中才能创造无限的意义。
其次，“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大多具备较深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和功底，如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阿城、贾平凹、何立伟、韩少功等，他们对文言传统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提高汉语的表现功能有着较强的自觉意识。他们学习古典汉语的写作表现在多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一是学习文言本身。活用文言词汇、化用文言语气，模拟文言简练干净的叙事语法，在现代汉语和文言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形成了一种文白夹杂的灵活的句式，体现了古汉语简洁的特点，形成了“简约”的文风，也给读者造成了“陌生化”的文体效果；
文白夹杂的句式有一些显著外在特征。句中单音节的词比重增大，尤其是动词的使用上；语法结构相对显得松散、自由、灵活；大量虚词的运用；实词的活用；对古典诗词技巧的借鉴等等。
先请看以下例段：
杨某寡言，然常有奇论。邻人有小儿，三岁能算，五岁善书画，村民誉之为神童，百般喜爱。杨某目其果能背诵花鼓唱词如流，不觉惊惧失色，目瞪口呆，倒退两步，说这等聪明如此了得？将来必坐班房。小儿父母闻其言笑而不怒。

（韩少功《遗史三录·猎户》）

口不再干，只懒懒的乏，便靠了墙斜倚着。看婆婆铰，听老者蹲着咳，还听狗狺狺的。鸡大约是养出了蛋，紧着叫，将感激寄托出去，在那林上。

（阿城《遍地风流·茂林》）

第一例段中打点部分均为单音节词，几乎都为动词，或者有词类活用现象，如“杨某目能背诵花鼓唱词如流”中“目”是名词作动词，打“__”符号的词均为单音节的虚词，使用频率也很高，这与现代汉语中以双音节词为主有很大的区别。单音节词的运用，在形式上就很精简，省俭了笔墨，加上每一单句内很少有修饰成分，少华丽词藻的形容词、少定语的铺张和限定，大多只有句子的骨干，因而多短句。在短句中，名词、动词较重要。如“杨某寡言”、“目瞪口呆，倒退两步”。“汉语中的所谓动词则倾向于回到现象本身——而现象本身正是没有时间性的，时间的观念只是人加诸于现象之上的。”而回到现象本身是一种“纯粹的行动与状态”，“较长的诗句很易流于解说。中国旧诗里情境与读者直接交往，读者参与了作品的创造”，由于句中“没有插入任何知性的文字说明，使得这些精短的中国旧诗既繁复又简单。”[10](P247-250)叶维廉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简约”的内涵，不光是文字的简洁，还有内涵上的丰富，这“繁富又简单”还体现在句法、语法的灵活自由的运用上。
第二例段中句法比较灵活，有些句子超出了现代汉语句子语法常规，如“只懒懒的乏”，“还听狗狺狺的”，“将感激寄托出去，在那林上。”在这些违反语法常规的句子中，可以感受到创作主体很强的主观情绪，有丰富的内涵。有语言学家说：“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由于语词及其结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词汇，词组块的随意堆迭、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这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方略，为主体意识的驰聘，意象的组合提供了充分的余地”。[①](P135)
这种句法变化的例子还有许多。如何立伟说：“譬如《小城无故事》中，‘噼哩啪啦地鼓几片掌声’，摆成‘鼓几片掌声噼哩啪啦，’文字于是就起伏了一种韵律感。又如‘城外是山，天一断黑，就要把城门关上。’合成‘天一断黑，就要把无数座青山关在城门外头’，使语言因此更具信息的密度，同时窃以为把话也就说得含蓄，有反刍的意味了。实词的推敲可以鲜人耳目，虚词的布设又添荡气回肠，忽张忽驰的音节节奏，使情绪的流泻如溪穿涧石，妙用的断句，就叫语气有了顿挫抑扬，而对某种语法规范的冲决，便得到了感觉芬芳的释放。”[8](P39)
另外，古典诗词技巧的借鉴也很突出。
其一是炼字、炼句之法的运用。古人写诗讲究炼字，即追求用字准确，以达到在精警中流露神韵。杜甫就是一个典型，他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诗句。“新笔记小说”中也有许多精彩例句，如：
眼睛遇着了，脸一短，肉横着默默一笑，即复原。

（阿城《遍地风流·峡谷》）

只见他把锥子放在头发里“光”两下，一锥子扎过鞋帮鞋底，两根用猪鬃引着的蜡线对穿过去，噌——噌，两把就绱了一针。

（汪曾祺《晚饭花·三姊妺出嫁》）

这凉棚主人，因为背驼如锅，人就称他箫七罗锅。刨一个精光脑壳同日头比亮，又坐竹围椅。

（何立伟《小城无故事》）

在以上例段中，做记号的字运用是非常讲究的。“脸一短”中的“短”字，通过线条比例的具体变化，描述了脸上较抽象的表情变化，非常具有绘画的质感美。 “把锥子放在头发里‘光’两下，”句中不用“擦”字，也不用“磨”，而用“光”字，一方面说明锥子本来就锐利，另一方面“光”字显出“亮”来，也有色彩感。“刨一个精光脑壳同日头比亮”中的“刨”原指刨木头一类，这里代替“剃”，可见头被剃得象刨过的木板面一样光亮，这就是词语“移就”的用法。
炼字还常常炼叠字。既能表现出汉字的音韵美，如双声叠韵，又能把浓烈的感情氛围有效传达出来。如：
这时，索菲亚教室钟楼上的大大小小的钟，撞响了，丁丁咚咚，高高低低，嗡嗡脆脆，漂漂亮亮，响成一串。

（阿城《人间俗话·卖针的》）

观者皆捧腹。两人郝颜，默默对视俄顷，悻悻离去。

（傅晓红《新“世说”·喜结鸾凤》）

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

（汪曾祺《故人往事·戴车匠》）

其二是旧诗词中对仗的使用。关于对仗，汪曾祺说：“中国语言还有一个世界各国语言没有的格式，是对仗。对仗，就是思想上，形象上，色彩上的联属和对比。我们总得承认联属和对比是一项美学法则。这在中国语言里发挥了极致。”[6](P9)
请看下列例子：
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夏天一地浓阴，秋天满株黄柿。

（汪曾祺《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

山是什么样子，城里的人不大理会，想象那是青的石，绿的水，石上有密密的林，水里有银银的鱼。

（贾平凹《商州初录·黑龙口》）

宋孝慈进来，收了雨伞，撂了行囊，缓缓转首，见半掩在纱帐中的母亲，婉婉约约，一双秋瞳，两黛青山。

（阿城《良娼》）

    二是学习由文言孕育的叙事技法，如写意、白描、空白的艺术等。但这又不是单纯的“技法”学习，在这些技法的背后，实际上依托着古典的美学精神和原则，如以形写神、虚中见实，气韵生动等。这样做易使小说语言诗化，而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散文化的语言，能增强语言本身的审美功能，让人感到有“韵致”。
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是指把诗的语言元素移置到小说语言元素中，使原本只体现在诗歌中的意境美也波及到小说语言中来，会大大增强小说语言的表达力，使之也具有诗的氛围，有一种格外的“韵味”。达到这种效果，可以充分利用诗化语言本身具有的特点：即句与句间跨度较大，跳跃性强，往往超越一般逻辑，超越一般语法的句式。句子内部意象成分突出，每句的意义相对完整，独立性较强。如：
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

（汪曾祺《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

夜里隐隐听得有狗吠，有更鼓；有那月色溶在一起，沿青青石板路四处流。梦呢？或有或无，可有可无。

（何立伟《小城无故事》）

草原冻得黑黑的，天也黑得冷，没一个星星不哆嗦。就不看星星，省得心里冷。

（阿城《遍地风流·湖底》）

雨下得很精道，齐刷刷，松一阵，紧一阵，落到草房顶上，扑簌——扑簌，闷闷的，压得心里好沉。

（阿城《良娼》）

例一中几句话写得非常飘逸，寥寥几句就概括了人物数十年间的一种生活状态，显示了一个清贫但洁身自好老人的精神境界。这段话也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语言的一个特点，即“他较多地借鉴了文言系统中的写意手法，在创作中他很少追求对对象外部特点的精确再现，而主要依凭自己的感悟，写出对象一些主要特征，其余的则作为空白留给读者去体会。”[11](P253)
例二中狗吠声、更鼓声，月色、暮色，还有梦三者融在一起，虚实相间，精美又空灵，创造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意境，很有唐诗的韵味。何立伟曾说：“我喜欢古典诗词，尤爱许多的唐人的绝句。我认为短篇小说很值得借鉴它那瞬间的刺激而博取广阔意境且余响不绝的表现方式。……达到虚生实、无生有的境界。故空白问题其实不特涉及技巧，也于美学观念相关。”
这样诗化的小说语言一般并不着意写故事，写人物，而着重写意境，写印象，写感觉，注重物我同一。它往往需要借鉴较多的文言叙事技法。
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法。如利用超越理智，诉诸直觉的语言，直接罗列一些事物的表象加以组织。这些表象本身都很简单，容易被感知，可能只是意象的较小单元，但组织到一处后，就构成意蕴丰厚的复合意象群。如古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若把它运用于小说语言，别有一番味道。如：
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咪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掌声。——陶虎臣点着了焰火了。

（汪曾祺《岁寒三友》）

看见蓝天，大海，看见熟悉的海湾了。树，房子，海滩上活动的小人儿……三个渔人都哭了。
（王润滋《三个渔人》）
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哈蟆、野兔子、大极了的蚂蚱、油葫芦、蟋蟀。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

（汪曾祺《岁寒三友》）

这样的段落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常，甚至俗，但合起来从整体看就极有一种韵味。在这样的段落中，词组、语句间语法关系较松散，有些词组、语句的位置甚至可以置换，表现的是一种直观的印象。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德说：“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字排在哪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②] (p107)在这种整体的默想中，需要读者去参与，想象，完成画面，注入情感，从而感受到汉语言的活力和灵性，领会其中的诗性所在。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在语言上是何等的苦心经营。他们通过向文言传统学习和借鉴，扩大了语言的表现力，在语言的“寻根”中找回汉语的那一份生气和活力，创造出了不同当时常见的小说语言，充分表现出小说语言的简约、含蓄且富于情趣、韵致的雅俗共济的风格，把文学的审美特征确实地落实到语言上。有人认为：“以汪曾祺、贾平凹、阿城为代表的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笔记小说文体的重新发现与改造”使“‘意境’这个中国传统文论的美学范畴从诗歌走向小说，并同‘典型’一起成为小说创作的最高美学范畴”[12](P386)。的确，当同期相当一部分现代汉语写作已在“欧化”或口语化的道路上渐渐牺牲了古典文学特有的诗情时，“新笔记小说”的语言策略就显得具有格外的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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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白烨.小说文体研究概述[J].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祝一勇（1969－），湖北孝感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


[①]转引自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J].花城.1998,(5).


[②]转引自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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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凤凰网颁布年度好书2011年12月27日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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