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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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之困
　　——休宁德胜平民学校，平民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尝试
　　
　　本刊记者 吴梅
　　
　　
　　
　　我是在细雨纷飞中离开休宁的。
　　他们送至车站，将车票递到我手上，把行李一一安放好，站在窗外目送我的车开走，就像我那些老家的亲人。车行，两张劳动者的脸消融在车站的浩浩人堆中，就像水滴进了大海，无法再一一辨别。他们如此普通。
　　我睡着了，头在车窗上轻轻撞击。头天夜里，在张晓琳小小的客厅，吴兵、张晓琳和我聊了几乎一个通宵，聊他们的学校和学生，聊中国的教育，聊他们的心痛和困惑，直到我们都累得无法再开口。精疲力竭，但心里非常满足。在无锡与一群一线教师的相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陶行知故乡与几个中国最基层乡村教育工作者的相遇，使我对中国教育充满希望，对这本杂志要表达什么不再心存疑惑。
　　吴兵和3亩多菊花的故事稍后会讲给你们听，现在，我想讲一讲聂圣哲和张晓琳的故事，讲一讲他们和那所曾经让世界为之感动的休宁德胜平民学校，以及它的夭折。
　　
　　一．困厄
　　
　　刚刚过去的那个学期，是张晓琳一生中最艰难黑暗的时期之一。她投入全部身心参与创办的安徽省休宁德胜平民学校，被迫从她手中脱落，滑向一个她不知方向的地方。5年，耗费全部心血，没有周末，没有夜晚，没有家，远离儿子和老母亲，一天24小时驻守这个山村，和孩子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一点做，探索，学习，浇灌，眼看第一批学生将毕业，一个完小的建制将完成，平民初中的设想就要展开，预定的方向突然中止，163个学生前途未卜，新一届招生计划也被迫停顿。
　　这个事件被称为“改制”。2010年12月，休宁德胜平民学校被迫与创办人和资助者“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脱离关系，进行改制，张晓琳的校长职务被免去。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车离开大路后又在山道上蜿蜒了很久，继续拐向更细的山道。离县城6公里，休宁县兰渡村，休宁德胜平民学校的大门出现了。很亲切，我在BBC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学校》中见过它。骤眼看去别无二致。细看，牌子上少了两个字——德胜。一个元素被剔除了。现在学校的全称是“休宁平民学校”。
　　是暑假，校园里空荡冷清，看不见一个孩子。跑道上铺着碎石子，花园里新砍的冬青树冒着一小截桩，露出碗大个疤。几个被雇来的大妈在烧树枝和枯叶。用来绿化的麦冬草很奇怪地大片死去。显然，有些变化让刚从山西学习回来的张晓琳也有些吃惊，她蹲下身摸摸那些草，说：“哎呀，用了除草剂。花草被连带着烧死了。以前所有杂草都是我们老师、学生用手除的。除草本来是一项多好的劳动。”一路前往后山的菜园，南瓜、豆角、玉米，大片枯死，显然，也是除草剂的功劳。“没收成了。”张晓琳叹息。“这都不要紧，你看看这些地，我们的老师和孩子用各种有机肥辛辛苦苦追养了5年，一下就毁了，被污染了，再要想恢复，多少年都回不来。”再往前走，猪圈空了。竹器车间、木器车间，空了。“你知道吗？现在，学生还学会了随地大小便。”
　　我要求看看平民学校著名的学生自种田。田在校园外，很大一片，好几亩，整齐地种上了作物。张晓琳说，这是不久前学校花钱雇当地农民种的。“这还有什么意义？原先，都是学生自己种。”
　　平民学校的自编教材被全部收回，不许再使用。
　　校园围墙上，一些字迹被白色的涂料涂抹，形成一坨一坨硕大的白色印记，像被挖掉了瞳孔的眼睛。那些字迹曾经是平民学校著名的校训“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
　　改制的意思，就是剔除所有“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在这所学校留下的痕迹。
　　
　　二．从前•家访
　　
　　这不是一所普通的小学，这里曾是一所慈善学校，学、杂、衣、食、宿全免，开办于2005年9月，由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出资与休宁县人民政府联合创办。学校的学生，全部来自休宁及附近偏僻山区最贫苦的厚道人家。至2010年9月，平民学校已招收一至六年级在校生163 人，完成了小学阶段的办学规模。
　　休宁是中国东部最贫困的山区县之一。为了寻找、确定最值得救助的对象，从2005年开始，张晓琳每年都带着一份从教育局和其他渠道收集到的需要救助的孩子的名单，到僻远的山村逐个家访。家访的内容一是核实受助家庭的贫困程度，二是调查家庭是否厚道，三是确认对方对平民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否认同，最后需要家长签署一份同意书。那是一些非常偏远的地方。常常，搭了五十几里山路的车后，张晓琳还要爬十几里山路，这些山路有的被野林覆盖，好心的村民看不过去，会拿着柴刀帮张晓琳他们劈出一条路来。很多山村，因为下山不易，人们每次下山都随身带着扁担，担回一段时间的生活必需品。有的路曾有野兽出没，传出过狗熊伤人的事故。这些地方的孩子，读书通常非常困难，若不是平民学校，可能终生不能接受教育。
　　下面是张晓琳2006年的家访日记：
　　“我们第二次进皇腾村，有位五十开外的妇女一直跟着我们，要求去她家看看，我便问是她什么人要上学，她告诉我们是她女儿，我再看看站在她身后的女孩，一头黑发盖过眼睛，我用手捋了捋她的头发，硬邦邦的，一定是很长时间没有洗过了。当我们走到她家门口时大吃一惊。我们还没进屋居然可以看到堂前右门外露着天，前一段时间天一直下着雨，屋里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地面高低不平，凳子都放不正，吴老师站在一边记录着这一切……”
　　“白际乡地处大山深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三通’，有点能力的小伙子都外出打工，有了钱买个女人回家。新屋村项贵星的母亲是用两万元从贵州买来的，婆婆看她给自己生了孙子，人又挺老实的，就同意她外出打工，哪知她从此一去不回了。他的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没有手艺……”
　　“鹤城乡四门村茶源组村民宋得仁，今年61岁，头发已花白，但膝下年幼的儿子只有7岁。由于家中太穷，年轻时无人嫁给他，在他50多岁的时候只好娶了一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弱智女子为妻。他家每年就靠茶叶的收入为生，每人只有600元……”
　　基本上，每一个平民学校学生的背后，都有这样一个难言的故事。
　　学校每学年招收30多名学生，我们可以算算张晓琳爬了多少山路。第一年家访她甚至把那些地方走了两遍。当时，平民学校全校上下员工只有张晓琳一个人。她同时要整修校舍、家访学生、编教材，还要招老师。老师很难找，只能四处打探哪儿有辞退的代课老师，听到一个，得连夜赶去面谈，因为第二天还得家访。
　　“这条路真的是走得很艰难很艰难。”采访过程中，我很多次听到张晓琳这样感慨。
　　
　　三．从前•一天
　　
　　张晓琳举着一把铁榔头敲响了钟声。所谓钟，是一根挂在松树枝上的大铁条，那是一段铁路的旧轨。钟声颇清越，从三面环山的校园里当当传出。黄山脚下，清晨六时，天还黑着，孩子们闻声腾腾腾爬起，自己穿衣、叠被、穿鞋、倒痰盂、清洁卧室、清洁自己。这些最小不到7岁的孩子动作利落连贯，训练有素。一天开始了。
　　这是2010年12月改制前每日的景象。
　　洗漱后是20分钟劳动技能训练。这些7到12岁的孩子以一种他们自己才能理解的秩序开始井然工作，有的清洁寝室，有的站水槽前洗衣服，有到到厨房帮厨，有的打扫厕所，有的打扫餐厅。当然，走廊、院子、浴室，都需要打扫，铁门、铁栏杆，都要擦灰……技能训练的要求极严格，哪怕是一项最简单的劳动，在程序上都有严格规定，而所有的程序你都得走到，就好比清洁一根小凳子，一二三四，要按所有的步骤将所有地方抹到，哪怕不脏都要抹到。用学校发起人、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聂圣哲的话说，一个事情就算做了，但如果不按程序做，也等于没做。在聂圣哲眼里，对程序的尊重是中国国民素质改造的关键。
　　每天下午，雷打不动，还有一节劳动课。当初设置课程时张晓琳只设了两节劳动课，将课表拿给聂圣哲看，聂圣哲说，少了，每天起码一节劳动课。聂圣哲的意思是，“就算没事干，也要让他们把石头从这里搬到那里，再从那里搬到这里”。
　　当然不会没事干。所以，到了下午劳动课时间，校园就掀动起来，学生们整地、播种、栽苗、施肥、除草……你会看到两位三年级的男生抬着一桶重约十几公斤的粪水从校外走了进来，旁边跟着一位生活老师。不到200米的距离，他们需要休息三、四次。这桶肥料被孩子们配上一定比例的清水后，浇灌到了长有空心菜、南瓜、辣椒、韭菜、山芋、西红柿和茄子的菜地里。他们被告知这是有机肥，对植物生长有利，他们还学会了把木炭灰细心地埋进土里。
　　劳动的成果丰盛到人们不敢想象。到2010年，学校有七亩水田、七分菜园、四亩山场、一个猪圈、一个编竹室、一个缝补室、一个碾米厂、一个木工房、二个洗衣房，学校陆续开设了竹器编织组、养殖组、碾米组、种植组、木工修理组、缝补组等。那年学生们编织了斗笠80余顶，养了三头猪，其中两头猪重四百多斤，共收获油菜籽1400多斤，稻谷7000多斤，共扎200余把扫把。蔬菜也收获多多，冬瓜40余条，还有辣椒、山芋、白菜、大蒜、萝卜、青豆、油菜、豌豆、蚕豆、甘篮菜、菠菜，吃也吃不完，只好拉到几里外的木工学校给哥哥们吃。碾米组每天负责碾全校师生吃的大米，缝补组要为全校学生缝补穿破的衣、裤、袜子。稻子收割的时候，专门留了一块田给学生们手工收割，那花去了孩子们很大的力气，因为人工脱粒是很麻烦的。
　　“那真是热火朝天。连我自己都不能想象我能做这么多事情。最初我给老师们说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能成，结果你看，我们把稻子种得那么好，油菜收得那么好，都成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把教学任务拉下。”连续两年参加全县统考，这所乡村学校都得了第三名，排在前面的，是两所县制小学。
　　
　　四．从前•课本
　　
　　那还是2005年学校初创的时候，聂圣哲说，张晓琳啊，你来编课本吧。张晓琳想，我怎么能编课本呢？课本是多严重的事啊。聂圣哲抱来一摞书给她看。那是几套早年商务书局、世界书局出版的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编者是丰子恺、叶圣陶等人。课本里有很多图，读着有点半文半白的，但非常可爱。扔下这些书，聂圣哲走了，把张晓琳关在房里写。“我什么感觉呢？就觉得他把我扔在狼堆里，让我自己生存。”张晓琳就以这些书为蓝本，参照现行教材，硬着头皮编起了课本。姚允杜，聂圣哲当年的老师，多年的中学校长，作为顾问加入。张晓琳每天就跟姚和聂聊，聊完了就写，写完了再给他们看，看完了再改，结果弄出了平民学校的第一本教材。后来陆陆续续，在更多人的参与下，平民学校出了第二册、第三册……第六册自编教材，作为品德课的课本，配合统编教材使用。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套教材。一年级的自编课本字很少，有时候就几个字，往往整页就是一幅稚拙的线描画，画多半是张晓琳从民国时期那些老课本里截下来的。第一课是这样一幅画儿，一个长者，一个儿童，地上是破碎的花瓶，画上一两句对话，画下面是两个字——诚实。就这么简单。还有一课，画上一个孩子在路上走，他没有践踏草坪直达而过，而是绕着花园走了一条弯路，画下面是四个字：不走捷径。在平民学校的价值体系里面，不走捷径走什么呢？走程序。再看五年级的自编教材，随便翻开看吧，第十课是“如何召开辩论会”，第十一课“受到委屈怎么办”，第十二课“如何召开听证会”；再翻开六年级第一课，“我们是公民”……
　　课本里面，全是聂圣哲所说的“基本道理”。他说，教育就是讲好基本道理。
　　教育还是生活中的教育。在教课的时候，张晓琳要求老师们永远要从身边的实际生活处着眼。比如数学上“千米”这个概念，课本上给的例子是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我们有几个学生去过？我给老师建议，你索性把他带到马路上里程碑那里去，让他从这个里程碑走到那个里程碑。如果上千米的概念时非要跟学生说南京长江大桥是多少，那完了，他没概念。”
　　“要创造可以让孩子直接感知的情景。”张晓琳说。在平民学校，不去商店购买衣服，而是把裁缝师傅请来，一个一个地给孩子们量体裁衣；每天吃的米在碾米房里自己碾出来；钟是旧铁轨；用完的牙膏都收集起来，放在脸盆里，告诉孩子可以从它的侧面剪开，挤出残存的膏液，用来清除脏物……
　　教育还是说真话，做真人。说真话的意思包括，说自己的话，而不是别人的话。平民学校从不使用作文选。有爱心人士捐来图书，其中有些是作文选，张晓琳一概把它们处理了。
　　
　　五．雄鹰
　　
　　7年前，聂圣哲将她带到这片荒野，指着杂草丛生的院子对她说：我要让这个学校存在200年。
　　那是2005年6月。从那时起，昔日的绣花女工张晓琳，就跟着聂圣哲这个疯子开始了他们不寻常的中国平民教育实验。
　　聂圣哲，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德胜（苏州）洋楼有限公司总监，中国当代平民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休宁子弟。不满现行的教育状况，他以为“只有给家乡的穷孩子提供有效的教育，才能把他们从贫困中解救出来”。他眼中的有效教育包括陶行知大力倡导的“生活即教育”和“乡村教育”。在距离兰渡村6公里的万安镇上，幼年陶行知曾在外婆家渡过一段难忘的时光，那里也是聂圣哲中学读书的地方。近一个世纪前，陶行知提出的许多教育思想，似乎正正针对今天的教育困境而言。“我愿以陶行知为榜样。”聂圣哲说。他创办的平民学校遵此而行，把“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定为校训。
　　这是一场平实的实验，它实践的是“先育人、再教书”的办学思想，是“说平民的话，读平民的书，做平民的事，过平民的生活”的教育目标。
　　对这个目标和这些做法，张晓琳非常认同：“教育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大学生没有技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发展的方向在哪里，而用人的单位招不到合适的人，然后，我们的小学中学还在不断地重复以前的老路，目标里只有分数和考试，继续培养那些无法与社会对接的人。”
　　聂圣哲找到张晓琳时，她还在一所幼儿园当老师。她没上过大学，最早只是一名绣花厂工人，然而，她喜欢教育，多年里，她想办法跑小学去代课，跑幼儿园去当老师，还折腾着自己办过幼儿园。奇怪的是，只要跟教育有关，张晓琳做什么成什么，而且总是自然而然地、不怎么费劲地就做成了。聂圣哲深藏不露地对这个昔日的同班同学考察了好几年。他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对教育的一根筋的执著，看到了她的吃苦耐劳，最重要的是，有一天他发现，她是一个天生的教育家。
　　张晓琳身上确实有着一种对教育的良好直觉。刚刚当幼儿园老师的时候，教四五岁的孩子拼音，张晓琳完全不懂什么教育理论，出于本能，她没有把符号直接给孩子。教g，她画一个鸽子，再讲一个鸽子的故事，然后找一些关于鸽子的儿歌跟孩子们唱，跟孩子们做一些跟鸽子有关的游戏，最后，当她把g这个符号拿出来的时候，课已经上完了，孩子们自己会了。“你看，这些都类似华德福教育的做法，但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华德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这样好玩，孩子会喜欢。”
　　聂圣哲说服张晓琳来做平民学校，他说，张晓琳啊，你那么执著地做教育，你到底是要做雄鹰呢，做蝙蝠呢，还是做老鼠？要做老鼠你就做老鼠吧，要做雄鹰呢，你就做雄鹰，但是你不要做蝙蝠。在老鼠看来，蝙蝠是可以飞的，但在雄鹰看来，蝙蝠就是个老鼠。张晓琳被教育了，决定做一只雄鹰，然后她被聂圣哲带到了那片荒地，为了那所将存在200年的学校开始玩命。
　　如今，想起200年那句话，张晓琳很伤感。聂圣哲一直是自觉的。他让张晓琳写工作日记，说，不要100年后，人家连张晓琳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张晓琳觉得别扭，说，“这个不重要，我没想让自己流芳百世。”聂圣哲很严肃地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从某个角度说，是为这个民族在做事，你对中国的贡献会比很多大学校长大。”
　　
　　六．疑问
　　
　　聂圣哲是对的。
　　知道张晓琳和休宁德胜平民学校是从一部叫作《中国学校》的纪录片里。这部由BBC拍摄制作的纪录片，以温暖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三所学校的奋斗一年，休宁德胜平民学校就是其中一所。2008年3月29日，奥运前夕，BBC分5集向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同步播出《中国学校》，反响巨大，人们为之感动，甚至说出“我们在休宁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这样的话。2009年7月中旬，张晓琳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参加了为期三周的“国际访问者”项目，它的的主题是“为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和扶贫”。
　　就在我采访聂圣哲那天，聂收到一个信息，说耶鲁大学当天正在开会讨论休宁问题，会上说“休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说，“这个地方将会影响中国”。他们已经确定下学期的某一天在耶鲁办一个“休宁日”。
　　2010年12月，因为聂圣哲个人的争议性，休宁地方有关部门对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及其推行的教育模式疑虑重重，并宣布终止合作。休宁德胜平民学校被要求改制，新校长上任，张晓琳降职为教导主任，被要求在思想上与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划清界限。平民学校的所有架构，从校训、教材到其推行的陶行知平民教育的核心价值被推翻。据了解，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并没有任何违规操作。相反，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它一直走得很稳健，曾被江苏省政府评为优秀公益组织。
　　据最新得到的消息，2011年9月，因改制导致的困境，平民学校7年来第一次没有招收新生，今后是否继续招生尚不得而知。至于留下的5个年级的孩子，也前途未卜。维持费用全免的平民学校运转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失去了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休宁这所贫困县能长期独立支撑吗？作为一所雄心勃勃在乡村基础教育阶段探索出了一条独特道路并已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赞誉的学校，离弃了其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的核心价值，平民学校的存在还有意义吗？陶行知先生的教育遗产，与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真的是相违背的吗？
　　“连我这个高中生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尝试，是一个善意的举动，怎么那么多有高级文化的人反而看不清楚？”张晓琳黯然神伤。本来她已经着手准备“平民初中”的事宜。平民初中包含5年初职连读，方向之一是师范学校，以为今后的平民教育培养师资；另一个方向是木工学校，以为社会输送专业的职业大军。这是聂圣哲一个庞大教育计划的另一部分。
　　“那些修理铺里的工具，钻机、钳子，我看着便宜的，都备下来了。我找到那些老师傅，说，你把这些东西都满大街地给我买来。我就想等小孩子长大，到初中的时候，可以带他们搞一些科学制作。老师傅我也留在学校了，还有吴兵老师这些人，我把他们慢慢聚集在一起，下一步就是行动。木工车间，竹器车间，这些我都具备了。假如这个社会给我们时间和空间，应该说我们……”张晓琳凝视着旋转的风扇，不再说话。
　　张晓琳是坚韧的。改制以后，她代平民学校5年级语文课。她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我之前没有很多教学经验——跟学生接触，在教学上，把我以前的一些想法加以运用。再一个就是学习。做事的空间还是有的。”
　　夜深了，深到如此地步。她轻轻起身，为我们蒸了几个红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