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楼主 |
发表于 2012-1-25 14:13:15
|
只看该作者
《儿童美术教育的发生学基础与学科价值》
——对《我们是这样长大的》的回应与商榷
廖雨兵
(一)
出于两个原因:
1、大体上可以说,广州少年宫美术学校儿童美术教育理念与实践发展的过程,便是除了台湾、香港以外,中国儿童美术教育理念与实践发展过程的一个全息缩影。
2、在关小蕾领导下与儿童绘画“考级派”笔战的日子里,我曾经设想,鉴于“考级派”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或两者兼而有之----混淆是非,蒙骗大众,鼓吹儿童绘画考级“推动了儿童美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必要写一本中国(大陆)儿童美术教育发展史,正本清源,以正视听。这个有意义的工作迄今仍无人去做。
因此,我怀着由衷的喜悦心情,阅读了关小蕾女士执笔,为广州少年宫美术学校教学五十周年大展撰写的图文并茂的“正史”---《我们是这样长大的》(以下简称“我”文)。读后感是——
首先,有胜于无。
虽然是非正式出版,毕竟,这是这个领域里的第一份文献。作为中国(大陆)儿童美术教育的“地方志”,广州少年宫美术学校由于上述它所具有的历史全息性,这本“地方志”与全国性的“通史”之间,存在着某种疏密不等的同构关系,它可以作为一个了解大陆儿童美术教育发展的“引子”,也可以为进一步撰写大陆儿童美术教育发展史提供参考。
其次,作为一本21页的小册子,这本书的优点与缺点都出在它的展览背景上。
提纲挈领,简明扼要,脉络清楚,问题到位,图文互补,理论联系实践,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是提到的问题未能深入展开论述。它是一篇有待展开的写作大纲,激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的研究指南。
阅读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激发了我的思想,借此中国少儿美术教育学术论坛举办之机,写成论文,就教于各路方家。
(二)
“我”文以“天性?还是文化性?”这个鲜明的标题,提出了儿童绘画的发生学问题。
“天性”是一个很广泛的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我”文所说“天性”,指的是儿童在未受文化影响之前,是否具有某种原生态的绘画行为。“我”文中对此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我”文认为,没有什么“天性”可言,儿童绘画是文化引导的结果。(参见12页:“儿童‘天性’并非源自天生,而是不断变化的文化性的反应。”)
我们先来看二则从其他角度对“天性”的讨论:
对于人的“天性”中,是否具有某种非文化性的认识结构问题,康德曾经在“先验知性范畴”的命题下,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的结论是有,例如“因果关系”、“必然性”、“可能性”、“实在性”、“否定性”……等等,一共十二个。
在人的“天性”中,是否存在某种不受文化影响的道德能力问题,这是我多年思考的一个差异人类学命题。多年来,我强烈抨击的便是一个普遍流行的现代教育学假定——儿童天生在道德能力上是一样的,他们后天的差异是由于文化环境的影响。这根本无法解释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在生存环境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同个体之间的道德行为天差地别。我的结论是:大部分儿童是由环境造成的,少数人不受环境的约束,是造成环境的人。(参见拙著《创造孩子》有关章节。)
以上两则讨论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天性”。回到当下的语境,我认为,这种未受文化影响的、前文化状态的儿童绘画是存在的。有三个方面的证据:
(1)、个体发生学方面——湖南资深儿童美术教师谢丽芳著文《湘西原生态儿童画考察》,(刊载于《第三届全国少年儿童美术理论研讨会文集第327页》)文中介绍了她考察湘西包括苗族、汉族、土家族、侗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居住的四十三个村镇和乡寨,儿童自发在门板、墙壁、风车、地板等处的涂画的结果,并把它们与她在西藏、青海、贵州等地的考察,以及从九所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学校,收集的2540个学生的3253幅图画作品,作了横向的比较研究。她认为:“从我所搜集的原生态儿童画来看,5岁左右这个阶段儿童绘画,与我在教学中所注意到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画的区别不大,即儿童早期所画的那些人基本上是大同小异,都很生动。而对于进入创作高峰期以后的儿童,在经过美术教育即通过我们在教学中采用的隐性的教学方法,以暗示、认同等心理过程,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后的绘画,与原生态儿童画的区别就很大了。”
根据我的观察,涂鸦期(1—4岁)的儿童绘画相似性最大,并且是越早的儿童涂鸦,早至1、2岁,图式的相似性越大。涂鸦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儿童从涂鸦中获得动觉和视觉的刺激,儿童往往忽略他的作品的视觉特征,关注的只是手的动作。美国艾斯纳著《儿童的知觉与视觉的发展》亦说:“很多看过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儿童的艺术作品的人都发现,他们的作品的特征非常相似,并且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这种相似性会减小。”(第115页)
(2)、群体发生学方面——按照生物重演律,个体发育重复了种系发育的历史。人类整体进化的历史上,同样存在“涂鸦期”:世界各地互相之间完全没有联系的早期人类,留下许多图式相似的岩画,例如手掌纹样、太阳纹样。与其说他们受到了文化的影响,不如说受到了人类存在本身这个生物学事实以及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
(3)、发展心理学方面——脑科学研究表明,右脑是先天脑,主管整体把握(完形心理),灵感、形象思维。左脑是后天脑,主管分析、语言、逻辑思维。辨认双亲的形体与面孔,认识周围的生存环境,对于生命来说,这是从他降生之时起,便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所以右脑先于左脑成为优势脑,这是人类从千百万年的生物进化中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科学家研究已经证明,婴儿对两张猴脸的辨认,远胜于成人。语言与数学的学习与训练,逐渐使左脑取代右脑成为优势脑,这个生理过程发生在十二岁左右,这便是儿童美术教学中,出现转折期的生理学原因。这种先天的右脑优势,为儿童前文化期的涂鸦行为,提供了生理支援,也可以解释原始人的涂鸦活动,以及为什么所有文明最早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我们可以在原住民猎手那里,看到令人惊叹的追踪本领,他们对其它生物走过所留下的痕迹,具有不可思议的认识辨认能力。这是没有受到左脑文化干扰的、高度发达的右脑能力。
前文化期出于肢体运动本能的涂鸦行为,通过文化的学习和熏陶,发展成特定的图式系统----我想,这便是儿童绘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类似于从婴儿天生的抓握、吸吮等身体能力,经过文化的熏陶,发展为特定的体育文化;也类似于呱呱坠地,从婴儿天生所具有的发声能力,通过文化熏陶,发展出特定的语言系统。
这种前文化期的艺术冲动,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动物行为。1962年,戴蒙德.毛利斯在《艺术生物学》中介绍,32个灵长类动物在囚禁状态下创作了一些绘画。其中有23只黑猩猩、两只大猩猩、三只猩猩以及四只卷尾猴。哪一个也没有受过特别的培训,只是给予它们必要的工具。它们使用绘画工具的内驱力很强,并不需要人类观察者的帮助。无论老幼,都非常专注地投身于这种比进食还要令其兴奋的行动,有时当其行为受到阻碍时,还会大发雷霆。尽管它们画作的绝大多数是胡乱潦草的,但也绝非随意而为。随着时间的增长,其笔迹变得更加强劲,逐渐从简单的线段发展到复杂多变的绘画。其过程相当类似于人类孩子的涂鸦发展。(参见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第二十七章美学)
肯定了儿童具有绘画的前文化性的生理基础,并不意味着我们便要流着眼泪去崇拜儿童的这种原始冲动,更不能廉价地把儿童画称作什么“大师画”。我一再强调,儿童画的作品算不上独创性的成就。关于这个问题,清代赵之谦在他的《章安杂说》中,有一段论及画家拙境的议论很有启发。
他说,小儿初学是拙,此乃小儿之拙;及“历尽一切境界,然后解悟”,此方为大家之拙。
我们认为,儿童画是在生命开始阶段对世界所做的一种学习与探索尝试,表达的是整个生命尚未展开的天性。而大师画则是在生命成熟阶段对探索世界的提炼总结,表达出整个生命发展过程凝结出来的人格特征和艺术个性。所以,儿童画一张张来看,大不相同,而大面积看起来,其面貌给人的感觉是大同小异,甚至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画也是如此。大师画则不然,能称得上大师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儿童通过绘画这个过程认识自我与世界,获得生命的发展。儿童美术教育确实只是一块“敲门砖”。当然,这块“砖头”本身的优劣会影响“敲门”的效果。
(三)
为儿童美术教育奠定价值基石,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父母在安排孩子学习绘画时,产生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学习绘画有什么用?
对于美术教育工作者来说,儿童美术教育的价值诉求,则深刻影响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与教学方法。对此,“我”文鲜明地提出,“我们认为,教育的根本责任是文化传承。美术教育也没有例外。”“儿童美术在教育上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以美术促进儿童素质为中心的教育。”(参见第13页)
作为一份纲领性文献,“我”文的这个价值目标,一劳永逸地结束了单纯技能性训练在儿童美术教学中的合理,甚至“合法”地位,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作为能指,这个价值目标的所指具有普遍性的优点,但同时也失之笼统----可以说,这也是其它一切学科的教育目标。因此,我想进一步补充讨论儿童美术教育所具有的特殊的学科价值。
我在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上来讨论儿童美术教育所可能作出的贡献。
(四)
羊城晚报曾载,作为中法文化交流项目的中国中学生代表团到了法国,参观卢浮宫时,不耐烦,没有兴趣,情愿去逛街购物。
艺术社会学家豪泽尔曾经指出:“人可以生来就是艺术家,但要成为鉴赏家却必须经过教育。”(《艺术社会学》第138页)所以不能怪这些中学生,只能怪我们的教育没有赋予他们文化准备,使他们有能力去欣赏这些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艺术文化遗产。别说普通的中学生,几年前,我曾经为一个年龄12—14岁的美术班主持一个单元的课程,我安排的课题是“死亡”,首先介绍和欣赏了三个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过这个主题的艺术大师:克里姆特、柯勒惠支、达利。使我大吃一惊的是,班上这些学习美术多年的学生,二十多人中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三位画家中的任何一位。他们学了什么呢?就学了一点画画的技能。那一刻,我深深感到的是文化的悲哀。表面上,现在有许多人受到了教育,但实际上,他们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文盲,一种“专业文盲”,我在拙著《创造孩子》里,把这称为“专业井蛙”,除了自己那点专业技能,文化修养少得可怜,他们和中世纪那些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工匠学徒有什么区别?各类专业都有这个现象,学电脑的只会操作一下电脑,学外语的只会背诵外语单词……。
在正确的儿童美术教育方法指导下,儿童通过学习美术,在个人的层面上,可以扩大文化视野,提高精神享受能力,更好地、充分地感受、享受生活与人生。丘吉尔担任首相时,政务繁忙,于是以绘画自娱与休息。他说,绘画给了我极大的愉快,使我变得更能够欣赏晨曦穿过树梢时光线的美丽,以及下雨以后,树叶湿润发亮的景色。
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美感的内化,有助于个体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审美生成。个体生命在生长的过程中,有身体发育,智力发展,道德养成等多方面的生长过程,而审美生成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精神长成。
德国作家、美学家、哲学家席勒认为,人通过美与审美教育,从而实现审美生成,完成从人的自然状态到自由状态的进化。
这个思想影响深远,响应者不绝如缕,一直到马克思,到现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甚至蔡元培的以审美代宗教论。并不是只有艺术家才要审美。审美生成对一个人非常重要,在人的个性中,审美气质作为价值判断的核心之一,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对事物的判断:
什么是美的、好的、重要的;
什么是不美的、不好的、不重要的。
它决定个体生命能量一生中的流向。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感官批判、政治批判、审美批判成为三种反抗传统社会的价值力量。
感官批判通过反抗传统社会的物质禁欲主义,从而释放了人类的物质欲望;
政治批判通过反抗传统社会的专制权力,从而开放了人类的权利和自由追求;
审美批判通过反抗传统社会的精神禁锢,从而解放了人所具有的精神潜能。
传统社会批判思维、价值判断的核心是宗教精神。现代化运动解构了宗教权威。在现代化条件下,构成健全批判思维、价值判断深层核心的往往是审美精神。感官批判、政治批判……现代种种价值批判,甚至包括科学理论反思,如果深入感受一下,通常都是在审美的层面上萌动和运行的,它们往往以审美趣味作为批判的武器,突破社会宗教、政治、伦理、文化、风俗等种种禁忌,为社会的变革开辟道路。专制不美,奴隶不美,战争不美,谎言不美,伪善不美,媚俗不美,媚雅不美,乡愿不美,黑幕不美,贪婪不美,腐败不美,破坏环境不美,肥皂剧不美……充分发展的美感是灵魂中最微妙、最敏感、最个性化的部分,它常常不可思议地导向真:人文的真,科学的真。庄子说:“缘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国外曾做过美感测试,意味深长的是,数学家在测试中名列第一。
在现代社会里,充当价值批判,社会变革先锋的,常常是一些美感敏锐,审美严苛的人:或是行为怪异、狂放不羁的艺术家,或是特立独行、思维深刻、具有一种宗教式浪漫情感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以至于看一个文明是否已经进入发达行列,不必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如何,只要看看这文明所拥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是何种类型,何种水平,状态如何,便可了然。
身处现代环境,培育孩子健全的批判思维和价值判断,绝对不可能依靠“愚孩教育”——向孩子封锁人性与社会的阴暗面,而达到纯洁孩子的目的。出于切身的体验,我反对那种流行的、温情脉脉的、感伤的儿童崇拜,那种认为只要保护好赤子之心,就可使儿童免受成人世界污染的儿童伊甸园神话。这种孩子的纯朴与未经过现代化炼狱之火煅烧的传统农民的纯朴,就像“桃花源中人”的纯朴一样靠不住,更何况,在现代信息传播无孔不入的情况下,构造一个道德真空的环境已经纯属妄想。封锁人类社会阴暗信息只能造成两种人性结果:不是脆弱便是虚伪。应该逐渐向孩子展示人类世界真实而复杂的精神景观,引导孩子了解和比较不同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中国儿童中心美术书法教研室主任龙念南指出:“价值冲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个体的主体性人格确立的内在动力。”(引自其论文《从“教师”到“指导者”——后现代教育观所引发的革命》)一个人的价值观塑造出他的人生理想,只有经过这样深入内心与生命的价值锤炼,理想才能从脆弱的“花朵”,转化为坚硬的理想岩石。
在社会普及意义上,最可依靠的便是审美批判能力的发展。也许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提出以审美代宗教。是的,我们是凡人,我们只能过凡俗的生活。但是,在艺术学习过程中,通过感受美,内化美感而获得的敏锐、微妙的审美感受能力审美批判能力,能把我们从凡俗的生活中超拔出来,把生命安放在生存之山那空气清新,风景广阔的审美纬度上。美感使人不易庸俗,过审美的生活,以美感组织自身的生存经验,可以优化生命的生存状态,“物物而不物于物”,诗意地栖居,自由地创造人生。
(五)
文革盛行“红、光、亮”的审美标准,现在继之以“新、假、闹” ——
拆了旧的盖新的,把旧的刷成新的;
真的不保护,热衷于建假古董;
什么地方都搞得热热闹闹,档口、大喇叭、游乐园。
塑料工艺品一般冷漠死板、矫揉造作的伪中外古典雕塑;装腔作势、哗众取宠,其实空洞低能的伪现代抽象雕塑,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城市里,癣疥性病一样到处蔓延。
几十年忽视美育的结果,造成审美低能,美盲比文盲多得多。上文讲到人的审美生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反之可以理解,审美低能,美盲的破坏性作用是深层次的,泛化的,潜移默化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一旦通过教育构成某种审美取向,一般很难改变,可以预料,审美低能将在长时期内塑造我们的生存环境,而这种缺乏审美生成能力的生存环境又将反过来,进一步弱化我们的审美能力,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古语云,旧居兰麝之室,不闻其香;久处鲍鱼之肆,不闻其臭。2002年重阳节,我从粤西登高归来,汽车上了广佛高速公路,两边连绵不断的建筑,完全乏善可陈,找不到一处可圈可点的,能够让眼睛“诗意地栖居”的亮点,与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国外许多地方的近郊景色大相径庭。我担心,在这样的环境里呆久了,我们将会失去审美反思与审美判断能力,而最终,不知道什么是美,完全丧失审美地创造与构建生存环境的能力。为了避免危言耸听的嫌疑,我从网上下载了三篇文章以资佐证: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冯骥才
2002年9月24日 北京青年报
大坝已然筑成,长江蓄水在即。水位一旦升高,山川骤然大变。亘古以来,一切景观及传说即刻化为乌有,三峡也将不复存在;随之而来,却是一片全新的风景奇观出现在眼前。现在,我们谁也无法预想出这风光到底是何模样。但可以肯定,在升高到一百七十米的水面上,那些最终没有淹没的山头峰顶,一定是千奇百怪,延绵千里,蔚为壮观。这是廿一世纪中国人“人造”的景观。世界上绝无仅有,人类史上也绝无仅有。而且这突如其来的景观没有人文历史,没有民间传说,连名字也没有。
于是——可能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想,首先是沿江各省各市各县,先派出一拨拨人,乘着大船小船,把自己境内所拥有的一些浮岛式的山头进行考察。伴随考察,自然还有游览、探奇,照相。
现在人们的经济头脑都非常发达。马上就会发现这些浮岛和山头,是天赐的旅游胜地,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是发财致富绝好良机。这机会就看谁先抓在手里了。很快,整条长江就进入一个旅游开发的热潮。想想看,一千多公里的新天地,会有多么巨大的旅游吸引力。没来过长江的人要来看,以前来过长江的人现在也要看。
于是,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这些“新出生”的岛屿山头起名字。中国人大体属于形象思维的,喜欢像什么叫什么。于是“马头山”、“佛头山”、“奶头山”、“元宝山”,还有“棒槌岛”,“葫芦岛”、“母子岛”、“蓬莱仙岛”等等就全来了,说不定还会冒出一个“英伦三岛”呢。名字一定,就要邀请书法界名流或各级领导题写山名,不管写得好还是写得赖,名人有名就行,领导高兴就好。随即凿刻于绝壁,字愈大愈突出,描上红漆更显眼,显眼就能招引游人。很快这些水上奇峰有如大小商厦,带着花花绿绿的“广告”耸立在江面上。
依照现在旅游开发的速度,马上上马,说干就干,各种开发公司一拥而来。为了给这些野山野岭增加情趣,便大力制造“人文景点”。盖寺修塔,安佛立神;开山凿洞,设危造险。于是,一准会出现什么“神仙洞”、“一线天”、“飞来石”、“八步险”,还有“长江第一险”、“长江第一怪”、“华夏第一奇”。商家用语,言必“第一”。当然,还要请些文人,编造一些“民间故事”作为这些人造景点的依托。反正现在的旅游故事大多是伪民间文学。上述并非我凭空想出来的,单说长江的丰都鬼城不就是这一套吗?
为了旅游设施的配套,各种硬件设施一定也会大干快上,旅舍、餐馆、度假村、商业化的“明清老街”等等,一准全都会出现在这些荒山野岭上。想想看,我们连现成城市的个性都把握不准,谁去管这些“景点”所在地方的历史文脉。毋须多久,那种廉价的、享乐主义的现代建筑、粗糙的仿古建筑、舶来的小洋楼便会拔地起。而且中国人喜欢求同,相互仿效,商品时代又是什么流行干什么,很快——一条江上的模样差不多。
我们将这样地“创造”出神州大地上最大的人文景观,也是一种现代人文。粗鄙的!浅露的!娱乐化的!商业化的!
我们将把一条具有七千年历史的积淀,深厚而迷人的长江,改变为一条浅薄的、庸俗的、旅游化的长江。我们真的会这样吗?
不要以为我坐在书桌前,胡思乱想,杞人忧天。只要我们到全国各地转转,看看当今“下边”是怎样开发旅游的,怎样胡乱地改造旅游资源——无论是历史人文资源还是大自然资源,我们就会深深地为长江担心。
倘若如此,则必是一个文化灾难!
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使我心释然。因为对于“新长江”还没有一个文化法规,我们对未来的长江还没有任何文化设想。谁说可以阻止或避免我上述那种文化灾难的出现?
《老城墙带来的珍贵启示》
蔡方华 2002年9月30日 北京青年报)
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建成,显示了当代北京人的历史眼光、开阔胸襟和文化底蕴,堪称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大手笔。
从工程规模上看,明城墙遗址公园比不上四环路,比不上北京城铁,甚至比不上一个新建住宅区,但是,对这段老城墙的修葺,却有不同寻常的意味。数十年前,关于明代城墙的存废,在建筑界曾有一段沸沸扬扬的公案,最后,象征着封建王朝历史的古老城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环城的公路。就在前几年,仍有学者著述对明城墙的拆毁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明城墙的拆掉实际上是对古都文化遗产的一次大规模毁弃,是人类建筑史的一个巨大损失。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日渐重视,这个观念逐渐成为主流。
日前重现在世人面前的明城墙遗址,是数十年前那次大规模拆墙的幸存者。也许是由于城墙周围有大量棚户的存在,也许是环城公路的建设规划绕开了这个地段,东南城角楼和附近的残垣断壁才得以遗世独立,为我们保存了数百年古都的原始风貌,为世人留下了历史的点点足迹。把这点残迹加以整葺,以“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城墙进行修复,不仅是对数十年前的公案做了一个公允的结论,不仅是对祖先的创造力的一个确认,也是现代北京对自己的文化风貌的证明。在北京的所有城市建设项目中,这个遗址公园以它深厚的历史韵味、超脱实际功用的文化身份和古朴沧桑的外表,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建成值得称道,但是,在欣喜之余,我们也有必要记取拆毁城墙的教训。在北京,古老的城墙是屈指可数的,但是,独具风貌的胡同、四合院、戏楼、会馆却数不胜数,其中,不少建筑都面临着或存或废的选择,一些建筑正在永久性地消失。在今天看来,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子孙看来,这种打碎很可能是暴殄天物。
为了修葺明城墙而四处收集老城砖的行动还历历在目,但愿我们的子孙不用再去收集被我们打碎的历史。这是明城墙遗址公园带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六千城市一个样》
专家提醒警惕我国城市出现“特色危机”
2002年9月25日 南方都市报
据新华社武汉9月24日电
“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一些原来颇具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正被模样一致的新建筑所淹没,千城一面,抄袭趋同,我国城市发展中已出现‘特色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朱铁臻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时至今日,全国已出现6000余座城市。然而,在城市建设中,一些城市管理者偏重城市形象,比楼高,比路宽,比广场大。外表看起来,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旧貌换新颜,实际上缺少文化底蕴。有的城市规划只注重功能性,而忽视其间应有的文化质量,只注重物质结构,而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有的城市甚至将原来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街区、胡同、建筑物大肆拆毁,以新为好,以洋为美,其实是对城市文化和传统的破坏,对城市特色的消泯。对此,朱铁臻深感遗憾。
三篇文章,三个例子:一个是可能发生,将要发生的;一个是已经发生,亡羊补牢的;另一个是正在发生,仍在发展,无计可施的。从小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在社会的层面上,有助优化我们这个文明的精神与物质生存环境,这是儿童美术教育的第二件功德。
(六)
儿童美术教育的第三个作用,艺术对人生的普遍价值之一,在于艺术是一种生产力,强大的生产力,它深而强地推动着个人和文明,在流动的创造、想象和追求中,从美的角度去微妙准确地感受、认识、把握和构建生活、环境、一切……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就是一个例子。美国以立法的形式,研究和制定了《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于2000年开始在全国正式实施。它首次把艺术列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使之成为与英语、数学、历史、公民与政治、地理、科学、外国语同等重要的课程,步入教育的主体之列。
《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的汉语译者刘沛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议论:
《标准》的出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几代美国人对世界艺术教育文化思想广泛吸收借鉴的结晶,是美国教育界对一百年以来美国教育发展与变迁,曲折与坎坷,梦想与辉煌的全面和彻底的反思。在《标准》的背后,是整个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美国人渴望辉煌的焦虑;在它的前面,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二十一世纪。
1959年,前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自认为二十世纪科技第一强国的美国朝野震惊,一时间,教育界成为众矢之的,教育危机被视为民族危机,甚至生存危机,从而推动了美国教育界的自省和整个教育的改革。一些教育家提出:美国的科学教育是先进的,但艺术教育落后,也就是说,科技人员的艺术素养差距,导致美国空间技术的落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陀斯妥也夫斯基、柴科夫斯基、巡回展览画派等一大批世界级文学艺术大师,使俄罗斯的文学、音乐和美术,达到了美国难以企及的高度,这种文化背景造成了美国科学技术的落后。
由此,美国集中大批科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音乐家,从艺术教育的角度研究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智能结构,二十多年里,耗资上亿美元,在一百多所公立和私立学校做实验,有的从幼儿园起,连续追踪研究二十年。最著名的是1967年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开始的“零点项目”研究。先后出版了几十本专著,上千篇论文,正是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催生了《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
《标准》的高明之处是——极具功利色彩的目的,却采取绝不急功近利的手段。
《标准》有一个副标题——每一个年轻美国人在艺术中应该知道和能够做什么。《标准》明确表示:我们把艺术纳入具有挑战性的核心学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培养学生在世界市场中,达到最大的潜在能力和竞争能力;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以是否具备不断生产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为成败关键的世界中,占据强有力的竞争地位,立足点是保证美国下一代,在与世界对话时,仍处于不败之地的高度。
只有非急功近利的教学手段,才能达成深远功利的教学目的,望国人深思此点,这近于古代先哲老庄所言,无用之用之为大用。
《标准》指出:学校艺术教育应包括音乐、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四门学科。分别规定了从幼儿园直至高中毕业不同年级学生,在四门学科的学习中应该知道的和能够做的。《标准》反复强调艺术学科全面、透彻,坚实的知识和技能体系,要求一定要把艺术学科的精髓作为教学内容。
例如音乐:
美国音乐教育史上也曾存在以唱歌和读谱、或合唱、或欣赏、或器乐等单一内容占统治地位的教学,如今这早已成为历史。(而在我们这里还是音乐教学的基本形式,单考几首曲目弹奏的“音乐考级”仍在盛行。)《标准》音乐部分的内容,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均为九项,包括演唱、演奏、即性创作、作曲和改编、读写乐谱、音乐欣赏、分析和描述、评价音乐和音乐表演、理解音乐与其他艺术及学科的关系,理解音乐与文化和历史的关系。
例如美术:
《标准》中,美术学习的内容为四项:美术创作、美术史、美术批评、美学,技能只占一项,而我们的美术教育则通常只有这一项。
目前国内儿童美术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校外儿童美术教育这一块,经过二十多年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正确的儿童美术教育方法已经扎下根来,蔚为主流,并继续在蓬勃发展,而校内儿童美术教育这一块则大大滞后,在错误的教育评价指挥棒指挥下,绝大部分的校内美术教育处于边缘地位,不被重视,可有可无,既使在城市里,多数中小学也没有一间正式的、专用的美术教室(尚未见到有人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调查统计),更惶论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中小学了。据最新消息,我国教育部已经制定美术课程国家标准,希望以此深入改革美术教育。整个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使人黯然神伤的是,不知道经过多年,纸面上的东西才能成为现实生活里的事实。
(七)
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重新翻阅了一些文献,忽然发现有一个问题,似乎从来未有人提过,也被我自己所忽略,那就是为什么学习绘画的学生,在转型期(12岁左右)之后能够画得像?
有些书里,接触到这个问题时,只是笼统地说,这是由于儿童观察能力、驾驭材料、造型表达的能力逐渐增强了。经过思考,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追溯到----为什么会有转折期出现?
我在其它地方已经说过,转折期的出现,是由于通过学习语言与逻辑,儿童的左脑取代右脑成为优势脑,从而促使学习绘画的儿童自己便产生逻辑地再现对象世界的需要与冲动----简单而言便是学生自己非常想要“画得像”,如果此时缺乏形准能力,画得不像,往往便不再愿意画画了。
正是这种心理内驱力成为儿童学习画得像的最重要基础,加上儿童其它能力的发展,此时如有正确的教学方法,因势利导,事半功倍,解决形准问题并不困难。也许,这便是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解决转型期抓形能力培养的关键在于,应该通过这一过程,进一步培养与发展儿童的绘画兴趣和艺术感受力,以兴趣与艺术感受力去带形准,最终解决形准问题。(我在教学实践中按此思路去做,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不是像目前在大部分情况下所做的那样,繁琐、单调、麻木地长时间地画石膏,结果打击和磨灭了学生的兴趣、激情与艺术感受力。
2002年初夏于羊城大木画室
注:我设想的中国(大陆)儿童美术教育发展史,应该如“我”文这样,就实践与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写。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状态的张力关系,正是这种张力关系成为人类各方面生活的创新动力与生长点。有时是实践领先,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况:
一、在一种混沌状态中进入实践,在实践中产生了疑问,为了实践的需要,而去学习与发展理论。
二是一种旧的实践,受到新的环境——形势的挑战,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因此去寻找、学习与发展新的理论。
有时是理论先于实践,从外部(可以是校外,或国外)输入的先进理论促进了教学实践的发展。例如美国DBAE儿童美术教学理论的输入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