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是座啥样的桥，管季超网上瞧一瞧

教师之友网

董桥，原名董存爵，1942年生，福建晋江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苹果日报》社长。

董氏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为当代中文书写另辟蹊径，深获海峡两岸三地读者倾心喜爱。历年在台湾出版的文集包括《另外一种心情》（远景）、《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均为圆神）、《辩证法的黄昏》（当代）等以及翻译书籍多种。另外在香港、北京、杭州、广州、天津、成都、上海及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语录精选　


　1. 董桥话中年——

　　中年最是尴尬。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中年是吻女人额头不是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用浓咖啡服食胃药的年龄。中年是下午茶：忘了童年的早餐吃的是稀饭还是馒头；青年的午餐那些冰糖元蹄葱爆羊肉都还没有消化掉；老年的晚餐会是清蒸石斑还是红烧豆腐也没主意；至于八十岁以后的消夜就更渺茫了：一方饼干？一杯牛奶？总之这顿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

　　——〈中年是下午茶〉，《跟中国的梦赛跑》

　　2. 董桥谈"爱书"——

　　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藏书家的心事〉，《这一代的事》

　　3. 董桥题立言三境界——

　　着书立说之境界有三：先是宛转回头，几许初恋之情怀；继而云鬟潦乱，别有风流上眼波；后来孤灯夜雨，相对尽在不言中。初恋文笔娇嫩如悄悄话；情到浓时不免出语浮浪；最温馨是沏茶剪烛之后剩下来的淡淡心事，只说得三分！

　　——〈夜读浮想〉，《辩证法的黄昏》

　　4. 董桥论治学——

　　今日学术多病，病在温情不足。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渀渀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

　　——〈「语丝」的语丝〉，《辩证法的黄昏》

　　5. 董桥谈写作——

　　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洒洒一地水渍耳。一日，有客问中台港三地文风之区别，笑而答曰：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

　　——〈书窗即事〉，《这一代的事》

　　6. 董桥说翻译——

　　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硬来硬要，乱射一通，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

　　——〈强奸·翻译〉，《另外一种心情》







访谈董桥综述　　看过董桥文章的人，往往会在心里勾勒出他一个文人气十足的“遗老”形象。然而他也是一个干练通达的现代商人，安排起时间和事务来井井有条，说话直接明了。只有在聊过去的老故事时才流露出他的沉湎和快乐，骨子里仍然是个文人。

　　董桥的最新散文集《故事》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容关乎他收藏的古玩，古玩背后那些文人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古雅的文字里充满了对“过去好时光”的浓浓眷恋。目前仍然用笔在纸上写作的董桥，声称自己最好的文章永远是下一篇。尽管身上融合了中西古今的太多种元素，董桥最终却概括自己是一个老派的纨绔子弟，自嘲中不无得意之色。

　　我四十几岁时写的现在看了都脸红
访谈实录　　南方都市报：《故事》的这些文章都是你的报纸专栏文章？

　　董桥：对。我这些年收到一些字画、古玩，每样东西都让我想到相关的小经历、小故事。我不是王世襄，不好从很学术、很专业的角度去写文物，所以主要写它跟人的关系。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写散文，对我可能是一种实验，可以写出一点味道来。现在看以前那些文章，我都不会觉得满意，每写一个新的东西都是一次超越和挑战。写作是很痛苦的。

　　南方都市报：你不满意以前的作品？比如现在读者最喜欢引用你的那些关于女人和读书的句子……

　　董桥：哎呀，就是那几句，引了多少年，几百万次了。什么中年是下午茶，女人和看书，我现在看了都脸红。那是我四十几岁时写的，年少无知啊，现在还整天引来引去，好像董桥就会写那几句，这是很糟糕的。我是发誓不能再写那种东西了。要写那种东西太容易，一天写三四篇都可以。要玩一点小聪明是很容易的。

　　南方都市报：你写文章的时候会反复修改，推敲每个字句吗？

　　董桥：不是，字和句子没有问题，关键是构想整个文章怎么铺排法。比如《故事》的前面有个楔子。那真是发生在我人生一刹那里的一个景象，我陪沈茵去看古董，我就一直鲜明地记得这样一段很小的故事：那一天的情景，那个女人多美，她刚刚离婚，那种眼神，我都记得。写那样一个故事，一个大家族的背景就带出来了。我要考虑的是，一千五百字、两千字的文章，要讲那么多东西，我怎么铺排它。我会试想把它译成英文，外国人看了觉得怎么样，如果觉得哎呀怎么那么肤浅呢，没什么新的意念新的感觉，那就不好了。

　　南方都市报：你会在脑子里尝试把它译成英文来看？

　　董桥：对，我会。因为写给中国人看是一回事，把它译成英文给外国人看是另一回事。我在英国呆了八年，英国人也玩古董，他们怎么写古董、写古书，我看了很多。我就想，哎他们这样写，那我一个中国人，应该从哪个门进去才对呢？但到今天为止，我还是不觉得满意。

　　不说的技巧多过说的技巧，不写的技巧多过写的技巧

　　南方都市报：有人说“董桥的风格来自他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

　　董桥：哎呀，学贯中西是绝对谈不上了。只是我的经历、学历一直都是一半中文，一半外文的。我今年六十五岁了，六十年代在台湾上大学，之前在南洋长大，印尼和新加坡我都呆过。南洋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中国传统的地方。那里保留的传统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住的房子也是老中国的那种房子，阴森森的。然后在城市的另外一些区又住的是荷兰人，还有一些区是英国的。你说，我从小就在这么不三不四的地方长大，一下中一下英，乱七八糟的，所以我的文章肯定跟人家不一样了。

　　我觉得一个作家很需要懂一两种外语。因为你多懂一种语言就等于书房多开了一扇窗户，让你看到外头的景象；再多一种就再多一个窗户。看人家多了回来看你自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也不是说不懂外语的人就写不好，有的人天分很高。可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步一步修成的作家，多懂一门外语真的是一个财富，他对环境、社会、世界等等的看法都会不一样。我应该承认我的写作风格就是这样来的。

　　南方都市报：在英国的经历对你的影响呢？有人评价你的文章有英式essay(随笔)的风格。

　　董桥：英国人比中国人含蓄、保守，很多东西只是点一点就完了，不会挖得那么深。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这样，总是要隔着一定的距离。我写文章无形中就受到这种人生规矩的影响，我的文章不会写白了，完全点明了。我觉得随笔或者散文应该有含蓄的味道，让读者自己联想的空间比较大。文章真的是一种不说的技巧多过说的技巧，不写的技巧多过写的技巧，你写出的东西背后人家能联想到的多，那你就高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文章都是应报纸的专栏而写的，要受字数和时间限制，会不会觉得展不开手脚？

　　董桥：起初会觉得有点受限制，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练到你要我写多少字我就写多少字。我的句子是怎样出来的？我是弹钢琴的，小时候弹古典弹腻了，后来弹爵士乐。爵士不像古典乐那样节奏受限制，它完全是很即兴的，行云流水地把感情“飘”出来就行了。那种旋律，跟我写文章的时候默默读出来的那种节奏是配合的。我讲不出原因，但我感觉那种音乐感在我的心里，就应该这样写。音乐跟我造句的关系很大，我的句子比人家长，我觉得不要让句子断掉比较好，十八个字就比八个字好，完全是一种感觉。

　　还有人说，董桥的文章里夹杂很多英文，讨厌得很。可是我没办法改变，也是因为音乐感。要加上原来的英文，因为我觉得这样读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过去的氛围就像章回小说

　　南方都市报：你受到西方文化那么深的影响，为什么又那么迷恋中国传统的东西呢？

　　董桥：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住久了，就会感觉到，你到底是一个陌生人，你在他们的社会和国家里面永远不是他们的一分子。那么你就会想到自己的身份，比你住在中国更强烈更强烈地想到自己的身份。就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写的文章完全西化的话那就没意思了，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自己民族、种族的个性才行。为什么我自认是“文化遗民”呢？因为四九年之前是我成长的年代，民国时代的女孩子很漂亮，跟现在女孩的漂亮不同，民国女孩的漂亮是很含蓄的，像宋美龄、宋庆龄、刚刚去世的郁风、台湾的林海音，都是。我在这种气氛里长大。那时的男人也是民国男人，三妻四妾的，大男人主义都还在。我是那一代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跟传统文化和古董的接触也是很早了？

　　董桥：很早。小时候在家里，我的父亲、大哥、舅舅啊，全部都是民国和清朝的遗少遗老，他们都喜欢古董，看他们抽鸦片也很过瘾。现在会很怀念过去的氛围，那个气氛让你觉得就像章回小说。

　　南方都市报：有人评价你是延续了周作人小品文的传统？

　　董桥：可以延续一种精神、品位，但我的处理方式肯定要不一样。比如我要仿明清、仿传统的散文很容易，稍微努力一下，一路这样写下来就可以写得很好。但即使我写得很好，能变成第二个周作人或者朱自清，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写散文不一定要很文学，散文最要紧的是知识，是一个人的经历，要把自己摆进去才是好文章。而且我们必须想出一种方法，跟以前明清笔记或者五四之后新文学都不一样，一定要不一样才行。

　　南方都市报：那你对五四时期的散文是怎么看的？

　　董桥：五四后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比如说沈从文先生的文字好得不得了，其次张爱玲不错；朱自清我不大喜欢；周作人我起初觉得很好，后来觉得他很造作，不好；钱钟书的文章很多学问；胡适文章很白，很清楚，那我就学他说道理。

　　可是，假如我跟着他们这样走的话，我文章里的味道会跟他们一样，我不想跟他们一样，但我也希望我的文章有一点点古雅的味道，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变成现在的董桥了。我要想文言怎么插到文章里面去，英文也可以插进去。我绝对避免用四个字的成语，因为它太顺太油，太现成了。比如风花雪月，人家一看这四个字就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而不是你要他有的那种感觉。

　　南方都市报：苏雪林、梁实秋这些人对你的影响怎样？

　　董桥：对我影响很大。苏老师在我的学校(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书，我在英文系读书。每天早上看她穿着黑旗袍、黑外套，带着黑雨伞，笃笃笃走到教室去，每天如此，然后讲话声音甜美得像个少女似的，整天骂我们不用功，让我们回去看书。她没有教我们外文系，但我整天跑去问她问题。

　　我也听过胡适之演讲。我的老天，那真是震撼。因为从小就看着他的书，突然那个人就站在讲台上，真是很妙。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他讲课那天天很冷，他在讲台上讲话，发现窗户没有关好，坐在窗子下面的都是女生，他就跑过去把窗关了，问那些女生你们都冷吧。再回去讲课，你说我感动不感动？这种动作一下子就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如果是一个很中国的道学老学究，他才不会管你女生冷不冷呢。

　　梁实秋真是学贯中西，整个《莎士比亚》那么多他都翻译出来，中文也好得不得了。你去看《雅舍小品》，译成英文也很好。我从小看他的东西，然后在台湾有机会和他接触，梁先生跟我通信很多。我编《读者文摘》中文版的时候，他还给我们翻译文章、做注解啊什么的。

　　我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南方都市报：看你的文章绝对不能想象，你还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是这样商业化的报纸的社长。

　　董桥：这样最好。一个作家最失败的地方，往往是他没有商业头脑，他没有社会的触觉，那他就很难在作品里有通透的东西。你被逼着做商业的决定，你要注意报纸的销路，你要关心读者的成分，你要想新闻这样处理的话读者会怎样反应，你要留意这个新闻可以卖那个不能卖。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处理东西，那你不是就多了很多在书房里完全学不到的东西了吗？你看英国诗人艾略特，他也要编杂志，要面对市场；伍尔芙嫁给一个开出版社的人，也要管这些东西。这样的例子很多。我觉得做报纸的好处，是你接触外界的东西太多了，随时有最新的消息，你跟人、跟生活、跟世界的关系因此非常紧密，天天如此，你就会把一个人的心灵从一个虚无缥缈的境界里拉到脚踏实地的花园里来。

　　南方都市报：你的生活这么喧嚣，你的文章却是很安静的感觉。

　　董桥：假如我把天天要应付的东西都反映在我的文章里，就不会有现在的董桥了。我必须半夜三更回到家里就洗澡，整个洗掉。然后坐回我的书房里或者坐在阳台上面，慢慢地想，回到我自己的世界里去。所以基本上我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自己读书、写作的世界；一个是我要应付报纸啊、社会啊、应付所有的人事问题的世界。两个世界完全不同，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样很好。

　　南方都市报：金庸年龄跟你也差不多，他现在退休了就读博士，到处拿学位……

　　董桥：哎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心魔吧。他总是觉得自己的武侠小说不够高贵，不够学术，他要去剑桥牛津去学术一下。其实他大可不必啦！我以前就整天跟他说，查先生你就坐在那边吧，你都已经是金庸了，你还怎么着，你还求什么。(笑)他总是耿耿于怀，觉得武侠小说人家看不起，觉得武侠小说不是文学，那简直是开玩笑。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的收藏热？

　　董桥：不好。有一个好处，我的收藏升值了(笑)。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没有成熟，我现在玩的都是很文人的东西，在市场上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因为中国的收藏家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多半是暴发户。再过几年，他们收藏的品位成熟了，可能会专找我这些小东西。比如一个木雕笔筒，你要它包浆，要几十年几百年的人玩在手上，玩到它亮起来，你说多难啊。

　　南方都市报：如果要你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会怎么概括？

　　董桥：哈，我是一个很堕落的、老派的遗少。纨绔子弟，就会花钱，就喜欢漂亮东西。我不买名牌，可我穿的东西的料子都很考究，剪裁也是，意大利的比英国的就好。我穿便装，但一定要舒服，看起来要潇洒，那就是学问了。我也喜欢吃，香港著名的陆羽茶室，只要进去说董桥要位置就有位置了，反正喜欢精致的生活就是了。





作品　　《双城杂笔（这个那个集）》 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初版

　　《另外一种心情》 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80年初版

　　《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胡须丛外》 香港素叶出版社1982年初版

　　《这一代的事》 台湾圆神出版社1986年初版

　　《跟中国的梦赛跑》 台湾圆神出版社1987年初版

　　《辩证法的黄昏》 台湾圆神出版社1988年初版

　　《英华沉浮录》（全10卷） 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1998年初版

　　《没有童谣的年代》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

　　《保住那一发青山》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

　　《回家的感觉真好》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

　　《伦敦的夏天等你来》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

　　《从前》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

　　《小风景》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初版

　　《白描》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

　　《甲申年纪事》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

　　《记忆的脚注》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

　　《故事》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初版

　　《今朝风日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初版，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

　　《绝色》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初版

　　《青玉案》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初版

　　《记得》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初版

　　《这一代的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新版

　　《景泰蓝之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初版

　　《橄榄香（小说人生初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初版

　　《清白家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初版

　　《记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

教师之友网

董桥:写作就像美人卸妆




作家、《苹果日报》社长董桥
记者_洪鹄 香港报道     摄影 _ 戴会锚
读不读董桥
到底要不要读董桥？是个问题。
“你一定要读董桥！”罗孚说，上世纪80年代末，这位香港知名报人（笔名柳苏）应沈昌文之邀，给内地《读书》杂志写了这篇流传甚广的评论《你一定要读董桥》。
罗孚引用了董桥《中年是下午茶》一文来展现后者文笔的趣致：“中年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是吻女人额头、不吻女人嘴唇的年龄，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中年是下午茶，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取几滴希望……”
再往下，更是铺陈洋溢，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中年，是纳博科夫怕吵醒妻儿躲在冲凉房里书写的年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念着彼得堡的长夜泛出白光的年纪，是托马斯·曼在威尼斯破晓起床，以冷水淋浴抵御肉身的疲惫的年纪……”
对于1980年代的内地读者而言，董桥的文字来得确有惊喜，起码于传统的中文书写中另辟蹊径：一半是从明清小品里继承的灵动趣味，另一半则是从英文随笔里偷来的琐碎渊博—何止是掉书袋，通篇尽是书袋。
罗孚在文章里说，力荐董桥，是要告诉大家香港不是沙漠，它有文学的绿洲，甚至是精致的文学。“（董桥）使人想起余光中、陈之藩……但他们大约只能算半个香港或几分之几个香港”，而董桥的风味，就是香港。
推荐引发强烈反响，《董桥散文》开始红遍海峡两岸三地，而此前，董桥的书只敢在人文气最浓重的台湾卖，怕香港没销量。此后二十余年，董桥的各类随笔、文选在内地出版近三十种，读董桥，成了一种流行，一种标签。
“你一定要少读董桥！”二十年后，才子冯唐说。他嫌董桥的文字甜腻：吃一口，有滋味，吃几坨，不但倒了胃口，还坏了牙齿。
而董桥那段交代自己对炼字造句的郑重的文章亦被冯唐拿来戏谑。董桥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名字的每一篇文章”，冯唐回应：好像对着一个六十岁的艺伎，涂着一张大白脸，说我扎扎实实用功几十年，计计较较每天画我的脸，一丝不苟，笔无虚落，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肉的每一个人—只觉毛骨悚然。
5月13日，当我们在《苹果日报》采编部一隅，谈起罗孚与冯唐关于到底要不要读董桥之争，对于这两种说法，董桥皆有怨言：“当年罗孚那句话害死我了，那么说肯定要招来反感的。”
而对于冯唐的刻薄，董桥则拿出来西洋背景的矜持：“我个人受英国传统的影响大一些，为文做事，喜欢留三分余地。中国人叫厚道，西方人则叫讲究礼貌。所以我不习惯用这样的笔调讲一个人。”
“遗老”董桥
董桥形容自己“文字是肉做的”。但七十岁的董桥，实际上高而瘦，衣着考究，冷峻清癯。在我们的采访开始之前，他正在修改写给当周《苹果日报》副刊“苹果树下”的专栏稿。厚厚一沓绿色稿纸铺在写字台上，手写的黑色墨迹，满页红笔的圈圈画画。
“这大概是第五稿，”他说，“一般改到七八稿就差不多了。”
董桥不会打字，拒绝学习电脑。他说：“我对新世界没有兴趣。”却也有一只iPhone 4，他笑说不是为了潮流，而是因为漂亮。
年轻时候写的字不要再提，董桥说。他十分怕人说起当年那杯“中年下午茶”。
那时的文字太顺，太油，依仗着小小的聪明，提起笔一溜烟便写出来，写的人沾沾自喜，读的人赏心悦目。他的文字天生艳丽，稍不克制便会流于妩媚。年纪越大，他越注重一个“淡”字，反复修改，为的就是像一个美人卸妆一样，把那层艳色狠狠抹去。
《橄榄香》是董桥的新作，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四月刚上架，卖点是“董桥的第一本小说集”。三十个短篇，全部控制在两千五百字之内，董桥说这是他刻意为之，“台湾、内地的文章都太松了”，香港呢，报章杂志的版面，寸土寸金如这小岛的地皮，逼得你练就在最小天地里苦心经营的本事。
《橄榄香》的副题是“人生小说”，步入七十的作者，对自己的写作提出了最严格的要求：情节要淡，情味要浓，记忆要远，况味要近。偶尔笔调太像小说时，还要收一收。“不写一株老树，只写树上几片绿叶，不写山中草药，只写云兴霞蔚。”
小说家刘绍铭评论《橄榄香》“是董桥以文字回叩过往、承担现在的一炉香火”。
董桥追忆的过往，不是远古，不是明清，而是“近古”的民国。董桥祖籍福建，1942年出生于印尼，父亲和舅舅合伙开书店，做商务印书馆的南洋代理商，这让童年的董桥精神和物质生活都相当富足。董桥曾在文章里描摹印尼家中的书房：紫檀书桌，乌木书橱，窗外荷塘蛙鸣，一丛幽篁，墙上挂着“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武器但率真”的对联。1958年，印尼开始排华，雅加达动乱频频，次年十七岁的董桥起身前往台湾念书。
如果说父亲的书房是董桥在南洋为自己围成的心灵故国，台湾之行则让董桥与他的精神家园真正相逢。
台岛七年，是董桥第一段重要的求学经历。其意义不在于读书，而是令他见识、珍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民国”。1970年代初，董桥负笈英伦，一边为BBC打工，一边入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半工半读，一晃就是八年。这一趟被他视作学识、素养乃至趣味上的全面洗礼，整个人为之焕然。
南都周刊：说说您记忆中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台湾吧？
董桥：那时候的台湾，是“林海音的台湾”。长亭古道，芳草连天，先生们还都穿着长衫。我念的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外文系，之前白先勇在成大念了一年水利，后来转去台大外文系，当时已经凭《玉卿嫂》几部小说走红。这下好了，我们成大外文系的呢，觉得和白先勇两头沾，个个觉得自己应该当小说家。当时我们说外文系写小说，中文系只能搞文学批判（笑）。
南都周刊：当时成功大学给您印象特别深的老师有哪些？
董桥：印象最深的是苏雪林。我读外文系，她教中文，但我经常去听她的课。苏老师当时六十多岁了，声音还是宛若少女，很甜美。每天穿着黑旗袍、黑外套，拿把黑雨伞，踩着高跟鞋，笃笃笃就来上课。她是胡适的学生嘛，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女人，谁要是敢讲胡适一句坏话，她就跟你拼命。苏老师讲《楚辞》的，讲得非常好，可以倒背，绝对是下过苦工夫的。
南都周刊：您的文章里也写到蹭梁实秋的课上，还听过胡适先生的讲座？
董桥：是啊！是这样的，当时一到暑假我就跑去台北，住在台大同学的宿舍。台北啊毕竟不一样，当时的台北对文学青年来说真是如鱼得水。比如武昌街有个明星咖啡馆，周梦蝶，那个鸳鸯蝴蝶派的大师就在门口摆个书摊，卖书，好像还卖袜子？我记不得了。还有周弃子，号称台岛第一的大诗人，文章写得非常悲凉，也老在附近出没。黄春明啊、白先勇啊，就在明星咖啡馆里头写小说。
梁实秋他是在师范大学教书。我从小看他文章，特别佩服他，真正学贯中西的一个人，翻译了整套莎剧。他的《雅舍小品》，是翻译成英文也会很好的中文。后来我们通信很多，尤其是我去编《读者文摘》中文版的时候，梁实秋先生还会写信来帮忙翻译、订正、作注释，这是后话了。
听胡适讲座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了，你从小读到大的、那个影响中国白话文的胡适之就站在你面前、很亲切地跟你说话—这个感觉是很震撼的。我记得讲座那天天气很冷，胡适走下讲台问前排女生，你们冷吧？说着就走过去把窗户关上了。我一下子觉得感动得不得了，如果是一个只讲中国道德的老学究，他才不会管你女生冷不冷呢。胡适穿着长衫，和照片里一个样子，看上去非常随和，又非常骄傲。
南都周刊：伦敦的经历，对您的影响何在？
董桥：首先是英语。小时候在印尼，我就有英文家庭老师的，后来读的也是外文系，考试很一般，但自己还是觉得自己英语很不错的。到了伦敦，一天比一天发现原来自己懂的连皮毛都不算。我开始发奋苦读，先从十八到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文论读起，然后一个一个地攻山头，狄更斯、奥斯丁、伍尔夫啊，都是读全集的，每一个我都通读了不止一遍。而且我一向觉得，外语好对中文是有帮助的，好像帮你开了扇窗，气脉流通，所以那八年让我中英文都很有长进。
伦敦人—其实欧洲人都爱淘书，藏书。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收藏的。不过当时经济还不太宽裕，大多是陪朋友看。偶尔我相中什么东西，古董商会说：董先生啊，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以后有了钱再来买。
四十年后，董桥写了《故事》，梳理的便是他这一场念旧怀古的心路。乔伊斯《尤利西斯》1930年版，水蓝封面映白字，英国书商专门给他做了个布面书盒送过来，“妥当极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年版，劳氏的签名就供在后配的书盒里。几年前花三十多万买下了奥斯丁的初版，已经升值了好几倍；偶得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几页旧信，“高兴得两眼泛泪”。还有98岁张充和先生的赠书，100岁杨绛的来信，梁启超的遗墨，王世襄的玉钗呼噜，徐志摩的旧藏—还有林青霞的新书，董桥戏言，他每天都有“小儿得饼之乐”。说到藏书的奢侈，董桥又要讲起这个故事了：家里藏书又多又体面的毛姆，坐在书房里抽着雪茄说他看书看累了，远远瞄一眼书脊偷笑，心说都安好，真踏实。

董桥在《苹果日报》社长的职位上做了十三年。
报人董桥
董桥的办公室设在《苹果日报》采编部一角，门上贴着A4纸打印的“社长室”三个字，似乎非常临时。实际上董桥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做了十三年。五年前他曾说，做完当年他就辞职，回家专心读书写字去。
“有什么办法？他们不让我走—不过，做完今年我就辞职。”董桥坐在他铺着稿纸的办公桌后面对我们说。“社长室”很小，只有六七平方米大，书架上立着一张胡适的旧照。
文人身份之外，办报其实才是董桥的主业。1980年他从伦敦回香港，最早就是被金庸请去《明报月刊》做总编辑。这份杂志1966年由金庸创办，倡导“文化、学术、思想”，旨在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作积极贡献”。
董桥接手《明报月刊》后，邀了余英时来写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作谈判之际，两人信件来往频密，商量文稿之余，余英时常叫董桥告诉他香港的近况，非常关切。“当时很多颇有名望的学人都会写些暮鼓晨钟的文章，我也请余先生写。有一次来信，余先生引了清代黄宗羲提醒读书人的诗句：不放河汾身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对我如当头棒喝。从此，我宁愿观赏余先生像一弯清流那样，对所谓审时度势不闻不问的文字。”
董桥在《明报月刊》主政六年，后应林语堂先生之女林太乙邀请任《读者文摘》中文版主编。1989年，又被金庸挖回，全面执掌《明报》。1995年，《苹果日报》诞生。创立之初的《苹果》以情色暴力为卖点，销量一跃四十万份，而立场中正、知识分子气的《明报》当时只得十一二万。两年后，董桥入主《苹果日报》并担任社长。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而董桥兴致勃勃，表示他非常想弄清《苹果》热销背后的奥秘。
南都周刊：您当时从文人气的《明报》去到《苹果》，是不是让很多人都诧异了？
董桥：是，很多人问我不抗拒《苹果》的风格吗？我说为什么要抗拒呢？它的阅读率全港第一，就像一个漂亮女人走过，回头率很高，你就要说她是坏女人吗？
我在《明报》的时候，认为报纸旨在教导人，教导读者是报纸的责任，读者只能吸收报纸筛选过的信息。但《苹果》扭转了我的这个看法，《苹果》认为读者很成熟，我们是要听他们的。创立之初，《苹果》就很重视读者想法，在街上捉十个人坐下来，拿份今日报纸随便讲哪里好、哪里不好。你看到这座大楼的地下报告板没有？上面时刻报告最新销量。我每天观察两次，例如今天开卖38万份，下午三点半已卖了八成半，晚上六点半再看一次剩余数量，就能知道社会对今天《苹果》的接受度。
南都周刊：《苹果日报》的副刊很有特色，陶杰、迈克、蔡澜都在上面开专栏。副刊是香港每家报纸的卖点之一，您是怎么挑选作者的？
董桥：我很高兴陶杰读书那么多、非常聪明，写得非常好，他是香港有特点的作者。除了你说的这几位，其实星期日的副刊我还请了陈之藩、刘绍铭、龙应台来写专栏，还有林青霞和刘若英，刘若英的文字很好的。请专栏作者，我不会追求高眉，要的一定是雅俗共赏。
南都周刊：但您个人对文字的要求极高，您在《这一代的事》里点评内地和港台三地的文章，说道，“内地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却不知节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香港文章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
董桥：哈哈，这是多年前写的了，现在我观察也有变化。比如台湾现在出了个张大春，他的文章就硬气了很多，不再做抵死缠绵状了。
三地里头，我一向觉得香港是最可惜的。香港底子好，英文好的大有人在，我一向觉得懂多一些外语是可以和中文齐头共进的。但香港人习惯了粤语思维，我觉得中文写作必须是要有国语语感的。
内地呢，内地文化的脉络，被“文革”断得太厉害。而且大家似乎看了太多翻译的东西，西洋腔调很重，缺少纯纯正正的中文味道。
南都周刊：内地的作家里，您怎么看待阿城和木心？读《橄榄香》里的短篇，看人物淡入淡出，以“人生之一瞥”替代戏剧化的叙述，仿佛有木心在《温莎墓园日记》里的倒影。
董桥：这两位文字都很好。你能看出木心很有意思，他好像很晚才在内地走红。1980年代他在台湾已经很出名，我们那时便传看他的文章。内地的好文字还有杨绛先生，她写得干干净净。反而钱钟书的文字，我觉得太顺了，快得无声无息，不耐读。
我最近又在重读毛姆。我从十三四岁就读他，怎么读都不腻。翻来覆去读的作家就那么几个，毛姆、奥斯丁、莫泊桑、契诃夫。你问我读不读新书，像布克奖的最新得主之类的，我现在不看了。到我这个年纪，重要的不是吸收新东西，而是赶紧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有人说你的文章好像打了董桥二字的烙印一般，但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风格练出来，真的。我想写得淡、再淡一些。毛姆说：写得简单和写得好一样难，我深有感触。
所以无论如何，做完今年我要退休了。到明年一月我就满七十岁了。到时候香港大学会给我一个小房间，临着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读书，写文章，也欢迎年轻人来和我讨论文章。

教师之友网

董桥：一曲微茫度此生(图)2011-03-2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记得》董桥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01月定价：48.00元《青玉案》董桥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01月定价：48.00元

　　董桥先生在新近出版的两本小品文集《记得》和《青玉案》的总序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小时候家里人带他去一家破庙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说老和尚相术高明，随便批两句吓得倒一众信徒。那天老和尚摸着董先生的头说：“十七岁出外漂泊，二十三岁与字与书结缘，一生不渝，旁的枝枝叶叶尽是造化，不必多说！”此后先生的人生真是应了这份“缘”，十七岁漂洋到台湾读书，二十三岁在新加坡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从此与字与书结缘，写专栏，编杂志，搞收藏，如今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却仍在偶然猎得几本老书几幅字画时老泪纵横，确是一种境界了。

　　在我看来，董先生的这份机缘确是世间罕见，或许正是这份“缘”才造就了他的灵秀和化境。细细翻看这两本小品文集，董先生的文字如空谷幽兰，精致圆熟，具有贵族的优雅逸致与文人的婉约多情。他的文章更是幻化超俗，平淡、平常、平实，清新可读。在这个文字日渐粗糙化的年代，董桥把玩诗词、古画、闲章、羽扇……俨然一派“老派文人”的作风，虽然在众人眼里有些“阳春白雪”，却不啻为一种人生升华。

　　相识董桥先生，是从他的《今朝风日好》开始。有阵时间，读厌了历史的枯燥，政治的直白，便想着能读些淡雅清秀的文字。在图书馆琳琅的书柜中寻找，一眼就看到了这本硬质装帧的小书，绯红的书皮，凹进的金边字，一眼就让我喜爱上了它。一页一页读完，仿佛走进了董先生的书房，听他讲搜集古书旅程中的“007”故事，听他说皮革说装帧说纸张说书瘾说那些藏于纸香中的高洁灵魂。“今朝风日好，或恐有人来”，这是董先生对美好生活美好事物怡然执着的美好期盼。

　　当得知这本叫“记得”的文集，其书名的灵感竟是来源于米勒的rememberto remem-ber，我着实吃了一惊，不想雅如董桥先生者却也喜欢亨利·米勒，想来董先生也是一位性情中人。再看这本文集，写的是董先生自己所藏的新旧清玩，如梁启超的遗墨，王世襄的玉钗葫芦，张充和的书画，林青霞的新书……这些都是有生命、有故事在里头的文人宝贝，从故事里走出来的，是清玩，更是人物，淡淡地栖身古雅的人物。而我所钟爱的正是这些栖身于古雅之中的人物和有关他们的淡雅掌故。

　　曾听言所有的古玩背后都会有一段或动人或凄美的故事，这正是古玩的真正魅力所在。之前对于这类观点，我不置可否，但董桥先生的小品文却让我对这类观点有了深以为然的转变。一件古玩，流经百世，经传多人之手，赋予其上面的除了因时间的久远所带来的价值，对于真正的古玩家，其背后的故事才是最令人心动的地方。

　　在《梁启超遗墨》一文中，董先生把玩梁任公遗墨之余，却也考证了任公生前的一段小故事。原来李蕙仙嫁给梁启超的时候带来一名丫鬟王来喜，梁家家务财务都归她一手操持，李蕙仙去世王来喜成了梁任公侧室，一心照顾梁家九个孩子，但由于梁启超主张一夫一妻制，尽管收了王来喜为侧室，毕竟有些避忌，不想张扬，写信提她多称“王姑娘”，称“三姨”，称“来喜”，只在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来喜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逢临产，梁启超在写给好友的信中才用“小妾”之称。因此，董先生推断李蕙仙在世之日，梁启超与王来喜早已经好过了。这样的“以物窥人”，不啻为一种别样的乐趣。

　　相比董先生笔下的古玩字画，我更喜欢这篇讲述爱书搜书藏书往事的《企鹅旧梦》。董先生说，他这一代人几乎都读企鹅袖珍书长大。象牙质橘红框墨黑字的封面站着一只小小的企鹅，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卖六个便士一本，五六十年代顶多卖贵一倍。对于董先生来说，那些有企鹅相伴的日子，不仅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身份。就像文中提到的老萧，伦敦的家里最多的就是企鹅书。老先生从战前买企鹅买到战后，一本不缺。萧家大书房一边一大书架摆企鹅书，南窗下书桌上还长年摆着一对丹麦烧企鹅。另外，有位叫艾丽佳的新加坡华侨也是企鹅迷，家里堆满从小买到大的企鹅版袖珍书，她去世后她的英国丈夫安东尼在每本书上盖了艾丽佳的藏书印，整批赠送给他们住所附近一家小图书馆留念。当然，这样的藏书故事怕只有董先生才能遇到，毕竟与他往来的尽是些“鸿儒”，像我们这样的“白丁”真仿佛是与他们不在一个世界上的。

　　类似这样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小故事、小轶事，在这两册小品文集中真是俯拾皆是，美不胜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青玉案》这本文集中，董桥先生专门有一篇文章记述了自己的恩师亦梅先生。这位亦梅恩师在董先生的许多文章中都有出现，可以看出，不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道德教化上，这位老师对董桥先生的影响都异常巨大。有趣的是，在这篇名为“亦梅先生”的文章中，董先生并未大篇幅描述恩师对其的影响，而是讲述了亦梅先生曲折而富有传奇的感情生活，甚至还道出了一些比较隐私的内幕，比如亦梅先生将情人转让给好友，之后又与这位情人结婚的轶事。看来董先生与亦梅恩师间的感情确实是情深意重，不然他不会如此轻率地写出恩师的隐私。



　　在《记得》的后记中，董先生解释了为何套用米勒的re-memberto remember为书题名的原因。圣诞前后的一个清晨，董先生睡醒忽然想起亨利·米勒，想起《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想起朋友骂他读米勒的书，想起了那本remember toremember。当董先生再次重读这本书时，真像跟烽火中失散的老朋友重逢，两鬓斑白，一脸风霜，昔日那分矜贵的关爱犹在：米勒毕竟念旧。在董先生看来，厚古而不敢薄今，浪漫而不忘务实，米勒怀旧的是文化那炷幽明的香火和儒林那分执着的传承。其实，董桥先生的怀旧何尝不是呢？正如他十分欣赏这句“十分平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一样。

　　文/张炳剑

教师之友网

董桥:想做中国文化的"关窗人" 2007年06月11日

  来源：东方早报   




    董桥，福建晋江人，1942年生。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香港一日报社长。

董桥

    董桥历年在台湾出版的文集包括《另外一种心情》(远景)、《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均为圆神)、《辩证法的黄昏》(当代)等以及翻译书籍多种。另外在香港、北京、杭州、广州、天津、成都、上海及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到香港中环著名的中银大厦，叫一辆出租车，不过十分钟即到达香港作家董桥所在的香港半山区。

    最初读董桥的书，有惊喜，《文字是肉做的》、《这一代的事》、《书城黄昏即事》等，与当时内地多数写作者单调直白的随笔相比，自有一种意境与巧思，恰如董桥自己所说的“追摹博杂，然后学雅”，其中一些文字得自传统处极多，然而读多了，问题也就来了，董桥的文章长处在雅，短处似乎也在雅，因为作者过于渲染那样的雅，过于渲染“旧时月色”，偏爱“飞案桃花只浮砚水”的意境，乃至于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就像一直住在人工的假山园林中，总觉得少了些天然之气。况且，董桥总喜欢在文中夹杂太多的英文，于是渐渐也就放下了。

    后来读到一位朋友私下讨论董桥的文字，才有些吃惊，顿时反思起自己的武断：“一位周先生评论董桥称其满足于‘将自己伟大的天赋用于渺小的目的’，这只是因为周先生没有读到董桥为‘伟大的目的’而写的文章。明白这一点，对董的‘非议’，如董桥有‘肤浅的文字优越感’，‘丧志到底的小文人’等，就不是对董桥说的话，而是对董桥的残缺不全的影子说的话了。这不怪周先生，也很难怪那些董文选本的编者，我们干脆就谁也不怪了吧。董桥在香港报纸开有‘时事小景’，在这个专栏里他写的当然不是有腔有调又吼又叫的文学，但也不只是‘肉做的文字’，不只是‘风格迷人，春色正好，触眼均是香车美女’，更不是论者断定的缺乏‘使命感’的文学。几年间两岸三地多少大事其实都在董桥笔底，不过他不写我们熟悉的社论，他只以自己的方式说该说的话。”

    言外之意，其实是有着另一个董桥的。

    到香港时，在湾仔淘书，终于淘得几本港版董桥文集，灯下捧读———这个董桥果然与印象里的董桥不尽相同，他可以建议当时的政府负责人“该读几本闲书了”，他可以从鲁迅旧居的枣树感叹“一国两制”，可以对金庸在杭州的访谈觉得不是味道而在文中反嘲“查先生前进得很”，真是意气风发，几乎让人怀疑这是不是那个躲进小楼赏古砚的董桥。

    或许，这些是需要董桥自己当面解疑的———那天和董桥在电话里约访谈，他说：“到我家里来吧，这样随意些。”约定的时间是下午4点，自己提前了一些，下午3点50分，到半山区24楼的他家，揿响门铃，门开时，只见长长的客厅那头，瘦瘦高高的董桥正忙着穿一件黑色衣服，看到我，意料之中，然而似又有些意外，微笑着点头，匆匆把自己让进客厅沙发上，才说：“哎呀，和你约好的4点啊。”端来一杯茶，让自己稍等，又到里面不知收拾什么去了。

    客厅四周全是字画，齐白石的、张大千的、傅抱石的，案头上陈设着紫檀木的小古董，阳台上似乎放着几盆蝴蝶花，面对中银大厦开得粉艳艳的———想象中董桥的家居就应当是这样的。作家出版社新出的董桥新书《故事》所写正是他在字画古董收藏中的经历与情感，从沈从文、张伯驹、张充和、袁寒云等字画的收藏经历中，透露出的“无一不是文化历史的侧影”，他自称那样的故事“仿佛民国初年微微褪了色的绢本团扇，我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还沾得到淡淡一缕幽香，惘然中不无几分忭然。”

    董桥终于来了，有些歉意地笑着，面对自己坐下，一团和气，言下之意似乎是“刚才的时间不属于你，剩下的时间就是你的了”，自然是从墙上的字画聊起，说起董桥的文字若与这些字画比，和齐白石当然是不同的，有些像张大千，或者说是溥儒，温润居多。董桥似乎并不否定自己这样的观点，说起收藏，顿时眉飞色舞，像个孩子，说：“我刚收了一件竹刻，真是精妙，给你看看吧。”捧出不知是明代还是清代的竹刻笔筒来，紫红得发亮，他的脸色也是红红的，小心翼翼地摩挲给自己看，那种满心的喜悦与沉迷让人觉得这到底是个性情中人。

    看过了一件，再看一件，又领着自己品赏悬挂在书房里沈从文的条幅、弘一法师的字、张大千的淡墨荷花……几乎所有的字画都是自己喜爱的，他收藏的沈从文章草条幅《赣州八境台》为古风体长诗，笔墨豪劲而古秀，神完气足，几近神品，文字后面那个平淡如水然而又倔强的“乡下人”几乎触手可及。

    又说起《故事》，说起《从前》，论及中国文化，董桥不时提起胡适之、余英时，语气中满是敬意。他说1960年代在台湾时，参加胡适之的一个演讲会，演讲开始前，外面呼呼地刮着风，他看见窗子没关好，而窗子下坐的都是一些女孩子，有些瑟缩的样子，胡适便走下讲台，问那些女孩子说冷不冷，随后很自然地为她们关上了窗子，“这个细节一直留在我的心里，也一直让我感动，其实我想做的，就是做中国文化的‘关窗人’。”他说。

    董桥语录精选

    谈“爱书”

    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藏书家的心事》(《这一代的事》)

教师之友网

谈写作

    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洒洒一地水渍耳。一日，有客问中台港三地文风之区别，笑而答曰：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书窗即事》(《这一代的事》)

    访谈

    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内地读者对你的印象似乎有些片面，包括这次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专谈收藏的《故事》，或许让不少读者都加深对你固有的印象———那就是认为董桥遗老气太重。你的另一面，比如那些时评的文字，其实并未被内地读者了解。

    董桥(以下简称董)：我比较倾向传统一面———传统当然有西方的传统，我的教育一半是英文一半是中文，英文教育受得久了，对人生、政治、国家的看法，自然会倾向于西方个人主义，这免不了，我也不想改。

    我从小在殖民地长大，小时候在南洋，说荷兰话，后来到台湾读书，再后来到香港，这里有个好处———放任，但还是有一个框框在那里，比如《香港基本法》。英国人定下来后，文本不会动，一些东西你可以稍微松动一些，当然英国人也没有给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我觉得内地对回归后的香港是比较宽松的。有些东西过去写时评时说得很多了，现在再讲也没什么意思，像我这样的读书人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老了，我就等明年退休以后，收藏、写写字画，写写小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很多东西我看不顺眼，但时代在变，比如现在到处用电脑，但其实看一本书与看电脑是两回事，书会让人守得住，书有书香，所以我看到黄裳先生、杨绛先生，这些都是我很尊敬的，这样的老人现在很少了。

    我以前想不通沈从文文章那么好，为什么要放弃写作研究古代服装？现在似乎有些想通了。

    东方早报：其实沈从文放弃写作内心也是无可奈何的。

    董：对，现在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朋友太多，讲得多了也不好。

    东方早报：现在还写时评吗？

    董：不写了，报纸读者群越来越中产，媒体变了，要让年轻人去做，我和他们说：“你们去闯吧，我只定大的方向。”从人生到工作，再到写作，自己的心态其实是一贯的。东方早报：换句话说，就是你不太在意大陆读者对你的评价？

    董：是的，文章写出来作者就“死”掉了，写出来人家评那是人家的权利，但自己不用太认真，除了做学问、写文章要认真。我想做的就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世界可以不受任何人干扰，内心需要培养得越来越好。

    东方早报：这些观点的形成与现在年龄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的，年轻时不一定有平和，现在平和多了。你说旧书，上海还可以买到，施蛰存留下很多，我收的是西方的古书，黄裳先生收藏的中国古籍多，他那时的机遇好。

    东方早报：我觉得你的文字与张大千相品，温润。与齐白石的路子不同，整个风格与大千的风格可能较为相契些。

    董：是啊，与大千小品，个性决定一切，溥儒你留意过吗？也很好。

    东方早报：是的，溥儒在宋元画方面下的工夫太深了。对于书画收藏的喜爱，与你练习书法有没有关系？

    董：应当有关系，我从小就开始练书法，那时写何绍基的字，不过书法太难。上海书画界中，我最好的朋友是刘旦宅，他画的红楼人物真是一绝，书法也好，刘旦宅和大多画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用功读书，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大陆每天出那么多新书，我真正看得下去的很少了。

    东方早报：是啊，现在出版界急功近利的还是居多。

    董：余秋雨你觉得怎么样？

    东方早报：早期挺好的，但后来似乎沉静气少了一些，我觉得他现在减少在各种媒体亮相的机会可能会更好一些。

    董：余先生与我很好，也许是有一些误解的东西在里面，他名气大了以后，对各种活动其实可以稍微选择一下，比如跑到电视公司写游记，你说欧洲要有太多东西要挖，我在英国那么多年，都不敢说自己懂多少的。

    东方早报：还是再说说你的收藏吧，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的？

    董：我在台湾念完书就结婚了，1966年来香港，当时大陆的文物大多涌向香港，比我老的收藏家那时收藏了很多东西。1973年我离开这里，全家去英国，生了一儿一女，住到1980年才回来，当时做《明报月刊》，我这种经历与在大陆、或是从南洋回大陆读书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他们的遭际与我完全不同，在英国那么长时间我发奋读书，在英国八年时间，那时真是很用功，从头想自己该读什么写什么。

    要写好英文太难，要写好中文也很难，真正写出一种风格是很难的事。

    东方早报：刚到香港时主要写闲情类还是时政类的文章？

    董：1960年代来香港很苦的，那时报屁股文章要写，每天看外国杂志把文章译成中文，需要两三份工作才可以养家，不过当时也是一种力量———那个时候的香港很可爱，单纯，像小渔村一样，吃一碗面都开心，想想现在，太富裕了，但还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你看大陆经济发展后百姓的心态可能也差不多。

    东方早报：说说内地刚出版的专门写收藏的《故事》吧，以前看你写过藏书票，不过这本书里更多的却是和文化名人相关的收藏。

    董：我在英国收藏旧书、藏书票，那时在英国的中国古董很多，但我个人真正在英国买东西很少，直到1980年代到香港才买了不少。1960年代陪老先生看到很多东西，他们劝我们买。看中的时候，古董商收起来说：“小董，我先帮你收起来，等你有了钱再买。”慢慢就这样收，有一阵子古玉也收，还有砚台、竹刻，还有木的，黄花梨，都是文人喜欢的东西。前年开始，我开始收雕漆，是剔红的，这个最早是英国人欧洲人收，中国的古董市场新一代收藏家还没有充分发现，我看以后会热起来，这个东西艺术性很高，是还没有被发掘的艺术门类。1970年代我在英国看到很多八大山人、董其昌的字画，那时可能都是真的，但当时没有闲钱买———现在到哪里找？现在市面上的八大山人的画、董其昌的字画都是假的。有一阵子收上海画家的东西，主要是从民国初年到解放时的画作，但也难。真的好东西贵，应酬之作你也不想要。

    张大千也是那时收的，张大千(好的作品)要到台湾去找，我专收张大千在1950年代的东西，1960年代都不太好了，1950年代字也好画也好。

    东方早报：看你收藏这么多名人字画，想到那句话，写文章和书法绘画一样，其实只是写出自己。

    董：我觉得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形成，因为“我还可以写得更好”，写风景其实最难写，你看沈从文那些写山水的文字，多好。

    东方早报：想想有意思，你在英国呆那么久，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大，怎么会那么迷恋中国传统呢？

    董：在外国住久了，就会发现你到底是一个陌生人，就想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加上从小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环境，我的父亲、舅舅啊，都喜欢书画古董，所以我自己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东方早报：那么对中国文化的定位与发展你怎么看？

    董：中华文化的走向，最需要的是外来的营养，我觉得要重视余英时先生，余英时用西方的观念学术重新阐释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让人启发很大，如果没有余英时先生的角度，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顾村言/文顾维华/图)

教师之友网

董桥文章似美人杨小洲

　　2008年初这几场大雪冰封了江南秀色，寒山孤旅，“烟水灵空”，正是董桥文字里的意境。乘这兴致从京城坐夜车抵楚地湖南一赏风雪满天的冷峻，雪夜围炉只为袖珍盈掌一册小书《今朝风日好》，窗外飘茫着归家的温暖，仿如董桥文字间一丝华丽的轻愁。
　　董桥文字从来总在声色迷离之间，情怀苍茫，近年所写《从前》、《故事》等，皆为短文结集，笔底山河苍老红事凋零，透露出董桥那一抹民国遗少的心境。新版《今朝风日好》一书，依然是红颜倚声红叶相思的韵致，又多出一份对书的品味。“听说杜赖克的插图制版印书之后原画大半拿去卖，我到现在还在等机缘想买一张挂在书房里怀旧。”董桥舍不下这份想念，悄悄写进文章，属意通情达理。
　　《今朝风日好》收文四十二篇，另有跋于书后，又有十六帧插图，分旧书插图、国画、明清香盒插筒、佛像笔筒四种类别。这册精致的掌上小书，颇有伦敦老版本的味道。书前一帧《董桥英伦访书偶得》藏书票，尽得雅趣与风流。与香港牛津版所区别者，惟此耳。虽篇幅与前一年那册《故事》接近，但文章所谈却多在图书，是“关于书”的文字。尽管谈的是书，却仍然牵挂早已烟桥雨雾的民国风韵，“紫檀黄花梨都是贵妇，一见惊艳，再见嫌她过分高华，不耐深交。楠木是清甜的村姑，像周养庵在真如寺废墟破屋前遇见的女子，‘女子方节，闻声握发出，面黄而好’。香楠水楠都暗黄而带微紫，带清香，纹理柔密是沐毕节后的秀发；紫楠也叫金丝楠，昏灯下细腻的金丝更是美人茸茸的鬓角。”爱书人眼里的好书都有美姬的姿色，倒也不失诱人的巧妙。
　　董桥《今朝风日好》里的文章记人记事，最具笔底趣味。尤其《画（鲁拜集）的人》一篇，谈对《鲁拜集》原文译文插图装帧的感受，因为想要一本杜赖克画插图的英译本，董桥心思缭绕：“这部书饮誉西方文坛一百五十多年，靠的真是菲茨杰罗的英文译本了。都说译文是借句发挥不是依句翻译，海亚姆笔端飘下一片落叶，菲茨杰罗的稿纸上瞬间是满山的秋色。”这是书迷的书痴语言，当然免不了关乎书的其他：“听Cecil Court一位老书商说，英国书籍装帧名匠Francis Sangorski装帧的《鲁拜集》最为炫丽。”一则典故之外，自有一番认识：“书籍装帧要有书卷气，要清贵不要华贵”，因为“皮革烫金的书脊灯光一照照出清贵的沧桑”，可知董桥于书籍颇多情感牵涉，对书籍的故事与流传大有讲究。原本董桥文章里春光妩媚，多情与艳遇都隐约到文字里，寻常不作流露。此文里记述董桥早期恋情，这于董桥并不多见。“读高一那年我喜欢的一个女同学见了喜欢，我欣然送给她。” 董桥的恋情不离书，说的是印记在少年时代与《鲁拜集》关联的故事，从此书展开的各种关于书的细节，最惹人爱读。
　　由此说开去，当知董桥文章满园春色，红杏妩媚，娇艳可怜。云姑、萧姨、沈茵、苏二小姐、顾小姐等等，皆娇姿柔媚，经董桥笔底清丽多情的文字点染，多引人遐思。“李侬浓浓的发髻插着一支中国的瓷发簪，粉彩缠枝莲纹可爱得要命，霁红、冬青、石绿、天蓝的缤纷衬着她褐里泛金的秀发如梦如诗如画。”西洋美人在董桥笔下也是一派中国情韵，活脱如董小婉。好在董桥所绘佳丽不作浓郁之笔，所有这些情绪都只淡淡白描。《情愿她是李清照》里一句“词人迟暮，雨泣鬟冷，心事难寄，那时节，她和赵明诚在静治堂里翻茶校帖的恩爱岁月已是绵邈的往事了”叹惋写意，让人好生羡慕。
　　董桥写与书相关的文章多见闻与心得，是读书人心仪的那份雅事。而书里书外的故事，远树春花小桥，都被董桥绘成明人小品。《紫铜罗汉》、《青灯佛影》少数几篇还是不舍他的文玩：“人生偶然邂逅一件心爱的文玩是幸运，价昂价廉是命运；活该你迷她！”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8-3-24

教师之友网

你一定要少读董桥

冯唐

在走过的城市里，香港最让我体会到后现代。 我对后现代的定义非常简单：不关注外在社会，不关注内在灵魂，直指本能和人心，仿佛在更高的一个物质层次回到上古时代。 皇后大道上，路人如蚂蚁，耳朵里塞着耳机，面无表情，汽车如甲虫。路人和汽车，都仿佛某个巨型机器上的细小齿轮，高效率高密度地来来往往，涌来涌去，心中绝对没有宏伟的理想和切肤的苦难。绝大多数人的目的简洁明了：衣食住行，吃喝嫖赌，团结起来为了明天。 所以很容易说香港没文化，是个钱堆起来的沙漠。这个我不同意。香港至少还有大胖子才子王晶，陈果，还有酷哥黄秋生，曾志伟。但是，这样的地方不容易长出像样的文字。李碧华是异数。即使中非某个食人部落，几十年也出一个女巫，善梦呓，句式长短有致，翻译成汉语，才情不输李清照。有人会说，香港有金庸。可是，金庸有文化吗？除去韦小宝的典型性直逼阿Q，其他文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略同《七侠五义》，低于《水浒传》。而且，金庸的幼功是在内地时练成的，到了香港以后，基本是输出。 还有人会说，香港有董桥。 董桥的背景灿烂：台湾外国语文学系的科班、伦敦大学的访问学者、中年藏书家、英国藏书票协会会员。在海外，有苏柳鼓吹，在内地，有陈子善呐喊。苏柳写过一篇文章，陈子善编过一本文集，题目都叫《你一定要读董桥》。如果评小资必读作家，董桥必列其中。 董桥的好处，反反复复说，无非两点：文字和古意。 董桥的文字，往好了说，仿佛涂鸦癖乾隆的字，甜腻。仿佛甜点，吃一口，有滋味。吃几口，倒胃口，坏牙齿。比如：“笔底斑驳的记忆和苍茫的留恋，偶然竟渗出一点诗的消息。”比如：“窗竹摇影，野泉滴砚的少年光景挥之不去，电脑键盘敲打文学的年代来了，心中向往的竟还是青帘沽山，红日赏花的幽情。”其实写这种东西，用不着董桥。我见过几个以写青春美文出名的东北糙汉，经常在《希望》、《女友》之类的时尚杂志上发文章。听说冬天三个星期洗一次澡，夏天两个星期洗一次澡，腋臭扑鼻，鼻毛浓重。他们张口就是：“紫色的天空上下着玫瑰色的小雨，我从单杠上摔了下来，先看见了星星，然后就看见了你。” 董桥小60的时候，自己交待：“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他一定得意他的文字，写过两篇散文，一篇叫《锻句炼字是礼貌》，另一篇叫《文字是肉做的》。这些话，听得我毛骨悚然。好像面对一张大白脸，听一个60岁的艺妓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每天画我的脸，一丝不苟，笔无虚落，我没有辜负见过我脸蛋上的肉的每一个人。” 董桥刻过一枚“董桥依恋旧时月色”的闲章，想是从锻句炼字中感觉到旧时的美好。旧时的美好还延伸到文字之外的东西：比如“鲁迅的小楷，知堂的诗笺，胡适的少作，直至郁达夫的残酒，林语堂的烟丝，徐志摩的围巾，梁实秋的眼镜，张爱玲的发夹。”这些“古意”，又反过来渗入董桥的文章，叫好的人说恍惚间仿佛晚明文气重现。 学古者昌，似古者亡。宋人写不了唐诗，元人写不了宋词。忽必烈说：文明只能强奸掠夺，不能抚摸沉溺。周树人的文字，凌厉如青铜器，周作人的文字，内敛如定窑瓷器。他们用功的地方不是如皮肉的文字本身，而是皮肉下面的骨头，心肝，脑浆。 其实，香港的饮食业，天下第一。对于香港，不要苛求。少读董桥肉肉的文字，多去湾仔一家叫“肥肥”的潮州火锅，他们肉肉的牛肉丸实在好吃。 《新京报》 2004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