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一种智力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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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一种智力的较量                                                  

    韩石山

　　刚才赵主任说我是个著名作家，不是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三流作家。一流作家是那些写主旋律的，二流作家是那些发了财的，像我这样，既写不了主旋律也发不了财的，只能说是个三流作家，混饭吃的作家。我现在的真正身份是编辑，编《山西文学》，看稿子，编刊物。以编辑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谈写作，好处是针对性强，坏处是水平肯定高不到哪儿去。没办法，我就这么个水平。
　　写作这个事，不能老从最高意义上说，一说就说我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如何，好像你是在舍身取义似的，这么一说，就没法跟你谈了。还是从最低意义上说，比较切实有用，就是说，怎样把作品写好，投出去能发表，能出名又能得稿费，别人看了高兴，自己也得到实惠。常听一些人说，我写作就不是为了出名，只是为了自己高兴。这话还是别说的好。真要这样，你写下的东西只给自己看看就烧了，不烧也可以，就自己藏着，连第二个人都不能让看。一看就等于有了读者，有了评价。更不能投稿，一投稿，就等于进入了一个竞赛的机制。进入竞赛的机制，就得按竞赛的规矩办事。就跟运动员一样，你蹲在跑道上，枪一响就得跑，就得分出个高下，不能说枪响了，你不跑，晃晃悠悠地走着，说你是来散步的，不跑了。我相信真正爱写作的，不会有这样的人，至少今天来的，不会有这样的人。
　　我今天讲的，就是怎样跑，怎样跑好，至于能不能拿到奖牌，那全在个人的本事了。好多人不是没有写作的能力，而是观念不行，观念改变了，很快就会有个飞跃。

                     写作是一种智力的较量

　　我要讲的第一个观念是，写作是一种智力的较量。
　　你写下的东西，字，谁都认识，不认识的查一下字典也能认识，凭什么要让人家破费上时间去看呀？说到底，是要让人家有所收益，所谓的收益，不外乎三点，一是思想上得到启迪，二是情感上得到抚慰，愉悦是一种抚慰，痛苦也是一种抚慰。三呢，那就是最少也能让人家消磨点时间。可别小看了这第三点，这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平常我们说是“闲书”，意思是说这些书都是非正业的书。我记得小时一看小说，我妈就说，不好好学习又看闲书啦。说是闲书，也可以从另一面理解，就是闲下来才看的书。闲下来可玩的事情有多少，下象棋，打扑克，上电脑，看电视，什么不比看书好？就是要看书，为什么非得看你的书？你的书又不是中央文件，读了可以知道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又不是“致富秘诀”，读了可以发一笔大财？不就是一篇破小说，破散文，一本破书吗？
　　这就要说到读者的阅读心态了。学知识的除外，对一般人来说，读书是一种消闲，一种排遣，消磨闲暇的时间，排遣心中的郁闷。领导不能骂，邻居不能得罪，看街头打架太无聊，也不常有，偷看女人洗澡太费神，还犯法，闲着没事干，做啥？看书呗。写书的，写文章的，都是聪明人，看他们写出啥好东西。抱的是崇敬的念头，但人都是很自负的，实则心想的是，看你有没有我聪明。要是真的聪明，他会佩服，要是不聪明呢，那就得到一份满足，啥作家呀，就这点水水，还不如我这两下子呢。这是指看完了的。看不下去的，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是闲书，还要让人看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抓人，黏人。就好像书里有只手似的，他一伸过头看，就一把将他揪住了，就好像书里有块不干胶似的，他一伸手掀开书页，就把他的手给黏住了。
　　怎么才能抓住黏住，那就只能是你的智力比他高，你编的故事他想也想不到，你叙述的感情，他从没有体验过。便你又不能胡编乱造，那样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事情是在情理之中，但发展却总是在他的料想之外，这才能抓住人，黏住人。最近我在看一个美国的电视连续剧，叫《越狱》，据说美国正在上映，轰动全国，人人争着看，迫不及待地看。那情节真是奇妙极了，你以为是这样的，他偏是那样的。演技好，形象好，男的一个比一个酷，女的一个比一个靓，这就不用说了，看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编剧真是一流的编剧，脑子太好了，智商太高了。把观众玩得溜儿溜儿的，可你又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赞叹。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你还得夸他武艺高强，好的编剧就有这个本事。中国的电视剧，要是能达到这个水准，还用得着广电部硬性规定，每天晚上的黄金时间，只准播国产剧不准播外国剧吗？这样的好片子，你就是半夜十二点播人们也会等着看的。
　　不久前上演的美国大片《达芬奇密码》，大家都看了吧。那真是又曲折又惊险，有历史厚度，又有文化含量，还有警世的意义。对了，有本外国小说很火，叫《我的名字叫红》，是个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写的。这个人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小说写的是，十六世纪末，离家十二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一位细密画家失踪了，奉命为苏丹绘制抄本的长者也惨遭杀害。遇害的画家究竟是死于画师间的夙仇与爱情的纠葛，还是与苏丹的秘密委托有关?苏丹要求在三天内查出结果，而线索，很可能就藏在未完成的图画的某个地方。从这些电影和小说中，我感到，现在世界的文学潮流正在发生变化，就是更注重文化含量，历史深度，更注重智力的较量。你说它是文化小说，但不像过去那么单纯，你说它是悬疑小说，但不止是悬疑，你说它是历史小说，但比实际的历史要复杂得多，有趣得多。简直像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你能感觉到它是对的，就是证明不了。这或许是这些年世界文学的一个进步吧。更注重文化，更注重智慧。
不说文化含量了，我们还是从技术层面来说吧。怎么才能抓住人呢？没别的奥妙，只能是故事的每一步发展，都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举个例子吧，是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说的，记得手机短信上也有这个段子。故事有些下流，但很能说明问题。大家都是成年人，说说没有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男子第二天要结婚了，晚上开车来老丈人家看看还有什么事儿，一进门，家里没有别人，只有小姨子一个人，穿的很单薄，很露，一下子扑上来说：你是我心上的人儿，我虽然不能嫁给你，但我愿意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你，说着就朝楼上走去，一面还招招手，做出一副快上来呀的样子。这男子一愣，扭身就朝外跑，一出门老丈人就站在门口，一把握住他的手说：“祝贺你，你通过了我们家最后的考验，明天就结婚吧！”事情过后，这个男子跟他的一个朋友说：“通过这件事，我总算知道了，把避孕套放在车上是多么的正确。”
　　这是个小故事，但可说是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第一折，马上要结婚的男子，碰上小姨子那么深情地投怀送抱，已经可说是出人意料了。第二折，他不上去，反而给跑了，这是正常的，一出门却是老丈人那样一句话，原来是这家人设下美人计来考验未来的女婿。又是个出人意料。事情到此，可说是完美了，但还没有完，原来这男子并不是品质优秀，不吃荤腥，而是冲出去去车上拿避孕套，还是个坏东西！
　　小说可以这样写，散文呢，随笔呢，叫我说，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的是暗的，有的是明的，不管是暗的明的，都要像前面有个鬼似的，一步一步地把读者引诱着，让他一步一步地自觉自愿地进入你设计的圈套中，故事的圈套，情感的圈套。
　　举一个我的例子吧。前几天，《太原日报》一个朋友给我来电话，说他们有个选题策划，为了配合太原建设文明城市的宣传活动，想组织个征文，题目叫“居住在太原的一百个理由”，就是一百个人每人写一个他愿意居住在太原的理由。约稿的人说，韩老师，你也给写个吧。朋友邀请，不能不给这个面子。可你们不知道，我对这个太原并没有多少好印象，怎样么写呢？要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还要让朋友那儿能发表出来。这可犯愁了，稍微一想，有了主意。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不长，也就四五百字个字，这是人家要求的。我是这样写的：
　　不算上学，在太原一住已二十几年了。想想，太原真是个适合我这样的人居住的地方。甚至可以这么说，若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太原就是最好的地方。我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比较懒散，说的好听点就是凡事从简。比如说过马路，我就不愿意走人行天桥，多麻烦呀，本来几步就可走到的地方，你得上去，又得下来，下来不在正对着的地方，往前走还说得过去，往回走就觉得吃了大亏。北京就有这毛病，这儿一个人行天桥，那儿一个地下通道，多麻烦。太原就没有这个毛病，要到哪儿，横穿马路就是了。再一个好处是，四季分明，夏天了，不用看日历，不用掐算，天热了就是夏天，依次类推，天凉了是秋天，天冷了是冬天，暖和了，不用问准是春天来了。说到气候，还有呢，不用管什么天晴天阴，你想着它是晴的，就是晴的，你想着它是阴的，就是阴的。因为许多时候，晴天跟阴天差不了多少，反过来，阴天也就跟晴天差不了多少。至于下雪下雨，那就别管了，天下都一样。好处当然还很多，一下子也想不齐。有这么两三条，就不少了。省下的时间，可以睡多少懒觉，看多少闲书。时间跟钱一样，省下的就是赚下的。积时成日，积日成月，积月成年，一年两年三年地积下去，不就等于多活了几年吗？这世上，到哪儿能找个多活几年的地方？没有，要有就是咱们太原！
    题目叫《一个可以让你多活几年的城市》
　　这样的文章，你们以为发不了吧，错了，还真的就发了。内文一个字都没改，只是题目改成《一个闲散慵懒的城市》。好几个朋友看了说，老韩呀，那一组文章里，就还数你的写的好，有灵气，有个性。报纸文章本来就难写，命题作文就更难了。但是只要你动脑筋，这种官样文章，还是能写出新意的。
　　这只是说了怎么写，还得说写到什么份上才叫个好呢。
　　大概两三年月前，《文学报》让我写篇文章，谈散文写作，要求是通俗，给初学写作者说说怎样写好散文，最后一段我是这样说的：
　　要在这么一篇短文中，说清什么是散文，怎样写好散文，实在是难为我了。有一个标准虽说下流，念其通俗易懂，不妨为诸公道来。世界之大，不外五大洲分之，人种虽繁，不外红白棕黄别之，然而美女的标准，普天之下，鲜有差异。尤其是近世以来，好莱坞大片风行世界，白人美女自不必说，已成定则，就是黑人美女，棕人美女，黄人美女，也几成定则。凡我散文作家，提笔属文之前，心中一定先要存一美女形象。其文章的整体，要似美女之体型，该凸的凸，该收的收，详略是也。其文章的亮点，要似美女之目，顾盼流莹，勾人魂魄，所谓文眼者是也。其文章的见识，要打动美女之心，不同凡响，迥异流俗，所谓超卓是也。苟能如此，虽是一篇寻常之文，无异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薄暮时分，与美人相携而归，罗帷轻摇，暗香浮动，其乐何如！
　　对漂亮女人的判断，可说人人都是行家里手，只有瞭上几眼，就判个八九不离十。不管你是写一篇小说，还是一篇散文，先不说你的立意如何，一定要你的文章，像漂亮女人的身材那么匀称，那么好看。这一段我看书法方面的书比较多，像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上，也用人体来喻说写字。他是这样说的：“书之形质，如人之五官四体，书之性情，如人之作止语默。必如相人书所谓，五官成，四体称，乃可谓形质完美，非是则为缺陷。”意思是，写下的字，要有形质要性情，光有形质不行，光有性情也不行，要既有形质又有性情。为什么非要用美女来比喻呢，因为美女在形质和性情上，最为明显，最为和谐。
　　具体怎样套呢？如果你的开头一段太长了，你就该想到，这不成了大头娃娃吗？哪有美女是大头娃娃的。要是你的中间部分平平的，不起一点波澜，你就要想到，这个成了瘪胸吗，哪有美女是平板胸的，丰乳肥臀才是美女嘛。如果你的文字是干涩的，你就要想到，美女怎么会是一身鸡皮呢？要丰润，要光鲜嘛。如果你的结尾是突兀的，没有一点蕴含的，你就要想到，哪有美女走了不给人留点想头呢？立意不明确，你就要想到，哪有美女没有一双明眸呢？
　　老这么想着，要是写不出形质优美，性情高雅的文章，那才怪哩。

　　对语言要有一种痴迷的追求

　　这个问题就谈到这儿，第二个观念是，对语言要有一种痴迷的追求。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好多人都这么说，不对，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语言的艺术。套用一个古文格式说就是，语言不佳而能写出佳作者，吾未之见也。或者是，不致力于语言的长进，而专注于写作者，无异于缘木求鱼也。
　　我说我是个三流作家，刚才那样说是开玩笑，实际上，我也确实是个三流作家。这是一种综合评价，比如说我就从来没有得过国家的什么大奖，十几年前得过一个山西省的赵树理奖，起初评的是三等奖，快发奖了，有人说老韩写了这么多年，三等奖太低了，才给调成二等奖。前年赵树理奖又恢复了，我吓的都不敢报，报了再给弄个三等奖，这老脸往哪儿搁。还有其他方面，更不用提了，比如说我就没有得过什么国务院的特殊津贴，还有什么省政府的专家津贴，我们那儿好多人都有，我就没有。有这么多的不足，你不是个三流作家是什么？但我有一点是自信，就是我的语言文字，不敢说一流了，准一流还是敢说的。
　　文学语言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达意，有什么想法，都能准确地，曲折地表达出来，有新意，有文采。苏东坡说过这样一句话：“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人间乐事，无逾此者。”也就是说，在语言上有高度的表现力，想写什么都能写成个样子，叫人惊讶，叫人喜欢。清代有个学者叫赵翼的，说苏东坡和其他作家相比，“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并剪，就是并州的剪刀，古代很有名的，意思是说，苏东坡的文辞诗句，就像冬天的梨那样的爽口，并州的剪刀那样的快捷。
　　还是举现代人的例子吧。
　　对徐志摩，我是做过研究的。他只写了十年就死了，有那么大的成就，可说是个奇迹。天分高，那是不用说了，关键的关键，是他一直对文学语言有一种自觉的追求。写《徐志摩传》时，我读过手稿本的《胡适的日记》（台湾出版），发现了一则胡适抄录的徐志摩留英时的日记。这段日记，又是徐志摩抄录的一个英国作家马考莱的话。意思是说，好多人写作，一味地晦涩其文，自认为这就是深刻，如果这样写下去，千年之后，人们将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为了作品能流布后世，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作品写的明白、生动。事实上，回国后的十年，他就是这么做的。你们不要以为徐志摩光是诗写的好，他的散文，比他的诗还好。不是我这么说，他刚去世有些名家就这么说了。杨振声就说过：
　　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
    我希望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徐志摩的散文，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郁达夫也是个对语言有自觉追求的人，或者说是对语言有天赋的人。他小说，你们看了或许感觉不到他的语言的功夫，看看他的散文尤其是游记文章，你就知道这个人的艺术造诣有多高，文学天才有多大了。他不写新体诗，写了大量的旧体诗，那真是太棒了。好些人都说，郁达夫的旧体诗，在新文化人中数第一。游记和旧诗只是个参照，实际上写作这东西，只要语言的功夫到了，可说写什么都是一个好。
　　那一茬山西的作家中，有个叫李健吾的，也是一位文字语言的大师，可惜几十年得不到应有的对待，连他的书也出得很少。有机会你们看了，一定会佩服的。我说的是他解放前的文章，解放后的就不那么好了。
　　说起李健吾，想起了法国的福楼拜，李健吾写过《福楼拜评传》，翻译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这可是个语言大师。他有多好，我们也不知道，看了《包法利夫人》说他的语言好，这个不抵事，那是翻译的好。不懂法语，再好也只是耳食之言。但是，李健吾的看法肯定是有道理的。在《咀华集》里，他说巴尔扎克是个伟大的小说家，然而严格地说，不是一个艺术家，而福楼拜呢，却是艺术家的小说家。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福楼拜写小说，非常注重语言的艺术性。最近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福楼拜最看重的是艺术上的创新，尤其追求文字的形式美，是法国十九世纪最严格的文体家。他不能容忍在相邻的两页文字里两次出现同一个名词或形容词。写完一段话之后，他会在钢琴上检查这段话的节奏是否合适。我们倒不必在钢琴上试了，但写完之后，自己轻轻地读一遍，看顺口不顺口，优秀不优秀，还是能做到的吧。
     对语言的追求上，不能定具体的风格，比如细腻呀，粗犷呀，婉约呀，豪迈呀，这些与个人的性格有关，不是谁能定得了的。有两个小诀窍，我想告诉你们，文章或者说是作品，是由句子构成的，句子是由词汇构成的，我这两个小诀窍，一个是关于句子的，一个是关于词汇的。
　　先说关于词汇的，就是，千万不要以为准确是用词的不二法门，不是要你颠覆这个观念，是要你知道，不准确也是用词的一个境界，甚至是更高的境界。有时一个词用的不太准确，反而能产生更为微妙的意义。法国有个女作家叫杜拉斯，她的小说《情人》许多人都看过，这个人是个用词很讲究的作家。她有个女友叫芒梭的，两人都住在一个叫诺弗勒城堡的村子里，各人有各人的房子。有次杜拉斯对她说：“你我不能闹翻，大家有一种地理上的需要。”芒梭在她的回忆文章里说，这是杜拉斯的说话方式，也是她写作上用词的方式，既通俗又刁钻，不顾语法，用“大家”而不用“我们”，接下去则创造了一个十分个性化的抽象的词，二者相混，使人发笑，似乎用词不当似的。
　　再说关于句子的，就是千万别以为简练是句子的最高境界。
　　事实上，句子一简练了，谁说的都一样。可以做个极端化的试验，你说上一个故事，让大家来重述，说的复杂的人，肯定对这个故事的体会深些，有生发，有创造。你再让大家把这个故事用手机短信的方式传播出去，那么大家编的这个短信，就很少有不同了，除非他把这个故事歪曲了。只要是正确的，用几十个字表述，谁的也不会有什么文采，你的跟他的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句子，只有复杂了，才能表达出微妙的意思，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汉语因为语法太简单，往往难以表达繁复微妙的意思，这是汉语的一个缺陷，怎么克服呢，只有句子复杂些。光句子复杂还不行，还得会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话，无中生有的话，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处，实则也还有些意味的话。一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要学会说废语，说不那么正经的话。道理跟上面说的一样，正经话，谁说都一样，只有不正经的话，可说可不说的话，无中生有的话，人跟人说起来才会不一样，才能见出性情，见出文采。
　　还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千万别相信文章是改出来的。一篇文章写出来了，改几个字，改一两句话可以，要是这儿改改，那儿改改，那就不如推倒重写。改是改不出好文章的，改能改出好的政府工作报告，好的通讯报道，绝对改不出好的小说，好的散文。最初的感觉，肯定是最鲜活的，最初的文思，肯定是最通畅的，七改八改，只会改的疙里疙瘩，死蔫活气。古人有句话，把这个道理说透了，就是“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我是在看一本关于书法的书上看到的，是在说颜真卿的《祭侄稿》时说的。颜真卿的这篇草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三是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我以为，写作上也是这样，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告是告示，是公开发表的作品，必然是删了又删，改了又改，书简就不同了，只给另一个人看，怎么达意怎么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官话，那么多的忌讳。起草就更不同了，只是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可说是给自己看的，必然更加本色，更加率真。本色而又率真，不是好文章是什么？
     总括地说，就是文字要有黏性，要有个性，要有自己的笔调。做人要有个性，写作也要有个性。笔调就是个性。一说写作，常说的是，这个人文笔如何，古代文和笔是分开的，文指的是文采，笔指的是笔力，记事的本领。我觉得，要是理解成笔调就更好了。现在人们光讲究文采，而不讲究笔调。笔调应当比文采高一个层面，是一种看不出文采的文采，用不着张扬的张扬。最见性情，最具个性。
　　三十年代的作家们，是很讲究笔调的，陈西滢的散文，徐志摩说是“妩媚”，看了就好比是“吃了一个檀香橄榄，口里清齐齐甜迷迷的尝不尽的余甘”。说的就是陈西滢的笔调。李广田的散文，李健吾说“是大自然的一个角落，那类引起思维和忧郁的可喜的亲切之感”，就是说有一种乡村的亲切感。这也是从笔调上说的。还有一个现象，是现在的作家绝然想不到的，就是那时候好些优秀的作家，都有意师法的外国名家，比如陈西滢的文笔，师法的是法国的法朗士，而李广田的文笔，则是师法英国的玛尔廷，他的《道旁的智慧》是一本很有名的书。这是新文学创始之初的一种可贵的现象。一是那一代作家，不是留学东洋就是留学西洋，就是没留学经历的，英语也是过关的，有这个能耐。二是，新文学创始之初，中国的传统文学，给不了他们多少借助，要从事文学写作，必须有所依傍，有所借鉴，要不你就不能创新，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
     现在的作家，很少有人这样了。一是心高气盛，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再说，没这个本事，不会外语，想借鉴也借鉴不了。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可学的，直白的，就是毛文体，枯涩点，就是鲁迅风。写散文的，六十年代崇尚的是杨朔那一套，这十几年崇尚的是余秋雨那一套。取法乎上，不及，尚可得其中，这些人不能说下，只能说中吧，取法乎中，不及，只能是下了。

                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最后一个观念是，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健全自己的人格，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千万别以为咱是个写作的，只要写出好文章好作品就行了。你不关心社会的发展，不关心国家的民主进程，怎么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呢？
　　写好自己的作品就行了，多少年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发现，这样做肯定成不了一个优秀的作家。也不是哪个高人指点的，是我看书多，尤其是看三十年代那些作家的作品与传记多，慢慢就悟出来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光在作品上下功夫是不行的，要思考社会问题，要有社会正义感，社会责任感，这样你的作品才有活力，才有意义。
　　不说写作了，说办刊物吧。我开始接手《山西文学》的时候，一直在想，该把刊物办成什么样子。过去只是发小说，散文，评论，诗歌，好像是个纯文学刊物，这不能说不对，但为什么没多少人愿意看呢？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你这个刊物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民生，人家凭什么看你呀。后来我就给刊物定下一个办刊宗旨，就是“关心民瘼，开启民智，叙事文体，健朗风格”，这几年就是按这个路子办的，终于有了起色，多么好谈不上，至少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订数也上去了。希望大家记住这几句话，往后写作，也能按这几句话去做。什么是关心民瘼？就是关心民间疾苦，什么叫开启民智？就是用我们的作品提高群众的民主思想，主人翁意识。当然这种提高，不是宣讲式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寓教于乐的，在艺术的享受中慢慢渗透的。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跟读者的心灵产生共振，发生共鸣。
    写作的最后的分晓，全在自己人格的高低。这话绝不能当作一句官话，确实是这样的。品格高尚的人，志向远大的人，智商够用，功夫下够了，必然会成就一番事业。
　　在和业余作者接触中，常听到一些人说，我们没有经受过苦难，肯定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韩老师，你在乡下待了十几年，这是一笔财富呀。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在这上头，我的看法是，苦难只会使人庸俗，卑劣。好些成功人士，常说苦难怎样升华了他们的人格。我不说他们是自欺也欺人，我只敢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将自己人格的力量放进去考量。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很多的，有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英雄本色，有的是人云亦云，根本没有经过深入的思索。说到底是智不及此，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这样的思考能力。如果苦难最终能升华自己的人格的话，那么街上的叫化子，监狱里的囚犯，都是当今的大贤人、大君子了。我是经过苦难的，也是对苦难做过长时期思考的。我认为，我所以没有在苦难面前垮掉，后来还能了点事儿，一是我经历的苦难还不是很大，还不足以将我压垮。二是我心里常存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有敬畏之心，你就不能做坏事，有感恩之心，你就常想着要报答。报答谁呢，报答家人，老师，那些关照过自己，甚至只是同情过自己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当初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尤其是老师和朋友，让他们知道，他们当初没有看错了人。有了这样的心愿，你就不能太堕落了，你就得不断地努力，不断地挣扎，想着有一天会跳出苦海，会出人头地，会成就一番事业。人们常说，头上三尺有天，意思是你做事，别人不知道，天是知道的。常想着这样的话，就是有敬畏之心。这世上不是只有一个你，你再穷困，再落魂，还有你的亲人在关心着你，还有你的朋友在呵护着你，你要对得起他们，要对得起他们对你的关爱，常想着这些，就是有了感恩之心。
　　敬畏心，感恩心，什么时候都要有这二心。有这二心，就是好人，有这二心，就能成就一番事业。即使成就不了什么事业，你的人生也是充实的，愉快的，幸福的。
    说到这里，又想到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写作，绝不能欣赏苦难，拿别人的苦难当作自己快乐。相对于写作，这世上还有更值得关心的事情。前几天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是南非有一位杰出的新闻摄影家，叫凯文·卡特，他最有名的一幅作品，好多人都看过，未必知道是他拍摄的，就是一个非常瘦弱的非洲小女孩，眼看快倒毙了，旁边离她不远的地方，一只凶恶的秃鹫，正煽动着翅膀盯着小女孩，一旦倒下就扑过去撕个粉碎。这张照片，是1993年苏丹叛乱时，凯文·卡特特意赶到苏丹北部边境，在一个叫伊阿德的村子拍下的。当时他正好走到一个灌木丛边，正好遇上这么个情景，就拍下了。拍照后，他将秃鹫赶走，目送小女孩远去，就离开了。人世怎么会有这样悲惨的景象，当时他很激动，拥抱住一棵大树号啕大哭。第二年，就因为这张照片，凯文·卡特获得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在他这一行里，可说是最高的奖励了。就在领奖台上，当他接过金杯时，他突然想起了那个小女孩，一刹那间，他仿佛听到全世界都在责问他，那个小女孩呢，难道她只是为了让你拍一张照片吗？凯文·卡特随后回到非洲，来到那个村子，那片灌木丛边，可是，除了脑子里的情景，什么都看不到了。他非常失望，非常愧疚，愧疚他当时只顾了摄影而没有救助那个贫弱的小女孩，愧疚他的艺术荣誉，不是来自对苦难的抵御，而是来自对苦难的欣赏。于是，他在他当年拥抱过的那棵大树下自杀了。这一天是1994年7月27日，卡特只有三十三岁。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欣赏别人的苦难。我相信，凯文·卡特这个人，必将永垂不朽，只要这世上还存在着苦难，只要这世上还有人要反映苦难，凯文·卡特的精神都会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引。
　　关心社会，主要是关心民众的生存状况，关心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说自己该说的话，做自己该做的事，能为老百姓说点话，能促进社会进步，是文化人最大的责任，也是最大荣幸。社会的进步，不是谁的赐与，要靠我们每个人去争取。有件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都说美国的民主化程度是最高的，究其原委，有制度设计上的功劳，也有民众努力争取的功劳。我看后者更重要，没有后者，也不会有前者。10月份，美国有个黑人老太太去世了，她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遗体运到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安放在大厅里供民众瞻仰。包括总统布什在内的美国政治领袖，和数千民众一起参加了安放仪式。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遗体被安放在国会供民众瞻仰的女性。帕克斯的葬礼11月2日在底特律举行，布什总统并下令，届时全美国所有公共建筑都降半旗。可以说是国葬了。
　　这个人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要叫我们说起来，太简单了。她只做了一件事，说了一句话，一件事是该给白人让座时，就是不起来，一句话是“我受够了让出座位！”美国这个社会说起来很进步，但它的进步是很缓慢的。直到1955年，社会上种族歧视依旧合法，按规定黑人在公共汽车上要给白人让座。12月1日这天，在蒙哥马利市，这位看上去和蔼慈祥的老太太在公车上，面对要求她让座的白人驾驶员，坚定地表示：“我受够了让出座位！”再说她也不起来，一直到被警察逮捕入狱。
　　帕克斯的教区牧师就是著名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牧师立即回应帕克斯的非暴力不合作原则，率领黑人民众展开了381天的抵制该市公车的行动，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第二年11月13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种族隔离违宪，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被正式废除。帕克斯也因此被美国国会命名为“民权之母”。追悼仪式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的一句话最有代表意义：“没有帕克斯，我就不可能今天以国务卿的身分站在这里。”同时，帕克斯也深受白人民众热爱，因为她为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同时塑造了美国的社会正义与公正精神，为大部分美国人争取到了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一是，在现代社会，一切反抗必须是非暴力的，以暴易暴，只会增加社会的混乱，给社会带来灾难。二是，对正确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定要相信正义的力量会取得胜利。三是，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是一点一点积累的，那种想着这个社会某一天，或短时间内，会变得美好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它不是一天变成这个样子的，也就不可能一天全变得好起来。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中国社会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在吕梁山里教书，那里常抓流窜，什么是流窜呢，就是从山东、河南过来打工的农民。抓住了，让你在那儿劳动，挣够了你的车票钱，再把你押送回原籍。前些年北京还是这样。现在没有这个事了。进城打工的农民，叫农民工，还给发暂住证。这也没有多少道理，有的在一个城市住了十几年了，还是暂住，还是农民工。将来肯定会改变的。我们常说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或者说明天更加美好，那就证明今天还不是那么美好，还有待改进。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改变今天还不那么美好的，让明天更加美好。那种认为今天什么都好的人，实际上说不思长进，放弃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还有一点，也得讲一讲，就是，一个写作者，要多读书。苏东坡说过，“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意思是说，写的再多也好不到哪儿去，读书破了万卷，笔下就跟神仙相通了，就有了灵气了。好多业余作者，吃亏就吃亏在读书不多，不愿意下功夫多读书。有两句旧诗，不知道是谁写的，是“我未出名君未嫁，总是有事不如人”，说这话的像是个文人，给跟他相好的一个女人说的，或许是个青楼女子吧。一个女人嫁不出去，不如人的事怕不止一端，一个文人要是出不了名，会是什么事不如人呢，主要的肯定是读书上不如人。我们在写作上要是长进不大的话，可以念念这两句诗，心气就平和了，就知道该怎么努力了。这是笑话，但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共是三点，一是写作是一种智力的较量，也就是说，什么叫写作，写作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二是，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要知道学习写作，该把劲用在什么地方。三是，要有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写作是为了什么，写作的崇高意义在什么地方。无论是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还是要有社会责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还是一种智力的较量。你智不及此，见不及此嘛。
　　最后要说的是，诸位写下好的作品，不要忘了支持我们《山西文学》，顺便给我们刊物约约稿。谢谢赵主任，谢谢大家。

                　　　　　　　 2006年12月工16日讲，2007年3月2日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