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名士刘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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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名士刘绪源

韩石山

一个粗鄙的北地的乡佬，居然有多个南方儒雅的朋友，有时候连我也觉得怪哉，是我身上尚有未被自己认知的风雅的因子，还是他们把粗鄙当作了一种稀奇？多个朋友里，无论相识的早晚，还是相交的深浅，供职沪上某报的刘绪源先生，都得算重要的一位。
说是相交怎样的深，怕要惹当今文化界的朋友见笑。常见报刊上叙说交情的文章，怎样的相随访书彻夜长谈，怎样的一日不见恍如三秋，不知绪源那边平日想不想起我这个乡佬，我这边呢，三秋不见怕也难得有一刻想念。我的理念是，再好的朋友，也都是各忙各的，又不是什么绝代佳人，费这个精神做甚。只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倘若去上海出差，总要抽空儿见上一面，再就是，我出了什么书，总想着会给他寄上一本请教，他呢，若有什么重要著作出版，想到以我的学力也还领略得了，常会寄上一册。
这不，正是天寒地冻之际，绿衣人送来了他的新著，一本像小火炉似的小书。红色封面，硬皮精装，右上侧一幅翻白的图案，古瓶老梅，小楷两行，道是：“轻把花枝换宿香”。正中书名，四个墨字：《翻书偶记》。再看出版社，差点让我噎过气去，——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其老总张继红先生昨天还通过电话。继而一想，也就释然了，出版社毕竟不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谁年纪大照顾谁，能组到沪上名士刘绪源先生的书稿，乃是山西出版界的幸事，该高兴才是。换了个人，怕我就不会这样通达了。
正是岁末，闲来无事，翻看着朋友的新著，如同又一次在一起叙谈。就坐在对面，就那么微微地笑着。在我的记忆里，不管什么时候在一起，不管其时我怎样的粗鲁激昂且新见迭出，怎样的娓娓而谈却了无新意，绪源总是平挺着那张白净的脸，眯着那双不怎么大的眼，笑意盎然地听着。要紧处插上一句，也是低声细气，不带一点声色。那个儒雅的劲儿，常弄得我局促不安，一面感叹自己定力太差，一面又不能不佩服绪源兄的涵养之深。名士风流，风流不一定就是狂放，沉静该是一种更高的境界，这也是我称许他为沪上名士的根由。
修持的沉静，不过是一时的感触，毕竟我们不是三天两头觌面，学问的沉静，才是我对他的长久的体悟，毕竟二十前年就有交往，毕竟我读他的书，不止三本五本，读他的文章更是无计其数。
跟我一样，他也是先创作，转而从事文学研究。说是一样，实则有质的不同，我是自知无创作之才，以研究学问遮丑蔽羞，他是舍通途而步艰险，志在引领一代之风骚。看他选取的两个研究方向，便知其心气之高，谋事之远。一是周作人研究，一是儿童文章理论研究。对周氏的研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便着手了。其时多少早已进入学问圈的人，仍在“鲁郭茅、巴老曹”里打转转，而他竟选定了这个有历史污点的知堂老人。三两年后，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了《解读周作人》，为该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如果说这样的选择，不过是要些前瞻的眼光，其第二个研究方向，即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就绝非我这个乡佬所思的了。
中国文学的惯例是，做不成什么就灭了什么，最亲切的例证该是我自己，写不成小说就批评小说，做不成学问就批评学问中人，依此惯例，绪源先生该是写不成儿童文学作品，再来做其理论研究，这才有些给点颜色看看的意思。然而据我所知，此道他似乎从未沾手。像我这样的愚人，什么事都要看了结果，才能悟出先前的蹊跷。其专著《儿童文学三大母题》出版这才几年，已成了儿童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权威学者。《翻书偶记》中就有一辑，肆意评述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名著，指指划划，很是潇洒，俨然此中大佬了。
如果说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心性契合，我们看到的景象则是，这位沪上名士，一面心如死灰地做着周作人研究，一个童心勃勃地做着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索，一老一小，一冷一热，多不搭调。而据他说，这两本著作是接连完成的，再看报刊上的文章，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竟无些许转换的艰窘。对他在这样两个互不相侔的领域之间，如此自在地游走，我在惊叹之馀，也不是没有一点疑惑。研究现代文学史，选定周作人，可说是不同流俗，独辟蹊径，选定儿童文学之研究，是不是受周氏之启迪，一如舒芜先生研究周氏，而最终拓展到妇女问题之研究？不必深究，只可说绪源先生的心性中，原本就有其稚纯可爱的一面。
不是故意要败谁的兴，实在是作恶多年，要改也难。过去每接到书，我都要说说自己的看法，眼下还没有糊涂到不知所云的地步，自然也就不能例外。实在说，看到书里有篇谈鲁迅先生《铸剑》的文章，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不是我对鲁迅有多大的成见，是我觉得，一个人怎么能既研究周作人，又研究鲁迅呢？（胡适与鲁迅亦同此理。）且从行文中能看出，一转入鲁迅研究，纵然是心解或新解，高雅如绪源先生，也就多少露出一些“鄙相”了。每要说半句什么不是，总要先铺垫一句怎样的高明。比如刚说了有的作家，“就是为着津津有味地讲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故事”，马上找补一句，“但鲁迅绝不是这样的作家”，好像鲁迅已然伟大到，连津津有味地讲述故事都不屑。明明鲁迅自己早就说过，他的《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已“从认真陷入油滑”；《铸剑》可说是这一倾向相当严重的一篇。影射顾颉刚，嘲讽徐志摩，绪源都点到了。好不容易鲁迅先生有这么个反省，该夸赞才是，而绪源偏要说，这篇小说“这样写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于自己、对于现实的许多深层的思考”。真不知这里有着怎样奇妙的逻辑关联。
说了这些，我能想象出，若是到了上海，在威海路上一个咖啡厅里，不管我怎样慷慨地陈述我上面的这些看法，好的，坏的，正的，反的，绪源呢，仍是那么笑眯眯地，定定地望着我。那一刻我真弄不清，是赞赏还是鄙夷，是修持还是客气，不过有一点敢肯定，跟这样一位名士过招，获胜的不一定是我，获益的肯定是我。
己丑岁末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