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媒体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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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媒体的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

日期：2012-02-09
   稿件来源：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2012年1月12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和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公共媒体的未来”（Future of Public Media）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国际饭店成功举办。副校长胡正荣到会致辞，并在晚宴中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Sebastian Wood）先生。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戴雨果（Hugo de Burgh）教授，英国广播公司（BBC）著名记者、主持人杰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英国杰出电视制作人保罗·杰克逊（Paul Jackson）和大卫·摩根斯坦（David Morgenstern）等英方与会者，北京市新闻办主任王惠、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经理张海潮、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杨华、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节目部主任许文广和我校杰出校友、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主持人白岩松等中方与会者先后发言，就公共新闻、记者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公共媒体与娱乐节目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会议第一场由北京市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惠女士主持，主题为“公共媒体的现在和未来：记者的角色——中英第一名嘴的对话”。对话人为BBC著名记者、主持人、BBC第二频道《新闻之夜》（Newsnight）节目主播杰瑞米·帕克斯曼和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主持人白岩松。两人就公共媒体理念下记者的角色，对两国和世界新闻时事的理解，以及如何促进两国记者和媒体人之间的交流合作，进行了精彩而深度的对话。

     会议第二场由副校长胡正荣教授主持，主题为“公共媒体新闻时事节目的生产”。对话人为杰瑞米·帕克斯曼、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杨华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经理张海潮。杰瑞米·帕克斯曼通过播放皇室婚礼和英国议会辩论等视频片段，向参会者介绍了BBC为代表的公共媒体在英国政治和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介绍了自己在BBC的记者生涯和职业原则。杨华副主任则以生动的“走基层”案例报道为重点，介绍了央视新闻部门在关注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方面所做出的可贵努力；与此同时，她还阐述了具体新闻工作中所面临的困扰和未来可行的变革理念。张海潮副总经理在回顾中国广电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电视节目模式化生产和全球交易等发展趋势，并对中英两国的节目合作与交流进行了展望。

      会议第三场和第四场将讨论范围从新闻扩展至娱乐等多类型的电视节目，主题为“‘公共媒体’的理念及节目生产”，由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戴雨果（Hugo de Burgh）教授主持。对话人为英国电视制
人保罗·杰克逊、大卫·摩根斯坦和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节目部主任许文广。
      保罗·杰克逊（Paul Jackson）是英国杰出电视制作人、前任英国ITV娱乐总监、前任BBC节目总监、两任皇家电视协会主席，现任Eyework制作公司总监。他简要回顾了英国电视的发展历史，并在这个脉络中分析了公共媒体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理念，及其与商业电视娱乐节目的异同。现任十星娱乐公司（10 Star Entertainment）节目研发部主任的大卫·摩根斯坦则以BBC的《舞动奇迹》（Strictly Come Dancing）为例，解释了公共媒体从服务公众、满足公众娱乐需求的角度，做好娱乐节目的原则和程式。中国方面，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节目部主任许文广介绍了央视一套在引进和创新娱乐节目样式方面的尝试与经验。以《墙来了》和《梦想合唱团》等为例，他认为，一个基于公共媒体的娱乐节目的成功既仰赖节目模式的普适性，也要契合本土审美的具体特征，并满足主旋律的基本伦理要求。
     主题发言后，与会的中英学者、业界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互动，就中英两国的制度差异、记者的角色和具体的事件报道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稍后的晚宴中，副校长胡正荣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Sebastian Wood）和参会的英方学者和业界专家，我校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吴敏苏、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龙耘和传播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张艳秋参加了会见。
     参加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和业界专家还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郭镇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新媒体所和国际所副所长吕岩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栾轶梅、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媒介中心曾荣等。中央电视台总编室、新闻中心、财经频道和综艺频道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一线从业者旁听了会议。中央电视台、我校电视台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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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略述



作者： 宋小卫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的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承续了两大发展趋向：一是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交叉互补日彰其势，传统的新闻学议题不断融入传播学者的视界与论域。与此同时，各种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亦引入新闻学人的省思和论证。二是新闻传播学的理念和思想逐步溢出学科的专业范围，渗透到更广泛的公共话语空间。各种新媒体、自媒体的发展不仅释放了公众的“新闻生产力”，也在更靠近普通个人表达体验的层面上激活了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和应用。概观本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略举其要者分述一二。

　　学科的建构和内省

　　今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出台（郑保卫等执笔），该报告阐释和论证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学科性质、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及主要研究领域，提出要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同我国经济社会战略发展的整体目标紧密结合，在增强国情意识的基础上，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突出学科重点，注意打破学科边界，体现学科交叉，同时努力扩大国际视野，提升国际性，努力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流派和学术范式。

　　对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反思，是当下中国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论题。有学者运用建构主义取向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新闻传播研究的自主性要求学者通过独立和反思性的研究，定义自身角色，承担道德和政治义务，以提出真问题、提供理解洞见的方式推动学科的知识积累，以此建构起与其他实践领域的合理关系（孙藜：《问题意识、知识生产与关系建构——关于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自主性的思考》）。也有学者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发展作了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的梳理，提出传播学“本土化”本质上是建立在与西方传播学“划清界限”的思想认识基础上的。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论”、“公共领域”等理论在国内被赋予了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理解。一些关于新闻学的研究话题已被“整合”为传播学的话题，最典型的就是传播真实性问题。在方法论上，除了实证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思维方式的结合（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新闻和传播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整理、理解和反思这一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建设的重大课题。有论者倡言，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新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和方法，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作出正确的回应。中国学界应更加积极地与全球视野中的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展开对话与合作，其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也应面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开放，在不同维度的交流中确立中国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童兵：《重构批判研究的理论视野——关于“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设想》）。有的论文着重探讨了马克思对20世纪西方传播学理论家及理论流派的影响。文章认为，尽管经验—功能主义理论在传播学中影响甚巨，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论工具尤其是其深刻的自省意识和彻底的批判精神，具有长远的生命力。以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符号学及文化研究等为代表的传播理论，在相互竞争的同时相互呼应，并根据传媒及文化实践的具体特点而有许多创新，这些创新大大拓展了传播研究的视野和空间（支庭荣：《传播逻辑中的人类自省——马克思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与影响》）。

　　一项有关“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考察释明，1949年之前，中共新闻工作“以俄为师”是有成效的；1950年代，党的地位变化了，担当的任务变化了，还“继续”了以往的“学习”，从而在“学什么”和“怎么学”这两个方面都值得反思（吴廷俊：《对“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考察》）。

　　涉外新闻传播研究

　　这一论域的学理探讨涵盖两个方向的内容：一是对国外尤其是西方传媒界国际传播活动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二是对国内新闻媒体跨国传播与外宣的知行研究，后者近年来已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最兴旺的学科增长点。本年度，有学者通过对国家形象及其相关概念的中西比较研究，提出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更多应从历史、文化、现实因素作出全方位考察。国际社会对于一国的认知不仅在于这个国家的传播者“说了什么”，更在于这个国家本身“做了什么”。而国家形象的主体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除了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媒体以外，各种商业组织（包括商业媒体）、NGO、公众等也都是国家形象的塑造主体，这些组织在塑造、传播国家形象方面的作用很多时候远大于政府（王祎：《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也有学者，如丁柏铨等，对世界政经新格局下如何重塑中国传播作了理论及操作层面的思考，陈汝东等从国家修辞角度对提升国家形象提出了一系列可行建议。

　　由克利福德•吉尔兹开创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路径，将目光聚焦于发现不同种类文化间的差异，并在了解差异的基础之上实现相互理解。该经典研究方法存在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是假设了全人类没有一个共通的认知共性，从而导致文化与认知之间相互循环论证的解释悖论。有研究者另辟蹊径，尝试结合近年来文化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的前沿成果，在发现人类认知共性的基础上，寻找跨文化传播中的共识，进而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核心问题（郭庆光、滕乐：《跨越文化寻求共识——从文化与认知的视角重新审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方式》）。值得提及的是，今年是加拿大知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诞辰一百周年，国内数家新闻传播学刊都发表了论文，对其学术生涯和传播思想予以介绍和品评。

　　新媒体（媒介）传播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媒介环境的变革，也为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平台。微博便是一个绝好的研究样本。本年度，一项关于微博价值本质的研究论证提出，“植入式嵌套”构成了微博价值发展的基本逻辑，它是解读微博价值本质及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从微博的产品功能开发、微博媒介的信息传播模式到微博对社会网络的深层拓展，可以清晰地次第呈现出网络微博的嵌套式发展逻辑，它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沟通和传播的模式，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变革亦将由此开启（喻国明：《嵌套性：一种关于微博价值本质的探讨》）。

　　在这样一个全媒体、开放性、多元化的环境下，新闻评论也表现出了许多新的变化与特点，有研究者将其归纳为：从单一渠道到多种渠道，全媒体平台拓展了新闻评论的表现形态；从单向传播到多级传播，开放式空间吸纳了空前庞大的意见表达群体。激烈竞争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设议程，多元化语境下不同观点激烈交锋，打造跨媒体、全方位、立体化的意见传播平台（涂光晋、吴惠凡：《表达•交流•争论•整合——新媒体时代新闻评论的变化与反思》）。

　　互联网的兴起为违法者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对法律的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网络等领域垄断看门人的替代责任问题，并依据三种不同的关系对替代责任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探讨（万柯：《网络等领域垄断看门人的替代责任》）。与此相关联，基于新媒体传播特征带来的舆情管理，也逐渐进入了学者视野。对微博实名制、谣言管理等都有大量文献涉及。

　　新闻传播的史学研究

　　相对而言，除了新闻侵权法研究之外，新闻传播的史学研究是国内新闻传播学最能积累进阶性共识的领域，也特别考较学人的沉潜功力。本年度有数项关于老子传播思想的研究分别考察、论述了“老子思想作为媒介批评的思想资源的可用性”（李红）、“老子思想中的媒介拟态环境批判意识及其治理之道”（谢清果、于宁）、“内向传播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谢清果）。还有学者探究了先秦古典舆论思想的“民本”与“轻言”的二元对立（韩运荣、刘晶），以及先秦诸子传播理论的普适性（贾奎林）。也有学者通过分析孔子“兴”、“观”、“群”、“怨”等诗的社会功能表述，提出中国古人“言者无罪”的政治理想是诗教传统的另一厚赐，今人理应光大其传统，推陈出新，将中国古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德理想落实到制度和实践层面（苏亦工：《试论中国诗教传统的社会批评功能：从言者无罪到表达自由》）。

　　战争与新闻传播的关系研究，近年来渐成传播学的焦点之一，然而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当代战争中媒体与各国政府和军界的关系，对早期同类主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有研究者专门考察了17世纪上半叶欧洲“30年战争”与荷兰、法国、英国、瑞典等欧洲重要国家早期报业发端的密切关联，研究焦点是这些报纸在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它们的新闻呈现方式（展江：《“30年战争”与欧洲报刊传播》）。这一段历史几乎仍被国内的新闻传播正史“省略不计”，然而其重要性却不应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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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我们时代的政治

作者： 王维佳　　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在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知识领地蕴含了影响众多当代政治问题的潜力，这就是信息传播。无论是对“平的世界”、“全球公民社会”这些总体历史状况的热情憧憬，还是对民主、平等、自由、公共性等现代政治议题的激烈辩论，无论是欢呼新经济和创意阶层的兴起，还是哀叹碎片化和功利性的“后现代状况”，我们都无法忽视媒体和传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对传播现象的认识本身就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然而，当代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很多潜在逻辑和冷战时代的知识遗产却常常制造理解这些传播现象的政治阻碍。一方面，以媒介为中心，以发展为确定前提的技术决定论和抽象经验主义拒绝将传播现象放在历史与权力关系中考察，由此搁置了任何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些追求普遍规律的媒介知识虽然不讨论政治，但是却一刻不停地给予政治。“威权对自由”、“国家对市场”等万能公式常常被不假思索地确立。例如，随着网络信息沟通的逐渐发达，近来时髦的新媒体研究常常乐于营造技术发展将带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乐观氛围，却忘了回答众多前提性的问题：都市中产阶级的媒介表达在特定文化意识背景下如何具有民主和进步的充分代表性？传播的“民主化”是否仅仅等于“国家”的退却？媒介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新型社会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是什么样的“政治”限制了理解传播的知识质量呢？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新出版的文集《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直接回应了这些普遍流行的传播观念。此书以丰富的经验材料和新颖的视角讨论了大量有关全球传播和中国传播的现实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信息传播业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更为我们探讨传播与当代政治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可能。

　　传播与“平”的政治

　　信息传播业从来就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分割，无论你说它带来了“大同”和“民主”，还是说它助长了舆论控制和战争毁灭。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一部远距离通讯和国际传播的发展史，既可以被书写成一部殖民扩张史和冷战史，也可以被书写成一部科技发展史和民主进步史。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更为人熟知的是后一种历史。

　　当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中想要向读者证明这个世界正在变“平”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共产党宣言》竟是颇为切题的论据。于是，一个全球自由市场的预言家竟大段引用了19世纪号召底层造反的革命宣言。然而，弗里德曼可能忘了，人类刚刚经历的20世纪历史几乎颠倒了《共产党宣言》的原始方案。在这段“极端的年代”中，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据阶级、民族、种族等可识别的身份组织起来的联合反抗并没有让马克思预想的，冲破所有空间和文化区隔的“无产阶级化”真正出现。而弗里德曼所欢呼的“个人解放”的大同年代正是在终止20世纪革命这一奇特的历史进程，并在文化上钳制任何重拾（再创造）这段历史遗产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开的。直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再次来袭，我们才发现20世纪反体制运动所针对的问题，在“平的世界”中一个个地重现了。

　　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曾经指出：“资本无止境的累积过程需要‘权力无边’的政治结构，能用不断增加权力来保护不断增加的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传播领域的变化显然至关重要，它不仅自身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产业，而且通过对舆论的塑造容纳了剥夺与抗争的权力消长。当我们回顾全球信息传播业在这段“平”的历史中的转变历程时，不难发现以“解除规制”和“自由市场”为口号的媒体变革实际上成为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实现国际资本力量重组这一“政治工程”的重要铺垫。

　　赵月枝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段历史。从1980年代开始，作为“平”的政治的重要工具，传播业在“市场化”的招牌下，出现了两个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构转变历程：

　　首先，在民族国家内部，各国传播业中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普遍衰落，资本逻辑的主要政治障碍被拆除。如果说私有化、为资本松绑和国家从公共服务领域中退出是1980年代以来司空见惯的政策潮流，那么各国大众传媒和电信业的转型则是这一潮流的直接体现。例如，公共或由国家严格管制下的商营广播电视曾被认为是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维护社会公益的“公共讲坛”。然而，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强调公共性的广播电视业与其他国有产业部门一起不断地被新兴的意识形态攻击，其中既有“市场竞争”、“自由高效”等经济上的说辞，也有“消费者至上”、“多样性选择”等文化上的鼓噪，在资本力量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推动下，一个传媒业的“市场化热潮”率先波及了几乎所有欧美国家。改革的具体形式是国家大幅削减对广播电视业的财政补贴,与此同时“放松管制”，即减少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并实行大规模兼并的障碍，让资本、广告和其他商业性收入支配传媒业的发展。

　　其次，传播领域内的权力重组绝不仅仅局限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迅速向全球蔓延，并改变了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从国际传播的治理体制来看，1980年代以来，商业贸易规则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理念代替了文化自主和多样性的民主诉求，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倡导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日渐式微，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则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构。这一轮治理体制调整的制度性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资本为导向的媒体体系的形成。这不仅体现在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等传媒巨无霸的崛起，还体现在各国的文化生产都开始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商业化的媒体生产方式在“本土形式”的伪装下扩散到全球各地。

　　数十年的改革之后，“独立性”、“专业主义”、“社会公益”、“公正准则”、“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这些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传媒业的金字招牌在商业大潮中一个个地褪色了。为资本松绑的传播政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兼并行动和全球性超级传媒王国，从而使传播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资源集中和垄断，击碎了名义上的市场竞争带来多元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许诺。

　　这场传播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化为全球范围内阶级力量的重组带来了双重效益，它不仅借着新技术和新经济的东风为资本增殖开拓了领地，更通过创造一个后现代的“单向度社会”，促进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营造出了缺乏政治想象力的保守文化氛围。赵月枝用“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来概括这一历史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概念揭示了“平的世界”这幅绚烂多彩的帷幔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极权般的新型统治制度。文化观念和所有权都高度统一的信息传播业不仅忙于制造都市消费者的无限需求和选择，忙于生产对“帝国”体制的赞美和承认，而且正以无与伦比的权力过滤和打压着另类的政治话语。当然，“帝国”理论是否能够将20世纪的政治遗产一笔勾销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崛起的特殊路径更是给这些“后现代”的政治方案出了难题。

　　传播与“接轨”的政治

　　在近几十年“全球化”的欢呼声中，我们常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那些遥远的离我们越来越近，而原本近在身边的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我们观赏“北京奥运开幕式”和“上海世博中国馆”中的国族史叙事时，竟发现数千年前的古老文化直接与当代的“同一个梦想”接驳，民族解放和大众革命的现代历程完全无法在这些盛大的展示中觅得一席之地。在空间上，全球都市中的金融讯息、明星趣闻和时尚潮流整天包围着“世界公民们”，而那些过去通过“民族国家”或“第三世界”的认同与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边缘社会群体现在却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只是“人道的”关怀和文化上的猎奇。

　　作为对“平”的积极肯定和呼应，“接轨”的观念渐渐植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知识精英的“政治无意识”当中。这不仅体现在他们集体性地对自身现代历史经验的遗忘和清理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特定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体制那种天真的“反历史”阐释上。

　　要了解新闻传播界的“接轨”意识，赵月枝对中国媒体1999年“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报道的话语分析是再精彩不过的例子。通过对“入世”前夕中国国内各种报纸的数百篇相关报道进行研究，作者发现这些新闻内容不但系统地抹去了中国长期缺席GATT/WTO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原因，而且边缘化了正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全球化抗议，并最终通过将城市富裕阶层的利益指代为“老百姓”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来拒绝对这一经济进程的复杂性进行客观呈现。作者敏锐地捕捉了“入世”这一词汇在中国都市中产阶级政治思维中的深刻含义，即“重新进入新世界，成为国际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部分”，而不再“游荡于黑暗之中”。在这样的接轨意识下，“入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实质经济影响当然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媒体也自觉地放弃了“专业主义”的平衡原则。

　　文化传播领域的“接轨”观念只有放在改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社会角色和文化意识变迁的脉络中才能透彻地理解。

　　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将原本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和“思想工作者”部分地转变为面向市场的文化商人和文化劳工。这一过程在1990年代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中达到高潮。媒体从国家获得的行政拨款越来越少，从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则越来越多，因而相应地建立了与利润最大化目标配套的内部激励机制、管理手段和劳动关系。这些运营方式的变化进而又使得国家的行政调解和思想动员能力进一步减弱。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占据天然优势的群体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先前为国家独占的公共传播资源。因此，这场改革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播资源的准私有化过程。

　　在中国经济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体制的疏离创造了他们与多种政治经济集团进行有机“接轨”的条件和可能性。那些既没有完全脱离国家保护，又顺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个“新体制”的传媒业者构成了中国社会一股越发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力量，逐渐形成可以影响日后中国政治经济进程和社会舆论的相对独立的“都市传媒知识分子群体”。

　　从文化意识转变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业者的第一个反应是摆脱“政治”和“阶级斗争”对传播活动的影响。在当时新闻界的讨论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一是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认识论，即对职业新闻实践的非政治性理解和对“专业性”的强调；二是都市职业传媒机构的独立自主始终被直接等同于社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进步。这在事实上创造了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取国家传播资源的道德基础。相对于传统媒体体制的“党性”理论，知识分子提出了媒体的“人民性”理论。但这一群体“代表人民”的合法性却被搁置不论。以此为基础，改革时代的传媒业者一直视自身为社会的公器。只要媒体脱离了国家体制就具有了天然的“公共性”，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在传媒业改革初期的文化意识中，国家体制常常被简化成一个指令性和束缚性的落后制度，因而这套体制中的所有思想元素几乎都被传媒业者所抛弃。由此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都市职业传媒机构“公共性”和“代表性”的宣称正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和“通讯员制度”等知识分子与基层的沟通机制逐渐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矛盾状况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城市改革出现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状况下，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审美”和社会知识上对抽象规律的探求一起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严肃社会问题的实质性与公共性讨论。与此同时，在令人目眩的商品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动员”下，这一群体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将“现代化”与源自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建立了等同关系，因而市场专业主义的新闻操作和媒体制度本身就被指认为现代的、先进的和民主的，这一点几乎用不着讨论了。

　　然而，如果按照“平”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蕴含了非常多的“不彻底”要素。国家在改革中并没有放弃媒体的所有权，媒体管理者仍然身兼国家干部的身份，各种舆论的调控和内容的规制也仍然受党政宣传机构的影响，商业价值和市民品味不时受到干预而难以彻底确立，市场新闻业的价值守则也常常被“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样的另类新闻理念挑战。这些状况与中国社会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转型一样，表明了中国的改革过程并没有采用“休克”式的“接轨”路径，而是保留了大量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并不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摸索前行。从思想文化上来说，这种不彻底的局面与“接轨”的政治无法共融，因而都市传媒业者对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满时时出现在网络，甚至报端。从政治经济上来说，国家所有权的保留对受惠于占有传播资源使用权和间接使用权的各种群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可能推进的发展转型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关系可能进行新一轮调整，整个社会的发展观念和文化政治在悄然发生变化。这自然对开放市场下的受益者及其有机知识分子造成了压力，并不断体现在大众传媒，特别是沿海都市传媒对各种新闻议题的选取和报道角度上。这些传播业的复杂状况和矛盾给我们时代的政治走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传播领域内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识将成为影响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问题，因而有充分的理由被列入知识分子公共讨论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单。

　　（原载：《读书》2011年12期）

来源：中华传媒网



　　在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知识领地蕴含了影响众多当代政治问题的潜力，这就是信息传播。无论是对“平的世界”、“全球公民社会”这些总体历史状况的热情憧憬，还是对民主、平等、自由、公共性等现代政治议题的激烈辩论，无论是欢呼新经济和创意阶层的兴起，还是哀叹碎片化和功利性的“后现代状况”，我们都无法忽视媒体和传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对传播现象的认识本身就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然而，当代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很多潜在逻辑和冷战时代的知识遗产却常常制造理解这些传播现象的政治阻碍。一方面，以媒介为中心，以发展为确定前提的技术决定论和抽象经验主义拒绝将传播现象放在历史与权力关系中考察，由此搁置了任何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些追求普遍规律的媒介知识虽然不讨论政治，但是却一刻不停地给予政治。“威权对自由”、“国家对市场”等万能公式常常被不假思索地确立。例如，随着网络信息沟通的逐渐发达，近来时髦的新媒体研究常常乐于营造技术发展将带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乐观氛围，却忘了回答众多前提性的问题：都市中产阶级的媒介表达在特定文化意识背景下如何具有民主和进步的充分代表性？传播的“民主化”是否仅仅等于“国家”的退却？媒介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新型社会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是什么样的“政治”限制了理解传播的知识质量呢？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新出版的文集《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直接回应了这些普遍流行的传播观念。此书以丰富的经验材料和新颖的视角讨论了大量有关全球传播和中国传播的现实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信息传播业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更为我们探讨传播与当代政治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可能。

　　传播与“平”的政治

　　信息传播业从来就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分割，无论你说它带来了“大同”和“民主”，还是说它助长了舆论控制和战争毁灭。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一部远距离通讯和国际传播的发展史，既可以被书写成一部殖民扩张史和冷战史，也可以被书写成一部科技发展史和民主进步史。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更为人熟知的是后一种历史。

　　当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中想要向读者证明这个世界正在变“平”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共产党宣言》竟是颇为切题的论据。于是，一个全球自由市场的预言家竟大段引用了19世纪号召底层造反的革命宣言。然而，弗里德曼可能忘了，人类刚刚经历的20世纪历史几乎颠倒了《共产党宣言》的原始方案。在这段“极端的年代”中，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据阶级、民族、种族等可识别的身份组织起来的联合反抗并没有让马克思预想的，冲破所有空间和文化区隔的“无产阶级化”真正出现。而弗里德曼所欢呼的“个人解放”的大同年代正是在终止20世纪革命这一奇特的历史进程，并在文化上钳制任何重拾（再创造）这段历史遗产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开的。直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再次来袭，我们才发现20世纪反体制运动所针对的问题，在“平的世界”中一个个地重现了。

　　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曾经指出：“资本无止境的累积过程需要‘权力无边’的政治结构，能用不断增加权力来保护不断增加的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传播领域的变化显然至关重要，它不仅自身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产业，而且通过对舆论的塑造容纳了剥夺与抗争的权力消长。当我们回顾全球信息传播业在这段“平”的历史中的转变历程时，不难发现以“解除规制”和“自由市场”为口号的媒体变革实际上成为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实现国际资本力量重组这一“政治工程”的重要铺垫。

　　赵月枝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段历史。从1980年代开始，作为“平”的政治的重要工具，传播业在“市场化”的招牌下，出现了两个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构转变历程：

　　首先，在民族国家内部，各国传播业中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普遍衰落，资本逻辑的主要政治障碍被拆除。如果说私有化、为资本松绑和国家从公共服务领域中退出是1980年代以来司空见惯的政策潮流，那么各国大众传媒和电信业的转型则是这一潮流的直接体现。例如，公共或由国家严格管制下的商营广播电视曾被认为是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维护社会公益的“公共讲坛”。然而，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强调公共性的广播电视业与其他国有产业部门一起不断地被新兴的意识形态攻击，其中既有“市场竞争”、“自由高效”等经济上的说辞，也有“消费者至上”、“多样性选择”等文化上的鼓噪，在资本力量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推动下，一个传媒业的“市场化热潮”率先波及了几乎所有欧美国家。改革的具体形式是国家大幅削减对广播电视业的财政补贴,与此同时“放松管制”，即减少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并实行大规模兼并的障碍，让资本、广告和其他商业性收入支配传媒业的发展。

　　其次，传播领域内的权力重组绝不仅仅局限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迅速向全球蔓延，并改变了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从国际传播的治理体制来看，1980年代以来，商业贸易规则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理念代替了文化自主和多样性的民主诉求，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倡导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日渐式微，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则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构。这一轮治理体制调整的制度性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资本为导向的媒体体系的形成。这不仅体现在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等传媒巨无霸的崛起，还体现在各国的文化生产都开始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商业化的媒体生产方式在“本土形式”的伪装下扩散到全球各地。

　　数十年的改革之后，“独立性”、“专业主义”、“社会公益”、“公正准则”、“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这些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传媒业的金字招牌在商业大潮中一个个地褪色了。为资本松绑的传播政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兼并行动和全球性超级传媒王国，从而使传播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资源集中和垄断，击碎了名义上的市场竞争带来多元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许诺。

　　这场传播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化为全球范围内阶级力量的重组带来了双重效益，它不仅借着新技术和新经济的东风为资本增殖开拓了领地，更通过创造一个后现代的“单向度社会”，促进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营造出了缺乏政治想象力的保守文化氛围。赵月枝用“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来概括这一历史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概念揭示了“平的世界”这幅绚烂多彩的帷幔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极权般的新型统治制度。文化观念和所有权都高度统一的信息传播业不仅忙于制造都市消费者的无限需求和选择，忙于生产对“帝国”体制的赞美和承认，而且正以无与伦比的权力过滤和打压着另类的政治话语。当然，“帝国”理论是否能够将20世纪的政治遗产一笔勾销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崛起的特殊路径更是给这些“后现代”的政治方案出了难题。

　　传播与“接轨”的政治

　　在近几十年“全球化”的欢呼声中，我们常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那些遥远的离我们越来越近，而原本近在身边的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我们观赏“北京奥运开幕式”和“上海世博中国馆”中的国族史叙事时，竟发现数千年前的古老文化直接与当代的“同一个梦想”接驳，民族解放和大众革命的现代历程完全无法在这些盛大的展示中觅得一席之地。在空间上，全球都市中的金融讯息、明星趣闻和时尚潮流整天包围着“世界公民们”，而那些过去通过“民族国家”或“第三世界”的认同与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边缘社会群体现在却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只是“人道的”关怀和文化上的猎奇。

　　作为对“平”的积极肯定和呼应，“接轨”的观念渐渐植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知识精英的“政治无意识”当中。这不仅体现在他们集体性地对自身现代历史经验的遗忘和清理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特定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体制那种天真的“反历史”阐释上。

　　要了解新闻传播界的“接轨”意识，赵月枝对中国媒体1999年“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报道的话语分析是再精彩不过的例子。通过对“入世”前夕中国国内各种报纸的数百篇相关报道进行研究，作者发现这些新闻内容不但系统地抹去了中国长期缺席GATT/WTO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原因，而且边缘化了正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全球化抗议，并最终通过将城市富裕阶层的利益指代为“老百姓”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来拒绝对这一经济进程的复杂性进行客观呈现。作者敏锐地捕捉了“入世”这一词汇在中国都市中产阶级政治思维中的深刻含义，即“重新进入新世界，成为国际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部分”，而不再“游荡于黑暗之中”。在这样的接轨意识下，“入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实质经济影响当然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媒体也自觉地放弃了“专业主义”的平衡原则。

　　文化传播领域的“接轨”观念只有放在改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社会角色和文化意识变迁的脉络中才能透彻地理解。

　　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将原本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和“思想工作者”部分地转变为面向市场的文化商人和文化劳工。这一过程在1990年代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中达到高潮。媒体从国家获得的行政拨款越来越少，从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则越来越多，因而相应地建立了与利润最大化目标配套的内部激励机制、管理手段和劳动关系。这些运营方式的变化进而又使得国家的行政调解和思想动员能力进一步减弱。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占据天然优势的群体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先前为国家独占的公共传播资源。因此，这场改革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播资源的准私有化过程。

　　在中国经济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体制的疏离创造了他们与多种政治经济集团进行有机“接轨”的条件和可能性。那些既没有完全脱离国家保护，又顺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个“新体制”的传媒业者构成了中国社会一股越发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力量，逐渐形成可以影响日后中国政治经济进程和社会舆论的相对独立的“都市传媒知识分子群体”。

　　从文化意识转变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业者的第一个反应是摆脱“政治”和“阶级斗争”对传播活动的影响。在当时新闻界的讨论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一是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认识论，即对职业新闻实践的非政治性理解和对“专业性”的强调；二是都市职业传媒机构的独立自主始终被直接等同于社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进步。这在事实上创造了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取国家传播资源的道德基础。相对于传统媒体体制的“党性”理论，知识分子提出了媒体的“人民性”理论。但这一群体“代表人民”的合法性却被搁置不论。以此为基础，改革时代的传媒业者一直视自身为社会的公器。只要媒体脱离了国家体制就具有了天然的“公共性”，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在传媒业改革初期的文化意识中，国家体制常常被简化成一个指令性和束缚性的落后制度，因而这套体制中的所有思想元素几乎都被传媒业者所抛弃。由此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都市职业传媒机构“公共性”和“代表性”的宣称正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和“通讯员制度”等知识分子与基层的沟通机制逐渐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矛盾状况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城市改革出现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状况下，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审美”和社会知识上对抽象规律的探求一起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严肃社会问题的实质性与公共性讨论。与此同时，在令人目眩的商品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动员”下，这一群体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将“现代化”与源自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建立了等同关系，因而市场专业主义的新闻操作和媒体制度本身就被指认为现代的、先进的和民主的，这一点几乎用不着讨论了。

　　然而，如果按照“平”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蕴含了非常多的“不彻底”要素。国家在改革中并没有放弃媒体的所有权，媒体管理者仍然身兼国家干部的身份，各种舆论的调控和内容的规制也仍然受党政宣传机构的影响，商业价值和市民品味不时受到干预而难以彻底确立，市场新闻业的价值守则也常常被“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样的另类新闻理念挑战。这些状况与中国社会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转型一样，表明了中国的改革过程并没有采用“休克”式的“接轨”路径，而是保留了大量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并不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摸索前行。从思想文化上来说，这种不彻底的局面与“接轨”的政治无法共融，因而都市传媒业者对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满时时出现在网络，甚至报端。从政治经济上来说，国家所有权的保留对受惠于占有传播资源使用权和间接使用权的各种群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可能推进的发展转型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关系可能进行新一轮调整，整个社会的发展观念和文化政治在悄然发生变化。这自然对开放市场下的受益者及其有机知识分子造成了压力，并不断体现在大众传媒，特别是沿海都市传媒对各种新闻议题的选取和报道角度上。这些传播业的复杂状况和矛盾给我们时代的政治走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传播领域内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识将成为影响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问题，因而有充分的理由被列入知识分子公共讨论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单。

　　（原载：《读书》2011年12期）